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流产
进入四月份，太阳不知躲到哪儿贪玩去了，天总是阴沉沉的。
清明节那天，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此情此景，总会让人们不由自主地朗诵那首脍炙人口的短诗：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这段日子，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人们常会怀着忧伤和崇敬的心情，去为死去的亲人扫墓上坟，寄托对故人的哀思。
在方湾菜园子村方红梅家里，今年清明节的祭祀活动比往年要隆重一些。在孝天城上学的敬文和腊梅都回来了，全家六口人聚在一起。
堂屋的神台上，摆放着香炉和两根燃烧着的蜡烛。方父关上大门，和方母一起把厨房里的饭菜往八仙桌上端，来来往往地跑了好多趟。这些食物是祭祖的，暂时还不能食用。饭菜全部上桌后，还要给祖先们斟上白酒。
接下来是烧纸。方父把特意买回来的黄表纸解开，抽出几张用打火机点燃，放在正对着八仙桌的地面上。然后不停地往火苗上添加纸张，直到形成一个熊熊燃烧的火堆。其他人陆陆续续地拿起黄表纸，跟着往火堆上扔。投放纸张的同时，每个人口里都念念有词，祈求祖先保佑。方父方母反复念叨的，是保佑敬文和腊梅考上大学。
没一会儿，整个屋子里就烟雾弥漫，黑灰到处乱飞，熏得人眼泪直流。大家坚持把纸烧完，没有人随便离开。
方父从里屋拿出一个灰色麻布袋子，铺在正对着火堆的地面上。他双膝跪在麻布袋子上，双手趴地磕了三个头，再站起来作了三个揖。方母紧随其后，也趴在地上磕了三个头，站起身作了三个揖。然后依次是红梅、腊梅、敬文和敬武。全家人磕头作揖完毕，等黄表纸烧完之后，再打开大门，到门口燃放鞭炮。
这个环节，敬文敬武是最积极的。他们一人拿了一卷浏阳电光炮，一边往大门外走一边拆开。把两卷鞭炮平摊在门口的地面上，两人分别点燃。很快，劈里啪啦的响声震耳欲聋，鞭炮的碎屑到处跳蹦，白色的烟雾四散升腾，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
放过鞭炮，在家的祭祀活动就算告一段落，大家准备去墓地。方父扛起一把铁锹，方母拎起装有碗筷、酒瓶和酒盅的竹篮子，敬文提起装着黄表纸、线香和蜡烛的塑料袋，敬武抱着两卷鞭炮，红梅和腊梅把八仙桌上的食品挑了几样拿上，一个跟着一个，浩浩荡荡地在村子里穿行。
菜园子村没有公共墓地，死了人通常都是埋在自家的责任田里。方家老奶奶是去年秋天去世的，入土时间还不到一年，坟墓被绿油油的麦苗掩埋着，坟头上的野草不是很茂盛，还残留着花圈的骨架。
墓地的祭祀仪式大同小异，烧香、化纸、磕头、作揖、燃放鞭炮。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多了修整坟墓的环节。
上完坟回家的路上，方红梅突然感觉头晕，走路不知轻重，脚似乎踩在棉花上一样，飘飘欲仙。紧接着，肠胃也开始闹腾，一股辛辣的暖流直冲喉管。她蹲下身子，在田间地头呕吐起来。
方父、方母、敬文、敬武已经走在前面，留在她身边的只有腊梅。妹妹关切地问姐姐怎么了，要不要去医院。
红梅抬手抹了抹嘴唇，揩了揩眼泪，红着脸回答：“可能是昨晚上没盖，凉了肚子。”
“那还是去医院看看吧！”腊梅着急地建议。
“不用。回家休息一下，喝点热开水就会好的。”红梅边回答边站起身，继续用手背擦着眼泪，跟在家人们的后面，慢慢地行走。
吐过之后，感觉身体舒服了一些，不过脑子更乱，甚至有点儿惶恐不安。她心里很清楚，呕吐并非晚上“凉了肚子”，极有可能是怀孕。她私下里推算过，三月十五号就该来月经，而今天都四月四号了，还没有动静。超期一个礼拜时，她就有点儿慌乱。不过，还心存侥幸，毕竟以往月经提前或延后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可随着超期越来越长，她的忧虑就与日俱增。
自从突破男女之间最后那道防线，她和王加根见面，总会不由自主地做那个事情。尽管选择的是“安全期”，但没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并不安全。本来，方红梅这个周末是准备去牌坊中学，把可能已经怀孕的情况告诉王加根，一起商量对策的。还没有等她动身，加根就来信了，说这个周六周日要参加自学考试，正式开始奔文凭。
