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
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今年2月是老舍先生95周年诞辰。想起一些往事。
44年前，有一天我坐在北京东单三条一间屋跟朋友聊天，那里是“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一间客厅，大家在等候开会。上次会我没来，偏偏那天老舍先生来了。他们谈对老舍的印象，我插不上嘴。听他们谈的带有太多恭维、崇敬色彩，跟我从小说中得到的印象不大一样。我想像他是跟拉车的、开店的都能论交情的平民文化人。他们说的更像是位地位高人一等，派头很大的教授名人。正在疑惑，一阵脚步声，从门外走进几个人来。最前边是位大高个，顶着干部帽，穿着件清河制呢厂出的粗呢干部服，裤子上有香烟烧的洞；中间一位穿着崭新的棉干部服，没戴帽子，微微有点“水蛇腰”，胸板挺得不直；最后一位个头不高，戴一顶英国呢子礼帽，穿一身剪裁合体、面料考究的绛色西装，戴金丝眼镜，手执“司提克”，活脱是个洋绅士(我并没见过洋绅士，这洋绅士的印象来自狄更斯的小说)。
前边这人我认识，是尊敬的赵树理同志。中间一位也知道，是我仰慕已久的端木老大哥；这最后一位大家就招呼他：“老舍先生。”
真的跟我想像中的老舍没对上号！
人们站起来抢着握手，端木没戴帽子赵树理不摘帽子，两人握手都应付自如。老舍右手拄着文明棍，一进门就摘下帽子托在左手上了，两手都不得闲，就有点措“手”不及。他眼睛往四处瞧了下说：“找不着钉子，帽子还是挂在头上吧。”把帽子挂在头上，这才腾出手来跟大家相握。大家都笑，他却面不改色，一本正经地跟大伙寒暄。
散会时，他对身边的人说：“明儿个上我那喝酒去吧，我有酒，你们带豆腐干花生豆怎么样？”回头又冲我找补一句：“你还小，就别跟我们学坏了！”
我觉得跟想像中的平民作家对上号了，还觉得老舍就该穿西服拄文明棍。直到后来有一次在他家中见他身穿长袍，脚蹬老头乐棉鞋，才觉得这样更对路。
“大众文艺研究会”是北京文联成立前，由李伯钊、赵树理、康濯、马烽等挑头的一个文学团体，是团结“大众大学”作家的一个团体。北京解放后写武侠、言情、侦探小说的通俗作家和小报撰稿人，一时没了章程。如李薰风、陈慎言、郑证因、梅娘等，一向卖文为生，没有固定的工作单位。如今照老路子写的作品没市场了，“革命小说”一时还写不来，又没大锅饭吃，生活发生困难。连张恨水、还珠楼主也很拮据。“创研会”就组织他们学习，采访，写些反映新生活的作品，并设法帮助一些人安排工作。从解放区来的作家和刚从大学出来的文学青年参加进来，一面向他们学习，更主要的是协助工作。那天开会谈的题目就是怎样帮助通俗作家们写出反映新生活的作品，解决他们生活困难。老舍先生出主意说：马上写成本大套的作品有困难，可以从最容易的人手。比如整理点民间传说，替曲艺界、戏曲界改点旧段子、旧剧本。他说：“拿大鼓说，有的段子人们都听熟了，会背了，可是谁也不懂什么意思，因为要么太文要么不通，唱的听的都糊涂多少年，解放了总不能再糊涂下去了吧。把它们改顺了，能听懂，这用不着学多少革命理论，伸手就能办嘛。拿《白帝城》说，是名段子，开头几句你们听得懂吗？”说着他点着一支烟哼了起来：
“壮怀无可与天争，泪洒重衾病枕红。江左仇深空切齿，桃园义重苦伤情。必根傲骨支床瘦，一点雄心至死明。闲消遣酒后茶余谈今古，唱一段先主托孤在白帝城。”
哼完他笑着问：“什么叫‘无可与天争’，怎么个‘重衾病枕红’，‘一点雄心至死明’是何意？而‘壮怀’、‘傲骨’又太文了，谁的耳朵能听懂？相声该改的更多了，大家先把容易做的做了，我想法给你们找唱家，找地方发表。要嫌这活小丢了身份，我带头先干。”
他刚从美国回来，家还没安下，人们把这话只当表态，并没当真。谁知没过几天，大众创研会的刊物《说说唱唱》就登出了他写的“太平歌词”《中苏同盟》，电台上播出了他改的相声段子《维生素》。随后《光明日报》就连续发表了他改编的相声段子《绕口令》、《假博士》和《铃铛谱》。大家才知道老舍不光说说，是动真格的，这时是1950年上半年。文化班头，知名作家，从美国回来竟用这些作品打炮，不仅令人叫绝，更令人起敬。看到了热情爱国，助人为乐，不摆谱，不拿大的老文化人本色。我不知这对别的文学青年有什么影响，反正那一年西河大鼓唱了个新段子叫《张树才舍身炸碉堡》，就是我受他感召写出来的。是我终生惟一被演唱的曲艺作品。
不久北京市召开了第一届文代会，成立市文联，老舍先生当选为。我也调到文联工作，就几乎天天见面了。老舍先生这当得很认真，风雨无阻，每日上午必到机关办公。但他又是我见过的最不像的。对属下像对家人，只有平辈与晚辈之别，没有职务高低之分。跟我们最大的不同是他特别注意仪表的整洁。我在《说说唱唱》编辑部工作，他常上编辑部来闲聊，他的整洁跟我的邋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就住在编辑部对门，有天我就穿着裤衩背心进了编辑部，正碰了他坐在那儿，他看见我先是一愣，随后笑笑说：
“小邓，把衣裳穿齐了再忙事儿吧，大小咱们也是个衙门不是，来个人看见招人笑话！”我从此开始注意整洁。我们写的习作他不仅亲自过目，而且评点。有次我写了篇凉山彝族的故事·里边有段描写！说：“山谷中的雾气，夜间落到草叶上变作露珠，太阳升起后又化作白云升到空中……”写完自己还很得意。交给编辑部后，老舍先生批了几个字拿回给我，上边说：“云是云，雾是雾，露是露，你别瞎搅和。”那时我正崇拜苏联文学，连文风都模仿翻译文字。写文章绝不说“河边有三棵树”，而要写成“树，一棵，两棵，三棵直直地美丽地拉开距离排列在那看得见激流听得见水声的河上，挺立着。”有回我问老舍先生：“人家说我文章写得不顺溜，您说怎么才能顺溜？”他说：“写完了自己关上门先大声吟念两遍，自己念着顺嘴，不打夯儿，它就顺溜。要是连自己念着都绕口令似的，人家也看不顺眼厂这点教导，我受用了一辈子。至今写完文章还要关上门先念一遍。有不顺溜的地方，坚决改过。
除去公务，老舍还爱揽“闲事”，在他身上分不清哪是分内的事哪是分外的事，甚至有点“公私不分”。解放初期不光写旧小说的作家生活困难，国画家们日子也不好过。齐白石的画在中山公园展销，一幅中堂定价40元人民币还卖不动。陈半丁，于非间更不用提，有位名画家揭不开锅，裱画师傅知道老舍爱画，出于同情，拿了几幅画去找老舍说：“这位先生过不去年了，好歹您留下他幅画得了，价钱由您定……”老舍先生掏出几十元钱给来人说：“这点小意思拿去请他先垫办一下，画我不敢留，艺术是无价的，我哪能随便留人家画？”事后就跟文联的同志们说：“这国画家也是我们团结对象，得替他们想想办法。”在他倡议下成立了个“北京市新国画研究会”，组织大家学习和写生，帮助解决生活困难。当时正重，新翻修天安门。他就以文联名义跟有关领导请求，把天安门内部宫灯、隔扇的绘画工作全为国画家们包了下来，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老舍每天上班，总在胡同里碰见两个算命的盲人，见他们生活困难非常同情，又跟文化局和文联同志们说：“解放了，人们不迷信了，这算命的瞎子没生意了。他们里边多数人都能弹会唱，把他们组织起来，教他们为新中国唱歌，既解决了他们的生活困难，又扩大了我们宣传队伍，不是一举两得吗？这事咱文联、文化局也该管吧？”就在他的倡议、奔走下，北京市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盲艺人学习班”。他们下乡下厂，演唱歌颂新中国的节目很受欢迎，还整理了一批传统的曲艺段子，成为一个出色的残疾人演出队！
1957年因为阴错阳差，我被错划成右派分子。开批判会时，老舍先生对我一言未发。我去劳动改造后，有一次放假回家，见到老舍先生在场，我想躲避，但他看见我了，忙叫道：“这不是小邓吗7你躲什么？”我红着脸说：“犯了错误，不好意思见您。”他沉默半天，说道：“好好干吧，你还年轻呢不是？来日方长嘛。”
后来我去了东北，再没跟他联系。东北有个剧团，演出了老舍的剧本《女店员》。1965年那剧团派人到北京给老舍先生送演出税。老舍看他的介绍信，便问：“有个北京去的邓友梅，你们认得吗？”那人说认得。老舍就说：“回去告诉他，我问他好。叫他好好干。”那人回来后转告了我，我很感动。过了一年，那剧团搞什么运动。那人忽然跑来找我说：“老邓，你得帮我个忙，不然我没法活了。”我吃惊地问：“什么事？”他说剧团里有人诬告他贪污，他不承认，便派人到北京老舍先生家查证。不料，老舍先生家记的账真跟他交的收条数目不合。账上比收条少好几百元。那人哭咧咧地说：“老舍先生肯定记错了，他要不给我作证，我这辈子就毁了。我要自己到北京找他老人家去问清楚，怕他不见我。他既是你的老领导，求你写个信请他见我一见……”我说我自犯了错误，跟老舍先生已不来往。他说：“我去时他还叫带话问你好呢，你不能见死不救！”
我实在不好推脱，就冒昧地给老舍先生写了封信交给他。信中只说此人有事求助，请老见他一见。对此事我不了解，一切由他面谈。
过了些天，那人回来了。欢天喜地来看我向我道谢。我问他到底怎么回来，他把老舍先生写的证明抄了一份拿给我看。上面说：“该同志送来的演出税确是800元。但我只交家中500，其余300留下买烟抽了。特此证明。”看完我不由得大笑。春节期间，我回北京探亲，有天去青年宫看戏，正碰上老舍先生。我这回没躲避，赶紧凑上前去问候，并说：“我那封信写得很冒昧，您没生气吧？”他笑着说：“你解人之难，我生什么气？做人就该这样。”我又笑问道：“怎么您还留私房钱？师母不至于管得这么严吧！”他小声说：“说实在的，我也记不住他给了我多少钱。见他处在生死关头，我想我认了这笔账比他认了强。万一我记错，冤枉了人家，我这一辈子受良心责备；若是他有毛病，我想有了这次教训他也会改过的……”他说得很轻松，我听了真想掉泪。
“*”开始不久，我就失去了自由，老舍先生拂袖而去的消息我却是在极奇特的方式中猜到的。
“*”中，造反派每次对我“触灵魂”时，大牌子都挂在我身上，上面写着“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文艺黑线爪牙”等一串封号，打满黑X。有一回在戏院里开大型斗争会，拉上台挨斗的足有十多人。每人除去身上牌子外，还在面前另立了个牌子，字朝外，不叫本人看，但“黑帮”们互相却能看到的。立着的那个牌子上写的都不是挨斗者本人的名字，而是名气比本人大得多的“黑帮头面人物”。斗谁时叫谁举着牌子站到台前去。发言也跟平日不一样，批判那立着牌子上的人比批判本人的内容多。斗争我时我一走向台前，台下就高喊：“砸烂文艺黑线，打倒反动文人老舍，扫清他的黑爪牙。”批判发言的内容也有点特殊，专说老舍罪行如何严重和我与他有“不可告人的关系”。举出的事例就是我写信为那人要来证明信，证明他没贪污。拿出来的物证则是从我家抄出来的画。那画是我结婚时林斤澜特意到老舍先生家中取来的。当时老舍一边替我找画，一边说：“友梅是山东人，我得找个跟他有点关系的画才称心。”费了半天劲找出一幅松小梦的画来。他亲笔写道：“松年字小梦，为宦山东，以书画名。老舍，一九五三年三月。”因我对此画爱不释手，发配到东北我还带着它，不时拿出来观看。我一进牛棚，造反派连我的被褥都拿去自己盖上了，这画自然也就早成了他们的战利品。挨斗的时候我还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等我被斗完，站在一边为别人陪斗时，我忽然发现那些写在立着的牌子上的名字，多是已经过世的人，心里马上咯噔一下。再一回忆造反派们批斗我时，反复说“死有余辜”、“遗臭万年”之类的话，我突然心有所悟，估计他已离开这红海洋了。
开过会后，造反派头头还找我谈了几分钟话。问我：“你对今天的大会有什么想法？服气不服气？”
我说：“我服了。”(后来看到有些朋友写的回忆录，才知道别人都那么铮铮铁骨般与造反派英勇搏斗，我真感到无地自容。只能腆见着脸活着就是。)
造反派头头说：“你有进步嘛，为什么这一回服了？说说活思想。”
我说：“要是老舍都已经被打倒在地踏上了一只脚了，我就没什么可委屈的。”
“就这一点？没有不同意的地方？”
我说：“那倒是也有一点。就是我只是在老舍领导的部门工作过，还不够做他黑爪牙的资格。更称不上他的徒弟或学生。你太抬举我了。”
他说我这是狡辩，推脱罪行，原则认罪，具体否定，是反革命分子已经用惯的坏招，造反派决不上我的当！
永远的巴金
巴金先生百年寿辰，对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国文人，对有理想追求的读者，都是一个喜庆的日子。
50多年前读先生的书，想像中的作者形象高大而严肃。“*”结束不久，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团长是巴金，我被任做秘书。第一次在这位大家身边工作，就出了个大漏子，刚到东京宾馆，就发现团长的行李不见了。到机场去找，机场说北京根本没运来这件行李。第二天一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就要接见巴金和全团。巴老的衣服和准备送大平首相的礼品都在行李中。这下可把巴老女儿小林、翻译陈喜儒和我这个秘书急坏了。日中友协古川先生和我国驻日文化参赞听到后亲自出马和机场交涉，请他们与北京联络。查问结果是巴金的行李被发往上海去了。急得我们连晚饭都不想吃了。巴老虽然也着急，却不生气，反倒和颜悦色地来安慰我们说：“先去吃饭嘛，这又不是你们的责任。不要急！尽量想办法补救。看看谁还带有合适的礼品，另选一件。给我临时借件衣服穿就是了，把你们急坏就更麻烦了，是不是？”
幸好经过多方联络交涉，上海方面在半夜把行李急运到了东京，解了燃眉之急。从此我格外小心，怕再出纰漏。不料有天坐大巴旅行时，我身边的日中友协负责人秋岗先生突然问我：“邓友梅先生，你想不想到你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去看看？要去我们可以安排一下！”
我毫无准备，一下被问懵了。“*”刚过去，我谨言慎行，从没跟人说过自己在日本劳动的经历。没想到日本人的档案却如此清楚。我慌忙说了声：“谢谢，请让我跟团长商量后再回答您。”马上走到林林副团长身旁，胆怯地向他忙做汇报，并说明我决没有对日本朋友说过我的历史，是他们主动提出来的。林林同志点点头，低声说：“我理解你，好，等我跟巴金团长商量以后再作回答。先谢谢人家。”回到座位上向秋岗先生再次致谢意，坐下来心中忐忑不安，猜想领导研究起来一定要很费时间。车子到游览地，刚下车就见林林同志走到巴金先生面前低声商量起来，不一会就招手把我叫了过去。林林同志笑着说：“团长同意叫你去。”巴金先生温和地笑着对我小声说：“去吧，去吧。当年的小苦工，今天以中国作家代表团身份回来，显示了中国的变化嘛！好，好！”
这样。到达广岛后。全团都去宫岛参观时，由秋岗家荣先生陪着我去了山口县德山。本来我对这一个人活动很胆怯，正是巴金先生这几句话，大大增强了我的自豪感自信心。使我重访30年前的劳动故地之行，顺利而得体。
自此之后，我对巴金先生的文章就格外细心阅读，进一步体会到巴金先生洁身自律，真诚做人的高尚风范。他像一面镜子，面对其慎独反思，自我解剖的文字，人们会照清自己灵魂中的不洁。
