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调

    后湖宾馆是孝天市规模最大、最豪华、最气派的宾馆，同时也是孝天市人民政府招待所。

    在宾馆的一个小型会议室里，摆成“回”字型的会议桌周围坐满了人。“回”字中间的地面上，摆放着五盆一品红。这种植物下部椭圆形的叶子是绿色，顶端狭小的叶片是红色，看上去很像花瓣。会议桌上摆着一些塑料花瓶和小盆景，还有开水瓶、陶瓷茶杯、烟灰缸和带过滤嘴的“永光牌”香烟。会议室主座后面的墙壁上，拉着一条很长的红布横幅，上面写着“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表四十二周年暨《澴水浪》首届优秀文学作品颁奖大会”。

    参加这次会议的领导有孝天市副市长、市文化局局长、市文化馆馆长、市广播电台台长、孝天报社社长和《澴水浪》杂志主编等，还有专程从武汉赶来的省作协副主席。令人吃惊的是，坐在这些领导对面的获奖人员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那不是王加根吗？

    对，正是他。他是所有获奖人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坐在会议室里，听着那些高高在上的领导和名气如雷贯耳的作家侃侃而谈，王加根心情异常激动，同时又感到自己微不足道。但不管怎么说，他来了。他走到了这些人中间，并且与他们坐到了一起。

    这就是进步，就是对他这些年勤奋耕耘的肯定。

    没有奖金。奖品也很简单：一本《现代汉语词典》、一个陶瓷笔筒和一个小陶瓷花盆。虽然不值几个钱，但书香气息很浓，都是文人喜欢的东西。会议只有半天时间。

    散会之后，大家到宾馆餐厅里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午饭。然后，就分道扬镳、各奔东西了。

    王加根拎着装有奖品的纸袋子，来到孝天市汽车客运站，买了一张前往方湾的车票。他准备先到方湾中学与方红梅见个面，然后步行到肖港火车站，坐晚上的慢车回花园。

    明天星期四，他必须赶回牌坊中学上班。

    王加根之所以这样规划返程路线，除了想见方红梅，与她分享获奖的喜悦以外，还有一件重要事情与方红梅商量。

    前天上午，王加根收到获奖通知的时候，涂勇突然来牌坊中学找他。与涂勇一起来的，还有一个面相较熟、却叫不出名字的师范同学。

    他把两位老同学带到自己的宿舍。

    “他是师范同学，与我一个班，叫舒建新，在陡山中学教书。”涂勇把同行者介绍给王加根。

    “认识！认识！”王加根客套地应和，“在师范时我们常见面。”

    舒建新说，那时他经常在墙报，王加根的作品写得不错。

    涂勇又谈起了他从襄花小学调到白合中学之后的情况。

    直到大家把该说的废话说得差不多了，才进入正题。

    原来，舒建新是肖港公社人，师范毕业后分配到了陡山公社。他父母年事已高，身体不好，两个姐姐已经出嫁，家里没有其他兄弟，老人没人照顾。因此，他一直想从陡山公社调回肖港公社。可公办教师跨公社调动，那简直比登天还难！一直未能如愿。

    这种情况，王加根心里当然清楚。公办教师的工资及各项福利待遇均由公社财政发放，教师人数的增减，直接影响公社财政的负担。各公社对公办教师数量实行严格的编制管理。教师人数减少，皆大欢喜；教师人数增加，则要经过层层审批。因此，公办教师调出比较容易，而想调入则非常困难。撤社并区后，公办教师的薪酬改由区财政发放，教师流动的瓶颈也变成了跨区调动。

    “我听说你和方红梅在谈恋爱，有没有想过把方红梅调到牌坊中学？”舒建新突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加根回答：“想当然想过，但谈何容易！”

    舒建新马上兴奋起来，抛出了自己的想法：“是这样。方湾划归肖港区管理后，小方从方湾中学调牌坊中学，实际上就是从肖港区调到花园区。而陡山又划到了花园区，我从陡山中学调往肖港，就变成了从花园区调到肖港区。我和小方调出调入单位相反，正好可以对调。对调不影响两个区的财政收支，应该比较容易。”

    对呀！这倒是一个好途径。王加根也激动起来，饶有兴致地与舒建新聊起了对调的事情。

    真没想到，这件困扰他和红梅一年多的难肠事，竟然这么戏剧性地找到了解决方案，而且是主动送上门来的。正如他收到小说获奖通知一样，完全没有征兆，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好事就找上门来了。