现在奔文凭的途径较多，且各有特点。脱产进修、函授、夜大必须参加入学考试，学制相对比较固定，专科三年，本科五年，坚持学完一般都能够毕业；广播电视大学、网络远程教育无须参加入学考试，修满规定的课程就能毕业，在学制上没有保障。有的人很快，两年或者三年就能够拿到文凭；有的人则比较慢，需要五年、六年，甚至更长时间。还有的人考考停停，终生也没有拿到大学文凭。
方红梅接受一些老教师的建议，准备报考湖北大学本科函授班，正在抓紧时间复习。她曾劝王加根与她一起报考，王加根没有同意。
加根有自己的考虑。
他沉迷于文学创作，正在苦心孤诣地写小说，编织作家梦。因此，不想为复习备考耽误太多时间，更不想被函授学习牵着鼻子走，定期完成作业，按时参加面授和结业考试。另外，他觉得本科函授学习学制太长，需要五年时间。与其花五年时间奔文凭，不如用五年时间写小说，说不定能在文学创作方面有所建树。
然而，大学文凭又是必不可少的。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教师的学历有硬性要求。小学教师必须取得中专文凭，初中教师必须取得大专文凭，高中教师必须取得本科文凭。文凭达不到任教学段的要求，在职称评定、职务晋升、工作安排等方面都会吃亏，甚至在激烈的竞争中淘汰出局。
正在他陷入两难境地的时候，省报上发布了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湖北省即将举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他觉得这种奔文凭的方式比较适合自己。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虽然难，但学习方式灵活，无须受制于人。平时在家里自学，每年四月份和十月份到孝天城参加考试。考试合格一门，拿一门单科结业证。全部课程合格后，就可以用单科结业证去换取大专文凭。
今年四月上旬，是王加根首次参加自学考试。方红梅不想在这个时候去叙说自己的烦心事，怕影响他复习。等他考完试再说吧！
清明节过后，在焦虑不安和提心吊胆中苦熬十天，总算等来了周末。周六吃过午饭，方红梅就坐班车来到了孝天城。
她准备先到医院检查一下，然后坐火车去牌坊中学。
顾不上去孝天一中见弟妹，她直接去了城站路上的孝天地区妇幼保健院。
排队挂号。交费。尿液化验。抽血检验。
穿着白大褂的女医生笑容满面地通报：“恭喜你有喜了！”
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方红梅呆若木鸡地坐在椅子上，脸上满是忧郁。
女医生还在一个劲地告诫她怀孕期间应该注意的问题。
她感觉浑身发冷，手心冰凉，木然地站起身，慌慌张张地走出妇幼保健院。来到医院门口的公交车站，她手扶铁栏杆，摇摇欲坠。
怎么办？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个没结婚的大姑娘居然有了身孕。这让她如何在社会上做人？外人指指点点，朋友议论纷纷，同事嘲笑，同学讥讽，父母责骂……这些都会铺天盖地。
唾沫星子淹死人啊！
想到这里，二十一岁的方红梅不寒而栗，一筹莫展，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
开往火车站的公交车进站了，她跟在拼命拥挤的人群后面，最后一个上车。
车上水泄不通，别说座位，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人挨着人，前胸贴着别人的后背，如打楔子一般，活动一下就非常困难。人体散发出的汗臭味、乘客拎着的熟食味、汽油味、从车窗外面飘进来的柏油马路散发的沥青味，各种气味混合在一起，熏得她一阵阵作呕。
真是比死去还让人难受啊！
花了近半个小时才到孝天达火车站。
方红梅买好车票，坐在候车室的长条木椅上。看到一些年轻的女旅客与小孩子亲昵嬉戏，女性的母爱油然而生。
她双手放在肚子上，开始胡思乱想。
“我也怀上了自己的孩子！孩子啊！假如你能够顺利出生，我同样会像那些母亲一样爱你，为你倾注全部心血。可是，你来的不是时候。我还是一个大姑娘，还没有结婚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命运怎么要如此捉弄人？”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车程，在花园火车站下车，又步行一个多小时到达牌坊中学。投入王加根的怀抱后，她迫不及待地把这条说不清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的消息，告诉了心上人。
