旅客

    “是的，生活比我们高明，”作家感叹道，把别着俄国烟卷的硬纸板烟嘴在他的烟盒盖上磕了磕，“生活随便一想，便是精彩的构思！我们怎么能和生活这位女神相比？她写出的作品是无法翻译的，讲不清道不明的。”

    “作家有版权，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评论家微微一笑说。他是个谦虚的近视眼男人，细长的指头动来动去，不得安闲。

    “我们的最后一招就是瞎编，”作家继续说，心不在焉地把一根火柴扔进评论家喝空了的酒杯中，“我们对生活女神的创作，充其量只能像电影制片人改编名著那样。制片人需要女仆星期六晚上不觉得寂寞无聊，就把原著改得面目全非。他把原著从头至尾来个彻底分解，弄出几百个镜头，再加进些他自己编造的新人物和新事件——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既要影片娱乐大众，又要影片符合经典传统，二者要结合得顺顺当当，天衣无缝。一开始好人受难，到头来恶有恶报。最要紧的是收尾，既要出人意料，又要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作家也正是这样，把生活本身的情况按我们自己的需要加以改变，好歹不违常理、来点艺术加工就行。我们的这种抄袭品淡而无味，于是就千方百计地添油加醋。我们认为生活女神的表演过于动荡，变化太快，因而她的天才手笔显得过于凌乱。我们一味迁就读者，从生活女神挥洒自如的长篇小说中截来一点点小故事，精雕细琢后让学童们看。说到这一点，请允许我给你透露一桩亲身经历。

    “那一次我碰巧坐在一列特快的卧铺车里旅行。我喜欢在旅途中晃晃悠悠入睡的感觉：铺位上凉飕飕的被单，车一开，车站上的灯缓缓移过，好像为你送行，最后消失在黑沉沉的车窗玻璃后面。我记得当时我头顶上的那个铺没睡人，我为此心中大喜。我脱去衣服，仰面躺下，双手交叉枕在脑后。卧铺被单里装的是统一的标准毛毯，比较单薄，和旅馆里蓬松的羽绒被比起来，倒别有情致。我想了一会儿自己的事——当时正在苦恼地酝酿一部短篇小说，讲的是火车上清洁女工的生活——然后关上灯，很快睡着了。讲到这里，让我用一种写作技巧。这种技巧在某一类短篇小说中经常出现，已令人生厌了，我的这篇小说很有可能就属于此类小说。技巧是这样的——老法子，你肯定非常熟悉：‘半夜时分，我突然醒来。’不过接下来的内容要比陈词老调强一些。我醒来看见了一只脚。”

    “请再说一遍，看见了什么？”谦虚的评论家打断作家的话，身子前倾，竖起一根指头。

    “我看见了一只脚，”作家又说了一遍，“这时小隔间里的灯亮了。列车到了某个车站，停了下来。那是一只男人的脚，一只相当大的脚，穿着一只质地很差的短袜，青灰色的脚趾甲在袜子上戳了一个洞。这只脚牢固地踩在上铺上床梯子的一阶上，近近地冲着我的脸。脚的主人因我头顶上的铺位遮挡，我看不见他，他正在使出最后一把劲往铺架上爬。我有充裕的时间，便仔细观察这只穿着灰底黑格短袜的脚，还有短袜上面的半截小腿：结实的腿肚子一侧是紫罗兰色的吊袜带，稀稀落落的腿毛从长衬裤的网眼里脏兮兮地钻出来。总而言之，这是半截极不雅观的肢体。我还在看着，只见那只脚突然绷紧，那根坚韧的大脚趾动了一两下，然后那半截腿一使劲整个儿腾空而起，总算从我眼前移开了。我头顶上传来哼哼声，还有吸鼻子声，听这动静可以得出结论：此人准备睡觉了。灯熄了，片刻后列车猛地一冲开动了。