    双方约定，先去市教育局咨询对调的办理流程，再开始实质性操作。此后几天，王加根一直盼望着去孝天城参加颁奖大会。

    昨天，他特地去了一趟孝天市教育局。

    人事股长明确答复，对调这种事情，只要双方教育组同意，市教育局一般不会干预。因此，他必须马上与方红梅商量这件事，趁热打铁，抓紧办理，不能错过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王加根坐汽车到达方湾后，径直前往方湾中学。见到方红梅，先是炫耀了一下他的奖品，接着就急不可耐地谈起了对调的事情。

    方红梅听过这两条喜讯，自然也是春风满面，抱着亲爱的人儿亲吻了好半天。得知王加根要去肖港火车站赶车，她看了看手表，马上反锁房门，脱衣上床，两人轻车熟路地云雨了一番。

    第二天上午，方红梅把语文课全部调到下午，又找马静借自行车，前往肖港区教育组，跑对调的事情。

    借自行车时，马静问她去哪儿，她没有隐瞒。

    她知道，周东明和周哲凡父子俩正在帮马静往孝天城调。马静三天两头向她报告调动进展情况。别人实话实说（尽管有炫耀的成分），自己干嘛要去隐瞒呢？工作调动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骑行十五里路加上中途渡船过河，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方红梅能够把自行车骑得这么快，连她自己都感到吃惊。

    当她兴冲冲地来到肖港区教育组，找到教育组长，提出与舒建新对调时，教育组长表情比较冷漠。

    他既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打着官腔道：“学期中途教师要求调动工作的，一律不予考虑。到了暑假再说吧！”

    当头一盆冷水，方红梅只得失望地离开。

    返回方湾的路上，她窝了一肚子火，对这些装腔作势的官老爷恨得咬牙切齿。快到万安渡口时，天突然下起了雨。

    她只能顶风冒雨地行进。

    过河之后，走了一段河堤，就是田间小路。路上的泥土被雨淋湿之后，变成了粘性很强的泥巴。泥巴糊在自行车轮胎上，别说骑行，连推都推不动。没办法，她只能把自行车扛起来，踩着烂泥，一哧一滑地艰难行走。几十斤重的自行车压在肩膀上，吃力不说，还硌得肩胛骨生疼。

    回到方湾中学，她浑身的衣服都湿透了，泥泞满身，显得狼狈不堪。她咬咬牙，去池塘提了几桶水，把自行车冲洗干净。然后，又去食堂打热水回宿舍洗澡。

    忙了半天，人累得够呛，身心疲惫，却没有一点儿效果。

    下午上班时，方湾中学闹得满城风雨。大家都知道了方红梅要调走的消息，带着各种各样的心情前来打听。

    池松山酸溜溜地说：“你终于可以结束夫妻分居生活了。”

    方红梅气得恨不得骂人。不过，她还是控制自己的情绪，一笑而过。何必呢？都是同事，说不定暑假之后自己就离开这里了，闹个大红脸，多没意思啊！

    肖港区教育组这边吃了“软钉子”，花园区教育组那边进展还算顺利。王加根和舒建新一起去找教育组长刘福民。

    刘福民听过他们的要求，没有马上答复。

    他看看王加根，又看看舒建新，思考了一会儿，还是拿起钢笔在舒建新的《调动申请书》上签了字。

    紧接着，又对王加根说：“你女朋友调到花园区来我没意见，但我不能保证把她分到牌坊中学，去陡山中学的可能性比较大。”

    王加根没有吭声。

    陡山中学距牌坊中学有三十多里路，各方面条件比较差，工作和生活环境恶劣。这也是舒建新想离开那里的真实原因。

    让方红梅去陡山中学，会不会太委屈她了么？她愿意去么？管不了那么多了！先把她调到花园区来再说。至于分配到哪一所学校，那是后一步考虑的事情。就算方红梅真的分到了陡山中学，也比现在相隔百里要方便得多。两人同在花园区工作，属同一个教育组管理，将来想往一起调，也要容易一些。

    想到这一点，王加根没有与刘福民争辩，算是默认了。

    花园区教育组同意后，王加根就全力以赴主攻肖港区教育组。

    他先帮方红梅写了一份《调动申请书》，找方湾中学领导签字盖章。再拿着这张纸一次又一次地往肖港区教育组跑。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无数次死乞白赖的软磨硬缠，肖港区教育组组长终于在方红梅的《调动申请书》上签了字。