王加根自然也很震惊，好半天没有做声，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怎么办。
结婚？他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而且也不具备结婚的条件。他才二十岁，还不到法定结婚的年龄。当然，这个可以变通处理，先不领取结婚证。可问题是，他什么都没有准备，两手空空，兜里没钱，地地道道一个穷光蛋。他和方红梅又不在一起，天南地北地扯着。生了孩子怎么办？就算他们不在乎这些，红梅的父母能同意么？
还有一点，也是让他想起来就后怕，甚至有点儿胆颤心寒的。结婚之后，他们就得围着小家庭转。整日柴米油盐酱醋茶，为吃喝拉撒和抚育小孩操劳，他的自学考试怎么办？方红梅的函授备考怎么办？他们的事业、前途和理想不是都完了？
如果不结婚，就只能去医院引产，把这个孩子做掉。
两人权衡利弊，痛苦地商量了一晚上。最后达成一致意见，狠心做掉这个来得不是时候的小生命。
第二天上午，王加根骑自行车带着方红梅，前往孝天市第二人民医院，到妇产科要求引产。
“你们是夫妻吗？”妇产科医生敏感地问。
方红梅没有做声。
“是！”王加根果断地回答。
“那把你们的结婚证拿出来给我看看。”
“结婚证放在家里，没有带来。”王加根继续撒谎。
“那不行！我们必须确认你们是夫妻关系，才能做流产手术。”
两人面面相觑，只能闷闷不乐地离开。
在这家县级医院碰壁后，他们又带着侥幸的心理，前往花园镇医院和花园区卫生院。结果，别人都要求他们提供夫妻关系证明。
既然公立医院不行，那就去私人诊所试试。就算做不了流产手术，开点儿堕胎药也行。
据说，离花园镇十几里路的江河村有个远近闻名的老中医，看病神奇，被人们誉为神医。
他们风尘仆仆地赶往江河村。
见到老中医，王加根谎称他们是花园铁路技校的学生，正在谈恋爱，做出了丢人的事情，求老中医帮助他们堕胎。
老中医听过王加根的陈述和要求，不假思索地回绝了，还说自己最见不得乱搞男女关系、作风不正派的人。
王加根重申他们是恋人，并不是乱搞。
“恋人毕竟还没有结婚嘛！没有结婚就怀了孕，不是乱搞是什么？”老中医反问，“你说不是乱搞，那怀了孩子为什么要打掉？第一胎，又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
王加根无言以对。话不投机，他只好拉起方红梅的手，准备离开。
“如果你们愿意出一千块钱，我可以考虑帮助你们。”在他们快走出大门时，老中医突然亮出了底牌。
一千块钱？原来这老东西是想敲竹杠。
“如果我们有一千块钱，就不会为结婚犯愁了。我们肯定会举办一场红火热闹的婚礼，然后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还用得着找你？”王加根心里这样想，没有理会这个老奸巨滑的老中医，径自离开了。
回到牌坊中学，两人疲惫不堪，垂头丧气。他们坐在宿舍里相对无语，不后悔，也没有埋怨。他们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
经过慎重的考虑，王加根提出，先领结婚证，再去正规医院做流产手术。
他们没有单独的户口簿，领结婚证必须由单位出证明。方红梅不存在什么问题，未婚，年龄也达到了法定婚龄。王加根却遇到了一点儿障碍，法律规定男年满二十二周岁才能结婚，而他只有二十岁。怎么办？只能找丁胜安帮忙，求他开证明时虚报年龄。
丁胜安是个嘻哈马虎人。接过王加根递过来的香烟，听过王加根的请求，二话没说，就开了个“虚假证明”。
就这样，王加根和方红梅一起到花园区人民政府领到了红彤彤的《婚姻证明书》。揣着结婚证，两人兴冲冲地再次前往孝天市第二人民医院。
妇产科医生瞟了一眼结婚证，冷若冰霜地告诉他们，还要单位开证明，说明他们怀的是第几胎。
这多麻烦啊！这不是明摆着让他们公开丑事么？也不知是医院确有这方面的规定，还是妇产科医生故意刁难，两人听过之后，如霜打的茄子。
他们垂头丧气地返回牌坊中学。王加根让方红梅在宿舍休息，自己骑上自行车前往丁胜安家里。
运气还不错，丁胜安正好在家，同时在场的还有程彩清、赵乾坤和邹肖小学校长邹山青。四个人嘴里叨着香烟，正在聚精会神地抹长牌。屋子里烟雾缭绕，熏得人睁不开眼睛。
