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铃声

    他和她在彼得堡分开后，七年过去了。上帝啊，想当年尼古拉耶夫斯基火车站快要挤爆了！别站得太近，火车马上要开了。看看，说走就走了，再见，最亲爱的……她在一旁跟着车走，又高又瘦，穿着雨衣，脖子上围着一条黑白相间的围巾，缓缓移动的人流把她挤到后面去了。他是刚入伍的红军新兵，正赶上内战，既不情愿，也不知如何是好。后来，一个美丽的夜晚，在草原蟋蟀得意的狂鸣声中，他投奔了白军。一年之后，一九二○年，离开俄国前不久，在雅尔塔一条叫钱纳亚的陡峭石子街上，他意外碰上了在莫斯科当律师的舅舅。对呀，有消息——有两封信。她要去德国了，已经拿到了护照。你看上去气色不错，年轻人。最后，俄国放了他——据有些人说，让他永久休假。在此之前，俄国花了好长时间要留住他。他慢慢移动，从北方到了南方。俄国还是想尽量控制住他，一路占领了特维尔、哈尔科夫、别尔哥罗德，还有各种各样有趣的小村庄，但并没奏效。俄国为他留了最后一手，一份最后的礼物——克里米亚，可是就连这一招也不灵。他最终还是走了。上船后他结识了一个英国年轻人，是个快乐的小伙子，也是个运动员，此行要去非洲。

    尼古拉去了非洲，去了意大利，出于某种原因，还去了加那利群岛，然后又回到非洲，在海外军团里干了一阵。起初他经常想起她，后来就想得很少了，再后来又想得多了，而且想得更勤了。她的第二任丈夫金德是个德国实业家，战争期间死了。他生前在柏林有一处相当好的房子，尼古拉便觉得她在柏林绝无挨饿之忧。可是时间过得多快啊！……真的整整七年过去了吗？

    这七年来他长得更加结实了，也变得更加粗野了。断了一个食指，学会了两门外语——意大利语和英语。眼睛的颜色变得淡些了，眼神也率直了，这都是因为他脸上均匀地盖了一层风吹日晒的乡土颜色。他抽上了烟斗。他从前走路总和腿短的人一样步子沉重，如今走路带上了明显的节奏。他身上有一样东西一点没变，那就是他的笑声，笑起来又是说俏皮话，又是眨巴眼睛。

    他最后决定放弃一切不慌不忙去柏林时，摇着头轻轻笑了好久。有一次，在意大利某个地方，他注意到一个报摊上有份柏林出版的俄国流亡者报纸。他便给该报写了一封信，要求登一则寻人告示：某某找某某。他没有收到答复。他顺便去游科西嘉岛，碰见一个俄国同胞，是资深老记者格鲁舍夫斯基，正要去柏林。请你代我打听打听，也许你会找到她。就说我还活着，身体也好……不过这条线上也没传来任何消息。现在到了他攻占柏林的时候了，人到了那儿，寻找起来就比较简单。他费了不少周折才拿到德国签证，钱也快用完了。唉，也罢，总有办法到那里的……

    他果真到了柏林。出了站来到站前广场上，穿一件军用防水短大衣，戴一顶花格子便帽，矮个子，宽肩膀，嘴里叼着烟斗，那只没断指头的手里提着一个破破烂烂的小提箱。他停住脚步，欣赏一个宝石般闪烁的霓虹灯广告，只见它穿过夜色缓缓闪来，然后消失了，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开始闪现。他在一家廉价旅馆的简易客房里度过了一个糟糕的夜晚，心里老想着如何开始找她。住址查询处、那家俄文报纸的办公室……已经七年了。她肯定真的变老了。真该死，等了那么久！本该早点来的。可是，唉，这些年来，满世界转悠，浪迹天涯，干了多少没有名堂的廉价工作；多少机会，遇上了，失去了；还有获得自由的激动，他曾在童年梦想过的自由！纯粹是杰克·伦敦的经历……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城市，一张有惹人发痒之嫌的羽绒床，迟来的有轨电车发出的刺耳刹车声。他摸出火柴，习惯性地用半截残指开始往烟斗里压柔软的烟丝。