    王加根又骑车到陡山中学，约上舒建新，一起到孝天市教育局。

    人事股长看过两份《调动申请书》，公事公办地答复：“你们回去等着吧！这事还得局党委会研究同意。一旦有了结果，我们会把调令发到花园区教育组和肖港区教育组。”

    跑调动的事情暂时告一段落。

    暑假临近，牌坊中学教学秩序突然混乱起来。

    办公室里很少有人办公。桌椅东倒西歪，杂物随处可见。旧报纸、学生作业本、纸盒子、玻璃碎片、墨水瓶、粉笔、木板子、三角板、圆规……挂在墙上的《考勤簿》和《听课记录本》被撕得稀乱。

    教室的情况更加糟糕。课桌和板凳好多都被人为损坏，缺胳膊少腿儿；窗玻璃没有几块完整的，被打碎的玻璃片散落在窗台和地面上。教室门不是被打破了，就是被卸掉了。电灯不见了踪影，有的连灯头都被扯走。地面好多天没有清扫，纸屑、玻璃碴、粉笔头和灰尘等垃圾积了半寸厚。

    丁胜安一个多星期没来学校打照面，据说是在家里建私房。张仲华和邹贵州从早到晚躲在宿舍抹长牌，完全不管工作上的事情。责任心稍微强一点儿的教师，偶尔到办公室或教室里转转；责任心差的则百事不管，每天到学校点个卯就回家了。

    牌坊中学的暑假就是在这种散马无笼头状态开始的。

    眼见教师和学生们欢天喜地地回家，王加根这才记起自己快半年没回王李村了，突然间特别想奶奶。该回去看看她老人家，整天忙自己的事情，都快把奶奶忘记了。

    带着满腹的自责和愧疚，放假的当天下午，他就骑自行车前往王李村。到村口时，太阳已经偏西。

    王加根走进家门，便望见了白发苍苍的奶奶。

    老人家坐在一把靠背椅上，左手搂着大哭大闹的加叶，右手还在不停地摇着摇篮。

    加根走到奶奶跟前，老人家才抬起头来。

    “是根么？”老人家用浑浊的双眼瞅着孙儿，“是根么？呜呜呜……”她突然哭了起来，声音颤抖，“你怎么舍得回的哟！”

    奶奶说，她晚上做梦总梦见加根，想他想得好苦，天天都盼着他回来。

    “你好像完全忘了这个家，忘了还有奶奶。”

    加根双膝跪下，趴在奶奶的腿上，道歉，流泪，抽泣。

    良久，老人家才捧起孙儿的脸，端详着孙儿，问他可曾吃饭，叫他替她照看一下小孩，她去煮面条。

    加根谎称自己吃过了，拿来一个小木凳，挨着奶奶坐下。

    老人家于是絮叨起来。

    她说，王厚义和胡月娥每天下地后，两个小孩就扔给她，拖死人！她的身体大不如从前，差远了。腿总是冰凉，白天麻杆一般细，晚上又肿得像水桶。走路走不稳，动不动就摔跤。好几次倒便桶时，人被绊倒，仰面朝天躺在地上。爬又爬不起来，屎尿搞得满身都是，总是村里人看到了，过来扶她。抱小孩也是提心吊胆的，自己摔倒不要紧，要是娃有个好歹，那可不得了……

    听到这些，望着奶奶憔悴、枯瘦的面容，摸着奶奶身上的疮疤，王加根心如刀绞。

    “也没做太多的事情。每天就是烧个火，洗个碗，摇个娃，洗个衣服。只是人老了，不中用了。”奶奶掀起围裙擦去脸上的泪水，笑着告诉孙儿，“他们弄了好吃的，总会给我盛一浅碗。我还求什么呢？只等着死了睡棺材。”

    加根听到这儿，心里特别难受。

    奶奶太容易满足了。少一点活儿，多一口吃食，就觉得是生活对她的馈赠，因此感激不尽。她没有生育儿女，却抚养了好几个后人。年近八旬，还要同时带两个小孩，干那么繁重的家务。

    老人家操劳忙碌了一辈子，本应该有幸福的晚年啊！可是，并没有人真心地爱她。白素珍和王厚义愿意扶养她，实际上是惦记她的房产。她把加根看成唯一的亲人和依靠，把仅存的一点儿温情给孙儿，但加根因为忙工作、忙事业、忙爱情，记起老人家的时间并不多，半年都没有回家看一眼。

