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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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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去世之后,每年清明节,王加根都会回王李村给奶奶上坟。

    王厚义和胡月娥没搬走时,他一般是空着手回去,不用带什么东西。他知道,家里会把上坟所需要的东西准备好,还会准备一顿像样儿的饭菜,眼巴巴地等他。待他一进家门,家里人就会赶紧往堂屋的八仙桌上端祭祀用的饭菜,烧香化纸放鞭,举行简单的祭祖仪式。然后,前往村西南边的晒石畔墓地上坟。

    今年不一样了。

    王厚义胡月娥带着两个宝贝女儿去了潜江县江汉农场,王李村老屋空无一人,上坟所需的东西王加根必须自己准备。

    考虑到清明节期间坐汽车比较拥挤,他选择了骑自行车出行。路过双峰管理区时,他在路边小商店里买了一大捆烧纸、一袋线香、一卷鞭炮和两根红蜡烛。

    老屋进不去,他只能去本家二爹家。胡老太去世后,村里只剩下这么一个沾亲带故的人家。本家二爹、本家二婆、本家叔叔和两个小堂弟先后出来与他打招呼。堂姐胜枝已经出嫁。大堂弟胜根考取中专在外地读书。本家婶婶病卧在床,人瘦得变了形。据说是直肠癌晚期,没多少日子了。

    见加根带回的烧纸平平整整,本家二爹赶紧找出家里的铜钱模具,又递给他一个小芒槌,教他往烧纸上打印。说是有了铜钱印记,烧纸才能变成冥币,供死者在阴间使用。

    这工作简单,也蛮有趣。先从烧纸捆中抽出十来张的一小摞,平摊在木墩上,左手握钱模,右手挥芒槌,一下一下地敲击,烧纸上就出现外圆内方的铜钱印记。

    见王加根打纸钱有模有样儿,本家二爹和本家二婆赞不绝口。他们各搬了个小凳子坐在旁边,抽旱烟袋,与加根聊天。

    王加根这才知道,父亲已经把他们家的房子卖掉了!

    本家二爹说,王厚义决定迁移搬家时,确实委托他们帮忙照看王李村的房子,但同时两家又达成了协议,如果王厚义要卖房的话,首先考虑卖给他们家。

    “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反正同族的人家又不多,祖业就不要落入外人之手。我有三个孙子,总是需要房子的。再说,房子卖给我们,万一你们将来想回来住,买回去也方便。”本家二爹侃侃而谈,又详细介绍了房屋买卖的情况,“当时只是做了这个约定。没想到今年春节你爸就从潜江回来,说是要卖房。房屋价款五千二百元,加上屋子四周的树木作价八十元,总共五千二百八十元。”

    听本家二爹讲这些,王加根打纸钱的手不知不觉慢了下来。听完之后,他又迅速加快打击速度,越打越下劲,恨不得把铜钱模子整个地夯进烧纸里。烧纸全部打上铜钱印记之后,他拎起祭祀用品,又拿了一把本家二爹家的铁锹,一个人前往晒石畔墓地。

    路过自家老屋的时候,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

    这栋一九七六年新盖的土砖瓦房,与恢弘气派的老宅没办法相比,但毕竟是他生活过的地方。后来外出读书工作,这里也是他回王李村落脚的地方,是他心目中的“老家”。灰色的瓦,黄色的墙,青色的石板,一切都是过去的模样。房子还是原来的房子,但房主人变了。这栋他熟悉的房子已经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实事求是地讲,除了慈祥的奶奶,这栋房子以及在这栋房子里生活过的人,王加根并不留恋。尤其是奶奶含恨离世之后,王厚义和白素珍为了争夺这宗房产的继承权,闹得天翻地覆,让他受尽折磨,丢尽脸面,他有时真恨不得把这“惹祸的根源”付之一炬。

    现在,王厚义终于把房卖了,而且卖了个不错的价钱。按说,王加根应该感到欣慰,可他忍受不了王厚义卖房的方式,更不认同王厚义对卖房款项所作的安排。他郁郁寡欢,闷闷不乐,甚至有点儿愤愤不平。