去年我到巴黎，走到“先贤祠”的卢梭铜像下站住了脚步，耳边就响起了巴金先生1979年站在这座铜像下的独白：
“我想起52年前，多少个下着雨的黄昏，我站在这里，向‘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作家，倾吐我这样一个外国青年的寂寞痛苦。我从‘忏悔录’的作者这里得到了安慰，学到了说真话。”
从那时开始，半个多世纪以来，不论是“激流三部曲”那样的巨著，还是有感而发的随笔散文，发出的都是一个爱国者，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人心声。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有无数人是看过《家》《春》《秋》后，决心推翻专制，腐朽，残酷的旧社会，投身参加革命的。拨乱反正后又有多少人读了“随想录”的“说真话”文章，引起反思自剖，精神上跨入一个新境界。
“说真话”三个字，绝不像有人讥讽的只有“小学二三年级的水平”。说别人的事讲真话不易。讲自己说真话就更难。“*”已经过去近30年，当年紧跟“旗手”裙带、批斗别人起家，靠写大批判文章，演革命样板戏受宠的人物，今天谈起往事时，能“说真话”的占几个百分点？但巴金先生曾在当时被打翻在地踏上千百只脚，却仍在反思中自我忏悔，早在1978年拨乱反正初期，巴金就提出要超越个人苦难来诉说历史，每个知识分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责任。
说真话，做真诚人，要以道德为准绳，敢于并勤于对自己的灵魂开刀，自责自审。达到“慎独”境界。“说真话”，有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次。本人经过十年磨难，重新出土后，也曾写过倾诉，揭示过某些人在那历史环境中的恶行，白以全是“真诚”，但很少谈自己当时隐蔽的心态。更没想到我本人对这场“*”也有应负的责任。经巴金先生这块明镜一照，就看到了自己灵魂深处的软弱和虚伪。看看巴金先生是怎样说自己的——
我想，我是在官僚地主的家庭里长大的，受到旧社会旧家庭各式各样的教育，接触了那么多的旧社会，旧家庭的人，因此我很有可能用封建地主眼光去看人看事。越想越觉得“造反派”有理，越想越觉得自己有罪。说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我承认。说我写《激流》是在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我也承认；1970年我们在农村“三秋劳动”，我给揪到田头，同当地地主一起挨斗，我也低头认罪……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举右手响应。这个举动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大好理解。但当时我并不是作假，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我还有通过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决心。我甚至因为“造反派”不谅解我这番用心而感到苦恼，我暗自对自己说：“他们不相信你，不要紧，你必须经得住考验”，每次批斗之后，“造反派”照例要我写《思想汇报》……我总是承认批判的发言打中了我的要害，批斗真是为了挽救我，“造反派”是我的救星。
记得70年代初我在奉贤“五七干校”的时候，有一个参加监督组的造反派(也作过我的专家组或“打巴组”的头头)发表过一篇“看牛小记”，很得意地嘲笑“牛们”的丑态……我在病床上反复回想十年的非人生活，我不断责备自己，只有盲目崇拜才可以把人变成“牛”，主要责任还在我自己。
在那个时候我不曾登台批斗别人，只是因为我没有得到机会，徜使我能够上台亮相，我会看作莫大的幸运。我常常这样想，也常常这样说，万一在“早请示，晚汇报”搞得最起劲的时期，我得到了解放和重用，那么我也会做出不少蠢事，甚至不少坏事。当时大家都以“紧跟”为荣，我因为没有效忠的资格，参加运动不久就被勒令靠边站，才容易保持了个人的清白。
抚躬自问，像这样的心理活动，我又何尝没有过？在20几年的监督改造中，我想过。做过的丑事远比巴金先生多得多，但就没勇气把它亮在光天化日之下。
巴金先生怀着忏悔心情把剖析自己灵魂的结果公之于众，恰在这无情的自剖中闪耀出道德光芒。看了巴金先生的“随想录”，令人感到道德人格上的复苏，因为他在审视自己在这些运动中的表现时，看到了与自己当年确立的道德人格标准有了差距。脱离了他在20年代翻译克鲁泡特金的“论理学”时所信奉的正义、互助、自我牺牲等做人标准。他承认在历次运动中没有用这些准则去生活去做人，而是为了保全自己而去写检查，去讲假话，去批判人。这无疑是他道德人格上的一次升华。
他在世界笔会东京大会上演讲“文学生活50年”时讲到“*”，他说：“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
演讲完后，一位日本朋友赶上前来对他说：“你批评了自己，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人这样讲，别人都是把责任完全推给‘*’。 ”巴金先生当时只是笑笑没说什么，事后巴金先生对我们说：“他的话是我没有料到的，使我头上直冒汗。我清夜深思，我只是轻轻地碰了一下自己的良心，离解剖自己，还差得很远，要继续向前，还得走漫长的路。”
朋友们对他如此严厉地自我解剖，自审自责，也有不同看法，有人为他担心，有人替他不平。有人说：“你的心是好的，可是你已经不行了，还是躺下来过个平静的晚年吧。”也有人说：“永远正确的人不是有吗？你怎么视而不见？听我劝不要写了，不要出什么集子，不要留下任何印在纸上的文字，那么你也就不会错了。”还有人更直率地说：“你还要接受审查？难道十年的牛棚生活不曾使你厌倦？”
但是巴金先生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更重要的是艺术的良心。” “我这样想：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一个人，这太可怕了！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抽打我的心……”
因此巴金坚定地说：“我还要续写《随想录》我是从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做起的。我写作，也就是在挖掘，挖掘自己的灵魂。必须挖得更深，看得更加清楚。但是越往深挖就越痛，也越困难。写下去不是容易的事。不管怎样，我要努力写，努力挖，我相信我的努力不是白费的。”
巴金所以有这勇气与毅力，因为他60年前就立下过誓愿：“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
今天，对巴金先生百年寿辰最好的纪念，是记住他的座右铭：尽可能多说真话；尽可能少做违心的事！
恭送孙犁师长
在香港报纸上，突然见到京津文人与孙犁遗体告别的照片，愕然良久。再次感到一个令人信仰、崇拜的文学时代，一个招人敬佩、追随的文化群体，从我们身边远去了。
我想读读悼念他的文章而排解我的哀思，但在香港看不到内地有关文章。我想写篇回忆文章表达后辈的怀念，但心中一片痛乱，集中不起思想来。只模糊地想到，孙犁在文学上独特的成就已得到无可置疑的公认。这是人们经过数十年审视、琢磨、体味而得出的结论。半世纪前似乎还不是这样。
孙犁许多名作如《荷花淀》等，都是抗战期间在延安报纸上发表的。我在新四军当小兵时很爱读书，有空就去随军新华书店里免费看书。刘白羽的《无敌三勇士》，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艾青的长诗都在那里见到的，但没见到孙犁的名字和他的《荷花淀》。也可能解放区处于被分割状态，书籍交流不易。但报纸上介绍延安等地出版的名作也没太提孙犁这个名字。
建国后进北京，我住霞公府，出门拐弯就是新华书店，这里经常宣传、推出热点名作，如荣获“斯大林文学奖”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如《李家庄的变迁》、《种谷记》、《王贵与李香香》、《新儿女英雄传》、《高乾大》、《火光在前》、《漳河水》……也许是由于我的粗心，仍然没在显眼位置见到过孙犁的著作。也许在那时孙犁的著作没被视为热门作品。
我读的第一本孙犁著作《采蒲台》是在疑有统战色彩的“三联书店”买到的。读完之后颇感意外：写的也是抗日军民的艰苦斗争，画的也是根据地的革命图像，却不像喝胡辣汤那样热血沸腾，慷慨激动，而是像嚼青果般淡醇爽口，清心明目，余味无穷。原来歌颂抗战，可以有不同的节奏和音色，同样描绘人民，可以有不同的构图和色调。原来文学是允许有个性的。可以在同一革命目标、人生理念之下，各有自己的心灵感受，语言风格，审美视角，从而写出不同的作品。桃花红梨花白，各按各的意思开，这才叫百花齐放！莺啼鸟叫，各有所好，这才算百家争鸣。
闲聊中发表了对孙犁的读后感，很快得到一位朋友的善意提醒：“青年同志还是多读点正面反映革命斗争、塑造英雄形象的作品好。”我说：“孙犁写的也是根据地生活呀。”他说：“你没发现对他的作品宣传不那么热吗？”我说：“为什么？”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但直觉上感到孙犁作品是知识分子味儿的，是用知识分子语言写知识分子眼睛看到的抗战生活，弄不好就有小资气。我说：“我觉得他的作品读起来蛮有味的嘛。”他说：“所以我劝你还是多读点正面写斗争的。有的人还为写作中改不掉小资味苦恼呢，你何必赶着去学？”
我并没想到在作品风格、气质上去模仿或学习孙犁同志。此属天性，是学也学不来的。但在文字使用上力求严谨、简练、干净、准确，我确暗以孙犁同志为师。
朋友对我的劝告，当时没起作用。因为没过几年，反右运动一来，我被认为思想上已达到“资产阶级右派”水平，“小资情调”根本不值一提了。所以，我在劳动改造时，箱中仍藏着那本《采蒲台》，有机会就拿出来翻翻。一直翻到“*”，翻到“*”倒台，翻到*领导改革开放，翻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社会上、文坛上一致肯定孙犁，连攻击过、反对过、批判过、嘲讽过孙犁及其作品的人都改口称赞时，我才悟到孙犁坚持按自己的人生观作人，按自己的文学观作文，要有多大勇气，要有多高涵养。只要合上书闭眼想一下：以孙犁同志的文字功底，生活素材，要写两部被炒红、作者又出风头的作品并不困难，可是他没写。以他老三八式的革命资历，鲁艺教员的资格，建国后混一官半职也是合情合理，可他没进官场。不当红星，不入仕途也罢了，晚年以其文学成就，革命资历，社会名望，做名副其实的文坛名流，在某些社会活动中亮相该是顺理成章的吧，他却婉拒谢绝，退避三舍，静悄悄地躲在他芸斋窗下写他的随笔短论。我没见他写过鼓吹淡泊名利，淡泊人生的文章。但他事实上画出了一幅忠实于自己人生观、文学观的当代革命士人的标准像。细看这幅像才发现，一个不吹不擂，不争不喊，静心为文，默默奉献的人，要比另一类人勇敢，坚强，有毅力，还要比他们更有本事。
孙犁同志对年轻学子的关心与爱护，韩映山、刘绍棠等文友的文章和谈话中有更丰富而亲切的描述，我没有多少话讲。我感激孙犁师长关心过我的作品，并写文章鼓励的往事。也曾暗地以他的文章为范本，在写作语言上作过点磨炼。但从不敢承认有做他学生的资格。我只能承认自己是他们那个文学时代的受益者和追随者。那是个将传统中国文人品质与现代革命精神结合的时代。他们本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精神，以笔代枪走上抗日战场；他们怀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心情，为新中国建国或歌唱或呼喊；他们把写作视为革命手段，但并不压制自己的文学个性。他们自觉改造世界观人生观，恰恰因此而对真、善、美有更真诚的热爱。他们有得意的时候，越是得意之时越看到自己的不足处，从不得意忘形。他们有很多被曲解受委屈的时候。越是这种时候他们越顾大局、识大体，坚信“退一步海阔天空”。
中国好文人很多，好人类型也不止一种。孙犁师长只是其中一类，是这一类的典型。我敬爱这一类型，敬爱孙犁师长。为他的离去深深哀痛。像这样的文人太少了。
长存人间光未然
去年我写了段“会余杂谈”，说老作家们来开第六次作家代表大会多带有“告别”心态。文章刚发表，就传来张光年先生谢世的消息。作家协会召开“光年同志追思会”，我回忆起一些往事。
我12岁参加抗日军队，学会两首军歌，一首是“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长坂坡前逞英雄”，另一首就是“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老兵唱一句我学一句，既不知歌名叫啥更不知作者为谁。过了两年，新四军文工团需要演小孩的演员，见我能说国语脸皮也厚，调我进了文工团，这才知道“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是北洋军阀时代的军歌，早已过时不唱了。而“风在吼，马在叫”则是革命歌曲经典节目《黄河大合唱》中的一段，日本投降后，为接待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三人领导的“和平执行小组”，我们又重新排演了《黄河大合唱》，“光未然”三字深深印进我的心中，并奇怪地想：写出这么震撼人心的作品还叫“光未燃(然)”，怎样才算“燃”？
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参加“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去大凉山，在西昌小市上收集到一只彝族特有的工艺品——鹰爪杯。用鹰的腿、爪和腹皮做成高脚杯，以生漆刷成红、黄、黑三色。彝族朋友说这杯很贵重，我无意间得了件珍宝。北京同来的人中有一位音乐家杜矢甲，曾在延安鲁艺任教员，我唱过他写的歌“什么花开放朝太阳？”此人资格老却没有架子，跟我相处很好。我买回鹰爪杯时他看了一下，没说什么。访问团工作结束，回到北京，他对我说：“把鹰爪杯原价卖给我吧。你拿它没用，我却十分需要。”我说：“这是可遇不可求的文物，我很喜欢。你有什么特殊需要？”他说：“我要去看个人，想找件有民族特色东西送他作纪念，一直没找到。只能求你割爱。”我问：“你要去看谁，如此令你敬重？”他严肃地说：“光未然！”
没想到对我无限遥远的一颗明星，被他一句话就拉近到了身边。我二话没说，把鹰爪杯交给了他，并拒绝他回报任何东西。他只好说：“那就算咱俩人送的好了。”
