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4章 【中国战场】枣宜会战
【中国战场】枣宜会战：他位列抗战忠烈祠首位
1939年底和1940年初，国民政府在所有战区发动了一次冬季攻势。fengyoume此次攻势给日寇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在大本营内部引起震动。日寇认为，国民政府方面仍保持着很强的抗战意志和作战能力。如果不在军事上给予国民政府以有力打击，单单依靠政略和谋略根本无法解决中国问题。同时针对国民政府发动的冬季攻势，日方也有必要实施一次报复性军事行动，以压制国民政府的气势，在国际上营造有利于日本的局面。为此日寇大本营命令驻武汉地区的第11军制定一次进攻计划，并于1940年雨季到来前实施。
1940年2月25日，日寇第11军制定《会战指导方案》。作战对象是武汉西面的第5战区部队。作战目的有两个，其一是寻歼第5战区主力，其二是夺取长江中段的宜昌。作战的实施时间定为5月上旬。
在1939年5月期间，日寇第11军曾在武汉以西发起过随枣会战。在那次会战中，日寇第11军集结了3个半师团（第3、第13、第16师团和骑兵第4旅团），总兵力11万人。企图从第5战区中段和左翼实施钳形攻势，捕捉第5战区第31集团军并歼灭。但由于地形不利，第5战区又不一味被动防守，第11军的作战企图最终没能得逞。
此次作战，新任第11军司令园部和一郎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在兵力和进攻路线上都重新做了部署。为了尽可能的提升进攻能力，园部和一郎将第11军所辖的7个师团和4个旅团大部分兵力都集中起来投入进攻。其中，机动部队第3、第13和第39师团全部兵力将参加此次会战。其他几个师团在自己的防区保留必要兵力担任守备，其余部队临时组建旅团级“支队”参加此次会战。同时，在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协调下，驻守京沪的第13军抽调第15和第22师团各一个旅团组成仓桥支队和松井支队，一同参加此次会战。日寇参加此次会战的兵力达到20万人，是上次随枣会战兵力的近2倍。
第11军将会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作战目标是在枣阳地区寻歼第5战区主力；第二阶段是渡过汉江（襄河）南下攻取宜昌。其中，第一阶段的部署是：右翼第3师团和石本支队（第40师团所属3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兵大队和第34师团所属2个步兵大队）从大别山北麓的信阳出发，向西攻取桐柏、唐河，然后南下从北面进攻枣阳；左翼第13师团和仓桥支队（第13军第15师团所属4个步兵大队和第22师团所属3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兵大队）沿大洪山西麓北上，先威逼襄樊，打乱守军部署，尔后从西面进攻枣阳；中路第39师团和池田支队（第6师团所属3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兵大队）从大洪山东麓随县出发，从南面进攻枣阳。
在第一阶段作战期间，日寇将有意散播行动结束后，即返回出发地，以掩护第二阶段的作战企图。而预定的第二阶段部署是：以第3师团攻取襄阳、宜城，然后渡过汉江进攻当阳；第39师团取荆门；第13师团取宜昌。
国民政府方面于1940年3月获悉日寇第11军有向第5战区进攻的企图。4月10日，蒋介石致电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他认为第5战区应先敌发起攻势，打乱日寇的部署。即第31集团军（汤恩伯部）和第29集团军（王缵绪部）从大洪山两侧出击，沿井钟公路和汉宜公路方向的日寇攻击。