    明明已经与本家二爹达成了房屋买卖协议,还装模作样的写信让我去找买主。一边叫我找买主,一边偷偷摸摸地回王李村卖房。房子卖了之后,不仅不告诉我,往来也不从我那儿经过。你心目中还有我这个儿子么?所有这一切,是一个父亲的所作所为么?你不是说房子是王家的祖业,卖房的钱你不会乱花,也不会乱动,不愿意背“败家”的骂名么?可前次在信中,你为什么又讲“以备将来我老了不能动时,加叶加花生活之用”?王家的祖业是供你养育后人用的么?你和胡月娥生育了儿女,你们就应该承担起养儿育女的责任。靠啃祖业、吃老本来抚养后人,是不是显得太无能!孩子你们只负责生,用祖辈积攒下来的钱养,有你们这样当父母的么?更何况,眼下你王厚义还不到五十岁,胡月娥才三十几岁,哪里就到了“老了不能动”的地步?扯这些冠冕堂皇的借口,其实骨子里就是想霸占和独吞王家的祖业。

    王加根一路走,一路剖析父亲王厚义的为人。

    一九六二年,二十四岁的王厚义为什么离开亲生父母和兄弟,独自一人从潜江县江汉农场来到王李村?还不是惦记着王李村独一无二的“厅屋”。王厚义以继子和上门女婿的双重身份进入这个家庭,为什么老是与三货过不去?为什么对三货开口就骂、举手就打?为什么寻找各种借口排挤和欺负三货?还不是害怕三货与他分房产。

    王厚义与白素珍结婚又离婚,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遣返江汉农场后,为什么又死乞白赖的返回王李村,低三下四地求白氏和素珍?素珍带着三货和加枝离开王李村,回白沙铺生活之后,已经成为孤家寡人的王厚义为什么不回江汉农场?他与白氏没有丝毫“母子情分”,更谈不上有亲人之间的感情,连亲生儿子也不喜欢他,他为什么还要坚守在王李村?还不是因为占有房产的愿望没有实现。

    一九七六年,王厚义置家人的反对于不顾,一意孤行地将王李村最气派的“厅屋”拆掉,修建了这么几间仅能遮风挡雨的土砖瓦房。他为什么执意这么做?还不是因为大屋改小后,能够结余数量可观的砖瓦和木材,他可以拿这些东西变钱,提前享受老宅带来的好处。

    后来的实际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拆老宅余下的东西,不是被他卖了,就是被他送到了江汉农场。所得的款项,全部用在了他续弦找女人、交计划生育罚款上。王厚义与胡月娥结婚后,惨无人道地虐待白氏,直到把老人逼得喝农药自尽。当白素珍以养女的身份,向法院主张对白氏遗产的继承权时,王厚义惶惶不可终日,整天提心吊胆。于是就想到了把王李村的房子偷偷卖掉,举家迁移,逃之夭夭。

    时隔二十四年,王厚义再才离开王李村,回到他的出生地——江汉农场。去王李村时他两手空空,回来却带回一卡车家具、一个老婆和两个女儿,还有卖房所得的五千二百八十元现金。

    这就是王厚义最近二十多年的人生轨迹。

    带着占有别人房产的初心而去,实现愿望后满意而归。干得漂亮!至于他与白素珍生下的一双儿女,他可以置之不理。那只不过是他实施占有房产计划过程中的附属产品。随他们去吧!有胡月娥,有加叶加花,他的家庭已经很完整;有那五千二百八十元现金,他也不用担心后半辈子的生活没着落。更何况,加枝判给了白素珍,加根跟他没感情。他压根儿没有做他们的指望。还是钱好,钱比什么都可靠……

    认清了王厚义的为人,王加根这才对他偷偷摸摸卖房不感到特别惊讶,反而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不然的话,那就不是王厚义。

    这个时候,王加根才发现母亲眼光多么犀利,看人多么准确,决断多么英明。

    他对着紧锁的老屋发了一会儿怔,又沿着老屋的外墙转了一圈儿,然后满怀惆怅地向村外走去。

    在晒石畔墓地上坟的时候,王加根跪在奶奶的坟前泪流满面。奶奶活着的时候,一直害怕王厚义和胡月娥生男孩儿,不愿意多出一个孙子与王加根争房产。尽管王加根无数次对奶奶说,他不要祖上留下的房子,但奶奶还是觉得王家的祖业落到王加根名下,才能够安心。