    要是像他这样旅行，人就会忘了日期。去过的地方会把日期排挤出去。早上，尼古拉出门，打算去警察局，只见家家商店都拉下了栅栏门。原来今天是讨厌的星期日。那么住址查询处和报馆也都是关门闭户。时值晚秋，秋风萧瑟，街心花园里开着紫菀花，天空一片纯白，黄色的树木，黄色的电车，潮湿的出租车喇叭如低沉的雁鸣。一想到自己现在就和她在同一个城市里，一阵激动传遍了他的全身。在一家出租车司机酒吧，他掏出一枚五十芬尼的硬币买了一杯波尔多葡萄酒。这酒下到空腹中，产生了舒适的感觉。街上不时零星地传来俄语的交谈声：“……skolko raz ya tebe govorila……”（“……给你说过多少遍了……”）几个当地人走过去后，又传来几句俄语：“……他很想卖给我，可我，直说了吧……”他听得兴奋，咯咯笑起来，抽完每一斗烟的时间也比平时快得多。“……好像都走了，不过现在格里沙也跟着倒霉了……”他想如果再过来一对俄国人，就走上前去，彬彬有礼地问：“你们可曾认识奥尔加·金德？原是卡尔斯基女伯爵。”在这块像是俄国偏远省份的小地方，俄国人肯定都互相认识。

    已是傍晚时分，暮色中一缕橘黄色的光映满了一家大商场的玻璃橱窗。在一户人家正门一侧，尼古拉注意到一块白色的小招牌，上面写着：“牙医伊·斯·魏纳，来自彼得格勒。”蓦然一段往事涌上心头，真像火一般烫了他一下。我们这位可爱的朋友在这里都快站朽了，必须离开。窗户里头，牙医的酷刑椅正前方嵌着几幅玻璃照片，照的是瑞士风景……窗户朝着莫伊卡街。请漱口。魏纳医生，这位平易近人的胖老头儿，穿着白大褂，戴着锃亮的眼镜，把他那些叮当作响的医疗器具分类摆好。她当年经常去他那儿看牙，他的几位表亲也常去。这几位表亲要是为这样那样的事情吵起来，还拿“是不是想找魏纳”相威胁，意思是要打掉对方几颗牙。尼古拉在门前沉吟片刻，正要按门铃，忽然记起今天是星期日。他又考虑了一下，还是按了门铃。他上了一段台阶，这时一个女仆开了门。“别上来，今天医生不看病。”“我的牙没病，”尼古拉的德语实在差，“魏纳医生是我的老朋友。我姓加拉托夫——他肯定记得我……”“那我这就去禀报。”女仆答道。

    过了一阵儿，一位身穿盘花扣平绒夹克的中年男子走了出来。他面色像胡萝卜一般红润，似乎待人极其亲切。高高兴兴打过招呼后，他又用俄语说道：“不过我记不起你来了——想必搞错了吧。”尼古拉看看他，致歉道：“怕是搞错了。我也记不起你了。我原本想找革命前住在莫伊卡大街上的魏纳医生，结果找错人了。对不起。”

    “噢，那肯定是一位和我同姓的人。这是个很普通的姓。我那时住在扎戈罗德尼大街。”

    “当年我们看牙都找他，”尼古拉解释道，“所以我以为……你看看，我这次来是想寻访一位女士——一位金德太太，金德是她第二任丈夫的姓……”

    魏纳咬住嘴唇，神情专注地扭头思索，然后回复他，说：“稍等片刻……我好像记起来了。我好像记起了一位姓金德的太太，她前不久来我这里看牙，我有些印象——我们马上会查清楚。请移步去我的诊室。”

    诊室在尼古拉的视野中仍然一片模糊。魏纳医生俯身查看他的约见登记簿，尼古拉实在无法从他光得不能再光的秃头上移开目光。

    “我们马上会查清楚，”他又说一遍，指头飞快地翻着登记簿，“就一分钟，我们马上会查清楚。我们马上……有了，金德太太。镶金牙，还做了其他治疗——具体是什么治疗，我看不清楚，有一团污渍遮住了。”