王加根谎称上次开的证明有问题，必须重开。
“真麻烦！”沉迷于牌局的丁胜安显然有点儿不耐烦，“你自己把证明写好，我来盖章！”
听到这句话，王加根心里窃喜。
他灵机一动，拿出一张白纸，对校长说：“我没有带钢笔。您干脆先把章盖上，我回去写。”
丁胜安犹豫片刻，还是喊他老婆把皮包拿过来。从皮包里掏出学校的公章，在空白材料纸上盖了一个红印。
王加根道过谢，赶紧告辞。
回家开好证明后，两人又一次来到孝天市二医院。
妇产科医生看过证明，又审问：“既然是第一胎，干嘛要打掉？”
方红梅说自己要考本科函授，老公在搞自学考试，两人都在奔文凭，想晚两年再要孩子。
女医生再也找不出刁难的借口，于是拿起钢笔，开了处方，叫他们到一楼收费处交钱。
交过二十元手术费，回妇产科时，方红梅看见王加根站在二楼墙角，耷拉着脑袋，垂头丧气的样子，心里也蒙上了一层阴影。她本想过去安慰他几句，看到走道上到处都是人，就放弃了这种打算。
她怀着沉重的心情，步履沉重地走进手术室。
一个中年女医生和两个年轻女护士神情冷漠，麻木不仁，按部就班地忙碌着。
方红梅踏上手术台垫板，双腿不禁微微发抖，如同被押赴刑场的死刑犯。她平躺在手术台上，紧张地闭上眼睛。
“把吸引器拿过来！”女医生吩咐护士。
接着，她的耳边就传来沙沙的响声，浑身肌肉突然收紧。
吸引器伸进□□，如同刀子在腹腔里剐，抽血，割肉。那简直就是绞肉机，剧烈的疼痛让她感觉生不如死。
王加根，你来呀！让我抓紧你的手。你来呀！王加根。你就不担心你的梅会死掉么？她在心里默默地呼喊着。
“你几个月了？”女医生突然问，伴有一股难闻的口臭。
方红梅睁开眼睛，微微偏过头：“两三个月吧。”
“做女人真是难。你这多遭罪啊！”女医生絮絮叨叨，“男的只晓得自己快活，哪里管女人的死活！”
胀痛难忍。
方红梅禁不住□□起来，用微弱的声音问：“快完了吗？”
“快完了？”护士没好气地回答，“才开始呢。”
女医生白了护士一眼，用和缓的口气安慰道：“快了，快了。再坚持一会儿。有点痛啊！你再忍忍。”
方红梅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好吧！为了保全名声，就算是疼死，自己也认了。
过了近一个小时，女医生才如释重负地说：“好了。”
方红梅从手术台上坐起来，穿好衣服，缓慢地走出手术室。
王加根迅速迎上去，扶着她，缓步走下楼梯。走出医院，走到行人稀少的民主街上。
“我直接坐车回去吧！明天还要上班。”方红梅说。
加根有点儿担心：“你行吗？要不到牌坊休息休息，明天再回去。”
“明天上午有我的语文课。今天必须回去。”方红梅坚持要走，并且说自己感觉还可以。
他们于是沿民主街直接走向花园火车站。正好有一趟到孝天城的快车。王加根买好车票，把方红梅送进站台，送上列车。
当南下的列车渐行渐远、逐渐消失时，王加根突然扬起右手，狠狠地抽了自己一耳光，然后失声痛哭起来。
刚才在医院，坐在妇产科走道的长条椅上，他就一直想哭。只是因为人多眼杂，才强忍着没有哭出声来，内心却早已泪流成河。他骂自己是混蛋，没有用。有女人爱，却没有能力娶别人。孕育了自己的孩子，又没有勇气让他（她）来到这个世界。
“我是人吗？我还能算一个男人吗？我怎么活得这么窝囊？我有脸面对自己亲爱的人吗？我如何告慰那没有长成人形就被自己扼杀的孩子？”他痛骂着自己，同时又想起了父亲和继母。
二十天前，胡月娥又生了一个女孩，取名王加花。
加花出生时，胡月娥和上次一样，又号啕大哭，骂肚子不争气，说自己枉到王家做了一场人，没有生个儿子。
王厚义和胡月娥连结婚证都没领，只是请王李村的父老乡亲到家里吃了一顿，公开两人的同居关系。他们就能肆无忌惮地生小孩，生了一个，又生一个。没人说他们的不是，也没人觉得不正常。
王加根和方红梅已经领了证，是受名正言顺的夫妻。但是，因为没有能力举办婚礼，缺少一个仪式，怀了孩子也不敢生，只有残酷无情地打掉。
不该生的，可以放心大胆地生；该生的，却要偷偷摸摸地引产。现实就是这么不公平。法律在世俗和舆论面前，该是多么苍白无力啊！
父亲四十六岁还在生小孩，我二十岁却不敢让自己的孩子出生。王加根想到这一点，就觉得窝囊，觉得自己没有一点儿用，枉为男人。
我不敢生小孩，还不是因为穷！拿不出钱来举办婚礼，没办法向世人昭示我与方红梅的夫妻关系。
奶奶曾气呼呼地告诉他，因为王厚义和胡月娥再次超生，村里罚了他们五百元钱。厚义把拆老宅时的多余木料全部卖光了，才凑齐这笔款项，交给了村里。