此事过去也就忘了。过了两年，工作变化调整住房，我搬到了北京铁狮子胡同三号。这里是周边四合院围着中间一栋洋房。洋房中住的有曹禺、沙可夫；南北平房中也住有欧阳予倩和贺敬之。洋房大屋夹缝中的简陋小屋，就住着几个文艺圈的无名小辈。初来乍到，另外几处房住的是谁就不大清楚。有天晚饭后，隔壁一个小伙伴来问我：“你会不会打扑克？黄叶绿同志找人打扑克，缺一个人。”我说：“黄叶绿是谁？”他说：“见面就认识了，你在院里见过。”我就随他去了院子东北角的堂屋，一见黄叶绿果然面熟。在参观她家书房时，我忽然发现那只鹰爪杯就摆在柜子上！我问道：“这杯您是从哪里得到的？”她说：“是杜矢甲送给光年的。”领我来的小伙伴这时才说：“你还不知道叶绿是张光年同志的爱人呀？那你总该知道张光年就是光未然吧！”
张光年就是光未然！我刚才还真没转过这个弯来。经此一提，才明白我正坐在他家里。
玩了几圈牌，光年回来了，才知道我天天都在院中碰面，穿一身粗呢中山装，戴顶干部帽，走路子稳，说话很慢，40来岁的这位中年人就是张光年，也就是我景仰多年的光未然。
借了鹰爪杯的缘分，从此开始与光年半个多世纪的联系。奇怪的是，几十年来我始终未能把跟前的张光年和心中的光未然合成一体。一位是热情，敏捷，是易于亲近的浪漫诗人；一位是作风严谨，深沉，有政治修养的文化官员。对前者崇敬，亲切，感情上有呼应；对后者尊重，信服，却隐隐有一点间距。
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分子”，断绝了与多数朋友的往来，当然也不和光年接触。“*”中，作家协会已被红卫兵冲垮砸烂，其领导成员都被定为黑帮黑笔杆子。我在外地劳动，听说老师张天翼也被打成了反革命。我放心不下，回到北京后冒着危险，混在看大字报的“革命群众”中挤进作协大楼探听消息。一进门就碰到几个红卫兵手执皮带，监督几个带着白色袖标的老年人在劳动。最前边张光年和张天翼抬着张大办公桌正往门外走。我脱口“啊”了一声。他两人一看是我，忙用眼睛示意叫我不要跟他们打招呼。然后，又故意装作没看见我。疾走出大门。我与他俩擦身而过，只好叹口气去看贴满墙的大字报。其中有好多就是“揭发深挖反革命黑帮头目张光年”的“反党罪行”。从这里知道张光年曾为文艺界一些人和事说过公道话，甚至为某些人物和事件去奔走求助。看过大字报也就会想到：在作家协会主持日常工作并兼文艺报的主编，天天处理具体的、麻烦的、并牵扯到一些人切身利益的事务，能不得罪人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十件事中处理错一件只占他工作量的十分之一，而对当事人而言其伤害就是百分之百，并由此结下仇怨。更何况有的事虽由他出面处理，实际上是他在遵守“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看来红卫兵“揭发罪行”也起到点好作用，就是使人增加了对官场人员的了解与同情。
“*”垮台，*领导拨乱反正，文坛再现生机。一批1957年被打下文坛的作家又成了出土文物，成为“重放的鲜花”，张光年是起了不小作用的。分久必合，我又被调到光年麾下工作。经过几十年磨难，间距似乎消失了。他以前和小辈之间只谈工作，我们在他家打牌。他也从不参与。这次重聚，他有时竟谈起私房话来。有一天我搭他的车从作协回家，在车上闲谈时，从我的《烟壶》谈起，他说他以前对逛小摊，收古董也很有瘾头，50年代常到琉璃厂去以“捡漏”陶冶性情。不然杜矢甲也不会把鹰爪杯从我手中要来送给他了。我问他那只鹰爪杯还保存着吗？他笑道：“这真是缘分，“*”红卫兵抄家，把所有书画、文物，不管真的假的，一律没收抄走。搬不走就当场砸烂烧毁。只留下两件东西没有动。一件是个古瓷画缸。当时我故意用它装了水，他们以为是小水缸，留下了。其实这倒是很有价值的一件。再一件就是那个鹰爪杯，当时扔在墙角里，满都是土，他们用手摸摸说是‘牛皮做的！’就扔了，结果保留了下来。等一会儿到我家下车看看再走吧，也算纪念。”
30年前我是他铁狮子胡同那个家的常客，30年来他忽而被重用，忽而被打倒，一会儿住北京干部宿舍，一会儿发配到外省干校去劳动改造。今天他家不知变成了什么样？哪知我到他新家一看，竟然还是那副简朴的格局。书画摆设反比当年还少了。因为被红卫兵抄走后没退回来。惟一比当年多出的一件“现代化”产品是台黑白电视机。
不久，应日本友人之邀，光年当团长，带作家代表访问日本。我当时正负责作协对外联络工作，和他商量出访日程时，便对他说：“您那个黑白电视机太落后了。这回带个彩色的回来吧。那边彩电质量好，价钱低，不像咱们要购物票，咱们出国人员都有一个指标。”
他却苦笑着低声对我说：“人家票是不要，可钱还是要的哟。我哪有这么多外汇买彩电呀！”
他见我似乎不信，便解释说：“我写作旺盛期，正在抗战，没有稿费可拿，现在有稿费拿。我没时间写作了。就靠这点工资生活，哪里有钱买彩电？”
我听了真的很震动。一位国内外知名的诗人，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人，唱了半个多世纪唱遍国内外，今后还要继续唱下去《黄河大合唱》的作者，竟然连买个彩色电视机的财力都没有。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90年代，光年才算完全从繁琐的行政事务中撤到二线，操劳奔波半个多世纪，得到安心写作机会，已年过80。因此，在一年前连续接到光年托人送来他签名的新作《语体翻译本》和厚厚两册《日记选编入令我钦佩不已。连夜给他写了封感谢信连同我的两本著作叫作协转交给他。相识半个多世纪这是我第一次写信给他。
去年底中国作协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来与大家合影时，恰好光年与我的座位挨得最近。我伸过手去与他握手，见他虽身体清瘦，但精神抖擞。我说：“您看起来身体很好！”他苦笑着小声说：“癌，又有新的发现。”
我震惊得一脸茫然，不知说什么好，他反倒安慰我说：“暂时还没什么，不必担心。”
会开完我就到香港。没出十天，就看到了他西行的消息。
张光年同志走了。但诗人光未然，在《黄河大合唱》的旋律伴奏下，长存人间。
致苗得雨“谈丁玲的一次讲话”
得兩：
意外地在《今晚报)上读到了你(记丁玲在文讲所第二期的辅导谈话》的稿子，想为你请功(只是一时不知向谁去请)。丁玲那次讲话对我们那批人有很大影响，你的记录对当代文学史研究极有价值，很可能是孤品。因为那天丁玲来我们宿舍事先并没通知，来后也没特意集合学员，随随便便。谁碰上谁参加。到场人不多，记笔记的人更少，(她反对说点什么学员都记。)经过40多年风霜雪剑，同学们有的离开人间，有的退出文坛，我等的笔记文稿又麻烦红卫兵、造反派们多次查抄烧抢，早已消失殆尽。你居然保留住这珍贵的记录，文坛何幸，学界何幸！我写这封信并公之于众，就是想为你作证。证明你的记录是真实的。除因口音关系，有个别字听错，其余全部真实。
记录十分宝贵，不过她当时谈得很零碎，记也难成系统。有些“话出有因”之处，不了解其背景，只从字面很难领会其中奧妙。你说：“因系记录，每个意思会有一些前(言)后语，应全面并有分析体会。”我想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吧！
为此，我觉得有些地方作点注释怕是必要的。只举一处为例：
你记有这么几句话
“有人读书，读了后就明白了这书的主题、构思、人物、场面。我这人不同，我不同意这种读书方法。看书要滚到生活里去，书里的情感，与自己的情感贯穿在一起。太清楚的人，太“理论”的人，往往没意思……
“我们读书是教条的，按着几条去读，几条读出来了，证据是有了，但里边动人的地方倒忘了。
“读书是一种享受。读着(此二字苗得雨记录为‘斗争’，错了。)有一种味道，很高的，可以忘掉一切的味道。享受很久了，在脑子里形成一种愉快的东西，有一天碰到一种思想，构成了一个主题，这些享受都活了。”
话挺简单，但只从字面读懂，并不能理解真正含义。因为她有的放矢，是针对二期学员的活思想说的。
咱们二期学员和一期一样，专招革命历史较长，写出过有影响的作品，但没有机会进学校受正规教育的青年作者。他们有较厚实的生活积累有一定的思想水平，有主动自觉的学习态度有学以致用明确目标。初入学时所里怎么教大家怎么学，如饥如渴，颇为满意。但学过一学期后，感到这套教法和学法颇有不足之处了。
50年代初的“一边倒，学苏联”，虽没像“*”中学老三篇那样要“当作座右铭来读”、 “活学活用，急用先学”，却也形成了一套模式。有人把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捧为文艺工作者的不二法门。把信奉不信奉这套学说看做革命不革命的分界线。在这个政治性的前提下，不同艺术门类又搬来各自样板。如演戏的，就要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路子演。有个京剧班要排《群英会·借东风》，新派来的“导演”就要演员写诸葛亮“角色自传”，替曹操找“内心独自”！科班出身的老伶工一夜之间忽然都变成“丸子”。要写诗，不学马雅可夫斯基也要学莱蒙托夫、普希金，甚至模仿他们的造句(大家不懂俄文，实际上模仿翻译的文字)。有同学开玩笑，模仿“苏式诗”编了个顺口溜：“某某诗来作，看见马雅可，厕所讲卫生，保卫那和平……”
听课也听出一套程式：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不管讲屈原、曹雪芹还是讲歌德、但丁，内容都相似：一、时代背景；二、作者生平；三、主题思想；四、故事结构；五、人物塑造……(也就是丁玲说的“主题、构思、人物、场面”)论述词汇也多苏联式的套话，再生动的作品经这么一讲也变成一篇政治图解，枯燥无味。
我们的学习是自学为主。按文学史的顺序读书。读书又分精读和浏览。凡马、恩、列、斯(当时还不包括毛)等革命导师肯定过的作品属“经典作品”，都要精读。这本来是我们喜欢的好事。但要求按讲课堂上那套程式解读，读完还要按“时代背景，作者生平……”这套规矩写论文，就变成苦差事了。像我这样悟性低的人，有的作品尽管革命导师夸好，可我就看不出兴趣来。导师夸奖歌德，可我一读《浮士德》就打盹；导师肯定但丁，可一读《神曲》就犯困！硬着头皮当作革命任务读了，读着如同嚼蜡，读完脑子发蒙，什么也记不住！
我们把学习中这些困惑反映给所里，并请他们直接汇报给丁玲。大家明白这套模式是经领导认定的，有政治含义的，故做好了被丁玲反驳，挨丁玲批评的准备。
没想到丁玲竟做了这样的回答！我们说按“主题、构思……这套顺序来读书，读倒是读明白了，可写作时一点用不上。”她竟说：“有人读书，读了后就明白了这书的主题、构思、人物、场面。我这人不同，我不同意这种读书方法。”
“我们读书是教条的，按着几条去读，几条读出来了，证据是有了，但里边动人的地方倒忘了！”
那应该怎么读呢？
她的主张是：“看书要沉到(书里描写的)生活里去，书里的情感，与自己的情感贯穿在一起。太清楚的人，太“理论”的人，往往没意思……
对读书与创作的关系她说：“读书是一种享受。读着(此二字苗得雨记录为“斗争”，错了。)有一种味道，很高的，可以忘掉一切的味道。享受很久了，在脑子里形成一种愉快的东西，有一天碰到一种思想，构成了一个主题，这些享受都活了。”
坦白地说，这些观点和主张，在那个时代是“另唱一个调子”。用现在的活说有点新潮、前卫！我们这些年轻人听了又震惊又喜悦耳目一新。我们再读书、写作就可理直气壮改用我们赞同的办法。但她的话传到别人耳中也引起了另一种反映。1957年丁玲被错划右派后，二期学员全都召回讲习所集体解毒。有的同学被错划成右派，原因之一就是向别人传达过丁玲这次讲话。
得雨，我觉得只有了解这些背景材料，再读你的记录感受会大不相同，也会对丁玲有更多理解。顺便说一句，在她晚年，不止一人说她保守，叫她“老左”，我们同学中就没一人对此表示过同感，就因为我们了解她。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思想解放、求真求实、热情坦直、快人快语的丁玲，我们看着她为此付出了过重的代价。
谢谢你保存并发表了这篇记录。今年是我们老所长丁玲同志谢世12周年，你发这篇记录是最好纪念。
祝你
身健笔健
邓友梅
一笑泯恩仇
近几个月，北京文坛飘起一缕不大不小的温馨之风，吹得银发一族泪眼含笑。连中青年也跟着激动感慨。风源来自两封信。而信又是由徐光耀的一篇文章引出的！
徐光耀写了一篇2万多字散文《昨夜西风凋碧树》，发表在今年初文学刊物《长城》上。写的是1957年那场风暴中，他在文学界，特别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亲身经历。写了他从青年作家落进右派分子泥潭的经过。中国作家协会反右的第一大案就是“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光耀和我都是丁玲任所长的“中央文学讲习所”学员，被视为“丁玲小集团”的成员，光耀写了他奉命违心地揭发丁玲“罪恶”，却仍没逃出自己也被划为右派的命运的经过。
文章写到了许多人和事，有一段写的是当时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人刘白羽先生。批判丁玲的大会多是由刘白羽主持的。徐光耀写他奉命参加大会，会前有人用劝告口气指点他：“你是丁玲和陈企霞的学生，对这场斗争应该有明确的态度。这对你是有好处的。你考虑，是否可以在大会上发一次言呢？”又嘱咐他，发言稿写出来，先交大会审阅。
徐光耀并不掌握丁玲“犯罪事实”，而不发言又不行。苦思了通宵，只得把以前回答作协调查写的信中不利于丁玲的“事实”单挑出来列为罪状，重点放在对丁玲的“批判”上。最后(对丁玲)写道“我以你学生的名义，吁请你痛改前非，争取回到党的怀抱中来。”
发言稿开会前就交给了刘白羽，会上却没叫他发言。接着徐光耀写道：
大会又开半天。临散，背后有人捅我，说刘白羽叫你。转身一瞧，在大圆柱子那里，果有刘白羽在候着。他那张本来很白皙的脸，此刻更白了。嘴角紧闭，一双眼直盯着我走到他跟前，右手忽的一掷，我那发言稿就向胸前飘过来。我急忙抓住，到听清“你还‘吁请’啊！”这句话的时候，他已转过脊背，走到圆柱后边去了。
……
光耀文章引起轰动，尤其是我们有共同遭遇的同学，读来真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感。同时，我在阅读中也产生点疑问：像刘白羽先生这样被真名实姓写到的当年领导过反右的人，看了有何反应？会下会把已经淡漠了对立情绪又提升起来7
过了不久，河北省召开《昨夜西风……》的研讨会，我们几个同学赶去参加。除了向光耀热烈祝贺并称赞他的杰作外，我也悄悄问他除了我们这些人之外可曾还听到来自另一方面的反映？他拿出一封信来给我看。我先看了一下署名，只见恭恭正正签着三个字：刘白羽！
我急忙从头看起：——
光耀同志：
友人传了一册《长城》给我，我立即把《昨夜西风凋碧树》读完，字字血泪，正义之言鞭挞着我的心灵，你在那历程中所承受的痛苦，都是我的罪孽所造。光耀同志，我羞惭，我恸心，我无颜要求你原谅，但我要说出我永恒的遗憾，包括在那失去理智的时代，我对你不礼貌的行动，我只有远处向你深深的谢罪，谢罪。