对于日寇即将展开的攻势，军事委员会准确地判断出日寇的作战目的是寻歼第5战区主力，但错误的判断日寇没有夺取襄阳和宜昌的企图，而是在会战结束后就会返回进攻出发地。据此，蒋介石于4月17日再次致电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要求第5战区不要一味消极待敌，而应该积极行动，袭扰日寇，使其不敢大胆西犯。同时，第5战区应置主力于大洪山至汉江（襄河）一线（日寇左翼），寻机歼敌。
此时的第5战区兵力与随枣会战时期有所增加。共辖6个集团军、1个江防军（集团军级）和1个游击纵队（军级）。即：由孙连仲指挥的第2集团军（左集团军）；由黄琪翔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由第33集团军（张自忠部）和第29集团军（王缵绪部）组成的右集团军；由汤恩伯指挥的第31集团军；由孙震指挥的第22集团军；由郭忏指挥的江防军和李仙洲指挥的大别山游击纵队。上述部队共17个军50个师，总兵力35万人。
从战斗序列看，第5战区步兵师数量增加了16个，兵力则增加了13万人。由此可以推断，国军在经过1939年下半年的整训后，各师的编制人数有所充实。
第5战区遵照军事委员会的指示开始调整部署。右翼的江防军、右集团军依托汉江、东荆河阵地，以及大洪山南麓各处隘口消耗日寇兵力，在荆门、当阳地区与日寇决战；中路黄琪翔的中央集团军据守大洪山北麓，防止日寇从随县进攻枣阳。
考虑到日寇不会从北面进攻，第5战区命令第2集团军（左集团军）向信阳发起牵制进攻，以扰乱日寇的进攻部署。机动部队第31集团军集中在战线中枢枣阳；预备队第22集团军部署在枣阳和襄阳之间的双沟地区。
为了掩护进攻企图，日寇第11军于1940年4月下旬在防区以南的九江开始进行“扫荡”作战，中国方面舰队出动军舰在鄱阳湖、洞庭湖实施佯动，空军对第9战区的防御要点进行轰炸，造成第11军将向第9战区的赣北和湘北地区进攻的态势。
1940年5月1日，第11军右翼第3师团和石本支队从信阳出动，沿桐柏山区北麓开始西进。左翼第13师团和仓桥支队于5月2日从钟祥出发，沿汉江东岸北进；中路第39师团和池田支队于5月4日开始从随县出发，向西北枣阳方向直进。各路日寇均迅速突破当面守军一线阵地，以每天30至40公里的速度推进。
至5月7日，右翼攻占枣阳以北的桐柏、唐河，左翼进至汉江东岸王集，逼近襄阳；中路抵近枣阳东南的随阳店，形成对枣阳的合围之势。第5战区则趁日寇尚未合拢包围圈，在逐次抵抗日寇推进的同时，主力按计划转至外线。只有担任掩护主力任务的第84军第173师（钟毅部）撤退不及，遭到日寇围攻，部队损失较大，师长钟毅牺牲。
5月8日，日寇攻占枣阳，随即对外宣称完成作战目的。
军事委员会也认为日寇将返回出发地，并断定日寇的撤退路线是襄（阳）花（园）公路。该路段因雨后不能通行车辆，所以第5战区的反击时机已经出现。5月9日，军事委员会致电第5战区，命令“各部队应趁日寇态势不利、补给缺乏、退却困难之机，以全力将其捕捉、歼灭于战场附近。尔后继续向应城、花园方向追击。”
5月10日，日寇第3师团开始在樊城东北地区集结、第13和第39师团在枣阳集结后，计划向宜城转进。此时第31集团军从南阳南下，于5月12日将已经进至樊城的日寇第3师团包围；第33集团军则东渡汉水，在枣阳西南至宜城之间拦截第13和第39师团，枣宜会战真正的战斗就此展开。
日寇集结本是一个假象，其并非要经襄花公路回撤，而是集结后向南进攻当阳和宜昌，但第5战区行动迅速，打乱了日寇的部署，而且自身的态势非常危险。
在北面的第3师团被第31集团军包围，而且第31集团军在接下来的进攻中将第3师团分割成几段。第3师团剩余的粮弹已经不多，补给线被切断。第29旅团在向师团的求援电报中说：“敌之战斗意志极其旺盛，按目前情况看，平安返回甚难，望乞增援一个大队。”
实际上，围困第3师团的第31集团军只有第13军和第85军2个军6个师，兵力不足5万。数量上虽然比第3师团和石本支队略多，但尚不足以围歼第3师团。5月15日，第3师团在第11军战车团的协同下，得以突出重围。5月15日，该师团撤回枣阳集结，但伤亡惨重。