五百元啊！比王加根一年的工资还要多。如果家里给他五百元，他就能够把结婚所需的东西置办齐，举行一个热热闹闹的婚礼。方红梅自然就不用去做工人流产。他那没有见过面的亲骨肉就能正大光明地来到人世间。遗憾的是，他每次回到王李村，父亲和继母都在他面前叫穷。说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没有办法帮助他。那情真意切的样子，让任何人见了都觉得可怜，以至于加根不得不掏钱给家里买农药和化肥。
儿子要结婚，他们一分钱也不愿意拿；为了交超生罚款，他们一出手就是五百元！天下竟然有这样的父母！
想起这些，王加根就觉得心寒。
而此时，坐在列车上的方红梅同样如同万箭穿心。
在孝天火车站下车后，她挤公交车来到长途汽车站。买好回方湾的车票，在候车室的长条木椅上坐下。精疲力竭，浑身酸软，整个人如同垮掉的一摊乱泥。正当她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人在推搡她的肩膀。她睁开眼睛，看见马静灿烂的笑脸，以及马静身边推着“凤凰”自行车的周哲凡。
“这么巧！你也回方湾？”马静吃惊地问。
方红梅笑着点点头。
马静说，她周末去武汉玩了两天。地区教院组织教师去武大和华师参观，食宿和车费都由单位出，小周就让她跟着一起去玩。
周哲凡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孝天地区教师进修学院当教师。他和马静准备今年“五一”结婚，新家就安在孝天城。
望着眼前这对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新人，方红梅更觉得孤独和可怜。为什么别人能够那么幸福和美满，而我却总是那么苦命？
开始检票了。
周哲凡把她们送到进站口，挥手告别，骑上自行车离开了。
坐在开往方湾的长途汽车上，马静的嘴巴一刻也不闲着，说的都是她和周哲凡的事情。
“小周在教院分了一套二的住房，粉刷得特别好。我们结婚的家具全部是小周家里打的，做油漆花了一百多块钱。电视机、冰箱和落地扇也是小周家买的，我家只负责床上用品。小周原先准备拿两百块钱去撕布做衣服。我说，你可真够大方的！两百块钱也拿得出手？两百块钱买我一个人的衣服都不够！”马静不无骄傲地津津乐道，“我妈嘱咐我，趁现在多要点衣服，将来结婚之后想要就难了。我一定要让他们家放放血。不听我的，有他好看的！”
方红梅曾经去看过马静家准备的床上用品，还有她去武汉买回的衣服。四床被子都是洋布被里，缎子被面，新打的棉絮。羊毛毯，尼龙蚊帐，绣花枕头。两对新买的皮箱里装满了内衣、连衣裙、春装、呢子大衣等各种服装，让她眼花缭乱。
人比人，气死人啊！看过马静阔气的嫁妆，方红梅脑子里一桶浆糊，现在听马静的炫耀，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
一个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准新娘，一个刚刚做过人工流产的未婚孕妇。她们曾经是同班同学，现在又是同事。她们被同一个男人爱过——不同的选择，导致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境况。
方红梅后悔么？实事求是地讲，她并不后悔。她不喜欢周哲凡，更不爱他，对他没有感觉。无论周家多么富有，她也不会嫁给他。爱情不是商品，不可能用金钱来买卖。她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姑娘，只想找一个自己喜欢、又喜欢自己的男人。
她之所以不舒服，感到失落，是因为王加根的家庭。她不是生王加根的气，而是生加根父母的气。同样是养儿子，同样是当父亲。周东明为儿子的婚事，可以说倾其所有。而王厚义呢？对加根的婚事从不过问，装聋作哑，不打算花一分钱。
这让方红梅感觉心里很不平衡。
马静每次去周哲凡家，总会享受众星捧月般的待遇。周哲凡的父母对她百般怜爱，嘘寒问暖，好吃好喝侍候。大小事情都不让马静动手，逢年过节还会送她礼物。
方红梅也去过王李村。在王加根家里，她是个无足轻重的生人。王厚义和胡月娥口里叫得亲热，却从来没有给过她什么东西。无论是第一次去，还是暑假帮他们干家务，以及今年春节拜年，王厚义和胡月娥没有任何表示。连三岁的小孩子都知道的礼节，他们都装作不知道。好像她不是王加根的女朋友，更不是未来的儿媳妇。
春节期间，方红梅在王李村遇到了加根的四婶——那个未满三十岁就死了丈夫的寡妇。春芝带着两个儿子回娘家过春节，到王李村给胡太婆拜年，顺便到加根家里，与方红梅不期而遇。