光耀同志！其实我是敬重你的，因为抗战时，我到过冀中、冀南，我多么希望有一本血与火的书，终于读你的《平原烈火》你为受尽折磨的人民，你为枯骨如霜的死者，发出忠贞之声，只有真正的共产党员，才能写出这样崇高的书。我们向你致党的敬礼！
如果可能请出版社给我一本2000年1期《长城》(即发表徐文的一期)，因为手上一本还要还。我没有你的详细地址，只好寄出版社。……
刘白羽
我看得眼睛被泪水模糊起来。我说我很感动。光耀说：“我也很感动。可是也有人怀疑这信是否出于真心。”
我说：“怀疑什么？白羽同志是80多岁的人了，大部分时间住在医院。对名利皆无所求，无所求就无所惧，而且没人逼他，劝他表态，出自良心写下这自责自疚的文字，我们敬重还来下及，怎么可以怀疑？有几个人做到这一步！怀疑白羽是作秀？倒退一万步讲，就是作秀也比死不认账的人强，至少是承认当初错了。你没见有些*的受益者，至今还花言巧语粉饰他们当年的行径呢！”
光耀点头说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他已经给白羽同志写了回信。准备得到白羽同意后，两封信一块公开发表。
果然，不久报刊上和白羽的信一起登出了光耀的回信：——
刘白羽同志：
接到您3月29日信，很感动——我们全家都很感动，一下子使我对你的思想品德有了新的认识。纠正了我以前存留的某些偏激看法。您是一位有党性的高尚长者。
但您对待自己仍然过分了，过镨是有的，谈不到罪孽，也无须谢罪，以往的种种不幸，都不是您我之间的恩怨造成，那是一个时代，一种体制所造就的错误，个人可以承担某些责任，但不能承担主要的，更非全部责任。个人是承担不起的，您我都有对党的无可怀疑的忠心。我们都是尽力按照上面来的精神行事的，悲剧是这种忠心到了分不清是非的地步，如果您我调換了位置，我整起您来也会毫不手软的。所以，从个人说，最大的教训之一是迷信。
在战争年代，我读过您不少小说，那个在马背上飘着一只空袖筒驰骋疆场的政委形象，至今记忆犹新，那时我们的心贴得有多么紧！可惜，后来的“阶级斗争”把我们“分裂”了。造成这种惨剧的原因是一定要深刻总结的，我非常赞成一位诗人说的话：在历史的长途上个人的恩怨得失自不足道，而血肉换来的经验，却该认真记取，前者宜粗不宜细，后者宜细不宜粗。
谢谢您的来信，它不仅启发我想了一些问题，也使我对您更加敬重了。以超过八十的高龄，能睁眼面对以往的过失，勇敢而彻底地否定它，这比起那些以发表假日记，假书信来美化自己的人来，真真高下自分，不可同日而证语的。衷心祝愿您抚平创痛，保重身体，健康愉快。
致
敬礼
徐光耀
2001.4.3
我逐字逐句把两封信都抄下，交大公报转载，因为觉得这是一字千金，将传于后世的大块文章。比那些半尺厚的假话废话要有价值得多。从这里才知道什么是中国文人的品格，气量和信念。
写到此我这文抄公的任务本已完成。忽在当日中国作协出版的文艺报上看到《第二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在《1997．2000全国优秀散文杂文获奖作品》一栏，赫然印着《昨夜西风凋碧树)的篇名。我感到又一股和暖之风迎面扑来。这样的人，这样的文，得到中国最高级的文学奖项。令我想起一首歌：爱我中华，爱我中华，爱我中华！
心香祭故人——送别端木
端木同志谢世，我等候讣告，准备告别，始终没有消息。后来才知道，他留得有话：不举行仪式，不通知亲友。耀群同志忠实于他的嘱托，悄悄把后事办完了。
我该早想到这做法，这才符合他的秉性。只得呈心香一 ，送别故人。
建国之初，端木刚从香港回到北京，还没安排工作就参加“北京市大众文艺创研会”的活动，我在会上和他相识。北京市文联成立，端木任创作部长，我是他的“部下”。我俩同时入党，又并排站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台下举手宣誓。近半个世纪里，不论顺境和逆境，都没断了联系。这该算作缘分！多年来他都以老大哥的身份待我，其实不论按自然年龄还是按文学辈份，我都应尊他为长辈。我在文工团唱过《嘉陵江上》，初学写作就读他的小说。想像中他是个才华出众，倜傥不群的样子。所以那天看到一个30多岁，谦恭平常的人随老舍、赵树理走进“创研会”客厅，压根没想到是端木！这三人打扮各不相同：老舍西装笔挺，头戴礼帽，手持司提克，标准的英国绅士；赵树理穿粗呢制服，脚蹬家做千层底布鞋，典型才进城的“科以上干部”。端木身穿又肥又大，新买乍做的干部服；脚上却蹬着质高色亮，尖头刻花港式皮鞋。不洋不土又洋又土。赵树理一说他的名字，大家惊叫着站起来欢迎，他有点手足无措。开会时他还有点拘束，坐在一边点头，捡笑，却不发言。有人请他发言，他说：“刚回来，听什么都新鲜，很兴奋。先听吧，熟悉了才有话说。”
我觉得他够慎重的。但慎重的人也有大意的时候。过了不久，报上批判电影“武训传”他不甘寂寞，热心写了篇文章。发表后却被认为“明批暗保”。文联开座谈会他检讨过失。文章内容我已忘记，但他作检讨时样子忘不了。据说是头一次当众检讨，他声音压得很低，充满自责却说不清错在哪里，为什么会错！有人问他：“写这篇文章的动机是什么？”他瞠目结舌，摊开两手像回答别人又像是责问自己：“除了想做点工作，还能有别的动机吗？真不可解！真不可解！”但他只是困惑，自责，并没有反感和气恼。我第一次发现名人也有不知所措的时候。
此事过后，他到大红门，鹿圈一带参加农村改革，深入生活，加强改造去了。在下边时不断写信来，把工作感受与思想变化向党组织汇报。这哪像刚从外边回来的专家？解放区来的干部也未必都能做到。同志们很赞佩。不久之后，他成为新回来的人中最早入党的一位。反没人感到意外了。
入党后端木自律颇严。他没想好新的写作路数，暂停写他擅长的小说，散文。但并没停笔。他配合宣传“婚姻法”把赵树理小说改编成评剧“罗汉线”，为“反对武装日本”与人合编京剧“戚继光斩子”。 “罗汉钱”发表了但没演出，“戚”剧演出后效果平平。他都处之泰然，他思想有准备：只要完成政治任务，不计较个人得失。我无能力评判这样做对文学运动的利弊，但确信他是出于政治责任感才这般行事。
那以后端木没再因为发表作品惹麻烦。但从胡风事件起，直到“*”，过去的人与事，文坛旧案，士群传闻之类仍使他没得到几天安宁。
写作停顿，端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与热爱，只能从读书和生活情趣上看到了。
端木和赵树理是我们宿舍藏书最多的两人。他俩希望我把小说写好，都主动借书给我。树理拿给我的是“七杀碑”；端木则借给我选了“宋人话本七种”。一位劝我“参考其写法”。一位叫我“领会其神韵”。两位的忠告我都听了，对我的写作风格都起了作用。我还随他两人逛过街。端木爱去琉璃厂，树理去钻和平门破烂市。端木买小瓶小罐，寿山石、山核；树理则买生锈的钢笔架，日本三弦琴。端木没事拿着放大镜看他的小古董，赏心悦目；树理闲来弹日本弦子，有板有眼。这增加了我的文化情趣，为后来写“烟壶”种下了远因。
端木还曾经喜欢过临帖写字和种花养草。种花成绩不佳。养了一棵河柳，不死不活。种的兰草。也没见开花。临帖却大有成绩。文联开会曾请他为会场写过篆字楹联。但写字也给他添过麻烦。有位朋友初学国画，却自视过高，以专家自居，听不得批评。有天画了幅写意“红牡丹”。坚请端木为之题词。端木碍于情面，不好拒绝。思忖再三，题了数行。大意是“人说洛阳有白牡丹，色如何纯洁，形怎样完美，堪称盖世绝伦。”完全是夸好。我看到后问端木：“这是您题的？”他说：“人家要我题字，我怎好拿架子？”我犹疑着说：“这画有这么好吗？”端木笑着说：”‘你没看明白，我夸的洛阳白牡丹。他这画的是红牡丹……”
瞧他这机敏劲！既表达意见又不伤感情。可见在创作上施展才情的机会如果更多些，他为人们留下的佳作更多！
那几年，端木文采也曾有两次闪光。批判“红楼梦研究”引起的热潮中，他在文联内部作过个“红楼梦札记”的学术报告。大家公认“真有学问”， “真下功夫”、 “真有见解”！另一次是1956年秋一1957年反右前，他连续发了“马戏”， “山核桃”等几篇随笔，看得我目瞪口呆，至今连篇名都没忘。我相信那是解放之后，拨乱反正之前，最见端木本事的作品。才华，灵气决不在“科尔沁旗草原”时期之下。且有上升之势。
也就是在发表这两篇作品之后，北京文联开展了“大鸣大放”。热心人出了张墙报起名叫“仙人掌”。要发挥端木书法特长，请他题写报头。端木当然答应。答应后却沉吟起来。小声说：“仙人掌，浑身是刺，这有点犯忌吧。”抬头见我在旁边，就问：“小邓，有一种开花挺漂亮的仙人掌科植物，叫什么？”我说：“你说的是不是令箭荷？” “令箭荷？对，就是令箭荷！”他爽朗一笑，铺纸润墨，提笔写下了七个大字“仙人掌上玉芙蓉”！自己端详着说：“不光有刺，也有花，好！”
结果也没好到哪儿去，编辑和投稿者大都摊上事了。端木擦边儿，虽没有戴帽，从此却步履维艰。谈不上写什么作品了。
“*”中，造反派忙于狗咬狗无暇旁顾时，我溜回京探亲。悄悄到北京文联，想看望一下故旧。刚进楼门就看到一个老年人，旧毛衣外套件破棉背心，一手拿笤帚，一手端簸箕，低眉塌眼，弯腰驼背在大字报缝中扫地。我走近时他一抬头，我俩都愣住了。他骨瘦如柴，面色死灰，乱发夹有白丝，额头带有伤痕。眼神先是意外，随后惶恐，再后悲凄。“端木”两字我还没出口，他吸口凉气，做出不认识状，扭转身低下头继续扫地去了。不一会有只猫从大字报后窜出来到他面前，他不高不低的冲那猫说：“别显魂了，快走吧！别人躲还躲不及，你上这儿来找麻烦！”说完头也不回，匆匆端着簸箕走到楼后去了。我望着他的背影，默默离开了北京文联，这个引我走上文学之路，又使我落进苦难深谷的所在！
千幸万幸我们熬到了*同志举起帅旗的年代。赶上拨乱反正，幸逢改革开放。我们等到了第二个春天！端木不仅宝刀不老，而且创作上进人了第二个青春期。当我拿到“曹雪芹”第一卷时，我为端木，也为我们一群朋友感到幸运和安慰！
当我为端木晚年的成就而庆幸时，不会忘记这也有另一个人的心血辛劳，为此我借此机会向耀群大姐道一个谢字。你以自己的整个生命、默默地支撑着端木的拼搏，从而才使他的理想实现，把你们共同的心血化作文字，呈献在读者面前。
端木一生逆境比顺境多，但对新时期以来难逢的机遇悟得早，把得牢，在贤内助支持下，短短数年完成了本需大半生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为我辈做了光辉示范。
只要中国有文学，小说有读者，端木蕻良这名字是不会被忘却的！
安息吧。兄长！
端木书房
近日见解放日报发表舒乙兄文章，谈庆祝回归5周年，“中国现代文学馆”香港举办展览。展出三个书房的佳话。“文学馆”是由巴金先生发起并捐赠自己的稿费启动，经*同志批准，政府资助承建的。收藏大量珍贵资料。“作家书房”就是一项。展览举办时我恰在香港。碰巧这三间书房原址我都曾到访过。就回忆起一些往事。
且说端木的这间。1949年冬，端木刚由香港到北京时住在*招待所。1950年春北京市文联成立，端木被任命为创作部长，搬进“霞公府5号”北京文联。这个日式楼房是沦陷时期日商“清水组”的公司。三层以下是办公室，四层是宿舍。东西一条通道，两侧对列房间，房间都一般大，不到lo平方米。我和后来任全国文联副的罗杨两人住一间，两床之间刚能走过一人，没地方放桌子。端木是名家兼部长，独居一室，就有书桌和座椅。靠墙还有固定的书架。那桌椅的摆法。和今天展出的相似。但要拥挤杂乱得多。桌椅之外，地上还摆了个旧货摊上买的瓷缸，缸中泡着棵半枯的树枝。他说这是“水柳”，叶子长满后很好看。只可惜从没见它长满过叶子。墙上还挂着他自己写的字幅(当时他在练写篆书)，和旧货摊收来的画，有次他把旧画取下换上一幅朋友画的“红牡丹”。上边有端木自己题的款，说“洛阳有名花黑牡丹。美得举世无双……”(大意，原文已忘)。我看后坦直地说：“我看这画不如你原来挂的旧画好，你郑重挂上，是为了尊重作者吧？”他说：“人家特意画了送我。我当然要郑重挂上。”我说：“既是朋友就该实话实说，你这题词夸得过分点了吧？”他笑笑说：“你没看懂。再瞧瞧，我夸奖的黑牡丹呀，他画的是红牡丹……”
屋子小无法待客。来访的人也不多。惟一常来找他的就是吴祖光。那时端木单身，祖光也是独行侠。他有空就骑辆从香港带回来、被北京人视为高档品的风头自行车来找端木，一聊就是半天，我就是在端木屋里认识的祖光，后来同时当了右派，重新出土后，我的小说《那五》发表后，祖光头一个写文章给我鼓劲，此乃后话。
端木在这间书房中写过几篇作品，很少被人谈到。其实这几篇东西反映了建国初期端木的创作心态。他从香港回来满腔热情要写作，但以当时的文坛气候，他感到写他熟悉题材却与现实不搭界，写工农兵又缺乏生活。于是他就放弃小说，与文联的编辑，多尔衮王爷嫡系后人金寄水合写了京剧本“戚继光斩子”，为解放台湾鼓劲；接着又配合宣传“婚姻法”，把赵树理小说“罗汉钱”改编成了评剧本。另外，他还边读边写，写下了厚厚一本“红楼梦札记”。其文并未发表。但在“批判红楼梦研究”学习时，他曾以此为据写一两篇评论。他后来写“曹雪芹”，我相信这材料起了不小作用。
20世纪50年代中，北京文联搬家到北京西城六部口，端木的房子大了点，但桌椅笔砚还是原套，书房格局保持原状，仍同样的乱。不久我成为右派离开北京。“*”期间，我趁回京探亲机会，混在看大字报的“革命群众”中溜进文联楼内打探熟人消息。刚进门就看到一个戴着白袖标的驼背老人弯着身子扫楼道。人来人往从他身边走过，他既不抬头也无反应。一看正是端木。便走近他身边，故意轻轻咳了一声。他歪着头轻轻扫了我一眼。先是一愣，和我对视了有两秒钟，马上又低下头继续扫地，脸对着地面自语般小声说：“还不快走，叫人发现想走就走不了啦！”然后头也不回匆匆走到楼后去了。我带着一心酸楚离开，一走又是10年。70年代末作为“出土文物”又回到北京文坛，和林斤澜一起去看他。这时他老夫妻还挤在“虎坊桥”一间小屋中。所有的书籍，稿件都像垃圾样堆在过道。像是难民营模样。又过数年，*领导拨乱反正，取得了很大成绩，中国文化界这才起死回生，开始欣欣向荣。北京文联建成了和平门里这套高级住宅。端木搬进新屋，又有了书房。但经过数十年变迁，端木书房竟并没变其基本格局。最根本的变化是有了太太打扫收拾，不再杂乱而整洁舒适，如现在展出的这样，像个名家书房了。
90年代作协召开代表大会，香港曾敏之、刘以鬯、潘耀明等作家来京，我带路去看望端木，大家就在这书房里喝茶聊天的。那天端木刚刚拔了牙，指着自己的嘴说：“几年没见。看看，我已成了‘无齿(耻)之徒’了”。那竟成了最后一次见面。
在香港图书馆看到他这间“书房”，真是百感交集。
草明同志——文学红色娘子军
去香港探亲回来，知道草明同志西归，默默悼念良久。往事涌上心头。
解放初期，我因只熟悉战争生活，不了解和平建设，写作上有危机感，便努力找反映工业建设的文学作品补课，找来的头一本书就是描写镜泊湖水电站的小说《原动力》。从这本书上初次看到工业战线复杂斗争和产业工人的光辉形象。因为对作者极为敬佩，记住了作家草明这个名字。
