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华北危机：长城脚下的抗战

    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日寇关东军的作战计划中，就已将热河纳入伪满洲国的版图。kongshanme热河省在满清时期属于直隶省，1914年由直隶划出，省会设在承德，1955年撤销。即现在的辽宁省朝阳市、阜新，内蒙古赤峰、通辽，以及河北省承德市地区。

    根据1901年满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日寇在山海关、秦皇岛等地一直有少量的驻兵权，日寇进攻热河的行动，就是这些部队首先挑起事端。

    1933年1月1日夜，日寇山海关守备队在自己营房内鸣枪、投掷手榴弹，并诬陷是国民政府军队所为。

    2日，日寇抢占南关车站，上午9时，日寇第8师团开始进攻山海关，并有10余架飞机和海面舰炮的配合。东北军独立步兵第9旅626团团长石世安随即组织反击，但未能奏效，一营长及第2、第3、第4、第5连连长先后战死，部队伤亡殆尽。下午3时，石世安率残部撤退，山海关被日寇占领。

    4日，日寇攻占五里台。

    10日，攻占九门口。从而控制了山海关内外的交通要道。

    1933年1月28日，日寇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命令日寇第6师团、骑兵第4旅团、第8师团、第14独立混成旅团和第33旅团集结，准备进攻热河。

    2月11日，关东军司令部宣布进攻热河的作战计划。

    当时在热河驻守的中国军队，是从东北撤出来的部队。自东北沦陷后，张学良与民国政府矛盾加深，所以明知日寇将进攻热河，却并没有积极备战。

    2月11日，民国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亲日派）、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竑等人前往北平，与张商讨保卫热河的问题。

    18日，张学良发表通电：“时至今日，我实忍无可忍，唯有武力自卫，舍身奋斗，以为救亡图存之际。”张何二人研究之后，终于制定出了保卫热河的计划。并将华北现有驻军（主要是东北军）分为8个军团和一个预备军团，兵力10万余人。此前一天，2月17日，关东军已经下达进攻热河的作战命令。

    日寇的作战计划是兵分三路，中路以攻取热河省会承德为作战目的；北路以攻占赤峰为作战目的；南路则从东向西扫荡长城以北地区。

    在中部战线，2月22日，日寇攻占南岭、北票，掩护主力展开。

    23日，日寇乘汽车沿公路南进，25日攻占朝阳，

    3月1日，攻占叶柏寿。

    2日，攻占凌源。

    3日攻占平泉，进逼承德。中国守军第4军团各师退往长城喜峰口。

    3月3日夜，先头部队128名骑兵已出现在承德城外，汤玉麟留下孙殿英部抵御日军，并于次日晨率5000余人保护着省政府机关人员撤出热河，但滦平守军接到张学良的命令奉命阻止汤玉麟回北平；汤玉麟无奈只好率部经三道梁、长山峪转赴安匠屯逃往丰宁。

    4日，日寇兵不血刃占领承德。

    北部战线，2月23日，日寇骑兵第4旅团和日伪军两个骑兵旅首先向天山、林东发起进攻。

    3月1日进至赤峰以北地区。

    日寇第6师团于2月23日西进，中国守军汤玉麟部一触即溃，但日寇在此受到抗日义勇军冯占海部的抵抗。

    24日，日寇攻占开鲁。

    25日，攻占下洼。

    3月1日，日寇进至哈拉道口地区，受到守军第41军117旅的顽强抵抗。

    4日，日寇攻占赤峰。

    南部战线，日寇第8师团，统一指挥第14混成旅团，于2月24日开始西进。

    27日进至纱帽山以东地区，向中国守军108师和119师进攻。

    29日攻占凌南。

    3月2日第8师团攻占凌源、喇嘛洞。

    4日攻占冷口。

    5日占领茶棚。

    9日进抵喜峰口。

    至此，近18万平方公里的热河省，在不到20天内全部沦陷。

    3月12日，张学良引咎辞职，军政部长何应钦接任华北军务。

    长城抗战首先在冷口打响。3月4日冷口失手后，中国32军商震部急调139师发起反攻，并于6日收复冷口。

    3月9日，日寇第14混成旅团进抵喜峰口。10日，刚刚赶到喜峰口的中国第29军张自忠师与敌展开激烈的拉锯战。日寇首次遭遇强敌，遂撤出战斗以待时机。11日夜，29军派出4个团的兵力偷袭日寇，给予日寇重创。16日，日寇偷袭罗文峪，29军暂编第2师刘汝明部将其击退。17、18日，日寇连续向罗文峪发动进攻，中国守军与日寇展开肉搏战，并将敌寇全部赶出罗文峪。

    与此同时，日寇第8师团和骑兵第3旅团于3月10日向古北口发起进攻。一线防守部队、东北军112师未尽力抵抗即放弃阵地。日寇乘胜追击，随即向中国守军第17军第25师关麟征部右翼龙门峪发动进攻，第25师73旅伤亡惨重，战至12日，第25师歼敌2000余人，自身伤亡4000多人，师长关麟征负伤，所部73旅旅长杜聿明接替其职务。战至下午3时，25师退至南天门一线，与日寇形成对峙。