    想起这一点，王加根就骂自己不是人，是猪狗都不如的畜生。他下定决心，这次回家一定要多陪陪奶奶。给奶奶做点儿好吃的，与奶奶多聊聊天。由于耳聋，与奶奶说话得费很大的劲，平常难得有人与她拉家常。加根告诫自己，要耐心，多陪奶奶说说话，多告诉她一些外面的事情。

    每次回到王李村，王加根就感到特别压抑。

    家里脏乱差的环境让他觉得恶心。各种农具家什随意乱丢，坛坛罐罐到处都是。屋顶和墙面结满蛛网、落满扬尘。桌椅板凳、地面和门口的石礅上，随处可见鸡屎、鸽子屎、燕子屎和老鼠屎。卧房里则散发出霉烂、化肥、农药、屎臭、尿臊混合在一起的气味。再加上小孩儿扯起嗓子满脸通红地哭号，吵得人心烦意乱。

    出门转转，村子里也没什么变化。拆了几栋旧房子，做了几栋新房子。认识的乡亲越发老了，小孩子一个个长大。新近嫁来的媳妇，他都不认识。门口塘的堤坝重新修整过。池塘边那个早已废弃不用的石碾子还在，巨大的碾磙子常年累月趴在碾盘上不动。

    一群小孩儿围着碾盘转圈儿，手里拿着石块、砖头或瓦片，沿着碾盘四周凸起的边沿滑动，口里还“呜呜呜”“突突突”地模仿着汽车或者拖拉机跑动的声音。

    这游戏王加根小时候也玩过，现在见到，觉得特别亲切。

    转到皮匠三爷家门前，老俩口非常热情地与他打招呼，让座。

    王加根赶紧把特意买的纸烟拿出来，敬烟。

    相邻几家的老头儿老太太看见加根，也都凑过来，搭腔拉话。

    王加根逐一把纸烟散给他们。

    交谈中，加根得知有几个小学同学或初中同学死了。这让他感到很吃惊。同村绰号为黑货的小伙伴去宜昌打工，在葛洲坝建设工地上失足，掉进几十米深的坑里摔死了。村主任的儿子涉嫌□□，在“严打”中枪毙了。邻村李家岗的一个同学，应征飞行员，初试和复试均已通过，最后环节被淘汰。因承受不了失败的打击，感觉在亲朋好友面前没面子，悬梁自尽了。

    “二瘌痢在广州被公安局抓了！你听说过没有？”皮匠三爷神秘兮兮地问加根。

    王加根惊讶地摇摇头，问：“他犯了什么事？”

    “好像是偷东西，也有人说是卖假货坑蒙拐骗。他这小混蛋向来不正搞，进号子是迟早的事情。”皮匠三爷说话如哲学家一般，“他爸妈现在后悔了，说当初不该送他去广州学开汽车，应该让他把中学读完。现在讲这些还有什么用？悔之晚矣！”

    有人不认同皮匠三爷的观点：“读书考不上学还不是瞎的？王李村这么多年也就加根考取了。考不上大专中专，上完中学还是回家种田，种田能有什么出息？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还卖不出去。您老没有听说吗？到粮店卖稻谷要指标，凭票卖。妈的，粮食卖给国家还要凭票证，成了狗屎！”

    ……

    吃晚饭的时候，王厚义和胡月娥也说起了他们的烦心事。

    前不久，他们往自家责任田里车水，要从别人家责任田里经过。别人死活不借道儿，说是把田里的肥泥巴冲走了，影响稻谷的收成。两家因此大闹了一场，差点儿打起来。

    目前，还面临一个迫在眉睫的难题。早稻快成熟了，收割完早稻，就要犁田，准备插晚稻秧。恰在这个时候，几家共用的耕牛受伤了。这头牛是分田到户时分给王厚义、皮匠三爷和本家二爹三家共有的。前天，本家叔叔用牛犁田时，牛脚掌被锋利的耙齿扎了。伤口有两三寸深，牛的整条后腿都肿了。昨天请兽医来看过，说牛伤最少得一个月才能治愈。这一个月，断不可勉强使用。

    “明知道牛已经受伤，他还让牛犁了几个小时的田。你说他的心狠不狠？”胡月娥愤愤不平地抨击本家叔叔，“现在搞得好，三家都用不成。皮匠三爷昨天找本家二爹扯皮，骂他们家狼心狗肺。两家大吵大闹，讲了一口。但吵闹又有什么用呢？又不能把牛的伤吵好。皮匠三爷只好去找亲家借牛，本家二爹也去找亲戚借牛了。只有我们家，到现在还没有着落。”