1951年我参加“赴朝慰问团文艺创作组”，到大连去写作反映抗美援朝的作品。来自各地的创作人员先到沈阳集中，再一起去大连。林斤澜、路翎和我几个年轻人随组长田汉、支书田间和安娥、黄药眠等老作家到了沈阳，一下火车就见到一大群当地领导人挥手迎接。我们知道人家是来迎接田汉先生的，就悄悄的往后捎，跟老作家们拉开距离站住。看前边的人寒暄问候一阵开始往外走时我们再跟着走，忽然从前边朝我们走来一位女同志，个子不高，笑容满面，用带有广东腔的话问：“路翎同志呢？哪位是路翎？”路翎马上向前走了一步，笑着伸出手说：“我是路翎”。那位女同志握着他手说：“我是草明。”我听了一惊，没想到这位朴素的大姐就是《原动力》的作者。她和路翎寒暄后就走到我们面前来，我报名说：“我叫邓友梅。”她笑道：“小鬼嘛！你批评武训传的文章，可老气横秋的……”
在沈阳她先做主人招待我们，然后也参加了我们创作组一道去大连写作。并且担任了临时支部的委员。但她不是一个人来的，还带来一个10多岁既活泼又腼腆的小姑娘。我们问她叫什么？她小声说叫“娜佳”，我觉得是个苏联式的名字。休息时大家就逗小姑娘玩，她的出现给我们组增加了快乐气氛。但草明带着孩子，显然她比我们要辛苦得多。背后大家都为她的拼搏精神感动。
从这时起，开始了我和草明同志半个世纪的交往。1962年她在鞍钢挂职，我以摘帽右派的身份调到了鞍山，她特地约我到她家相会，去之前她还特意收拾了一下房间，把她收藏的各种贝壳摆出来供我欣赏。谈话中她关切地指出我要注意的问题又给了我不少鼓励。过了两年她调到北京文联工作了，她听说我来北京探亲，又特意找来北京人艺《茶馆》的戏票请我和陈淼看戏。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后，我也调回北京文联工作，头一天去报到就碰见了她，她说：“《我们的军长》、《话说陶然亭》我都看了，姜还是老的辣哟。”我说“再老也老不过您去吧？”她哈哈大笑，然后真诚的说：“你总算熬到出头之日了，以后别的事少管，好好写点东西吧。”80年代中，我们又先后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家也搬到了一个楼上，成了邻居。常见到有一位中年女士全身心陪伴她，照顾草明工作，使她毫无顾虑的全心投入工作。过了好久，有次和这女士闲谈起来，才知道就是50年前和我们一道在大连玩耍的那个小姑娘。名字叫“纳嘉”，不是“娜佳”，纯粹中国名字。
半个世纪相处，我对草明同志的印象一言可蔽之：这是位文化界的“红色娘子军”。
她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在文学创作中。而且是绝对严格地依照毛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精神，长期地五条件地深入到火热斗争中去。长期任职在工业建设第一线，熟悉劳动人民和革命干部，热情表现他们的业绩和人格，表现她们的生活和感情。《原动力》、《火车头》、《乘风破浪》……这些真正来自生活第一线的文学作品，一部接一部出台，几乎与现实生活中的工业发展同步前进。只看名字就可意会到中国工业的阶段性。直到晚年，她焦虑的仍是写作。去年作协领导听说她身体欠佳，前来探望，坐了好久，她反复只说一句话：“我现在写东西有困难，我难过……”
草明同志出身于工人，又是老党员，她对党和劳动人民有着深厚感情。她从鞍山调北京时，全国经济刚脱离“三年困难时期”，她的生活也很艰苦。可是她在动身之前，把半生积下的几千元稿费全部从银行取出交了党费。我和她一起访问日本时，有次在京都，我们去瞻仰周总理诗碑。从平城京乘木船，由船夫手划木桨，沿保津川顺流而下，这一路山南水深，石多浪急，十分惊险，船夫们的拼搏精神令人起敬。下船后文友们互相结伴拍照。草明却坦率地向主人提出个要求：“我想跟船夫一块拍个照，我最喜欢劳动人民。”船夫听了异常感动，马上登岸来和她握手拍照……
我听到草明同志去世消息后，第一个想起她的往事恰就是这件事。由此才回忆起对她的整个印象。草明同志走了，也因为这件事，更使我感到草明的作品和作风，带有走过艰苦革命历程、直接受到毛政治、文艺理论教育和影响的一代文人的共性特征。这是为中国革命、为中国革命文学做出不可替代成就的一代文人。
漫忆汪曾祺
曾祺西归，报刊约我写悼念文章我婉拒了。心中乱糟糟的，几句悼文能表达多少哀思？安定下来后，再冷静记述回忆更好些。曾祺人缘好，朋友们写的悼念文章各报刊都能见到。并不缺我这一份儿。
汪曾祺和林斤澜是建国后我结识得最早的朋友。说这个没有自吹之意。他二位成仙得道，我望尘莫及，是后来的事。47年前还处在大哥二哥相差不多的阶段。曾祺虽已出过小说集，是沈从文先生入室弟子，但这没给他戴上光环，倒还挂点阴影，被认为曾是另一条道上跑的车；斤澜在台湾是地下党员，蹲过国民党军事监狱，九死一生跑回来后只着迷写剧本，写的不少却一部都没上演过(至今也没听说有人上演)，相比之下当时处境最顺的倒是我。小八路出身，写工农兵，在“批判武训传”等“战斗”中表现得既“左”又“粗”。文章虽写得平平却被认为“党性较强”。我与曾祺、斤澜感情密切，好心的同志还提醒：“交朋友要慎重，不要受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
他俩没嫌我“左”得讨厌，我也没觉得他们“右”得可怕，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我对这二人细品起来还有区别。跟斤澜是北京人艺的同事、又是我把他拉进北京文联。完全平起平坐。我喝他的酒，他抽我的烟，谁也不等对方招呼。只是我喝酒有啥喝啥，不挑不捡。他要烟却目标分明。给次的他不要，指着我的口袋喊：“凤凰，凤凰，你有好烟在兜里揣着呢！”。我只好把藏着的好烟拿出来共享。对曾祺我当兄长对待。写文章虚心地听他批评；读书诚恳地请他指导，连喝酒都照搬他的喝法。曾祺家住东单三条，文联在霞公府，上下班经过王府井。路边有个小酒铺卖羊尾巴油炒麻豆腐。他下班路上常拐进去“吃一盘麻豆腐”，他约我去，由他付钱，麻豆腐之外每人还要二两酒。他并不劝酒，只是指着麻豆腐对我说：“光吃麻豆腐太膩，要润润喉。”说完就抿口酒。我亦步亦趋，吃一口麻豆腐润一下喉，没多久酒量就上了新台阶！
讣告上说曾祺“终年77岁”，可我怎么也不相信，那时他才交“而立之年”。中国人提倡“老要张狂，少要稳当”，汪曾祺算个典型。若只见过他古稀之后的“张狂”相，绝想不出他年轻时稳当样儿！他30岁时的扮相是：清瘦脸上常带稀疏络腮胡楂，背微驼腰略弯胸脯内含，穿一件蓝春绸面出凤滩羊皮长袍，纽绊从未扣齐；脚上是港造上等皮鞋，好久未曾擦油；左手夹着根香烟，右手里端着一杯热茶。说话总是商量的语气，没见他大喊大叫过。有次文联内部开会，某领导人观察了他一会，发言时增加了点新内容。他说：“现在是新中国了么，我们文化干部也讲究点扮相么。要整洁，要充满朝气，别弄得暮气沉沉好不好……”他担当的角色。也没法不暮气。他是老舍、赵树理手下的大管事。在《说说唱唱》编辑部负责日常工作。《说说唱唱》本是“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专门团结、联系北京城的闲散文人卖稿为生的作者(跟现在的专业作家不是一个意思)，如社会言情小说作家张恨水，陈慎言，武侠技击作者还珠楼主，原《红玫瑰画报》主编陶君起，大清国九王多尔衮的王位继承人、专栏作者金寄水，参加这里工作的还有来自解放区的革命艺人王尊三、大学教授吴晓铃、既会演话剧还会写单弦的新文艺工作者杜彭等。各有各的绝活，哪位也不是省油的灯。汪曾祺却应付自如，开展工作结交朋友两不误。这些人之间有时还闹别扭，却没听过谁跟曾祺有过节儿。这就靠了他的“稳当”作风。汪曾祺办事处人，不靠作派，不使技巧，不玩花活，就凭一副真面孑L，一个真性情。对谁都谦虚有礼，朴素实在。真谈起问题来，你才发现此人学问有真知灼见，写作有独到之功，使你敬而不生畏。爱而不生烦。
汪曾祺最令我服气并为之不平的，是他为公忘私，个人利益服从工作需要的作风。他：是上过旧大学的知识分子，是曾有过小名气的作家。按理(政治课上学来的革命道理)他得满脑袋个人主义，缺乏革命精神。因此他申请入党时支部曾责成我与他保持联系，进行“帮助”。结果我发现他的政治觉悟比我还强，个人主义不说比我少也要比我隐蔽点。我正在写作上冲刺，为了保护写作时间，凡对我创作有影响的事我一律推开。汪曾祺第二本小说集“邂逅集”1948年出版，曾引起文坛轰动。轰动声中来到北平，转过年就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1950年奉命再回到北京，从此当起了编辑。大家查查他的作品集就明白，从参加革命起到他定为右派止，没有再写过一篇小说。他全部精力都奉献给编辑工作了。那时期《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的原稿上。每一篇都能看到他的劳动痕迹。他从不为自己失去写作时间叫苦，更不肯把编辑工作付出的辛劳外传。有的作者出名多年，仍不知自己出道与汪曾祺有关。
《说说唱唱》设在一幢日本式小楼里。日本式房子有大壁橱，专放废稿。来稿每天以百件计，可用量不到百分之一，壁橱里废稿如一座小山。想从这里发现可用之稿，也就如深山探宝。新收到的来稿还处理不完，也没谁花功夫到那里钻探。可汪曾祺竟从这里沙里淘金般淘出篇名著来。他为什么和怎么去那里开矿的，我已忘记。只记得那篇稿子涂抹很乱，满纸错别字外加自造怪字如天书一般。任何编辑初读此稿，都会望而生畏，读不完三两页就照理扔进退稿堆。可汪曾祺以超常的毅力读完了后，认为思想，艺术都大有新意！是篇不可多得的佳作！花工夫改了些勉强能辨认的错别字，把它呈到了主编赵树理面前。树理看着拍案叫绝，索性亲手又改写了几段。润色了几处。这才拿到《说说唱唱》发表，结果一鸣惊人，中国从此有了篇小说名著《活人塘》，升起颗写作明星陈登科，却不知汪曾祺于此有功。登科是我老同学，我对他的创作成就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对他“欲与仓颉试比高”的雄心壮志却不敢恭维。举例来说，他那原稿中写了好几个“马”字，下边都少四个点(即简化字那一横)，前言后语的情节也都跟“马”不相干，汪曾棋面对这字抽了半合烟，最后也没认出来。幸遇高人康濯，猜着念“趴”。理由是“马看不见四条腿，那不是趴下了吗？”为慎重特别去信问陈登科，他回信证明就是念“趴”，并为编辑能认出他创造的字而欣慰！整篇中汪曾祺碰上的这类难题有多少？他从来没跟人谈过。
当然汪曾祺办的事，也不都令人服气。部队里出了个能人祁建华，发明“速成识字法”，为扫盲工作创造极大成绩。汪曾祺要找人写“通讯”(那时还不兴叫“报告文学”)供“说说唱唱”发表。他不便指挥别人，就叫我随他和姚锦一块去采访。我问由谁执笔写？他说采访完再商量。采访完他和姚锦像商量好似的说：“三人你最小，当然由你干，你交个初稿，我们俩修改，算集体创作。”我当天开了点夜车，第二天一早就交出初稿供他们修改。等刊物出版后我一看，文章一字未改不说，却署了个颇为奇怪的名字：“锦直。”我问汪曾祺：“这名谁起的？锦直是什么意思？”汪曾祺说：“姚锦起的，锦直就是姚锦的侄子！”我说：“她这么写你也不改改？”姚锦又抢着说：“他改了，原来我写的是汪锦侄，是汪曾祺、姚锦两人侄子之意。他把汪字删去了……”我这才知道上了这大当。
那时没人认为汪曾祺懂京戏，连他自己也不这样认为。北京文联有人专管戏曲改革。副中有一位就叫梅兰芳。而且文化局与文联合署办公，戏改科就在编辑部楼下，哪个团要演新戏，都要请他们去指导、审查。文化局和文联的业务干部，差不多都有一个“审查证”，什么时候要看戏，进剧场通行无阻。我们那个办公楼里几乎人人会唱戏。连通讯员都能扎上大靠上台唱《界牌关》，可就没人听说汪曾祺也懂京剧。
曾祺看戏倒是有水平的，有些见解不是那些里手们所能提出。我和他看《伐子都》，他看完议论：“很有点儿希腊悲剧的韵味！子都人格分裂，被良心自责和内心恐惧折磨得发疯，白日见鬼，好，想像力丰富，编得有深度，演得有魅力，这种大写意的表演法是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的优势！”看裘盛戎的姚期，前半部对剧本的编排结构，对裘的唱功作功，他赞不绝口。演到姚期父子绑上法场，他击节叫好说：“真是大手笔，好一出大悲剧。”但演到马五回朝搬兵，砸了金殿，逼着皇上赦免姚氏父子，并带姚刚到前线杀敌立功，他像气球泄了气，连连摇头。全场观众都出口长气露出笑容时，曾祺却遗憾地再三叹气说：“完了，完了，挺好一出大悲剧，叫这么个轻佻的结尾毁了！”
比起看戏来，曾祺更爱读书。有一阵曾祺读《儒林外史》挺入迷，看稿累了就跟我们聊几句《儒林外史》令他佩服的篇章。他认为最精彩的部分是对范进老丈人的描写。平时他对范进举手就打，张口就骂，范进中举后高兴得发了疯。要靠他打范进嘴巴来治病了，他手举起来却哆嗦得打不下去了！这看起来滑稽可笑，细一思忖却让人心跳。中国人有这种心态的岂止只有屠夫？
可谁也没想到在这阵闲谈之后，有天他拿来部钉成本的稿件，带点恶作剧的神情对大家说：“闲着没事我写着玩，弄了个这个。你们谁想看看连解闷？”看到题目是《京剧剧本·范进中举》，屋里人都嗯了一声，好像说：“就凭你这洋派、沈派、现代派的小说作者，也会写京剧？”
几个朋友先后都看了，得出的意见几乎一致。人人钦佩，没有谁说写得不好。有的说：“寓意深刻，很有文采！”有的说：“遣词用语玲珑剔透！可算得高雅游戏之作。”可也没有一个人说适合上演，在舞台上会红！
这剧本就搁在那儿了。剧本是1952年，或1953年春天写的。那时他和我都还在北京文联工作。此后我进“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他调到“民间文艺研究会”，都离开了北京市文联。
1956午我从文学讲习所毕业，响应伟大领袖“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要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号召，到建筑公司作了基层干部。有天忽然接到曾祺电话：“喂。范进中举由奚啸伯排出来了，星期天在庆乐彩排，你瞧瞧去好不好？”
老实讲连这剧本的事我都忘了，能看看彩排当然好。不光我去了，还带了公司一位曾在剧团拉过胡琴的朋友和一位宣传部同事，一清早就去了大栅栏。
看彩排的人不多，主要是文化局戏改科同志和文联同事。大多数是内行。
奚啸伯先生是票友出身，颇有文人气质，是梨园界少数几个懂书法会写字的人之一，演范进中举怕是再难找到比他合适的人了。不过奚先生嗓子有个特点，音色好音量较弱。他又是票友出身，虽然身上不错，但纤巧而欠夸张，因此这出戏听起来有味而不叫远，看起来有趣欠火暴。这一来就突出了这剧本适宜读而未必适于演的特点。所以戏看完，朋友们都觉得词雅意深，但未必会得到普通观众接受。但戏改科的同志对此还是十分支持的。他们跟我说：“曾祺头一次写戏，能达到这水平就不错了。他以后要能接着再写，准会越写越好。”
我深知他是一时高兴，不会拿写剧本当正业。