    “她的本名和父名呢？”尼古拉急切地往桌前一靠，袖口差点儿碰翻了墨水瓶。

    “这儿也写着，叫奥尔加·基里洛夫娜。”

    “对。”尼古拉长舒一口气说。

    “地址是普兰纳大街五十九号，巴布先生转交，”魏纳咂巴着嘴说，将地址飞快地抄到另一张纸上，“从这里数，第二条街便是。地址你拿上。非常高兴为你效劳。她是你家亲戚吗？”

    “是我母亲。”尼古拉答道。

    从牙医诊所出来，他稍稍加快步伐前行。这么容易就找到了她，他觉得惊奇，简直像用扑克牌变了个戏法一般。此行来柏林，他倒是从未想过她有可能早已去世，也有可能迁居其他城市，但奇迹竟然出现了。魏纳竟然是另外一个魏纳——然而殊途同归。多美的城市，多美的雨！（珍珠般的蒙蒙秋雨像是说着悄悄话落下来，大街小巷一片昏暗。）她会怎样迎接他呢——是亲切，还是悲伤？要么是平平静静？小时候她不曾惯着他。我弹钢琴时你不许在客厅里乱跑。长大后他越来越觉得她对他没有多大用处。现在他竭力想象她的面容，可是头脑里总是顽固地拒绝出现具体的模样，他甚至不能把他脑中的信息收集起来形成一个活生生的可见形象：高挑瘦长的身材，四肢看似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一头黑发，两鬓有几缕灰白，苍白的大嘴，最后一次见面时穿的一件旧雨衣。疲惫痛苦的表情，好像是一位上了岁数的老太太。这样的表情似乎一直挂在她脸上——甚至在他父亲去世之前就挂在那儿。他父亲是海军上将加拉托夫，革命前不久开枪自尽了。到五十一号了，再过八幢房子就到了。

    突然间他发现自己不安起来，关键时刻如此这般，真说不过去。这一次的不安和从前的不安相比，厉害得多。从前的不安，举个例子，有一回他第一次把自己大汗淋漓的身体紧贴在一面峭壁上，举枪瞄准旋风般冲杀过来的骑兵，那是个骑在一匹阿拉伯骏马上的白衣凶神。没等走到五十九号，他便停了下来，掏出烟斗和皮烟袋，缓缓地、仔细地装上一斗烟，没有掉落一根烟丝。然后划亮火柴，伸手掬住火焰，吸了一口，望着点燃的烟丝拱起来，这才咽下一口甜滋滋的、刺得舌头发麻的烟。然后他小心地吐出那口烟来，迈开坚实的、不慌不忙的步子，朝房子走去。

    楼梯太暗，绊了他两次。在一团漆黑中他走到二楼转弯平台处，划着一根火柴，照亮一块镀金的牌子。名字不对。又往上找，过了好几块牌子后才找到“巴布”这个奇怪的名字。小火苗烧到了手指上，熄灭了。上帝啊，我的心怦怦乱跳……他在黑暗中摸到了门铃，按响了它。这时他取下咬在嘴里的烟斗，等待开门，感到一丝痛苦的微笑撕开了自己的嘴。

    这时门锁和门闩发出一声混合的响动，门突然打开，像是被一股大风猛地吹开一般。前厅和楼梯里一样昏暗，昏暗中飘来一个响亮而又欢快的声音。“全楼的灯都灭了——eto oozhas，(1)真叫人害怕。”尼古拉马上注意到那一声“oo”加重了语气，拖得很长。在这一声的基础上，他脑中立刻重现了那个站在门道里的人，连最细微的特征也能感觉出来，尽管那人还隐在黑暗之中。

    “说得是，啥也看不见。”他笑着说道，迎上前去。

    她叫了一声，好像被一只结实的手击了一掌。他在黑暗中找到了她的双臂、她的双肩，又撞上了什么东西（大概是伞架）。“不，不，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她一边后退，一边急急地重复着。

    “别动，妈妈，就一会儿。”他说着又撞上了什么东西（这次是半开的前门，砰的一声狠狠关上了）。

    “这不可能……尼基，尼基——”