在战线的南面，第33集团军与日寇第13和第39师团同时展开激战。由于第3师团被围，第13和第39师团试图冲破第33集团军的防线接应第3师团。轻敌冒进的第13师团一部在枣阳以南地区反被第33集团军围歼。5月14日，张自忠又亲率第74师（李益智部）、骑兵第9师（张德顺部）和集团军特务营突入到宜城东北的方家集，将第13师团另一部退路截断，双方再次展开激战。
此时，第3师团已经突出重围、撤往枣阳，第11军各部暂时脱离危险。第11军司令园部和一郎决定调整部署，将第33集团军作为下一个打击目标。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调整，一方面是因为始终无法找到寻歼第5战区头等主力第31集团军的机会；另一方面是日寇在会战期间已经掌握了第33集团军动向。
原来，第5战区和军事委员会往来的电报已经被日寇第11军破译。不仅如此，日寇还从第33集团军和军事委员会的往来电报中确定了第33集团军各部的具体位置。同时，日寇情报部门通过电台联络信号和电波方向判断出第33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就在宜城东北10公里一带的南瓜店（实际上是张自忠亲率的第74师、特务营和部分集团军司令部人员）。
5月15日夜，第39师团从方家集、南营向南瓜店逼近。次日拂晓，该师团完成对张自忠率领的第33集团军一部的战术包围。天亮后，日寇在航空兵和炮火的支援下，从四面开始围攻。激战中，第74师沉着应战，并不断实施反冲击，多次击退日寇的进攻。战至午后，特务营也投入战斗，而从四面围上来的日寇则越来越多，张自忠将军在指挥作战时左臂中弹。
14时，日寇在20多架飞机的支援下，向守军残部发起总攻。张自忠身上已多处负伤，仍镇定指挥。直到第74师和特务营弹尽力竭，伤亡殆尽。16时，张自忠胸部负伤，壮烈殉国，所部也全军覆没。
日寇在宜城东北突袭得手后，再次调整计划，决定趁机西进，继续寻找第5战区主力。5月21日，日寇第3师团进至邓县；第13师团抵近第5战区司令部所在地老河口；第39师团进至樊城。当天凌晨，第39师团偷渡白河，准备再次奇袭老河口，但被河岸守军及时发现，随即以猛烈的火力封锁了河面，击毙日寇300多人。
鉴于部队已深入太远，又不能捕捉到第5战区主力部队，第11军司令园部和一郎担心后方退路被再次切断，遂于当晚下令所有部队撤出战斗，返回枣阳。
至此，枣宜会战已经进行了20多天，参战的日寇往返奔波，连续作战，已经相当疲惫，但第11军此次会战的战果十分有限。在返回枣阳后，第11军召开作战会议，商讨下一步行动是否继续南下进攻宜昌。
一部分指挥官认为部队急需休整，而且军需匮乏，应该结束作战，返回出发地。多数指挥官则认为：如果放弃原计划，则意味着第一阶段作战遭到了挫折和失败，第11军将失掉权威和大本营的信任。因此不必顾虑部队的疲劳和减员，应该继续执行第二阶段的作战计划。
5月25日，第11军下达进攻宜昌的命令。同时，调集6个汽车中队紧急调运1000多吨物资送往枣阳。5月30日，各师团完成作战准备，右翼第3和第39师团在襄阳和宜城之间沿汉水东岸展开，准备从北面进攻宜昌；左翼第13师团、池田支队、汉水支队则沿汉江东岸南下，在京山、天门以西集结，准备从东面进攻当阳、宜昌。在此期间，参战部队还得到第13军第22师团松井支队（3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兵大队）的加强。
5月31日19时30分，日寇右翼集中炮火向汉江西岸实施了90分钟的火力准备，然后开始强渡汉江，实施枣宜会战第二阶段的作战。
按照军事委员会和第5战区的预判，此次会战已经结束，完全没有料到日寇会进攻宜昌。5月底，日寇开始向汉江沿岸集结时，第5战区判断这是日寇的一次佯动，所以没有引起重视。在汉江（襄河）西岸地区，守军的兵力也十分空虚，担任此地区守备的右集团军（第33和第29集团军）主力已经前出的汉江以东的襄花公路一线，准备侧击回撤的日寇。
