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强制连行”生活杂忆
在二战胜利50周年之际，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欢庆和反思声中，从东瀛三岛也传来点嗡嗡叫的不协音：日本军阀发动的那场战争是对亚洲国家和人民的“解放”！使人怀疑这几位先生是没受过扫盲教育还是心理反常。在日文的汉字中，也是把侵入他人国土、奸淫烧杀、掳他人作奴隶等行为叫做“惨无人道”，发动这种战争叫做“侵略行为’’的。
这几位先生应当是参加过那场战争的，也该记得在中国进行的那场“狩兔之战”，也就是遵照东条英机内阁决议，在农村全副武装的侵华日军抓掳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或以招工名言骗押中国人民，强行装进货船，运往日本，从事奴隶劳动。
我是1944年被招工者押往青岛，并与“矾土面岩”一块装进货舱运往日本的。那个船很小，只有3000吨。前后两个货舱，盖严了舱盖，留下个只能通过一个人出入的孔道，从这里竟装进去近300名华工。人挤在矿石堆上，不仅不能躺卧，就是坐着也伸不开腿。从青岛到门司，要航行10来天，每人只在上船时给背上一壶淡水，不够半天饮用。一天两顿发霉的混合面窝头是用海水合面做的，无法下咽。对马海峡附近风急浪大，不少人上吐下泻。而船上的厕所，只供他们日本人使用，300多名华工只用一只悬在船体外被海浪冲激着的破木箱。华工中老人和孩子要爬过那齐胸高的船舷非常困难。人们连晕船带生病，早已衰弱不堪，爬过去抓不稳也会落水而死，有人泻肚便在裤子里，日本人说是得了“虎列拉”，活着就被扔进海里。
拥挤、颠簸、悲痛、无人能够入睡。舱内没日本人看守，挨着的人就悄悄谈话。从谈话中听到，这三百多不幸的人中五行八作、工农商学兵，什么人都有。每个人都经历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
一个泰安吐丝口附近的农民对我说，他是带着老婆和6岁的孩子去丈人家时，半路踫到一队日本鬼子在前边公路上行进，一家三口吓得赶紧钻进高粱地躲藏。日本鬼子眼快，发现了他们，就有三个端着枪追了过来，一边鸣枪一边喊：“出来出来，不投降死了死了有！”他们想自己是老百姓，出来说几句好话也许就放了，他抱着孩子，妻子提着包袱就钻了出来。刚一露头，过来个日本鬼子兵把孩子从他手猛地拉开，扭转他的双臂，另一个鬼子兵就用绳子把他捆绑起来。他妻子吓得跪下求饶：“太君，我们是老百姓……”一边说一边把手中包袱打开举给他们看。日本兵骂了声：“昆你牙路！”用刺刀挑起包袱往空中一扬，衣眼、鞋，还有一叠刚摊好的煎饼，全散在空中，落在地下，鬼子兵哈哈笑着推他就走了。孩子不顾一切追上去拉住了他的裤腿，鬼子兵回身一脚，用大皮靴把孩子踢出丈多远，连推带拉把他押上了公路。他听到背后哭叫声，回头看看，只见孩子呆呆地愣在路边，妻子疯子似顺他走过的路一边爬一边叫：“俺跟你们无冤无仇啊，抓走他毁了俺一家人哪！老天爷你开开眼，你开眼吧……”
我身旁蜷伏着50多岁的老人，是济南邮局的邮差，在执勤送信时碰到戒严，日本军人把他的车子和车上的信往路上一扔，就把他抓住押上卡车送到了集中营。他抽泣着对我说：“你还小，将来还有回国的机会。将来你回国给我家送个信，告诉他们我死在日本了，叫孩子记住这笔仇！唉，我给人送了一辈子信，没想到临死却无法给自己家里报个信！”
东条内阁的决议，字面上规定只要40岁以下的人作劳工，实际在“猎取”时不分老幼，见到男人就一律抓走。一个叫大木仲治的日本士兵后来回忆说，他们在山“狩猎”时，接到的命令就是：“见到中国男人，一个不留，全部抓走！”所以被“强制连行”押往日本的华工既有80岁以上老人，也有十一二岁的孩子。我当时13岁，已经不算最小的了。日本侵略者究竟抓过多少劳工，无法作精确统计。“狩兔之战”一直进行到1945年春才停止。根据极不可靠的文字资料，4年内被运往日本的中国劳工有38439人，死在日本有7000多人。这里不包括被抓后还没等到上船就折磨死的2800多名和上了船没等到达工作地点死去的人，更不包括送到中国东北去的劳工。被送到伪满的劳工，命运同样悲惨。例如，1944年被押往大兴安岭修工事的五千多华工，工事修完后，全部被日本军队枪杀，无一幸存！
那些昨天发动“狩兔之战”，今天又把它称作“解放亚洲人的战争”的先生们，对他们曾经怎样对待抓到的华工，是心里有数的。
前边说的那个老邮差，上船前被关在济南“新华院”集中营，出发前有个难友知道要被送往日本，冒险逃跑，被日本人抓回来后，衣服脱光，绑在操场一棵树上。命令全体华工集合，叫大家看着他们怎样用刺刀把这人刺得体无完肤，然后喊狼狗把他撕碎！
在船上的情形我已经简略谈到了，下了船以后怎样呢？