    他吻她的脸颊，吻她的头发，乱吻一气，摸到哪里就吻哪里。黑暗中什么也看不清，但他凭着某种内心之眼看清了她的全部，从头到脚趾。她身上只有一样东西发生了变化（连这点新变化也意外地使他想起了遥远的童年，那时她还常弹钢琴）：她身上散发出强烈的高级香水味——仿佛中断了的这些年没有存在过一般，仿佛他的青少年时代和她守寡的岁月都没有存在过一般。她守寡后就再也不用香水了，人也因悲伤而憔悴下去。现在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他仿佛不再浪迹天涯，一下子回到了童年……“果然是你。你回来了。你果真在我眼前。”她念叨着，把柔软的嘴唇贴在他身上，“回来就好……事情本该如此……”

    “难道哪儿都没灯吗？”尼古拉开心地问。

    她打开一道内门，激动地说：“有灯，往里走。我在那边点了蜡烛。”

    “好，让我好好看看你。”他说着，走进了摇曳的烛光中，贪婪地看着他的母亲。她的一头黑发变成了干草一般的浅色。

    “唉，难道你认不出我了？”她焦急地喘着气问，接着连忙又说：“别这么盯着我看。快把近况全讲给我听！瞧你晒得多黑……我的天啊！讲啊，一桩一件全讲给我听！”

    好一头金色短发……她的脸本是精心化过妆的，这时一滴泪水流淌下来，湿湿的印迹一路吞食了红润的胭脂，打湿了涂上睫毛膏的睫毛，扑在鼻子两侧的粉也变成了紫罗兰色。她穿一件蓝得发亮的高领连衣裙，全身上下都显得那么陌生，令人害怕，令人不安。

    “妈妈，你莫非在等客人？”尼古拉察言观色，问道。接下来实在不知说什么好，便起劲地脱下了大衣。

    她离开他，朝桌子走去。桌子上已经摆好了饭菜，餐具在半暗的烛光下闪着星星点点的光。然后她又转了回来，机械地照了照黑影绰绰的镜子。

    “多少年过去了……我的天！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噢，对了，今晚我是有朋友要来。我让他们别来就是了。我这就打电话过去。就说我有事情。千万不能让他们来……啊，上帝……”

    她紧紧贴在他身上，深情地抚摸他，想真正确认是不是他。

    “镇静，妈妈，你这是怎么啦？这就太过激动了。我们找个地方坐下。ment vas-tu？(2)生活是如何对待你的？”……但不知为什么，他害怕听到她的回答，便开始说他自己的事，还是用他特有的豪爽谈锋，一面说一面抽着烟斗吞云吐雾，好让他的惊讶淹没在话语和烟雾之中。说到后来，才知道她早就看见过他的寻人启事，也早和那位老记者取得了联系，还一直要提笔给尼古拉写信——总是准备提笔要写——他早就看出来她的脸因化妆而变了形，头发也是染成金黄色的，现在又觉得她的声音也不是原来的声音。他讲着他的冒险经历，没有片刻停顿，边讲边四下打量这间在忽明忽暗的烛光中抖动的屋子，打量屋子里可怕的中产阶级风格的装饰——壁炉台上躺着一只玩具猫，一扇屏风下面露出床脚，一幅腓特烈大帝吹长笛的画；还有一个没有放书的书架，摆着一些小花瓶，烛光映在上面，像水银一般上下跳动……随着他的目光四处游动，他仔细看了看先前经过时只瞥了一眼的东西：那张餐桌——原来饭菜是为两个人准备的，摆着饭后利口甜酒，一瓶意大利阿斯提甜酒，两只高脚红酒杯，一个巨大的粉红色蛋糕，沿边上插了一圈还没有点着的小蜡烛。“……当然啦，我一纵身就跳到了帐篷外面，你想想是怎么回事？猜猜看！”

    她似乎从恍惚出神的状态中突然惊醒，慌乱地瞅瞅他（她挨着他在长沙发上坐下，双手按住太阳穴，桃红色的长筒袜露了出来，闪动着陌生的光泽）。

    “你没听我说吗，妈妈？”