    “我不知道如何给你讲那半截腿，只能说它让我看得极不舒服，胸口发堵。像条使劲蠕动的花斑小爬虫。我发现我心神难定，因为我对此人的了解只有那半截很不雅观的小腿。他的形体，他的面孔，我还根本没见着。他睡的上铺，本来在我头顶上形成一个黑沉沉的低矮天棚，现在似乎更低下来一些，我几乎感受到它沉沉的分量了。我竭力想象我这位夜间的同行车友长什么模样，但不论怎么使劲地想，能想出的一个成形的东西就是那片惹眼的脚趾甲，把短袜的毛线顶出个洞，露出珍珠母贝那般的青灰色光泽。按常理论，这样的鸡毛蒜皮竟然惹得我烦，似乎很奇怪。但我反过来问一下，每一位作家难道不恰恰都是招惹鸡毛蒜皮的人吗？不管怎么说，我横竖睡不着。我一直在听——我这个未曾谋面的同路人开始打呼噜了没有？他好像没有打呼噜，而是在呻吟。当然啦，大家都知道，夜间车轮辗过铁轨的响声会引发听力幻觉。但我还是摆脱不了这样的印象：从我头顶传来的声音不同寻常。我胳膊肘支着身子坐起来一点。上面的声音变得比较清晰了。原来睡在上铺的那人在呜呜咽咽地哭。”

    “那是怎么回事？”评论家打断他的话，“呜呜咽咽地哭？我明白了。请原谅——我刚才没听清。”评论家双手重新落到膝盖上，头一歪，继续听作家往下讲。

    “对，他在呜呜咽咽地哭，还哭得蛮厉害，噎得他喘不过气来。呼出一口气时老发一声响，仿佛一口气喝下一夸脱水一般。随后便是闭着嘴一抽一抽地哭，抽得还相当快——像是学母鸡咯咯叫，好难听。然后重新吸气，又呼出来，发出短促的呜呜咽咽声——带着哈气的声响，由此判断，他这时的嘴是张着的。所有这些响声都产生在车轮滚动引发的晃荡之中，颇像一截摇摇晃晃的楼梯，那人呜呜咽咽的哭声就沿着这截楼梯上上下下。我一动不动地躺着听——无意间感到黑暗中我的脸色特别难看，因为听一个陌生人哭总归不好意思。不过我提醒你注意，我这是身不由己；我和他同乘一辆什么也不管、只顾自己奔驰的火车，又共用同一个两铺位的隔间，这个事实把我和他捆在了一起。他哭泣不止，使劲地哭，可怕的哭声一直陪伴着我。我们两个——我在下铺听，他在上铺哭——以每小时八十公里的速度同时奔向夜色中的远方，只有列车出了意外事故才有可能中断我们这种身不由己的联系。

    “过了一会儿，他好像不哭了，可是我刚刚要睡着时，他的哭声又大了起来，我甚至好像听见他还说了几句迷迷糊糊的话，声音低沉得好像从肚子里发出一般，中间还夹着几声一惊一抽的叹息。他又没动静了，只抽了几下鼻子。我闭眼躺着，想象中又看见了他那只穿着格子短袜的烦人的脚。不知怎么的，我还是设法睡着了。五点半时列车员一扭门把，打开隔间门叫我。我坐在床上——每过一分钟我的头就碰一下上铺的床沿——匆匆穿好衣服。在拿着包走出隔间进入过道之前，我回头往上铺看了看，但那人背朝我躺着，头蒙在毯子里。过道里已是清晨，太阳刚刚升起，列车的蓝色侧影掠过草地，掠过树丛，沿着斜坡蜿蜒而上，穿过枝叶摇曳的白桦林。一块农田里有一个椭圆形的小水塘，闪着耀眼的波光，随后渐渐变窄，变小，变成一条银色缝隙。随着一阵快速的哗哗响声，列车驶过了一幢农舍，路的尽头从一扇横在它前面的大门底下钻了进去。接着又是数不清的白桦树，枝叶摇曳，带着太阳晒黑的斑点，像一排栅栏，看得人发晕。

    “过道里除了我还有别人，有两位女士，还没睡醒的脸上马马虎虎化了点妆，一个小老头，戴着仿麂皮手套，头上一顶旅行便帽。我讨厌早起，对我而言，世上最迷人的清晨也代替不了上午几小时的酣睡。所以当那位老先生问我是不是也要到站下车时，我只冷冷地点点头，再无下文。他说的站是一个大镇，十分钟或十五分钟后我们都在该站下车。