    “对不起,奶奶!孙儿让您失望了。但请您老人家放心,就算没有王家的祖业,加根一样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活人,而且会活得很好。我凭本事考上了学,找到了工作,娶了老婆,生了孩子,前不久又拿到了大专文凭。孙儿能够自食其力,并且基本上做到了衣食无忧。”王加根告慰奶奶,“孙儿虽然没有得到房产,却认清了王厚义这个人!他不认我这个儿子,我也不会尊重他这个父亲。从此往后,他走他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父子俩恩断义绝,分道扬镳!奶奶!如果您老人家还活着,肯定也会支持孙儿这么做。是不是?”

    吃过午饭,王加根向本家二爹告辞,推着自行车走出王李村。

    准备上车骑行的时候,他又回过头,深情的望了一眼老屋。

    他脑子里突然产生了这样的想法:等我将来有了钱,就把老屋买回来,然后点上一把火,让它化为灰烬!

    王加根原本准备上完坟之后去双峰中学,看看在那里工作的杨保胜,可现已经没有与朋友会面的心情。他直接从村道转入孝花公路,往花园镇的方向骑行。

    再见了,王李村!这里已经没有我王加根落脚的地方,从此我就成了外人。但每年的清明节,我还是会回来。奶奶长眠于此,她老人家是我最亲近的人。我一定要回来给她老人家上坟……

    快到周巷镇的时候,他竟然与杨保胜不期而遇!

    两人几乎同时从自行车上下来,又把车停放在公路边。然后握了握手,相互搂了搂肩,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回来上坟?”杨保胜平静下来之后问。

    “是的。已经搞完了。”王加根回答,“本来想去双峰中学找你的,但想到你们学校肯定也放了假,怕你不在。”

    “我没上班了。”

    “没上班?”

    “我办了停薪留职。”杨保胜非常轻松地告诉他的朋友。

    王加根非常吃惊,问杨保胜,不上班准备去干点儿啥。

    杨保胜说,先做一段时间茶叶生意。雨前茶马上就要上市,他打算往东北三省跑一跑。如果生意顺利,能够赚点儿钱,他就用这些资金和朋友一起到滑石冲办个碎石厂。

    “守在学校里拿那几十块的死工资,连个媳妇都娶不上。还是换个门道试试,兴许会有所起色。不说发大财,只要能够凭自己的能力把媳妇娶进门就行。”杨保胜嘻嘻哈哈,显得比较乐观,“万一不行,再回学校教书,反正工作关系还在教育部门。”

    停薪留职政策,王加根也听说过。农村公办教师的工资由乡镇财政包干,一些财政状况不是太好的乡镇,就鼓励教师办停薪留职,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当然,对于有门道、有能力的教师来说,这也是发家致富、改变贫穷现状的机会。

    “涂勇也办了停薪留职。他在学摄影,说是准备在花园镇开个照相馆。”王加根随口提到师范同学中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涂勇与牌坊乡教育组签了协议,全乡中小学生的毕业照,由他负责拍摄。他在价格上予以优惠,另外每年向牌坊乡教育组交纳勤工俭学费。”

    “这个我知道。我上星期与涂勇见过面。”杨保胜马上接过话茬儿,“他这家伙还是和在师范读书时一个样,愤世嫉俗,高谈阔论,满脑子不切实际的想法,从来就没有安分过。”

    王加根当然比杨保胜更了解涂勇。

    涂勇一直致力于组建文学社。通过孜孜不倦的努力,去年终于看到了成功的希望。他的倡议得到了孝天市文化馆和花园镇文化馆的响应和支持。花园镇小有名气的建筑工头宋金宇还慷慨解囊,向文学社提供了两千元赞助费。文学社举办过一次规模较大的活动,还编印了两期内部交流刊物。但是,今年春节刚过,孝天市委宣传部和孝天市民政局联合下发文件,认为涂勇组建的这个文学社有问题,决定予以取缔。涂勇的情绪一下子跌落到冰点。后来,他又改弦易辙,收集各种报刊上的春联,编印成小册子在火车上贩卖。据说赚了一些钱,也被铁路公安人员逮住罚过款。

    “真佩服你们的胆量和勇气。”王加根真诚地说,“我这人总是患得患失,不敢放下已经拥有的东西。”

    “你做事比较稳妥,不像我们这些冒失鬼。”杨保胜反过来恭维王加根。

    聊到这儿,两人又不知道再说什么是好了。他们站在路边的白杨树荫下,各人摆弄着各人的自行车铃铛。

    沉默了一会儿,加根问:“你这是从哪儿来?又准备到哪儿去?”