春芝虽然新近丧夫，但表现得比较坚强。她在加根家里忙进忙出，主动找事干，很少有闲着的时候。言谈举止得体，一看就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好人。唉，人好命不好！老天爷总是在人世间弄出这样或那样的遗憾事。第一次见面，春芝送给方红梅一条红围巾——这也是她收到的唯一礼物。
那次从王李村回方湾。左邻右舍的乡亲们听说她去过男朋友家，都来围着她起哄。如同审问罪犯一样，问这问那。
小王的家人对她好不好？待她亲不亲热？第一次上门给了她什么东西？送了她多大的红包？
方红梅臊得满脸通红，难为情，尴尬，不知该如何作答。至于礼品和红包，她只能拿出那条红围巾。
“就一条围巾啊？也太小气，太抠门了吧！”
“怎么说也得买一件衣服，撕一块布料吧！现在农村姑娘去亲妈家上门，都能得到呢子大衣呢。”
……
方红梅于是为王加根申辩。说他家条件比较差，上有老，下有小，又没什么出产。说王加根平时还是送了她不少东西，有折叠伞、鞋子、衬衣等等。
“没见过你这样的傻丫头！没价值！还没过门就为婆家说上好话了。也不害羞，不怕丑！”大家异口同声地围攻，“你以后也会变得跟小王一样小气，走着瞧吧！”
方红梅哭笑不得，内心里还是在为王加根开脱。
不过，现在听着马静的叨唠，她似乎觉得自己是有点儿傻。
我那么爱他，把最珍贵的东西给了他，怀上了他的孩子。他怎么着也应该有所表示吧？他家不管怎么穷，也不至于连一件衣服都买不起吧？说来说去，就是缺少对我最起码的尊重。
方红梅真的感觉到寒心。
周一上班的时候，王加根无意间听到两个女教师在聊天，谈的正是女人小产的事情。
肖玉荣说，邹肖小学有个女教师引产后大出血，一个多星期还没有好，躺在家里不能上班。
董志芳谈起了自己去年人工流产，认为引产对身体的伤害特别大。她请假在家里休息了两个星期，什么事情也不做，好吃好喝地补，仍然感觉身体大不如从前。
本来在改作业的王加根心不在焉，支愣起耳朵认真地听，生怕漏掉了重要的细节。
原来人工流产对女人影响这么大，还存在那么多的风险啊！他真想参与她们的聊天中，多了解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可终究还是不好意思。毕竟都是女人的话题，他一个未婚小伙子，去聊这些事情，别人会怎么想？那不是主动挑起别人的怀疑？
虽然只听了个大概，他还是忧心忡忡。
红梅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她不可能请假休息，只能硬撑着上班。吃得消么？昨天看她走出手术室时，脸色苍白，如同受过酷刑一般。叫她休息一天再回去，她又不听。路上不会出什么意外吧？手术后的注意事项她一点儿也不知道，会不会留下后遗症？
王加根越想觉得事情越严重。
顾不上还没有下班，他骑上自行车直奔花园镇，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女性健康指南》，关在宿舍里阅读。
一口气看完了所有与人工流产相关的内容，越看心里越发慌，进而忧心如焚了。人工流产的注意事项，他和红梅都忽视了。比方，做手术之前一周内不能过性生活，手术前一天应该洗澡、换衣服，手术前四小时不能吃东西、不能喝水，诸如此类。他们原以为，做完手术就百事大吉，其实不然。人工流产手术可能产生多种并发症，包括吸宫不全、漏吸、子宫穿孔、宫颈裂伤、术后感染、术后出血、人流综合征、月经失调等等。如果子宫没有刮干净，宫腔内有绒毛或蜕膜之类的残留物，就容易发生术后感染。要是医生医术较差，没有将胚胎组织吸出来，胎儿还会继续生长发育，就要进行二次手术。即使手术成功，也有可能因为卫生条件差导致细菌感染，出现发烧、肚子痛等症状。方红梅的手术做得怎么样？做完人工流产之后，至少应休息两个星期，不能参加剧烈的运动，也不适宜进行繁重的脑力劳动。手术后一个月内不能在脚盆里洗澡，更不能游泳。
这些禁忌她肯定不知道，如果不注意，后果不堪设想。
因为牵挂，王加根天天盼望方红梅的来信。
一见到邮差来，他就迫不及待地跑出去。如果上课错过了邮差，下课一进办公室，他就到领导办公室去询问，去翻当天的报纸和信件。但是，一个星期过去了，他还是没有方红梅的消息。
因为着急上火，他生病了，咳嗽得特别厉害。白天不能说话，晚上无法入眠。坐着咳，站着咳。办公时咳，上课时咳，去食堂吃饭也在咳。有时咳得半个身子疼痛，小肚子收缩，胃有压迫感。喉咙肿痛，连咽痰都觉得困难，如同针扎一般。
那滋味真不好受啊！