    “白桦林突然消失了，五六幢小房子从一个小山包上倾泻下来，其中有几幢下来得太快，差点没钻到车轮底下去。接着是一座巨大的紫红色工厂大步跨了过去，厂房的玻璃窗忽闪而过。一幅十码高的广告画，上面有个人拿着巧克力向我们打招呼。又是一座工厂，明亮的窗玻璃，还有烟囱。长话短说，眼前是接近大城市时常见的景象。可是突然之间，列车痉挛一般地刹起车来，停在了一个荒凉偏僻的小站上，这叫我们大感意外。这种小站只供临时停车用，特快列车好像不在这里停车的。我发现还有出人意料的事，三四名警察早已守候在站台上。我放下一扇车窗，探头张望。‘请关上车窗。’警察中的一位很有礼貌地说。过道里的旅客显得惶惶不安。一位列车员从我身边走过，我便问他是怎么回事。‘车上有个罪犯。’他答道，接着又略加说明，说就在我们半夜停车的那个镇上，前半夜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一个丈夫因妻子不忠，枪杀了她和她的情夫。两位女士连声惊呼，那位老先生连连摇头。过道里进来了两名警察和一名警探，这警探长着红脸蛋，胖身材，头戴圆顶礼帽，像个书商模样。他们叫我返回自己的铺位。两名警察守在过道里，警探挨房搜查。我拿出护照给他看。他那双棕红色的眼睛在我脸上来回一扫，就把护照还给了我。我们，就是我和警探，站在狭窄的隔间里，上铺躺着一个毛毯裹身的黑身影，像一只茧。‘你可以走了。’警探对我说道，说着朝上铺的昏暗处一伸胳膊：‘请出示证件。’毛毯裹身的那人还在打鼾。我走到车门口故意停了停，这时仍能听见那人的鼾声，好像也能听出他夜里的哭声还如游丝一般响在鼾声中。‘请醒醒。’警探提高嗓门说，说着非常专业地一把抓住睡觉之人脖颈处的毛毯边扯了扯。那人动了动，却继续打鼾。警探摇摇他的肩膀。这么叫还叫不醒，倒也烦人。我掉头看着过道对面的车窗，却是视而不见，一门心思地听隔间里发生的动静。

    “你想想看，我绝对没听到任何异乎寻常的事情。那个睡在上铺的人半睡半醒地咕哝了几句，警探明确地要看他的护照，又明确地说了感谢配合的话，然后出门到了另一个隔间。这就完啦。不过想想看——当然是按作家的意见来想了——假如这个脚不雅观、哭哭啼啼的旅客被证实是个杀人犯的话，那该会多么美妙啊。他淌了一夜的眼泪也能有个美妙的解释了。更有甚者，这事前前后后能巧妙地套入我夜间旅行的框架中，一个短篇小说的框架也就搭起来了。然而，生活的构思，生活这位作者的构思，总是比我们高明一百倍，这件事上如此，别的事上一概如此。”

    作家叹口气，不说话了，咂巴他的烟卷。烟早就灭了，这会儿咬在嘴里让唾液全弄湿了。评论家体贴地看着他。

    “你实话实说，”作家又开始说起来，“刚才就在我开始提到警察和意外停车的那一刻，你就断定那个呜咽的旅客是罪犯吧？”

    “我了解你的手法，”评论家说，用手指尖戳了戳对方的肩膀，做了个他独有的手势，顺势收回手来，“假如你在写一个侦探小说，你笔下的坏人真相大白时肯定不是书中人物谁也不曾怀疑的人，而是书中人物个个从一开始就怀疑起来的人，这样就把有经验的读者愚弄一番，因为有经验的读者习惯于坏人到头来不是摆在明处的那一个。我非常清楚，你喜欢用最自然的结局创造出乎读者期待的效果。但你不可迷于此道。生活中有许多偶然之事，也有许多奇特之事。词语本身具有崇高的权利，可以提高事情的偶然性，也可以对并不意外的事情进行超验性的加工。根据你刚才所讲的这件事，加上偶然性的舞姿，把你那位旅途同行人变成杀人犯，那你就能创作出一篇非常圆满的短篇小说来。”

    作家又叹了口气。

    “对，对，我也这么想过。我还可以添几处细节。我可以暗示那人对妻子爱得非常热烈。要编，各种花样都编得出来了。麻烦的是，我们摸不着生活的底——也许生活想的完全是另一码事，比我们所想更微妙，更深刻。还有个麻烦是我当初不知道，今后也永远不会知道，那旅客为什么要哭。”

    “我来为词语说句公道话，”评论家轻轻说道，“你是写小说的作家，至少可以想出个精彩办法：你笔下的人物在哭，也许是因为他在车站上丢了钱包。我曾经认识这么一个人，一个长相威武的男子汉，牙痛起来经常哭，甚至连嚎带叫。别，别，谢谢——别给我再斟啦。我喝够了，足够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