果然，不久就来了个文艺早春。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召开，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刊的架子放下了，面目亲切平和了，文章的题材、体裁、风格多样化起来，真有点轻松灵活的味道了。汪曾祺没再弄剧本，倒是写起他拿手的散文来了。《公共汽车》、《下水道和孩子》在《人民文学》上，在《诗刊》上一篇接一篇发了出来。发一篇招来一阵掌声。这是他进入新中国后第一次在全国性的大刊物上发表纯文学作品。也是我们相识后我见他最意气风发、得意而不忘形的时期。可惜好景不长。刚进入1957年5月，报纸上就发出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反右派斗争！
汪曾祺这样的人，命里注定是脱不了反右这一关的。尽管他从来不锋芒毕露，也没写冒尖带刺的文章，我和他被请回北京文联参加座谈会，我说了话他没说话，可还是和我一样被错划成了右派。但当上右派后我俩运气却来了个剪刀差。我一头跌进深坑，再没缓过气来。他却因祸得福，先是碰到个比较讲道理通人情的改造单位，使他在劳动中仍保持了作人的尊严和闲心。碰到1962年与1963年暖流回潮，竟然续写出了《羊舍一宿》等小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他发表的首批小说。接着在安排工作时，靠了北京有关单位和热心老朋友们的帮助和支持，以他写过《范进中举》为理由，把他调进了北京京剧团，当起了专业编剧。当时我在边远的改造地点，获得回京探亲机会，立刻约林斤澜一起找到曾祺为其祝贺。我们避而不谈文学，只讲吃喝。曾祺特意弄了瓶“莲花白”。做了一个冰糖肘子，一个炒鸡蛋，他颇为得意地说：“你们知道吗？以前饭馆招厨师，考他做菜手艺炒鸡蛋。鸡蛋炒得好，别的菜不在话下……”
没想到这一调动还救了他一命。
我恨透了和她培植的“样板戏”，但我还得承认“样板戏”救汪曾祺有功。汪曾祺除了是右派，还曾背着个历史问题黑锅，所以他在北京文联积极申请入党而难以如愿。幸亏他搞“样板戏”得到旗手赏识，有关方面认真调查其历史，才发现所谓历史问题是个荒唐的笑话，掀去了扣在他头上20多年的屎盆子。不然就凭这一件，能否挺过“文革”十年，很难猜测。
汪曾祺靠“样板戏”保住命，出了名，甚至上了天安门。但始终保持清醒，从没有烧得晕头转向。这时我正被打翻在地，又踏上了不止一只脚。这时他已搬到城里住了，我回北京探亲，事先没打招呼就去看他，他表示意外的惊喜。谈话中我表示为他的境遇高兴，相信他在顺境中更能把握自己。他说：“我还有这点自知之明，人家只是要用我的文字能力，我也从没有过非分之想。知进知退，保住脑袋喝汤吧……”在那种形势下，他头脑不热，神智不昏，因之“*”倒台后，他没有说不清楚的事。既没与人结下仇，也没给人下过绊，顺顺当当进入了拨乱反正的时代。当然经过这场大风波，他感到有点疲劳，尝过一起落对世事有点冷漠。他很想休息一阵。这时就看出朋友的作用了。斤澜知道曾祺的心态，跟我说过多次：“咱们得拉着他一块干，不能叫他消沉！”恰好北京出版社要重印50年代几个人的旧作，编为一套丛书。王蒙、斤澜、刘绍棠和我都在册，但没有曾祺。林斤澜就建议一定加上汪曾祺。出版社接受了意见，曾祺自己却表示婉拒。理由是解放前的作品有些不愿收，解放后的不够数。斤澜知道后找到他家与其争论，连批评与劝说。要他尽快再赶写出一批小说或散文来，凑够一集出版。他被诤友赤诚感动，这才又拿起笔来写小说和散文，由此激发了汪曾祺写作生涯的第三次浪潮！
写过“样板戏”的汪曾祺在新时期文学界仍然闪光，但他并不因此而美化和粉饰臭名昭著的“样板戏”。这很显示他的人格和魄力。当有人怀念、留恋、美化曾使自己受益的“样板戏”，甚至辩解说“跟样板戏并没多大关系”时，汪曾祺却不怕丢人，敢于露丑，现身说法。以自己经历的事实证明是怎样奴役艺术界，使其为“*”反动政治服务的。汪曾祺并不因为自己受益于“样板戏”就颠倒黑白，误人保己。我曾在一个会上说过，就敢于否定样板戏这一点来说，汪曾祺是位英雄！
再说汪曾祺
曾祺和斤澜年纪比我大，学问比我大，成就更比我大。朋友交了几十年，我们在文学上却谈得不多。缺乏主动求教精神，很可能是我无能并无成的原因之一。跟曾祺谈文学尤其少。算起来总共不超过十次。平均五年谈一回。
50年代中，与我同辈的几位青年作家，如绍棠、谷峪都出了书，我还没一本集子，看着挺眼热，想把已发表的作品编在一块出本书，可又觉得分量不够。找曾祺要主意，他沉吟片刻说：“出也行，不出也罢。”便不再多说。这话我反复咀嚼。才明白是持否定态度，又找到他说：“接受你的建议，不打算出了。”他笑道：“急着出书干什么？要急就急在创作路子上。你现在的题材、观点、文风都不错，跟时兴的路子一致，容易发表也容易被看好，这点你比我强。最大不足是作品中找不到你自己。”
这是我头次听说作品还要找到作家自己。从此自觉不自觉的总想找找自己。1957年反右之前，斤澜在北京日报发了篇小文章，谈文艺观点，一千来字。字斟句酌，行文严谨，不少人看了叫好。曾祺却对我说：“你见到斤澜跟他提一声，讲究语言是他的长处，但过分考究难免有娴巧之虞。这么篇小文章。何苦啊……”，我跟斤澜转达了，斤澜听了蛮服气，不断笑着点头自语：“娴巧，哈哈哈，娴巧，哈哈哈哈……”
1955年曾祺已调到《民间文学》杂志任编辑部主任。他来电话说：“我记得你到大凉山去的时候，收集过彝族民歌。有整理好的吗？”
我说：“有，整理了几首，上百行，一直没拿出去。”
他说：“我给你发了吧，写几句序言一块寄来。越快越好。”
重读那些民歌引起对大凉山多少回忆，感情冲动之下，序言写得就如脱缰之马，又臭又长。曾祺看后说：“民歌很好，只是您这篇序言怕要动动刀剪吧？个人感慨的部分你另外单写散文好了。就别搁在这儿了。这儿就介绍彝族民歌。”我说：“好。不过要由你来删，我自己有点手软。”他说：“行！”接着又建议把关于一位土司的记述也删掉。他说那位土司既当过“国大代表”，又兼军阀部队的武职，是有出卖自己民族利益的劣迹的。虽然起义了既往不咎，我们写文章大可不必再替他宣传。当时我听了，真觉得曾祺在政治上也比我老练。于是我又为他因历史问题总是不能入党而暗表同情。
《彝族民歌选》不久在《民间文学》上发出来了。这是彝族民歌首次与全国读者见面，凉山月色泸沽风情令人耳目一新。也许是有意嘉奖，曾祺寄来稿酬超过百元！是我50年代拿得最多的一次稿费。
他写文章谈论我的作品，是80年代以后的事。《烟壶》发表后，《文艺报)要发篇评论文章。想找位既熟悉我又熟悉北京的作家，问我找谁好？我说汪曾祺。果然找他一说他就写了。文章发表后我向他致谢，他说：“先别高兴，我还有话没写上呢。你那个库兵不行。是个多余的人物，这篇小说没他什么事也碍不着，只因为你对这种人物有兴趣就写上了。这不行！破坏了结构的严谨。我只在文章中说你九爷写得好，没提这写得不好的库兵，给你留点面子，当面这意见还得告诉你！”
他对《烟壶》这条意见，我没跟别人说过，不想泄这个底。为了纪念曾祺，今天我公之于众。他完全说对了，我心服口服，不过我不想改。
他对《战友朱彤心》持否定看法。这篇东西是他女儿汪朝先看的。汪朝看小说很有眼力，开始边看边说：“邓叔叔这篇东西写得不错，写得不错。”可越看越泄气，看到后来把杂志往桌上一扔说：“挺好的开头，结尾砸了，全完！”听女儿这样说，他才拿来看。他说：“开头真不错，以喜剧手法写人物的悲剧性格，多好，而且已经完成大半了，怎么突然弄；出个正面结尾？真没劲，真糟蹋材料！”我有点懊悔地说：“原来我是写成此人一事无成的，刊物主编看后说，这样有趣是有趣，但主人公一生只闹笑话，毫无作为，是不是太没意思了？不过改不改随你，这只是我个人看法。我听了这意见后才改成这样……”曾祺说：“不在人家提意见，而怪你自己没主见，没主见说明你对生活理解、判断得还不成熟，怪不得人家。”我说：“不错。我也确实感到主编意见有道理。”他听了连连摇头：“可惜了，可惜了！挺好素材糟蹋了！还是我这女儿有点眼光！”
汪曾祺近年来被人们称为“美食家”，我很高兴。也为斤澜抱不平。50年代斤澜的烹调不在曾祺之下，他做的温州莱“敲鱼”在北京文化界独此一家。他家吃菜品种也多样。曾祺桌上经常只有一荤一素。喝酒再外加一盘花生米。
我倒是常看到曾祺做菜。那时他一家三四口只住一间屋。有个煤球炉子，冬天放屋里，夏天放门外。赶上做饭时间到他家串门。汪曾祺准在围着炉子忙活。50年代曾祺做菜还不出名，作的品种也不多。除去夏天拌黄瓜，冬天拌白菜，拿手菜常做的就是“煮干丝”和“酱豆腐肉”。前者是扬州做法。但北京的豆腐干与南方香乾有别，不是那个味，汪先生有时就用豆腐丝代替，味道也过得去；后者是他耳闻加独创的吃法，听别人说了自己又揣摩着做的。质量不大稳定。1951年冬天一个星期日，我逛完王府井到东单三条曾祺家喝茶歇脚，一进门就闻到满屋酱豆腐味。炉子封着，炉盖上坐着小砂锅，隔几秒钟小砂锅“朴”地一响。我问他：“大冷的天怎么还封炉子？”他说：“做酱豆腐肉。按说晚上封了火坐上砂锅好，可我怕煤气中毒，改为白天。午饭吃不上了，得晚饭才能炖烂。”我歇够腿告辞，走到院里碰上九王多尔衮的后裔金寄水。闲聊中我说到曾祺怎样炖酱豆腐肉。寄水摇头说：“他没请教我，这道菜怎能在炉子上炖呢？”我问：“在哪儿炖？”他说：“当年在王府里我见过厨子做这个莱。厨房地下支个铁架子，铁架子底下放盏王八灯。砂锅的锅盖四边要毛头纸糊严，放在铁架上，这菜要二更天开炖，点着王八灯，厨子就睡觉了，灯里油添满，第二天中午开饭时启锅……”他说王八灯是铁铸的油灯，黑色，扁圆型，有五根芯管，看着像王八。
第二天上班，我问曾祺酱豆腐肉味道如何？他没说好坏，只说“还得试”！
后来我在他家吃过两次“酱豆腐肉”。两次味道、颜色都不尽相同，看来整个50年代都还没定稿。
1957年后我俩各奔东西。斤澜也下乡长期劳动，只在每年春节回北京探亲时三人相会一次。见面都在曾祺家，一是他年长，本应我们去看他，二来跟他烹调手艺长进也有关系。斤澜厨艺落在他后头了。
“*”后期，我提前退休，斤澜被分配在电影院领座，长期休病假。我俩有了闲空，曾祺却忙得邪乎，打电话总找不着人。有天终于在电话中听到了他的声音，就约好时间去看他。他非常高兴，认真做了准备，把这些年练的绝活都亮了一下，嫂夫人和孩子不在家，我们三人冷热荤素竟摆满一桌子。鸡粽，鳗鱼，酿豆腐，涨蛋……虽说不上山珍海味，却也都非平常口味。我在底下改造得太艰苦了，酒又喝多了一点，一时大意把好大一个肘子吃下去3/4。从此每逢我到他家吃饭，他都预备肘子，而且一定放在我面前。
早年没见过曾祺画画儿，也没听说过他会画。知道他有画家朋友，如黄永玉弟兄，都是画水彩，刻木刻的洋画派。还有个篆刻家朋友，是嘉兴寺的和尚，一块参加土改结下的交情。我见过他给曾祺刻的印章，也见过大和尚本人。称得上法相庄严，刻艺古朴。但没见过曾祺跟国画家交往。解放初期北京国画家一度生活困难，碰上中央整修天安门，老舍先生特意给中央写信，把城楼上画宫灯、屏风的活儿替国画家们揽下来，实行按件付酬，暗含着“以工代赈”，如此以陈半丁、于非厂(此处读庵)等为首的北京国画家都跟文联常来常往。来时我见到只有两人跟他们应酬。一是美术编辑，一个就是金寄水。没见曾祺参与应酬。我想他的画大概跟烹调一样也自学成材。中国书画同源，他有书法底子，看过芥子园画谱之类的书，又有传统文人气质，练起画来顺理成章，而且还确有独创之处。十几年前，我有天收到个大信封，一看地址是他寄来的。赶紧打开看。里边是一幅画，画的铁干梅花。树干树枝都是墨染，梅花是白色。是所谓“腊梅”。画中夹着个字条，上边说：“你结婚大喜我没送礼，送别的难免俗，乱涂一画权作为贺礼。画虽不好，用料却奇特。你猜猜这梅花是用什么颜料点的？猜对了我请吃冰糖肘子……”我跟舞燕猜了两月硬没猜出来。有天开会见到曾祺。我说：“我们猜到今天也没猜出来。肘子不吃了。告诉我那梅花用的什么颜料吧！”
他冲我龇牙一笑，说：“牙膏！”
我早知道他毛笔字写得不错。当年《说说唱唱》印信封信纸，刊名和地址用手写体，都是汪曾祺起稿。他挺爱干这件事。颜体，欧体，柳体，三种各写一张。楷书，行书各写一行，请全编辑部民主挑选。人们评头论足，叫好的人不少，但没人因此称他书法家。更没人求他的字。不是那时写得不如后来好，而是那年头写好字不稀奇。我们不到100人的小机关，能写好字的够半打：老舍写魏碑，端木写小篆，王亚平、柳倩写行书，都有两下子。有次政治学习，上边交待讨论时要作详细记录，以备检查。组里选人做记录。主持人端木蕻良问：“选寄水行不行？”大家都说好，一向“逆来顺受”的金寄水却把手举得高高的喊道：“不行不行！”有人问他：“你向来不是宁当记录也不愿发言吗，这回怎么不干了？”他说：“干也行，我有个要求。”端木问：“什么要求？”寄水说：“允许我用毛笔记。别强迫我用钢笔。”端木一笑说：“就这要求呀？批准啦。”寄水松口气说：“这就没说的了。有，同志提过意见。说我爱用毛笔不用钢笔是甘于落后，不求进步的表现，其实是我用钢笔跟不上趟……”
我现在手中还保存着寄水自己写的名片，放在书法展览会上决无逊色。但他连书法家协会大门朝哪儿都不知道。
曾祺书法出名，首先是他写得好，其次也得承认他有福气，赶上了好机遇。
人们对曾祺与酒的关系说法颇多，认为连他的飞升也是凭借酒力，怀疑他不久前参加五粮液酒厂的笔会有不利作用。对此我持否定态度。曾祺嗜酒，但不酗酒。40余年共饮，没见他喝醉过。斤澜有过走路撞在树上的勇敢，我有躺在地上不肯起来的谦虚，曾祺顶多舌头硬点，从没有过失态。他喜欢边饮边聊，但反对闹酒。如果有人强行敬酒，闹酒，他宁可不喝。我跟他一块参加宴会，总要悄声嘱咐东道主，只把一瓶好酒放在他面前就行，不要敬也不必劝，更不必替他斟酒。大家假装看不见他，他喝得最舒服，最尽兴。
从80年代起，家人对他喝酒有了限制。他早上出门买菜就带个杯子，买完菜到酒店打二两酒，站在一边喝完再回家。这种喝法非他独创。当年赵树理就是这个喝法。北京文联在霞公府，拐个弯就是王府井，从南口到剑匕口，沿途有两家酒店，到八面槽往西则是山西大酒缸。树理拉我们去吃山西刀削面，从南口开始，见酒店就进，进去多了不要，只打一两，站在柜台前一扬脖喝完，继续前进。这样到大酒缸时已有酒打底，再要二两酒四两刀削面一盘香椿豆。连饭带菜就算全齐。曾祺继承这个喝法稍有变化。三年前他小病进了医院。我去看他的，他说大夫讲他现在的病没什么，要紧的倒是要马上戒烟停酒。不然后果堪忧。他打算执行。这以后我就有好长时间没见过他。隔了半年多在一个会上再见面把我吓了一跳。只见他脸黑发肤暗，反应迟钝，舌头不灵，两眼发呆，整个人有点傻了！吃饭时有人给他倒了杯啤酒。他说：“就这一杯，我不敢多喝。”他三口两口把那杯酒喝了下去，马上眼珠活了，说话流利丫，反应也灵敏起来。我回家后就给斤澜打电话，我说：“老头不喝酒有点变傻了。你最好跟他家里人说说，是否叫他少量喝一点，要不老头就傻了。他儿子王朗还是开通的。只是他那脸色太暗，缺乏光彩，这怕不是好兆头……”
也许我这话起了极坏的作用，此后吃饭他又喝点酒了。绝没有放开量喝。这次去宜宾，虽是在酒厂开会，备得好酒，他也喝得很有控制，我和朋友们一边暗地监视，并没见他失控过。倒是他应酬太多，令人担心。不断有人要他写字画画，常常忙到深夜。我曾劝他：“别太客气。累了就不要写。这么大年纪了，不是小孩。”他说：“没事，写累了倒下就睡着，倒也好。”
从感情上说。我倒觉得他临离开这个世界前，兴致极好地喝两杯未必是坏事。若在告别人生之前，连回味一下酒趣也没办到，反倒大小是个遗憾。
曾祺曾给我和朋友们讲过一件趣事：京剧团有个老演员参加体检。医生看了他的各项化验后说：“您的身体不错。可是不能再抽烟喝酒了，只要你下决心马上戒烟断酒，再活二十年没问题！”