    3月底，日寇调整进攻部署，集中主力第8师团、第14混成旅团和第33旅团进攻冷口。中国守军32军139师阵地很快被突破。4月9日，冷口及周边关口全部沦陷。至此，喜峰口腹背受敌，第29军不得不放弃喜峰口。4月21日，日寇进攻南天门，中国守军第17军三个师轮番抵抗，激战8昼夜，南天门失陷，长城抗战失利。日寇抵近平津。

    1933年5月31日，中日签订《塘沽协定》，协议实际上承认了日寇侵占东三省和热河省的合法性，同时承认冀东地区为非武装区。

    当中日双方协商谈判的时候，日寇继续向西进犯察哈尔省。察哈尔在满清时期属直隶，1912年民国初年华为察哈尔特别区，1928年改为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建国后，察哈尔省于1952年撤销，划归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和北京市。

    1933年5月1日，日寇占领察北重镇多伦。24日攻占沽源。5月26日，爱国将领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由冯玉祥任总司令，全军共10万余人。6月22日，同盟军收复康保。7月1日收复宝昌。不久，收复沽源。7月12日收复多伦。但取得保卫察哈尔省胜利的同盟军随后遭到国民政府的瓦解，9月遭到失败。

    1935年6月5日，日本特务山本等4人由多伦潜入察哈尔境内偷绘地图，至张北县城因未带护照证件，又拒绝守城卫兵的检查，被送师部军法处拘留8小时后始放行。日军借此反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并屯兵察哈尔省边境进行威胁。蒋介石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于6月19日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政府委员兼主席职，任命秦德纯为代理察哈尔省主席。1935年6月27日，中日双方签订《察哈尔协定》，也称“秦土协定”。将察哈尔省东部地区划为“非武装区”，察省大部分主权丧失。

    1935年5月2日晚11时，天津国权报社社长胡恩溥（亲日派）在住处、日租界寿街北洋饭店被人枪击。日租界巡捕闻声赶到，未获凶手，将胡恩溥送至租界盐谷医院，胡恩溥因伤重毙命。次日凌晨4时，天津振报社社长白逾桓（亲日派）也在日租界须磨街22号自宅内被人枪击，当日本警署人员赶到现场时，白逾桓已身死。以上史称“胡白事件”。

    对于这一事件，当时许多人认为并指出日本驻军参谋长酒井隆上校是事件的操纵者，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会见美国大使詹森时便说：“亲日记者被杀害，应该说是日本为设置（侵略）口实所为。”而天津驻屯军参谋石井嘉穗则在战后透露称：“白逾桓之暗杀，实即出酒井隆之唆使。”

    事件发生后，日本方面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5月11日，日本驻北平使馆武官高桥坦声称：“此次日租界暗杀事件，日方认为紊乱日租界治安，情形严重，万难漠视。暗杀者与蓝衣社、宪兵特务队及青红各帮均有秘密关系，然省府当局知之有素，事后则佯无所闻，若不严加制止，恐引起事态之扩大。”此后，日本天津驻屯军不断骚扰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市党部等机关，还诬指天津市市长张廷锷等为主凶而于学忠为指使者，日本武官左祯昭、关东军副参谋板垣征四郎甚至要求逮捕张廷锷和于学忠。

    日寇除通过胡白事件向民国政府施压外，还借助当时发生的“孙永勤事件”指责国民政府破坏《塘沽协定》。为不使事态扩大，1935年7月6日，民国政府代表何应钦与日寇驻天津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协议主要内容包括：罢免张廷锷、于学忠等人职务；取缔蓝衣社、复兴社等秘密机关；国军第51军、第25师、宪兵第3团等部队撤出河北。

    至此，尚未开战，河北已经在日寇的掌握之下。

    绥远省在满清时期称“归绥道”，属山西省管辖。1914年北洋政府将之分出山西，与兴和道合并，建立绥远特别区，1928年国民政府改称绥远省，省会为归绥（今呼和浩特）。绥远在内蒙古西部，北接外蒙古，南接晋、陕西省，东临察哈尔，西接宁夏、甘肃。日寇如控制绥远，就构成了对华北、西北的包围态势，获得侵入华北、西北的理想通道。

    1936年11月上旬，日本关东军在未获得东京军部同意的情况下，指挥伪蒙军和其他伪军发起对绥远的进攻。攻绥军以德王（内蒙古王公，主张内蒙古独立）和李守信（蒙奸）为首的伪蒙军为主力的两个军7个师组成，另外还有以王英（汉奸）为总司令的“大汉义军”4个旅，总兵力2万余人

    绥远省主席兼35军军长傅作义在日寇威逼利诱下，决心抵抗、积极备战。1936年11月15日，日伪军进攻红格图，守军英勇抗击。16至18日，日伪军连续进攻，均未得逞。19日，前敌副总指挥董其武亲率3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并配属炮兵营，乘夜突袭日伪军，激战至拂晓敌溃退，我军赢得了红格图战役的胜利。11月24日零点，傅作义部进攻百灵庙，激战至上午，全歼日伪军1300余人，收复百灵庙，此为“百灵庙大捷”。

    12月3日，日伪军发起反扑，再次被我军击退，1936年12月9日上午，晋绥军进占锡拉木楞庙。此后，伪蒙军瓦解，日寇侵占绥远的企图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