日寇西渡汉江后，迅速南下，夺取长江北岸宜昌的意图非常明显，引起国民政府和第5战区的恐慌。1940年6月1日，军事委员会紧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第5战区部队分为左、右兵团，在汉江以东的左兵团由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亲自指挥，攻击日寇补给线襄花公路，并以有力部队攻击正在襄阳、宜城渡河的日寇侧背；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指挥右兵团（第29、第33集团军和江防军）以确保宜昌为主要任务。同时，已经前出至汉江东岸的江防军所属第75和第94军立即归建；第18军（方天部）从四川乘船紧急运往宜昌，担任城防守备。
然而，日寇的行动非常迅速。其右翼于6月1日渡过汉江，第3师团在击破第33集团军守备后，于3日攻占南漳；第39师团攻占宜城，然后继续南下。其左翼在5月4日夜渡过汉江，与左翼形成对当阳的夹击之势。
6月3日，陈诚抵达宜昌。他命令第33集团军在宜昌和宜城之间逐次抵抗，迟滞日寇南下，依情况向荆门、仙居一线转移，然后和江防军一道防守从东面进犯的日寇左翼部队。江防军以当阳守备核心，待第33集团军抵达后，派出有力部队向日寇实施侧击。仍在汉江东岸的第29集团军则伺机南下，袭击日寇补给线，切断其后方交通线。
战至6月8日，第18军抵达宜昌，开始仓促部署防御。日寇左翼池田支队沿长江北岸推进，突破江防军阵地，攻占沙市，逼近宜昌；第13师团夺取荆门，从正面逼近当阳；右翼第3和第39师团也从北面推进至当阳。激战一天，当阳失守，陈诚的右兵团防御体系被撕碎。
6月10日起，日寇向宜昌方向突进，在外围遭遇第18军第199师的抵抗。日寇以3个师团的兵力发动连续进攻，并有战车部队和上百架飞机的支援，第199师的阵地很快被突破。6月12日，日寇突出宜昌城内，第18军第11师也无法固守，撤往附近山区，宜昌沦陷。
在日寇制定的会战计划中，主要作战目的是围歼第5战区主力，并没有规定攻占宜昌后是否要坚守。所以在夺取宜昌的当天，第11军司令园部和一郎就命令各师团准备后撤。6月13日，日寇开始破坏宜昌的军事设施，将无法携带的物资就地销毁或抛入长江，然后撤离宜昌城。6月15日，第11军正式下达撤往汉江东岸的命令：第13师团担任后卫，掩护第3和第39师团首先撤至当阳、荆门，保障后撤通道，防止国军接截击和袭扰；第13师团完成任务后，计划于6月17日从宜昌撤离，返回汉江东岸。
6月17日晨，第18军尾随第13师团返回宜昌。
在此期间，欧洲战场正发生巨变。德军于6月12日攻占巴黎，日寇大本营对在“对华策略”上发生争论，多数人主张应尽快解决战事，以便腾出兵力参与世界范围的角逐。因此认为距离重庆只有480公里的宜昌应该固守，这样可以给予国民政府更大的威胁，有利于推动政略的实施。
在争论了几天后，日寇大本营于6月16日发布暂时确保宜昌一个月的命令。当第11军收到这份命令时，第13师团已经撤离宜昌52公里。于是，第3和第13师团再次西进，于6月17日下午重新攻占宜昌。
至此，枣宜会战结束。第5战区主力虽然没有遭受严重损失，却丢失长江沿岸要点宜昌。此役，第5战区伤亡不详，日寇伤亡25万人。
1940年5月28日，第5战区右集团军总司令兼第33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将军的灵柩运至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率冯玉祥等政府军政要员臂缀黑纱，肃立码头迎灵，并登船绕棺致哀。蒋“在船上抚棺大恸，令在场者无不动容”。蒋介石亲自扶灵执绋，再拾级而上，护送灵柩穿越重庆全城。
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颁发“荣字第一号”荣哀状。将张自忠牌位入祀忠烈祠，并列首位。当天下午，蒋介石与军政要员和各界群众在储奇门为张自忠举行了盛大隆重的祭奠仪式。
张自忠殉国时，年仅49岁，他的夫人李敏慧女士闻耗悲痛绝食七日而死，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