去花园区卫生院看医生，诊断为流行性感冒。开了一大堆感冒药，以及消咳喘、止咳糖浆等治咳嗽的药，但吃下去之后，没一点儿效果。这样继续咳下去，王有可能引发气管炎或者肺炎。还是去大医院看看吧！管它费用能不能报销，把病治好要紧。
到孝天市第二人民医院打了两天吊针，又吃了些消炎药丸，王加根的病情才略有好转。他准备这个周末去方湾中学，看看方红梅，最重要的是，嘱咐她那些必须注意的禁忌。
星期五下午，王加根向丁胜安请过假，收拾好东西，正准备动身去花园火车站，王厚义突然出现在宿舍门口。
王厚义把驮在肩上的塑料编织袋拿下来，放在宿舍门后面。喘息未定，笑着说：“我前天晚上做梦，梦见你病了。不放心，就过来看看。”
听父亲这么讲，王加根鼻根儿发酸，差点儿流下了眼泪。
未必这就是亲人之间的心灵感应？他不得不改变去方湾中学的计划，留下来陪父亲。
王厚义解开塑料编织袋口的布带子，倒出一大堆蔬菜。萝卜、白菜、莴笋、辣椒、芹菜，都是自家的出产。
加根估计父亲还没有吃午饭，就洗了几棵白菜，打开煤油炉，下面条。
趁王厚义吃面条的功夫，他又骑上自行车去花园镇，买烟买酒，买鱼买肉。虽然平日想起父亲，刻骨的仇恨就会油然而生，但父子一见面，这种仇恨又烟消云散，变得淡漠又遥远。
唉，血浓于水，亲人毕竟是亲人。
晚上，王加根给方红梅写了一封信。除了思念和问候，详细介绍了工人流产之后应该注意的事项，解释周末没有去方湾中学的原因，并且让方红梅下个礼拜五——也就是五月四号来牌坊中学。
尽管病未痊愈，加根还是陪着父亲到处转了转。花园铁路技校，驻军部队营房，官塘水库，还去花园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天天酒肉款待，买了两包纸烟。父亲离开时，他手上的钱基本上花光了。
五月四号凌晨，突然下雨了。
听到雨点击打在窗玻璃上发出的噼啪声，王加根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这种天气，方红梅会来么？
北上的列车在花园火车站停靠的有三趟，分别在上午、下午和晚上。方红梅会选择坐哪一趟车呢？这么长时间，她没来一封信。学校又没有电话，无法取得联系。
唉，这样两头扯着真不是个事，太不方便了。
为了接方红梅，王加根把白天的课程都调好了。上午，他提前一小时出发，撑着雨伞，一步一滑地往花园火车站赶。
车没怎么晚点，他也赶上了。眼巴巴地守候在出站口，过滤完每一个出站的人，没有看到方红梅。
他只能失望地返回牌坊中学。
下午重复了上午的悲剧。
晚上那趟车，正点到达时间是九点半，他八点钟就出发了。
与白天相比，风刮得更猛，雨下得更大。王加根猜测，方红梅最有可能坐这一趟列车。因为她坐这趟列车不用请假，放学之后往肖港火车站走都来得及。
这趟列车深夜十点多钟才进站。王加根仍然没有在出站的旅客中发现方红梅。
她会不会没有走出站口，直接翻越轨道，从路东走了呢？这种情况以往是有过的。想到这儿，王加根迅速赶往火车站南边的人行通道，翻越天桥，一路小跑，追赶路上的行人。
雨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猛。雨伞根本发挥不了作用，伞面被大风吹翻，成了朝天的漏斗。王加根干脆收取雨伞。衣服全部湿透了，落汤鸡一般。裤子贴在腿上，感觉很不舒服。球鞋里灌满了泥浆。冰凉的手早已麻木，浑身没有一点儿热气。牙齿颤抖着，发出磕磕的响声。
他又开始咳嗽了，咳得头晕目眩，甚至得弯下身子蹲在路边，对着稻田和水沟喘息好半天。如果前面出现朦胧的人影，他又迅速站起身，朝着那人影狂奔。
从背影看过去，前面那人就是方红梅！他欣喜若狂，边跑边喊，可到近前一看，并不是他熟悉的面孔。
陌生女子莫名其妙地望着他，露出惊慌和紧张的神情。
“不好意思！认错人了。”他道着歉，赶紧离开。
夜行女子这才继续前行。
回到空无一人的校园，王加根内心的失落、痛苦和悲伤，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既然她不愿意来，那我明天就去方湾中学吧！”躺在床上，他这样计划。
“她明天会不会来呢？如果她明天来，我们不是错过了？”想到这儿，他又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我写信让她来牌坊中学，她并没有回信拒绝。这就说明她认可了。至于来这儿的时间，她有可能推迟呀！也许她昨天调不开课，或者有什么事情耽搁了。这是完全可能的。我没有在信中讲去方湾中学，她也没有来信让我去，现在贸然前往，很有可能与她错过。不行，还是留在花园，明天再去接车看看。”这种分析似乎很有道理。