    “哪能呢，我在听——在听……”

    这时他又注意到别的情况：她心不在焉，神色奇特，好像根本没在听他说话，而是在等待一场即将远道而来的厄运，凶猛可怕，却又无法避免。他仍然兴高采烈地往下讲他的事情，不过随后又停顿了一下，问道：“那个蛋糕——是谁有此尊荣？看上去好吃极了。”

    他母亲慌忙笑笑。“噢，这是个小花样。我刚才跟你说了，我在等客人。”

    “这情景让我想起了彼得堡，历历在目，”尼古拉说，“记得吗？有一次你搞错了，少插了一根蜡烛。当时我过十岁生日，蜡烛却只有九根。你漏了一岁，为此我大哭大闹一场。今天蛋糕上插了几根蜡烛？”

    “唉，插几根又有什么关系？”她叫道，说着站起身来，像是要挡住他的目光，不让他往餐桌上看，“还是告诉我现在几点了。我必须打电话取消聚会……就说我今天有事。”

    “七点一刻。”尼古拉说。

    “太晚了，太晚了！”她又一次抬高声音说道。“好吧！既然晚了，来就来了吧……”

    两人都沉默不语。她又坐了下来。尼古拉想尽量对她亲热一点，想讨好她，想直接问：“听着，妈妈——你到底出了什么事？快讲讲：全讲出来。”他又瞅了一眼餐桌上丰盛的饭菜，数了数蛋糕上插了一圈的蜡烛。共有二十五根。是二十五根！他已经二十八岁了……

    “请不要这么仔细地检查我的屋子，”他母亲说，“你这样活像个职业侦探！这屋子破烂不堪，有什么好看的。我倒想另搬个地方，可金德留给我的别墅让我给卖了。”突然间她轻轻倒抽了口气：“等等……怎么回事？刚才是你弄出的响声吗？”

    “对，”尼古拉耶答道，“是我在磕烟斗里的烟灰。不过还是告诉我，你现在钱够花吗？收支相抵有没有问题？”

    她忙着收拾袖子上的饰带，没有看他，说：“钱够花……当然够花。他给我留下了几笔外资股票，一座医院，还留下一座古老的监狱。一座监狱！……不过我得跟你讲明白，我就只够过日子而已。看在老天的分上，别再磕烟斗了。我必须跟你讲明白……讲明白我不能……唉，你明白的，尼基——要我养活你那可是太难了。”

    “你在说什么呀，妈妈，”尼古拉叫道（就在这时，屋顶上的电灯突然亮了，就像蠢笨的太阳从一朵蠢笨的乌云后面突然露出脸来一般），“好啦，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些蜡烛熄灭了。刚才真像是蹲在古代帝王的陵墓里。你看，我手头倒是有一小笔现钱，再说了，我无牵无挂的，像只四处乱逛的野鸟……过来，坐下——别这么满屋子转悠。”

    她停在了他面前，又高又瘦，亮闪闪的蓝裙子。这时在明亮的灯光照射下，他看清了她老得多么厉害，两颊和额头上的皱纹坚持不懈地从脂粉间露了出来。还有那一头染过的黄发！……

    “你突然这么一头闯进来，”她说，咬咬嘴唇，望望立在书架上的一只小钟，“就像万里无云的天空突然下起雪来……那钟走得快了些。不对，它早就停了。我今晚有客人，不料你来了。这一下全乱套了……”

    “胡说，妈妈。客人要是来了，看见你儿子回来了，他们很快就会告辞的。天黑之前，你和我就去某家音乐厅，再找个地方吃晚饭……我记得看过一场非洲歌舞——演得真是棒极了！你想想，五十个黑人，场面多大，比如说……”

    前门响起了响亮的门铃声。奥尔加·基里洛夫娜本来悬悬地坐在一把椅子的扶手上，门铃声吓得她一激灵，站直了。

    “等等，我去开门。”尼古拉说着站起身来。

    她扯住他的衣袖，急得脸一抽一抽的。门铃声停了，按铃的人在等着开门。

    “肯定是你的客人，”尼古拉说，“你的二十五岁的客人。我们得让客人进来。”