    这些事情王加根爱莫能助。当今农村，牛有时比人还要金贵。

    吃过晚饭，王厚义搬起竹床，到屋侧边的风口子那儿乘凉。

    胡月娥抱着加花，牵着加叶紧随其后。

    加根则把家里的竹躺椅搬到门口，一个人坐在那儿。

    奶奶可能因为白天太累，已经睡下了。

    王加根靠在躺椅上，望着满天繁星和弯弯的月牙儿发呆。四周不时传来蟋蟀鸣叫和青蛙鼓噪声，盛夏的夜晚显得更加寂静。煞风景的是，不时有蚊子飞来飞去，甚至落在他身上叮咬。他烦躁地朝疼痛处打了一巴掌，而蚊子却提前飞走了。正在他对讨厌的蚊子感到无奈的时候，黑暗的屋子里走出一个颤巍巍的身影。

    那身影缓慢挪动，忽高忽低，如同在探路，慢腾腾地靠近躺椅。

    加根知道是奶奶。

    老人家来到加根身边，一手扶着椅靠，一手摇动蒲扇，轻轻地拍打在孙儿身上。

    蚊子被赶走了，扇子拍打在他身上，不痛也不痒，怪舒服的。

    多么熟悉啊！儿时的王加根，夏夜躺在石板或者竹床上，奶奶总是坐在他身边，不停地扇着扇子，赶蚊子，送凉风，催他进入梦乡。

    加根的眼睛湿润了，但他强忍哽咽，没有哭出声来。

    第二天，他没有跟着父亲继母一起下地，而是在家里做卫生、清场、帮奶奶干一些老人家干不动的体力活儿。

    恰逢晴天，他把奶奶的床单、被褥、蚊帐、棉衣全部清洗了，把床上发霉的稻草换了。和以往一样，为奶奶剪脚趾甲，修理搭板、便桶和衣柜。忙完这些，他又去双峰管理区买菜割肉，弄一些奶奶吃得动的菜肴。

    白氏身板硬朗时，做饭的厨艺在王李村无人能比。贴锅蒸的小麦粑、劲道好的手擀面，都给加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至今想起来都口水直流。奶奶现在老了，和不动面了，更没有力气滚动那一米多长的擀面杖。现在做面食，多半是疙瘩汤，或者面籽羹。

    加根准备为奶奶做刀削面。

    他把面和成团之后，用菜刀一片片地往锅里削。

    奶奶还没有见过用刀削面，觉得很神奇，夸孙儿能干。

    削面煮好后，加根给奶奶盛了一大碗。

    奶奶吃了几口，就笑得合不拢嘴，说刀削面就是好吃。有劲道，又吃得动，不像疙瘩汤和面籽羹，嚼在口里如泥巴。

    到了下午，天热起来了，加根就变着法儿做冷饮。用淀粉、醋和白糖冲凉粉，奶奶喝下一碗后，夸这东西好，不用嚼，刺溜一下，就滑进去了，到了肚子里透心儿凉。吃过加根做的糖拌蕃茄，奶奶说汁水特别好喝，像桔子罐头……

    听到奶奶的夸奖，看到奶奶吃得那么开心，加根特别有成就感。只是家里两个小孩哭闹，让他感到心烦。一会儿大的哭，一会儿小的闹。刚哄好了这个，另一个又开锣了。有时两个小孩同时哭号，吵得人就要发疯。加叶有时还知道说饿了、渴了或者哪儿不舒服，加花又不会讲话，只是扯起嗓子号啕，让老人家不知如何是好。

    王加根耐着性子在家里呆了五天。

    第六天，他必须走了。因为惦记着方红梅调动的事情，他想去孝天市教育局和花园区教育组看看情况。

    奶奶听说孙儿要走，浑浊的眼里满是忧郁。

    老人家把加根拉进卧房，从枕套里翻出一个小布包，一层层地打开。里面是一些零角票，大概有两块钱的样子。奶奶把钱急急地塞给加根，叫他拿去用。又说，家里的小剪刀钝了，不好使，叫他下次回家时，买一把带回。