第二天上午、下午和晚上，王加根又去了三趟花园火车站，还是没有接到心上人。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方红梅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做完工人流产回到方湾中学，方红梅度过了一段异常艰难的日子。正如王加根推测的那样，她没有办法请假休息，只能硬撑着上班，而且必须掩饰自己的行为，不让别人看出破绽。
手术当天她感觉身体还行，但第二天就有明显的不良反应。上课时头晕目眩，手扶着讲台才勉强站稳。在宿舍里洗衣服时，两只手火烧火燎，浑身都有炙热发烫的感觉。吃饭没有胃口，东西嚼在嘴里，如麸糠一般难以下咽。
她非常后悔做完手术就直接回来了，应该跟随王加根去牌坊中学。哪怕是躺在爱人怀里睡一晚上，她也不会像现在这样难受。还有，那天她坐在南下的列车上，望见加根在站台上孤苦伶仃的样子，心里感觉特别痛苦和内疚。为什么不留下来，安慰他，抚慰一下他那颗受伤的心？更何况，自己同样希望得到他的爱抚啊！
“五一”是马静和周哲凡结婚的日子。对于方湾中学来说，可谓双喜临门：女教师马静出嫁，教导主任周东明娶儿媳。
马静家四月三十号过客，周东明家五月一号婚宴。这两天正好放假，全校教职工先是集体乘车到西河乡马静家里，然后又转到方湾周东明家里，热闹了两天。
方红梅与马静关系非同一般，同学、同事加伴娘，自然不能缺席。整个“五一”假期，她都沉浸在马静的喜悦中。
直到五月一号坐完席回来，才有时间考虑自己的事情。
马静的嫁妆，当然不是她轻描淡写地讲的“床上用品”。除了之前见过的铺盖行李和衣服，还有自行车、缝纫机、台式电风扇和落地灯。马静的父母为了嫁女儿，也算花了血本。
触景生情，方红梅自然而然地想到，她将来出嫁的时候，爸妈能给她什么。能给她什么呢？家里穷到骨头里了。除了几间破房子，什么都没有。这些年来，方父方母整天如老牛拉着破车，异常艰难地往前奔。赚来的每一个血汗钱，都供了家里的小孩读书上学，以及奶奶看病吃药。现在家里连一床像样儿的被褥都买不起。
想到这一点，方红梅又觉得对不起加根。前段日子她还在埋怨加根的父母，现在想想自家的情况，她又开始体谅他们。
同病相怜，都是因为穷啊！
五月三号，她收到了王加根的来信，叫她周末去牌坊中学。不凑巧的是，学校通知全体教师周末必须到肖港区教育组参加培训。
孝天县改市后，方湾公社不复存在了，并入了肖港区。方湾公社文教组也随即撤销，改由肖港区教育组管理。
顶头上司变了，方湾中学领导比较谨慎。要求全校教师务必按时参加培训，一律不得请假。还一再强调，不准迟到早退，更不得溜号，违者严肃查处，扣发当月教学津贴和课时补助。
迫于纪律压力，方红梅放弃了周末的约会。
两天培训学习都是上午九点钟开始，下午五点钟结束。教育组既不负责住宿，也不管教师们如何往返，一切都是自己安排。
由于隔着瀤河，方湾没有直达肖港的班车，往来只能步行，或者骑自行车。单程十五里路，步行自然很累，也很费时间。多数教师都选择骑自行车，早出晚归。
方红梅骑车水平一般，勉强能够上路，但家里没有自行车。
马静提出骑车带她，她又于心不忍。
往返三十里路，要别人带来带去多不好意思啊。她又不会骑车带人，会带人的话，两人换着骑还差不多。万般无奈，由方父出面，在方湾卫生院找人借了一辆自行车。
星期六一大早，她、马静、小阮、池松山和另外几个中年教师一起上路了。这么多骑自行车的人结伴而行，蔚为壮观。
方红梅是生手，骑车比较紧张。双手紧紧地握着自行车龙头，手心都出汗了，而且磨得生疼。到达瀤河堤岸，前往河边渡船过河时，必须经过一段长长的下坡路。教师们要么一路狂奔下堤，要么带着手刹缓行下坡，个个表现得镇定自若，游刃有余。
方红梅却没有这个水平。自行车刚下坡就如脱缰的野马，不再听她使唤。车速越来越快，此时急刹车，肯定人仰车翻。眼看就要撞上前面的池松山，紧急关头，她只能选择侧身倒地，摔在地势相对较高的堤坝上。好在人和车都无大碍，只是糊了一身泥巴……
在肖港区教育组培训期间，方红梅无时无刻不在记挂着王加根。
五月四号爽约，她估计王加根五月五号会过来。那天临到南下列车到达肖港站时，她就借口上厕所，离开了教室。
她偷偷地跑到肖港火车站，等候王加根，结果失望了。
五月六号也是这样。
她不可能想到，在肖港火车站接车的这两天，王加根同样在花园跑来跑去地接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