    杨保胜马上开始发牢骚。原来他正在跑停薪留职的手续,刚去了一趟周巷镇教育组。他所在的双峰中学原本属于杨岗公社管辖,行政机构改革后,杨岗、周巷、邹岗三个公社合并成为周巷区,双峰中学就改由周巷区管辖了。今年初,他向周巷区教育组递交了停薪留职申请书。正在他等待审批结果时,行政机构发生了变化。周巷区被撤销了,拆分成为杨岗乡、周巷镇和邹岗乡三个乡镇,其管辖范围与以前人民公社时一模一样。

    “分了合,合了分,完全是穷折腾。改过来改过去,其实还是换汤不换药,当官的十八个罗汉轮流转,只是苦了我们这些办事的人。”杨保胜苦笑着说,“由于周巷镇教育组不负责审批我的申请,我又得去找新成立的杨岗乡教育组。这段日子,我往返于周巷与杨岗之间,来来回回不知跑了多少趟。”

    王加根也笑了。

    他说,花园区和周巷区一样,也把以前合并在一起的三个公社分开了。原来的季店公社改为季店乡,原来的陡山公社改为陡山乡,花园公社则更名为牌坊乡,以避免与花园镇混淆。

    “我们学校现在叫牌坊乡牌坊中学,听上去牌子更响了。”王加根开玩笑说,“不了解情况的人,还以为我们是牌坊乡的重点中学呢!”

    杨保胜邀请王加根去他家玩。

    王加根婉言谢绝,说家里还有一大堆事情。

    两人就此分了手。

    四月下旬,王加根参加了本科段自学考试。不过,考试过后的感觉很不好,也可以说相当糟糕。四门课程中预计只有一门合格,另外三门必挂无疑。

    在《槐荫文学》刊授班学习创作的情况也不尽如人意。好几个月了,他只发表了一篇小小说和一首小诗,与期望中“一炮打响”的目标相差甚远。本想两者兼顾,结果两头失塌。王加根觉得一心挂两头还是不行,又开始考虑搞自学还是弄文学的问题。

    牛刀小试,他发现自学考试本科段明显比专科段要难,尤其是英语,好多题目里面的单词都不认识,根本不知道题目说的是什么意思,还谈什么答题!由于信心不足,他不想继续参加自学考试了。当然,假如多投入一些时间和精力,也不是说完全没希望拿到文凭。问题是,拿个本科毕业证书又能怎么样呢?除了与老婆平起平坐,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再就是每个月增加十几块钱的工资。还是和原来一样当中学教师,还是得守在农村学校里。不能调动工作,又有什么意思?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奔文凭,必定会耽误写作,让作家梦成为泡影。

    这显然得不偿失。还是停止自学考试吧!

    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人生苦短,时间和精力有限,一个人要成就大事,就必须有所取舍——鱼和熊掌不可能兼得。

    潜心文学创作后,王加根又进入到那种着魔和忘我的境界。

    被编辑退回的中篇小说《房子儿子》又被他翻了出来,结合上次去保定和清明节回王李村所见所闻,以及个人思想感情上发生的变化,重新进行了修改。修改完成之后,夜以继日地用稿纸誊抄,四万多字的稿子仅用五天时间就全部抄好了。然后,把这部得意之作投给了《槐荫文学》杂志社。

    在盼望编辑回信的日子里,王加根收到了母亲和继父的来信。

    老马在信中一个劲地赞扬白素珍,说她疼爱老公,照顾孩子,勤俭持家,无私奉献,是全家人的主心骨和大救星。接着又谴责他的几个不懂事的孩子,不尊重老人,恩将仇报,连畜生都不如。