    加根眼眶发热，鼻子发酸，喉咙里堵塞着哽咽，泪水像断线的珠子直往下掉。

    他用颤抖的手接过零钱，骑上自行车赶到杨岗。跑了供销社和几家小商店，都没有小剪刀卖。就买了一斤红糖、一盒蛋糕、一瓶罐头和四个皮蛋，然后返回王李村。

    他把这些东西交给奶奶时，老人家非常感动，口里虽然责备孙儿乱花钱，眼睛里却有了泪花。

    加林带着复杂的心情与奶奶告别，骑车离开了王李村。

    到花园镇后，直接前行花园区教育组，打听红梅的调令。

    “哪有那么快？”刘福民没好气地回答，“教师调令一般都是八月份来，而且多半是八月中下旬。再说，你女朋友的调令也不可能发到我们这里，应该发到肖港区教育组。”

    “那舒建新的调令来了没有呢？”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调令最起码要等到八月份。”

    王加根说了声谢谢，失望地离开了。

    回到牌坊中学，他才发现面临非常严峻的局面，手头没钱了。别说跑调动，这段日子过生活都成问题。

    好在从王李村带回半袋子大米和一些新鲜蔬菜，可以应付一阵子。他必须靠这些东西和不到一元钱的现金，维持到十五号，等着领七个月份的工资。这段日子哪里也去不了，只能呆在学校里。他白天看书写文章，晚上到办公室看电视连续剧《血疑》。

    这部从日本引进的电视连续剧眼下正在热播。大岛幸子和相良光夫的爱情故事，感动了无数少男少女。男女主角的扮演者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更是成了追星族们热捧的对象。方红梅曾不无骄傲地告诉王加根，方湾中学好多教师都说她长得像山口百惠。

    八月二十二日是方红梅二十一岁生日。巧的是，这天下午她收到了期盼已久的调令。

    接下来的几天，她和王加林就开始马不停蹄地跑手续。毫不夸张地讲，他们两个人的腿都快跑断了。

    先是拿着孝天市教育局下的调令和肖港区教育组开的证明，到肖港区政府开《行政介绍信》。再把《行政介绍信》送到市教育局人事股，领取《分工介绍信》。《分工介绍信》送到肖港区教育组后，又凭肖港区教育组开的《证明》，前往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证》，到粮管所办理《粮油关系迁移证》，到银行办理《工资关系迁移证》。最后，把这三个迁移证和《分工介绍信》一起送到花园区教育组，手续才算基本跑完了。下一步，就是等候花园区教育组安排工作单位。

    王加根已经向刘福民提出把方红梅分到牌坊中学的要求，但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

    刘福民说这事需要研究，一再强调，作好去陡山中学的思想准备。

    方红梅知道情况后，满脸不高兴，嘟哝说：“要是把我分到陡山中学，我就不去上班，回方湾中学当代课教师。”

    王加根知道她肯定不会这么做。这样讲，多半是在激将他，要他赶紧想办法，托人去说情。

    能找谁呢？只有找牌坊中学领导，让丁胜安去教育组要人。

    王加根对丁胜安说：“调我女朋友过来，就是为了解决两地分居问题，让两个人能够安心工作。好不容易把她调到花园区来了，又让她去陡山中学，两个人还是不在一起。这种调动又有什么意义？区教育组应该体谅我们的难处，多给教师一点儿人文关怀！”

    丁胜安觉得加根讲的不无道理，拍着胸脯表态：“这事交给我。我去搞定刘福民。”

    王加根很感动，承诺这件事情办成后，请学校领导喝酒。

    丁胜安骑上自行车，满怀信心地去了花园区教育组。

    几个小时后，他又耷拉着脑袋回来了，神情沮丧地说：“刘组长的意见，你们还没结婚，不存在两地分居问题。他还是坚持让小方去陡山中学，说陡山中学师资力量薄弱。等你们将来结婚了，教育组再考虑把你们调到一起。”

    方红梅听到此，如泄气的皮球，一脸悲观失望。

    王加根先是眉头紧锁，后来脑子里灵光一现，表现得非常兴奋。

    他追问丁胜安：“刘福民的意思是说，只有我和小方结婚了，就能够把她安排到牌坊中学？”

    丁胜安回答：“就是这么个意思。”

    “行！我马上去找刘福民。只要他刘组长说话算数，小方肯定能分到牌坊中学。”王加根胸有成竹地这样讲，显得特别有把握。

    结婚的标志是什么？怎样才算结了婚？结婚并不是看有没有举行婚礼，而是看领没领取结婚证。他和方红梅已经领了结婚证，自然就是名正言顺的夫妻。法律上对此有明文规定。

    第二天，王加根揣着《婚姻证明书》，去花园区教育组据理力争。

    刘福民理屈词穷，找不到其他借口，就答应了他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