    他母亲慌忙摇头，然后又侧耳细听。

    “不开门不对吧——”尼古拉又说开了。

    她拉拉他的衣袖，压低声音说：“你敢！我不要开门……你敢不听话！”

    门铃突然又响了，这一次响得更久，更急，一直响了好久。

    “放开我，”尼古拉说道，“这太荒唐了。有人按铃，就得去开门。你怕什么呀？”

    “你敢开——不准开，听见了吗？”她又说一遍，颤巍巍地抓住他的手，“求求你……尼基，尼基，尼基！……别开门！”

    铃声停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连串咚咚的敲门声——好像是用手杖结实的圆头在敲击。

    尼古拉毅然朝前门走去，但还没走到，就让他母亲一把抓住了肩头，使足全身力气拽了回来，嘴里还一个劲地低声喊：“看你敢……看你敢……看在上帝的分上……”

    门铃声又响了起来，短促而恼怒。

    “随你便。”尼古拉一笑，两手插进裤兜，一直走到屋子最里头。真是莫名其妙，他心想，忍不住又笑起来。

    门铃声已经停了，这时一片寂静。按铃人显然受够了，离开了。尼古拉走到餐桌旁，凝视着那个豪华的蛋糕，还有浇在上面的鲜亮糖衣，二十五根庆祝生日的蜡烛，两只红酒杯。不远处放着一个白色的小纸盒，像是藏在酒瓶的阴影里。他拿起纸盒，打开盒盖。盒子里装着一只崭新的、颇为俗气的银色香烟盒。

    “原来如此。”尼古拉说道。

    他母亲半卧在沙发上，脸埋在靠垫里，正在抽抽搭搭地哭。早年他经常见她哭，但那时她哭起来完全是另一种样子：比如坐在桌边哭，脸也不转过去，还大声地擤鼻涕，嘴里一个劲地说话。可现在她哭得像个小姑娘一样，躺在那里，涕泪纵横……沿着背脊一道曲线楚楚动人，一只穿着天鹅绒拖鞋的脚不停地碰到地板上，也显得很好看……谁见了都几乎会觉得这是一个年轻的金发女郎在哭……而她的手帕，揉成一团，扔在地毯上，离美人哭泣的场景不远不近，恰到好处。

    尼古拉从喉咙里打了一声俄国式的咕噜，坐在她躺着的沙发边上。他又打了一声咕噜。他母亲仍然捂着脸，冲着靠垫说：“唉，你为什么就不能早点来呢？哪怕早来一年……早来一年该多好！……”

    “这我自己也不知道。”尼古拉答道。

    “现在一切都完啦……”她呜咽着说，甩动她的浅黄色头发，“一切都完啦。到五月份我就五十岁了。长大成人的儿子来看望成了老太婆的母亲。你何必今晚……单单这个时候来呢！”

    尼古拉穿上大衣（他和欧洲人放大衣的习惯正好相反，脱下往角落里一扔就行），从衣兜里掏出便帽，又挨着她坐下。

    “明天上午我就走了，”他说道，抚摸着母亲肩膀上亮闪闪的蓝色丝绸，“我现在突然很想一直北上，也许去挪威——要么去远海捕鲸。我会给你写信。一两年后我们再见面，那时我可能会多待些时日。我流浪成性，别生我的气！”

    她一把搂住他，把一侧泪水打湿的脸紧紧贴在他的脖子上。然后她紧紧握住他的手，突然间惊叫起来。

    “被子弹打掉了的，”尼古拉笑道，“再见，我最亲爱的。”

    她摸摸他那截光滑的断指，小心翼翼地吻了吻它。然后她伸出一只胳膊搂上儿子的腰，陪着他朝门口走去。

    “常来信……干吗笑？我脸上的脂粉肯定全掉了吧？”

    门在他身后刚关上，她就拖着刷刷作响的蓝裙子飞一般朝电话奔去。

    (1)　拉丁文转写的俄语，真吓人。

    (2)　法语，你过得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