    白素珍没有提她与马家孩子之间的长长短短,而是非常高兴地告诉加根,她当外婆了——远在美国的加枝不久前生了一个女孩儿。她希望加根学好外语,争取去美国学习深造。谈到王李村的房子,白素珍问儿子回去找过买家没有,嘱咐他尽快想办法把房子卖掉。白素珍还说,她已经写信给汤正源,准备重新向法院起诉,主张对养母遗产的继承权。只要法院支持她的主张,就不怕王厚义日后扯皮。

    不过,信中谈得最多的,还是欣欣。

    白素珍对上次没有答应欣欣到保定上幼儿园感到后悔。尽管她谈的都是实际情况,但儿子媳妇提出这一要求,肯定也是万般无奈。她不能因为自己有难处,就不考虑孙女的前程。欣欣长这么大,她没带过几天,没有尽到当奶奶的责任和义务,本来就很内疚。如果欣欣上幼儿园的愿望不能实现,她会后悔一生。

    “欣欣已经两岁多,可以上干休所附近的东关幼儿园。你们把她送到保定来吧!我和老马照顾得过来,请你们放心。”白素珍在信中这样恳求他们。

    看过信,王加根仍然有所顾虑。

    倒不是担心母亲和继父照顾不好欣欣,主要是他不愿意把女儿送那么远。他对女儿的爱,早已融入血液和骨髓里面。他离不开欣欣,欣欣也离不开他,父女俩相依为命。每逢方红梅外出面授学习的日子,如果没有女儿陪伴,孤单和寂寞总是折磨得他难以忍受,几乎要发疯。如果让欣欣去保定,相隔千里之遥,长时间见不到女儿,简直就会要了他的命。

    方红梅比王加根要理性一些。尽管她们母女俩也难舍难分,但她还是支持送女儿去保定上幼儿园。

    “先把欣欣送过去试一段时间!万一不行,我们再去把她接回来。”方红梅的语气平静而又坚定,“五月中旬学校放农忙假,你再去一趟保定。”

    “初三不放农忙假,要补课!”王加根回答得有点儿生硬。

    方红梅迟疑片刻,说:“如果你补课的话,那我送欣欣去保定。”

    五月十一号,牌坊中学开始放农忙假了。假期三天半,加上周六和周日,总共可以休息五天。由于中考预考临近,初三年级不仅不放农忙假,连周末都要补课。王加根走不开,送欣欣去保定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方红梅身上。

    动身那天,天公不作美,凌晨就下起了雨。

    走还是不走?待会儿如何去花园火车站?王加根和方红梅躺在床上,愁得连觉都没有睡好,不停地唉声叹气。

    “人不留人,天留人。算了吧!等天晴了再说。”王加根提议。

    方红梅却不同意:“不行!要是这几天一直下雨呢?风雨无阻,下刀子我也要动身。”

    方红梅的决心感动了老天爷,天亮之后,雨竟然停了。

    王加根马上推出自行车,载上行李出了门。

    方红梅抱起女儿,随他一起走出校园。

    路上全是泥巴,没办法骑车。王加根把自行车扛在肩上,抄近道,走在青草覆盖的田间小路上。方红梅抱着女儿跟在他后面。到了邹肖村通往花园镇的水泥路上,王加根这才放下自行车,让欣欣坐在前面横杠上,骑车带上方红梅,一家三口心急火燎地往花园火车站赶。

    买票,候车,进站,上车,都比较顺利。

    目送北上的列车载着妻子和女儿呼啸而去,王加根怅然若失,五脏六腑似乎突然之间被掏空了一样。强烈的孤独之感袭来,让他感觉头晕目眩。回到牌坊中学,孤寂、伤感、思念、悔恨从早到晚如影随形,让他痛苦不堪。女儿聪明的眼睛、活泼的笑容、调皮的举动、稚嫩的声音,老是在他的脑海中回旋、萦绕。

    “欣欣!欣欣!爸爸想你,爸爸离不开你啊!”他哭了,泪水滂沱,泣不成声。

    该上课了,他提不起精神,集中不了注意力。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教室,他总是阴沉着脸,不想与其他人交流。到了吃饭的时候,他没有一点儿食欲,总是勉强扒两口饭,就把碗筷放在一边儿。