老演员说：“不抽烟不喝酒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在潜意识里，曾祺可能是欣赏这位演员的烟酒观的。
我和斤澜都刚恢复工作，《北京文学》一位编辑陪同我们三人去一趟丝绸之路。到了吐鲁番，伊犁，酒泉，敦煌，兰州。因为只靠文化界朋友“友情帮忙”，没有官方的“公事接待”，这一路走得很艰苦。有时因为借不到车，关在旅馆中几天无所事事。有时车借到了司机大老爷却架子很大，拿我们当盲流对付。从乌鲁木齐去伊犁时，那位司机带的私货太多，把汪曾祺塞在大箱小包的缝中，还对他说：“老头，你给好好看着点！”到了伊犁，《伊犁文艺》一位资深编辑陪我们去察布查尔山中访问哈萨克牧区去，那编辑批评了司机几句，第二天早晨回伊犁时司机竟把编辑扔在草原上……尽管受了许多气，吃了许多苦，但因做梦也没敢想今生今世还有机会享受这般自由，仍感到幸福天降，乐在其中！特别是曾祺，再艰苦他也没叫过苦，再受气他也不生气。我有时管不住情绪想发脾气，一见曾祺逃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超然冷静，马上气散火消。从新疆回来之后，我特地把藏了多年的《坛经》找出来从头读了一遍。
我跟曾祺相识近50年，没见他人前发过火，没听他人后贬过人。几十年里我只听他流露过两次“不以为然”的情绪。一次是对当年把他定右派的某位领导人，一次是对个别新潮派。他有次与二位文学新星一道外出参加活动，这二位嫌酒店档次低要搬家，嫌介绍时把他们排在后边要退席，说起话来气冲斗牛，一举一动都透着小人得志。有人谈起孙犁同志的文学成就，说他是少数几个真懂得什么是文学的人，他的语言是只能体会，不能模仿的。他们把嘴一撇说道：“可是孙犁也缺乏自知之明之处，对我们这批人也想指手画脚，他写文章惹我们，我们就联合起来轰他，怎么着，他还不是叫我们轰在读者眼里掉了价？！”
曾祺摇头，跟我小声说：“我不信未来的世界就是这些人的！他们要掌了权，一点不比‘*’时期日子好过，他们当了政我绝不再干。咱不吃这碗饭啦行不行？”这是见他最激动的一次淡话。
从60年代初算起，汪曾祺在京剧界干了30多年，使他对京剧由爱好变成里手。多年在梨园行浸泡，使他性格上起了微妙的变化。以前他也说笑话，但比较文雅而含蓄，从不手舞足蹈。近年开朗了许多，说话增加了梨园界机智、幽默和俏皮。举手投足模仿舞台动作还满像样儿。有次他给我学一位武生念定场诗的舞姿。念到“鱼书不至雁无凭”时，做了个舞姿，一手高举，一手托底，抬腿仰头，颇为英武。我叫了声“好！”他说：“好？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不知道。”他说原来他也不知道。他看排戏，排到这儿就问那位角儿，“这手势表示什么？”那武生说：“汪先生你这不知道？烟雾瓶！火花瓶呀，这两手是抱着花瓶的姿势啊！”说着他也笑了。并说：“过去京戏是口传心授，演员演了一辈子的戏，不知道台词是什么意思。”他对京剧创作确实也有了感情。新时期以后他继续写过几个剧本，但再没有样板戏那样健的锋头。他很下功夫写的《裘盛戎》，也只演一两场。我怕他伤心，主动拿到香港，在《大成》杂志发表，却在海外引起反响。
经过斤澜一片爱心的动员与劝告，他又拿起小说之笔。刚发表第一篇《大淖记事》，反应不错。第二篇还没寄出，又引出一段趣闻：北京市文联研究创作工作，一位京剧团老朋友发言说：“我认为对作家们的创作思想领导上还要多关心些。现在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不搞样板戏，不弄三突出当然是好事，可也不能完全不讲思想性啊。曾祺前两天写了个小说给我看，写小和尚恋爱，有趣倒挺有趣，可主题思想是什么？有什么教育意义呢？……”大家听了只是笑，却被有心人记在了心里。此人就是《北京文学》老主编李清泉。会一散他就叫人找曾祺要稿子来看。一边看一边拍案叫绝，看完决定发表。这样推了他的第二篇名作《受戒》从此一篇接一篇发个没完，小说比他的样板戏更成气候。
有《受戒》这件趣闻提醒，朋友们认为他既然以写小说为主，就不必再占剧团的编制，建议把他调到文联当专业作家。领导也表示同意了。没想到他却拒绝。他说跟京剧院有感情。力所能及还愿为京剧服务。这样直到去世，他再也没离开京剧团。
曾祺对剧团有感情，剧团对他也够意思，对他十分照顾。写什么，到哪儿去，从不干涉，能帮忙的还一定帮忙。不过有些事剧团想帮却力不从心。比如住房比较拥挤，剧团就难以解决。曾祺住房本来是太太单位新华社分的。当年孩子小，两室加半间也够住了。多少年过来，不光儿子女儿大了，还有了孙子外孙。老头只能连写带睡都挤在那半间里。好在作协领导和中宣部都很关心此事，新华社也给与支持，经过研究新华社慷慨地答应在八角村新盖的楼里再分一套大房子给他，面积几乎比原房大了近一倍。这消息传来，作家心中都感到很温暖。
不过直到去世，曾祺也执意不肯搬进那新居。王朗不忍看老爹老妈再挤，把自己分的房子让给了他们，儿子儿媳仍守在拥挤的旧居里。去年春节我陪翟泰丰等领导给曾祺拜年，就去的王朗献出来的这个虎坊桥新家。比原来宽敞多了，但仍然摆设得很乱。给他们放下了年礼，说完拜年话，告别时我悄悄问他：“老翟多次奔走，好容易给你弄来一套房子，你怎么不去住？要占王朗的房子？孩子们不容易呀！”
他小声跟我说：“那地离八宝山太近，一看见那边的大烟囱，我就心里格恙……”
我理解他的情绪。我们都老了！
漫说林斤澜
《随笔》发表评论汪曾祺、林斤澜二位作品的文章，很有收获。作者凸凹先生如此有见地，令人赞佩。
谈这二位的作品，已有不少文章。对其为人，还没有太多人来写。如果汪先生会唱歌，在歌坛上有文坛上这般地位；或是林先生长得像国共两党中任何一方的领袖，成了演艺界大腕，只怕副刊、小报上早填满介绍其生平琐事、个人隐私的特写、探秘之类的文章了。那样我或许也借机发点小财。因为我认识这二位都快半个世纪了。
两位中我先认识的谁，有点马虎了，可能是林先生。
如今林先生已经是头发斑白，背部微驼，还少了颗门牙，一派老作家形象了。我们相识时，他可是风度翩翩，胖而不肥，两眼有神，面色红润，发黑齿白。有一年北京市举行戏曲汇演，我和林先生同时拿到戏票，我临时有事看不成，把票送给了文学研究所一位女同学肖慎。肖慎回来我问她戏怎么样。她说戏倒不错，可是身边挨着个唱小生的，油头粉面，引得许多女士都看他，使她坐在一边很不自在，弄得连戏也没看好。我极力为林辩白，说他是作家不是演员，天生长得漂亮，绝没有诚心修饰。肖慎说：“作家长得这么漂亮，大概有少不了的浪漫新闻。”
这可是天大的误会。我向上帝起誓，林先生是我见过爱情最忠贞，婚姻最美满的男人。他在台湾闹革命，被国民党抓去坐牢，九死一生，太太天天到监狱送饭，立下“情愿共死”大志。林先生意外地逃出虎口，两人结伴躲进货船煤舱，返回大陆，这才实现了“相爱同生”的愿望。举案齐眉。从没发生过口角。林先生处理家庭关系有一套学问。举例来说，我相信广告，看到“新产品”就买，买了新鲜玩艺又爱做宣传。最忠实的听众就是林太太。于是，我买一件她就跟着买一件，我上当她也就跟着上当。林先生心中不快，只是冲着我发火，从不向太太表示不满。对我发火不生效，就派小姐来进行说服：“邓叔叔，求你了，别再上我们家宣传你买的新产品，我家的废物已经没地方放了……”我改正了错误，林先生不记旧恶，再去他家，他仍以酒相待。
不过我家人又埋怨，是他培养了我喝酒的坏习惯。
50年代初，我们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组工作，我才刚满20岁，不会喝酒，他已经深解其中味了。大家都很穷。谁拿到点稿费，或是开春后卖掉了冬装，总要打一次共产主义牙祭。每逢这时他就提出买酒，酒买来他喝得最多。林先生虽爱喝酒，但很少喝醉，真喝醉了也不承认。有次在他姐姐家喝完酒，剩下不少菜，姐姐给他打包带回宿舍。他一走出王府井南口就撞到了一棵树上。菜也洒了，裤子也脏了。回来后见他如此狼狈，我问他是不是喝多了。他摇头说：“没有的事，我早看见那棵树了，我判断照直走会撞上，就为了试试我判断的是否正确，才直冲它走去的，结果证明我判断的完全正确，非常清醒。”
他刚进剧院时的任务是替老舍先生采访写作素材。老舍先生要写个一家之内出了几名人民代表的故事。采访对象有好几家。有一家好像就是女明星向梅和舞蹈家武季梅的家庭，不过采访的是她们的父母。数年后我有幸到这个家庭去时，向梅小姐也还在上中学。而季梅小姐只扯着别人的衣襟，连喊带叫地瞎捣乱，还没显出舞蹈天才。林的工作很得到老舍赞许，作为奖励，常常在他汇报完一段材料后慈祥地说：“这段材料不错，留着你自己写吧……”
林没写过这些素材。但老舍先生的影响和采访中得到的体会，都对他以后写北京味小说起了启蒙作用。他刚从江苏调到北京时，说的还是尖团不分的官话，后来他在小说中出色地写出了北京人的风貌，而且是用地道的北京话。他是下功夫磨炼过的。
说到磨炼，得感谢他带领我走进读书之路。他有学问，但从不以此自居。我是从他言谈中，从他对作品作家评判中感知到他有学问的。我印象中他花时间最多的是读书。在一起工作时我见他读了许多剧本，也读了许多小说。不过他读书不肯跟着潮流走。那时正时兴读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著作。他却偷着在屋里读沈从文、周作人的作品。我从小失学，没正规读过书。看到他读这些书才引起我读这些书的愿望。他对这些书的评论，对我起了导读的作用。我甚至怀疑我有些错误观点是不是也受他的影响。不过我坚信，如果我在写作上有点什么长进，这位朋友对我就是起了引导作用的人之一。
从他早年的作品中，是能觉察到他读书所受的影响的。翻开《台湾姑娘》看看，您不感到有屠格涅夫的影子吗？
除了读书，林先生年轻时感兴趣的就是看戏看电影，他把这也当作学习。他很少有娱乐活动。他不打扑克(会打桥牌，技术不怎样)，不跳交际舞(他是会跳舞的。在大后方时他还跟着戴爱莲先生正经学过舞)，也不下象棋。有时下下围棋。下围棋耍赖。我跟他下围棋，他贏了就叫我数子儿。他输了就抢着自己数，在数时做手脚，把我的活子当死子给我拿掉。
1951年冬天，我和林同时参加了中央土改团。我到安徽，他到湖南。这期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进行改组，创作组被取消了。我早回来一个月，被调到北京文联工作。一个月后，早晨我上街去吃早点，忽看见林先生潇洒地顺王府井大街走来。我问他何时回京的，要去哪里。他说刚回来不久，剧院要他自己联系工作单位。他去电报局给延边的一个朋友打电报，打算去延边工作。我想延边是朝鲜族自治区，对他这南方人来说未必合适。就说：“你等等再发电报，我跟文联领导商量一下，如能到北京文联，何必要去延边？”他表示无可无不可，对是否留在北京并没太大热情，但也不反对。我就去跟文联秘书长、诗人王亚平谈了一下。王亚平马上说：“这个青年可用。来吧。”就把他调到北京市文联，在研究部工作。研究部主任是评书艺人(现在时兴叫表演艺术家)连阔如，副主任是位老报人，一位研究员是相声艺员孙玉奎。林到来不久，领导号召文艺工作者下厂下乡深入工农生活。连先生和孙玉奎有演出任务，老报人年纪过大不适应艰苦生活，林先生就做了深人生活的代表，一头钻进北京西郊的八角村，成了编外村民。我曾随他到八角村去住过几天，正碰上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分配到北京的两位青年来这里锻炼。村干部忙于春耕，叫林先生照顾这两位青年，向他俩介绍村中的情况，领着他们参加劳动。前两年，北京电视台播出名震一时的电视剧《红楼梦》，我越看大导演王扶林的名字越觉得熟悉，后来想起，就是那两位学生中的一位。
林斤澜深人生活的踏实劲，在别的青年作家身上少见。除去开会，过年过节，他极少回城。过年过节回来，是因为太太谷叶女士在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上学，只在放假时才能来京。林平时节俭，但太太来时则保证她过两天轻松而富裕的生活。他那时对写小说没有兴趣，醉心于戏剧创作。戏剧中只限于话剧，话剧里又单写喜剧。所以，写的剧本没有地方发表，更别提排演。太太上学，他拿不到稿费，按说应常处在“经济危机”中。可他竟能打点得满舒服，还不用借债。其秘密除去平时节省外(其节省方法包括自己喝酒只喝二锅头，若我请客就指名要西凤)，还从不进百货公司。买什么都上旧货摊或寄卖店。他的鞋是在旧货摊上买的，小工艺品是在旧货摊买的，惟一的书橱也是旧货摊买的。给太太置办贵重的貂皮大衣，花了人民币40元，也是花在寄卖行里。太太来京，他就能用小电炉做点吃的表爱心，每逢这时，不管请不请我，我都赶去吃。不过他造厨的手艺有限，根本不能跟汪曾祺相提并论。他看家菜谱是煮红枣加花生米，雪里红烧黄花鱼，外加一盘猪头肉。
林先生在八角到底呆了多久，我记不清。他下乡后好久我才进文学研究所进修(后改为文学讲习所，丁玲同志创办并任所长)，我毕业了他还没回来。他去时是个不为人所知的小干部。等我毕业，他已发表了《新生》、《春雷》等红极一时的小说。老舍先生看了《新生》打心眼里高兴，马上就写了篇评介给以赞扬。这好像是老舍先生50年代写的第一篇为青年作者叫好的文章。我从文学研究所毕业后，响应“到生活第一线，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号召，转到建筑工地上做基层工作去了。那里也是林斤澜辅导的单位。林常来工地上和业余作者们见面，替他们看稿，提意见，开座谈会，并把改好的稿子推荐给《北京文艺)等刊物。像《台湾姑娘》这些名篇都是他在忙于辅导之余，挤休息时间写的。
1955年，我发表了《在悬崖上》，他很为我高兴。但指出我在文字上很不讲究的毛病。后来我写作注意在文字上严格要求自己，这跟他的提醒分不开。
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青年作者会议，我俩一起参会。但不是正式代表，只是北京团的列席代表。有些文章在提到那次会时，把我俩也列入代表之中，这是误会。
1957年那场风暴，林斤澜逃脱了。我认为这要归功于他的女儿。坦白地说，当时某位有权势者想把他打成右派的热情很高，大概在预备打成右派名单中我是排在他后边的。他侥幸逃过此难，得感谢他的女儿和医院。正是召开“鸣放大会”那天他女儿出生了。过了几天开第二次会。医院偏巧又给小孩开错了药，差点造成事故。而参加这两次会的人，大部分被打成了右派，其“反动言论”，都是这两次会上的发言。
我定成右派，他的压力极大。有人是叫他用揭发、批判我来表明他的立场的。他什么都没讲。而在此后20年间，不管我是在北京劳动改造，还是“发配”东北时，他都是我最亲近的朋友。我忙不过来，他替我送妹妹上学；我不在北京，逢年过节他到家去看望我的母亲；有些我想不到的家务事，他想到都提醒我。1979年，我“提前退休”后回到北京。他被分配到一个电影院当勤杂工，但因病没有上班，没事在家中练习写篆字(曾给我写过一封完全是篆字的信，一看那字就是从康熙字典抄来的)，我三天两头到他家聚会。有一天我在公园打拳，忽听到广播中报告重要新闻时，没提伟大的旗手和张春桥、王洪文的名字。此事不能跟别人讨论。我就忙去他家，故意卖关子说：“有件重大新闻，你知道了没有？”他问：“什么新闻？”我说：“今天的广播你听没听？”他说：“听了没发现什么。”我就说了我的发现。他也觉得不一般。我俩猜了一阵猜不出原因，我就回家了。第二天我又到他家去。这回轮到他卖关子了。他说：“你听到什么消息没有？”我说我不知道什么。他端着架子说：“我这才是重要新闻，可不能随便就告诉你。你得付点代价。”我听了就再三追问。并答应如果消息真有价值，我请他喝酒。他才告诉我说，昨天我走后他就去了杨沫那里。从杨沫处知道了打倒“*”的消息。听了又惊又喜，又怕是误传。经过分析，两人都认为这样的谣言是没人敢造的。兴奋得想欢呼，但又还不敢声张。他不坚持要我请客，自己找出瓶酒来我俩举杯庆祝。几年来我们没少在一块喝酒，但从没像这天喝得那么痛快、高兴。