    晚上是最难捱的。不管多累多困,他躺在床上,总是睁着大大的眼睛,翻来覆去,难以入眠。好不容易睡着了,梦里又全是女儿的身影。欣欣躺在他怀里,要他唱歌儿,唱“小燕子,穿花衣”,唱“小呀嘛小二郎”,唱“妈妈的吻”,唱“童年的小摇车”。唱着唱着,那声音又变成了欣欣充满稚气的、银铃般的笑声和说话声。

    欣欣有个特点,听爸爸唱歌时,要求他一首接一首地唱,不能循环往复地唱同一首歌曲。如果他翻过来倒过去地唱同一首歌,本来快入睡的欣欣就会突然睁开眼睛,警告:“不准把头和尾粘住了!”

    一想起女儿这句富有创造性的妙语,他就忍俊不禁。

    母亲和继父不会唱歌儿,也不善于讲故事,他们如何为欣欣催眠?欣欣养成了听歌或听故事中入睡的习惯,到了保定如何适应?欣欣啊,你一定要听爷爷奶奶的话,一定要好好睡觉啊!

    肖玉荣带班补课那天,下午快放学时,邀请王加根去她家玩一玩——意思是去吃晚饭。说是专门买了一瓶“白云边”,还有一瓶红葡萄酒,她还邀请了邹贵州和邹金桥。

    王加根没有推辞,也没有去揣摩肖玉荣为什么请他。在牌坊中学,同事之间互相吃请是很正常的事情。王加根隔三差五就叫几个人到家里吃饭,简简单单的几个菜,往往能喝掉两三斤白酒。大家胡吃海喝,吵吵嚷嚷,图的就是个红火热闹,开心快乐。

    肖玉荣提拔为副校长之后,就没有教初三语文,没担任班主任,改教初一初二年级政治课。她不再是王加根的竞争对手,还把自己的女儿安排在初三(1)班,托付给王加根。她对王加根还是非常信任的,请王加根吃饭,或许有谢师的意思,也有可能纯粹是交流感情。看到王加根一个人在家,孤单寂寞,请他去家里热闹热闹。

    肖玉荣的丈夫老苏已经提前下班回家了。

    他腰上系着围裙在厨房里炒菜,肖玉荣的母亲也颠着小脚忙进忙出。看得出,他们对这餐晚饭是很重视的。

    菜端上来之后,果然特别丰盛。被邀请的三个客人,邹贵州和邹金桥与肖玉荣同村,算半个东道主,王加根被尊为座上宾。大家都劝他吃菜,轮番向他敬酒。

    王加根这段日子心里烦闷,巴不得找个机会释放一下,所以来者不拒,哪个端杯,就与哪个干杯。

    没一会儿工夫,他就喝上了坡儿,话明显多了起来。

    常言道,酒后吐真言。借着酒性,他把憋在肚子里的话,一股脑儿倒了出来。帮腊梅交学费,方红梅暗恋蔡东明,欣欣上幼儿园,王厚义卖房子,白素珍与马家孩子之间的矛盾……他骂自己没用,恨自己无能。说着说着,眼睛里竟然涌满了泪水。

    在座的每个人都很惊讶。平时看上去卿卿我我、相敬如宾的加根夫妇,竟然存在这么多矛盾!这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的。

    邹贵州劝王加根:“马虎一些,想开一些。老话说得好,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

    肖玉荣自告奋勇提出,她要找个机会,与方红梅好好地谈一谈。

    王加根满怀感激地说:“谢谢!谢谢!夫妻之间的问题,还是我们自己解决吧!我也确实是因为心里憋屈和难受,才倒倒苦水。现在话说出来了,感觉轻松多了,也舒服多了。”

    吃过饭,他就起身告辞。

    见王加根满脸通红,走路有些晃荡,邹贵州和邹金桥提出送他,但他打架一样地谢绝了。他坚持一个人走出肖玉荣的家门,穿过夜色笼罩的邹肖村,走向通往牌坊中学的田野。

    晚风习习,初夏的夜晚比较凉爽。行走在曲曲弯弯的田间小道上,听着青蛙此起彼落的鼓噪,王加根酒性发作,突然扯起嗓子,旁若无人地唱起歌来:

    我曾经问个不休

    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

    还有我的自由

    可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这是时下正流行的摇滚歌曲《一无所有》,崔健也是他比较喜欢的歌手。唱着唱着,他双眼模糊,滚烫的泪珠顺脸颊滑落。

    路过一个池塘时,他突然停下脚步,蹲在塘埂上,破着嗓子嚎哭起来。那哽咽的哭泣声,夹杂在一片蛙鸣之中,听来让人伤心欲绝。

    也不知他蹲在地上哭了多长时间,直到不远处传来路人谈话的声音,他才站起身来,用巴掌抹去脸上的泪水和模糊的眼睛,调整了一下情绪,继续朝牌坊中学走去。

    进校园后,因为内急,他径直走向紧邻东院墙的公共厕所。路过办公室时,透过玻璃窗口,他看见好几个人在里面看电视连续剧《西游记》。

    在厕所里撒尿时,他思考起去不去办公室看电视剧这个问题。

    说实话,他非常喜欢《西游记》。这段日子,学校教师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也是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故事。但是,他刚才看见,办公室里除了门卫老宁、广广黄和肖金平,还有程彩清夫妻俩和他们的两个女儿。这就让他有点纠结,思考起看还是不看这个问题。

    程彩清涉嫌赌博犯罪,被公安局羁押了几个月。后经检察院提起公诉,被法院判处管制两年,并处罚金。今年春节前夕,被释放出来。回牌坊中学时,他剃着光头,白白胖胖的,显得比较富态,不像是坐过牢,倒像是去哪儿休养过一阵子。牌坊乡教育组给予他开除留用的行政处分,让他继续在牌坊中学教书。

    虽然背着刑罚和行政处分,程彩清的工作和生活似乎也没有多大改变。他还是教体育,每周还是十二节课,每天上午还是带领全校学生做广播体操,还是有课时上课、没课时趴在办公桌上睡觉,或者与其他教师下象棋。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他不再抹牌赌博,家里不像往日那样红火热闹了。

    因为之前的矛盾,程彩清一家与王加根一家基本上没有往来,两家人见面也互不理睬。不过,程彩清从号子里出来之后,态度有所改变,见到加根红梅,总是主动打招呼。

    看到王加根提着开水瓶,他就问:“打开水?”

    碰到方红梅拎着装有衣服的塑料桶,他就问:“涮衣服?”

    如果方红梅王加根空着手,他就问:“吃了没?”

    同住一所学校,又是邻居,每天见面的机会多。见一次面就这么问一遍,无论是打招呼的,还是被打招呼的,都觉得尴尬。

    有时双方相向而行,老远就看到对方了,明知道会相遇,打招呼又相距太远,程彩清就先埋下头,眼睛盯着地面闷闷地走,直到快碰到了,再抬起头问一声——表现得非常不自然。

    天长日久,加根红梅都怕遇到程彩清了。以前见面互相不理睬让人难堪,现在见一次面就打一次招呼,同样叫人难堪。

    唉,怎么就不能够和其他同事一样,随和自然一些呢?

    说白了,还是彼此之间有隔膜,心存芥蒂。

    程彩清被抓的那段日子,王加根几乎每天晚上都去办公室看电视。尤其是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开播以来,一家三口总是吃过晚饭就往办公室跑,连澡都顾不上洗。

    春节过后,程彩清放出来了,他们再去办公室看电视时,就会发现彩清一家人已捷足先登,坐在电视机前面了。没办法,他们就知趣地离开,打道回府,或者去学校外面散步。欣欣不乐意,又哭又闹,非要去看《西游记》不可。

    这就让王加根和方红梅感到非常为难。

    勉强进办公室吧,两个吵过架的家庭聚在一起看电视,心里感到别扭。有时,欢欢还会和欣欣争频道,闹得大人小孩都不愉快。

    这也是方红梅下决心送欣欣去保定的原因之一。

    “现在欣欣不在家,办公室里除程彩清一家四口,还有老宁、广广黄和肖金平,我是不是也去看电视?”王加根边撒尿边问自己。

    等他撒完尿,拉裤子拉链的时候,又决定不看电视了。他想回家写小说,似乎突然之间有了创作的灵感与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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