形势发展飞快，我俩又有权拿起笔写作了。北京出版社要出北京作家个人选集，林斤澜说：“出北京作家的选集，不能少了汪曾祺的一本。”但汪自己对此却不热心。他对编辑说自己建国后写的小说不多，字数不够，不出也罢。林知道后马上去找汪曾祺，激动地说：“你的小说有自己的风格。为什么不出呢？字不够赶写几篇就成了嘛。你积极点好不好！”汪很感动，赶紧又写了几篇。这一写不仅把这本书的字数凑齐了，而且从此又燃起了写小说的热情，掀起汪曾祺小说写作第二次高潮，新时期文学史因此多了极为光彩的一页。
1984年我奉命到中国作协工作。在北京文联的同行给我送行的会上，斤澜坦率地说：“友梅去当书记，对他个人还是对工作，都未见得是好事。是得还是失很难说，恐怕还是失多得少。因为他的性格就是个作家，并不适合担任行政工作。”
我到中国作协后，工作有了成绩，他表示赞许。有失误他更毫不保留地当面指责，却从不怒形于色。我们相识数十年，他对任何人都没有怒形于色过。他会气得发抖而不会气得发火。最恼火时也只是摇摇头结结巴巴地说：“你瞧，你瞧，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呆的地方是个是非焦点，我工作上、做人上确有缺点，但人们对我也常有不少误解。我极想离开这个岗位，但出于从小养成的组织观念，不得到批准，我做不出拂袖而去的事。这在特殊时期就引起非议。斤澜听到过非议，并且同意人们的看法。但他不在私下议论，也不因此而疏远我，而是当面对我说：“你把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了吧！适可而止吧。”我很为他的诚恳和友情而感动。林斤澜是个好人，是个好作家。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为有这样的朋友感到幸福和安慰。
好您哪，宗江大哥
写这篇东西我没跟宗江商量，商量了也白搭，他既不能阻止我写，也不能叫我按照他的意思写，大主意还得我自己拿。
世界不大，40年来闪展腾挪，东遛西窜，无意中竟跟黄氏五杰中的四位建交，就跟黄宗洛没有接触，可还是先后同事——50年代我在北京人艺搭过班。
1949年渡江不久，我团来了个新战士黄宗江。听说是红极一时的明星，周游世界的水手，《卖艺人家》的作者，《大团圆》的编剧。他怎么来当起小兵拉子呢？听到过传说，说法有几种，我也没考证哪一说最可靠。一说是于伶先生建议他参军的，一说是沈西蒙主动求贤的，最有趣而又最不可靠的一说是白文把他转让来的——白文当时正任特纵的文工团长，到上海招新兵，黄宗江到他那儿报名，白文觉得自己庙小，供不下这个大菩萨，就把他推荐到了军区文工团。
所以有此一说，因为这二位是老朋友。
白文是我敬重的老师和上级，我在他手下当过差，他是戏剧股长，我是他股里的小兵。他到解放区前是上海“苦干剧团”人台柱，《视察专员》演县长，《秋海棠》演副官，《大马戏团》里演慕容老头，红遍了大江南北。宗江比白文出道更早，锋头也更健，人们把他和石挥并列，连白文都承认演技上颇受宗江启发。上海人把石挥捧为“话剧皇帝”，在评议中认为惟一有资格与他较量的就是黄宗江。可宗江声明不参与竞选。既如此，只要宗江按部就班地演下去，“话剧丞相”的乌纱非他莫属，白文也少不了弄个“尚书”之类头衔。不料这两颗光芒四射的明星竟先后失踪了。这事在上海成了特大新闻，人们做过各种猜测，可谁也没猜准。因为连他们俩对自己的“下一步”都没猜准。原来白文本是中共地下党员，以演员身份作掩护进行抗日活动。正在一顺百顺之际，有人把个什么名单弄丢了，情况紧急，后果难料，组织上命令名单上的人立即转移，他就连夜带着老娘去了解放区，到解放区后就分到文工团当了我的顶头上司；宗江是报国心切，不肯在日寇占领下的上海受辱，投奔大后方去了，到了那继续演戏(这倒是他自己计划好的)，可演着演着从舞台上一跳，跳到军舰上当水兵去了。
我听冯二哥(亦代)说过这件事。他说当年在重庆，有一天他上剧场后台聊天，看见位潇洒小生坐在化妆台上看书。看的竟是他散失掉的一本藏书，卞之琳的大著，不禁引起他的注意。这里的爱国剧人他熟识，这位却从没见过。听说上海来了个黄宗江，他估计八成就是他，便客气地问道：“您大概就是黄先生吧？”小生起立行礼，操一口京片子说：“不才是我，敢问您的台甫？”亦代指指书上原有的签名说：“在下就是冯亦代，请多指教。”两人脸对脸看了一会，都大笑了起来，马上就成了朋友。从此后宗江常到亦代寓所聊天，有一次聊晚了亦代安排他和一位亲戚同屋休息，那亲戚正准备投考海军，和宗江也一见如故，关上门他俩又接着聊。聊些什么不知道，总之天亮后再见宗江，他就宣布“投戏从戎”，说完跟那亲戚一块去报名去了，随后就换上了海魂衫跑到西洋受训，在英美扮演了个风流水手的形象。
白文和宗江分头奔向两个方向，谁也没想到何时再见面，等白文穿着军装带着手枪回到上海时，宗江又重登上剧坛了。海军训练一完日本就宣布投降，宗江乘着军舰在大西洋太平洋足转一阵后，一回到上海就又来个“投戎从戏”。白文替特纵文工团招收新人，宗江去看他时确也说过：“我要报名参军。”于是，以讹传讹，就说成宗江参军是由白文去引荐；其实宗江是有更大的来头的。
宗江穿上二尺半，很引起我们小字辈震动，像他这样的名家，在解放初期大团结的气氛下，到哪儿也少不了他一个位置、一份尊重，要参军也会得到照顾。身边例子很多，有位并不出色的什么家，一进门就享受团级待遇，也还过不惯，呆不住，干了几天又走掉。可黄宗江却坚持要从小兵当起，不要任何优待。我估计很少人知道黄宗江离休时的军阶硬是按照班排连营团师的台阶一级不拉爬上来的。他头一炮就来个锤震四平山！
当年像我这样行伍出身的文艺兵，本事不大可挺能挑眼，对新兵看不惯的时候多。新出校门的学生文化水平比我们高，可在艺术上不如我们有经验；名家艺术成就比我们高，按革命资历又没我资格老。对谁我也敢说三道四，惟独对宗江却只有服气。人家放着现成的统战对象、明星班头不当，自愿从最低级的文艺兵干起，没点真格的行吗？这就叫革命性、事业心，不服你来呀！
他对名利既然不屑一顾，也就不故作深沉状，对上级、下属、同伴都一视同仁。随随便便，坦率真诚，连对我这年龄、成就上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小老弟，他也毫不轻视。见面小邓长小邓短总要扯几句。我刚学写作跟他打听点学问，有问必答，既不摆架子也不讲客套，平等中透着亲切，指导时不失尊重。那时刚进城，生活还相当艰苦，纪律约束也严，可他咬着牙适应，决不含糊。他的自律和谦虚把大家征服了，热诚和恳切被大家接受了，成了我们中间能互相交心的一员。其实他总还有点知识分子的生活痕迹，在别人身上就会受到挑剔，对他却没人计较。比如：军装穿在他身上总比我们的板正干净，他自己买的皮鞋也比我们发的光亮俏皮，早上喝粥他还自己带点肉松之类小菜来，我们不光不说他特殊化，还凑上去夹一筷子。(注：对这点他坚决予以否认，说我诬陷他。我在此郑重把他的抗议注上，也同时补充一个细节：我还记得吃肉松的地点，是南京国民党最高法院二层楼的阳台。)
宗江参军后头一个任务是筹备开国大庆的演出。他和当时在南京的老艺术家戴涯、路翎等现编了一个戏，叫《国民党一团糟》。1949年10月1日毛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他们就开始在玄武湖公园义务演出。这是出闹剧，写解放大军渡江后国民党一批要人的狼狈情景，剧中妙语惊人，洋相百出，逗得观众前仰后合。宗江演一位穿长袍的国民党元老，至今我还记得他神经质地高喊：“报告大家个好消息，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据白文说他那“声音化装”的本事就是从宗江这里学来的。这次是我亲耳听到他的“化装声”，觉得他挺有本事。但这次演出给人主要的印象还是那股欢乐和团结的气氛。宗江回忆这件事时也说：“要是后来我们始终保持那样的大团结该有多好！”
1949年冬天，我调往北京，我想和宗江的交往会从此中断，有点遗憾。
我到北京文联报到，副秘书长王松声叫我随一位年轻同志先去熟悉环境，安排住处。那位同志抢过我的背包说：“来，你就跟我住一间屋好了。咱们文联的团员也都编在一个小组，我是小组长，名叫黄真，原名黄宗淮。”我笑道：“黄宗淮！有意思，我有个同志叫黄宗江，一江一淮很像哥俩。”他说：“那是我大哥，宗英是我妹妹。”这一来我倒跟宗江的关系更近了点。他来看黄真也跟我亲切地聊一阵。过了两年他也调到北京来了，还新结了婚，娶的竟是我们文工团的元老，荣任前线话剧团副团长的阮若珊。由于历史原因，我对阮若珊和对茹志鹃一样，始终看成是自己的大姐，由此我和宗江的关系更近一步。当然我也有所失——我和宗江差着档次，以前在交往中我常拿在文工团的资历来壮胆，可在若珊面前我永远是新兵，甚至还是孩子，我想这回我算小到家了(不出所料，至今花甲已过，宗江还是叫我小邓。只在写文章时后边加个注：“叫友梅的那个小老头！”)。
他是在《海魂》写完后正式调到北京来的。《海魂》有一部分题材来自起义的“长治号”军舰。“长治号”起义到南京我是最先采访的人之一，电影剧本的几位作者我都熟悉，我就打听他们的创作情况，这才知道他碰上多么尴尬的事。《海魂》剧本写得好，拍得也好，是要载人电影史的名片。可《海魂》的创作过程却是另一出好难演的闹剧。宗江在里边扮演了个觉新式的人物，我又看到了他忠厚宽大，忍辱负重的一面。宗江是个人道主义者，是个君子，不掺假的好人。
宗江的朋友遍天下。不论什么行当，不管什么流派，不计年龄档次，他都交往。他有句名言，叫：“多山头即无山头。”这句话对我做人颇有影响，但要学到他那火候不易。他表面上超脱随和，内心是非清楚、爱憎分明，正义感和责任心极强，强得把功利二字甩得好远。本来他能写的题材极多，要洋的他是燕京的科班出身，西方各种流派的作品他早就有所了解，而且读的是原文不是译本；要土的他书香门第，博览群书，真要弄什么京音律韵，我这样的根本不是个儿，在他写了《海魂》、《柳堡的故事》等名作之后有位负责人跟他说：“你总这样跟工农兵不着边不行啊，得深入工农兵生活。”他就扔下自己熟悉的一套，毫不犹豫地深入工农兵去。下农村，进西藏，随后就写出了热闹一时的《江山多娇》、《县委书记》和一部名垂永久的《农奴》到此也算是功德圆满了，可他还要再接再厉，竟视死如归地去了美国正进行“地毯式轰炸”的越南前线，并且在弹片横飞中写下一部剧本。天可怜见这剧本还没发表就被伟大旗手看中，赫然列入了重大“毒草”的名单。等他从美国炸弹下返回北京，便带着一身罪名，发往大西北“充军”了。
就我所知，宗江在“*”中的生命危险绝不比在越南小。可死里逃生后想干的第一件事还是写作。“*”过后我俩头次见面他就谈他正在写和正要写的作品，不久就给我送来两个剧本，一本是写一个连队，另一本是写一位被“*”残酷迫害致死的烈士。他跟我说：“我知道这俩戏都不能拍，可我不写出来对不起死去的和活着的。我写出来了，哪怕只给朋友们看看我也算了结一番心愿。”我无法评判过去有些做法的得失，但宗江为人民，为事业的这种热诚勇敢劲头我是永远崇敬的。别看他喝了一肚子洋墨水，在十里洋场出过大风头，却绝不是文学、艺术前边加个“玩”字的公子哥儿。
宗江是个多栖、全才的艺术家。我弄不清他到底有多大本事，只看到凡是派给他的活他都干。50年代有一阵听说他在写越剧《春香传》，那剧彩排时我也看到他在台前台后忙活，可说明书里并没他的名字；又听说写了话剧，却又不见下文。有天我和画家彭彬在长安听侯宝林的相声。除去我二人，招待席的一排座位全空着，演出过一半，我觉得亮光一闪，有位穿蓝绸旗袍的小姐娉婷而至，紧挨我坐了下来。那时穿旗袍的人已经不多，何况小姐眼光在我脸上扫了一下，我便扭过头放肆地看了一眼，不看则已，一看招来几句好话。
“对不起，打扰您了，耽误您听段子了。”
“嗨，我当是谁呢，言小姐！”
“冲您点了半天头您理都没理，原来您还认识我呀。”
那一阵言慧珠正跟我熟悉的一位管事人闹气儿，不是一般的气，是气得要自杀。我既和她那位对手一个衙门里办公，挨几句抢白也算活该，我就连忙道歉。我看她精神焕发，不像要自杀的样儿，搭讪说：“您最近在忙什么？”她说：“排《春香传》哪，是宗江给帮的忙，作家里还是有人够交情的。”
我才知道宗江在帮她排《春香传》。
果然，《春香传》演出时门口牌子上写着“艺术指导黄宗江、郑律成”。
戏不错，得了奖，言慧珠是我最佩服的三位女演员之一。论功底，论扮相，论嗓子，论梅派戏的地道味，没几个人能赶上她。在这点上宗江和我有同感，不过他还是看到言小姐更多长处。他说《春香传》连编剧带导演其实都是慧珠自己干的，他只帮了点忙，慧珠却坚持要把他的名字写出来。这和他在另一出戏里的遭遇相比。就看出了慧珠的人品。不过宗江刚看到门外牌子时还有点不安。他说：“怎能把我的名字放在郑律成前边呢。人家是《延安颂》的作者呀。”后来又看到说明书，他心里才踏实。说明书上印的是“郑律成 黄宗江”。由此宗江得出个结论：“言慧珠才女也！”
可叹才女命运多舛，不久后自杀一次，幸好被抢救过来，但到“*”时终于还是拂袖而去了。
后来我还看过她一些戏，但最深的印象仍是抗美援朝时演的《凤还巢》和与宗江合作的《春香传》此外还有出《百花赠剑》，我觉得谁也没她演得好。
最先鼓励我写电影的是黄宗江，虽然我至今也没写成一个电影剧本，但这份关心我不能忘。
1956年我的《在悬崖上》发表后，接到在电影学院要毕业还没毕业的董克娜的电话，约我去谈谈。意思是要我把它改为电影剧本，他们作为毕业论文来拍片，后来桑夫同志又来约，说北影会拍得更好。但我对电影把握不大，兴致不高，就找宗江商量。他那时结婚不久，住在西单大院胡同。我去时他正享受天伦之乐，就背着小女儿，拉着大女儿跟我谈话。听说丹娣如今也做了妈妈了。我不知二小姐长大后的性格如何，小时给我的印象是十分可爱却颇欠文静。在她爹背上、脖子上不断地笑和叫，有时还加上跳！我们整个在她震耳的欢笑声中费劲地谈了一晚上。宗江听她的叫声像听交响乐，精神更能集中，思维更加敏捷，听完我诉说后极力鼓励我写，还在二小姐的伴奏下为我出点子，指出小说中哪些细节阅读起来虽有趣味，但无法用视觉艺术表现，并教给我如何改成可视形象。就这样我也还下不了决心，过了好久都没动手。
1957年4月30日这天大清早，接到黄宗江一通急电：“喂，小邓，你上我这来一趟好吗？”
“什么事？”
“来了再说。”
“多咱去？”
“吃了点心就来，越早越好。”
我当时正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在第四建筑公司深入生活，连住也住在南礼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