船没进门司港，就先上来两名警察，不由分说就把一个在船上曾经偷过日本人生菜吃，并不肯听日本人命令在甲板上下跪的人戴上手铐抓走了。与此同时押解我们的日本人把他们带来的几坛汾酒，两袋面粉给警察送到了汽艇上，然后船才开进门司港，一直开到门司、下关之间一个孤岛上，全身扒光，像屠宰场赶畜类一样被赶进消毒室消毒，同时把华工的衣物全部收去检查。
华工们消毒出来，赤身裸体蹲在草地上，就来了各产业部门的接受人员，押运的日本人陪着他们走到华工面前，叫大家立正站好，拿着名册点名，被点到的人走出队来，凑够一组时，领取消过毒的衣服穿上，由各产业接受人员再押着登上小木船，分头运往不同劳动地点。
到了劳动地点华工们又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想抄一下“昭和十九年(1944年)”釜石警察署所作的规定，人们就会从中想像个大概。
设置：
1．必须在“华人劳动者”宿舍墙外七尺处设铁丝刺网，刺网出人口用绕了铁丝刺网的木栅栏挡；
2．院墙出人口也必须用加了铁丝刺网的木栅门；
3.也可以木板墙与铁丝刺网两道并用；
4．每个华工的衣服上必须用墨写上番号；
5．在作业场所必须建立可以监视的哨所；
管理：
1．看守人必须经常巡回宿舍内外；
2．到劳动场所时必须由监守人员押送，劳动期间监守人员也要不断巡视；
最后还有“其他”，如：
华人劳动者绝不允许持有现金；
华人劳动者任何时候都必须穿写明番号的衣服；
华人劳动者绝不允许带有火柴、火药等危险物品；
严禁华人劳动者与外部华人、朝鲜人、一般日本人(不论男女)接触；
严禁华人劳动者单独外出，不准其在宿舍外单独活动；
必须将华人劳动者的照片、名册分送给邻近各县警察署，共同监视；
规定很长，我想只要看看上边这一点也就够了，试想一下在这样的严密监管下，华工过的还算人的生活吗？
这还只是“生活管理”的部分，进了厂矿、作业部门还有一套劳动管理条例。工作时间是每班12小时，早上5点钟就要进厂，先集合在操场上和日本人一起作“东方遥拜”，背“社训”，听宣读“天皇诏书”，作早操。6点钟开始干活一直干到下午6时，中饭都只能在工作间隙吃。每逢月末，都要干几个“彻夜”，就是今天早6时上班，明天早6时下班，连续劳动24小时。休息12小时后，晚上6时再上班，一直要干到后天晚上再下班。干什么活呢？当时日本厂矿已经有40％的体力劳动都由“女子勤劳报国队”、“学生勤劳奉仕队”和各种女工担任，连推“轱辘马”的都是穿着破衣烂衫的年轻女性。给华工干的当然是最繁重、最危险和有害的工作。我年小体弱，承担不起搬运之类的重活，就干危险和有害的活。如在料池中清理“重曹”，碱性极强，不发手套，给的那双胶靴连底都掉了的。一天下来手脚全部烧破出血，第二天裹上点水泥纸袋上撕下的烂纸照常劳动。在碳酸镁间干活时，叫我守着皮带运输机整理湿料，我个子小够不着机器，只能脚下垫个破木箱，冬天也要裸着双臂，就这样碳麻粉尘也无孔不入沾满身体，夜里浑身痛痒难以入睡。最可怕的是到“苛性曹达”车间，“苛性曹达”就是火硷，连在这样的地方干活，日本人都不发合格的劳保用品，干几天活就弄得体无完肤。
如此沉重的体力劳动，每顿饭只给一小碗饭两块咸菜一碗菜汤，绝看不见点油星。饭也不全是用粮食做的。起先饭中掺1/3白薯，随后掺一半萝卜，再往后掺大部萝卜叶。华工饿得受不了，逼得在劳动空暇到海边捡海草，从船上扔下的桔子皮，拔野菜充饥。日本监管人认为这违犯了“擅离职守”和“单独行动”两条纪律，发现后就狠狠惩罚。我有次到海边捡了点海草吃，被工头发现后打了一顿后又报告给华工管理人员，下班后全组人都为我挨了几个耳光外，还罚掉我的晚饭，并且命令我：“饭不许吃，可是晚饭祷词要跟大家一块念！”日本人规定华工吃饭前要面对饭碗背一遍祈祷词，闭上眼默祷三分钟才可以动筷！
被法西斯思想毒化了的少数日本人，不把中国人当人待，视华工生命如草芥，常常为一点芝麻小事，甚至毫无理由的残害华工。秋田县鹿岛组一个老华工，也就像我一样饿得受不住，从地上拔了根草吃，日本人就毒打他、摔他、用烧红的烙铁烫他，华工忍无可忍，奋起反抗，由此就引起了那场吓人听闻的“花岗惨案”！
日本法西斯分子对华工的思想统治更为残暴。常常在劳动一天之后，睡觉正熟时警铃大作，日本监督拿大棒把华工打起来，叫大家都赤身站在自己铺位前，冲进一批警察来进行突击式搜查。发现有人偷着写了家信，或是有反抗嫌疑字纸，马上扣上手铐逮捕。
在劳动场地，日本军方派来监管华工的“勤劳部”人员，也进行突然性袭击。有天我正干活干得连气也喘不过来，一个勤劳部(军方派驻厂中管理华工的部门)却把我叫下机器，冷不防问道：“你说蒋介石跟汪精卫谁是好人？”幸亏我当过八路军交通员，马上意识到这是两个政权的代名词，就装傻充愣反问他：“这两人是哪个车间的？我怎么一个也不认识？”他打了我个嘴巴，骂了声“混蛋”转身而去。答得稍有差错，就得送进警察署“惩戒”了。
还有一次我带病劳动，被监工认为是有意怠工，狠打一顿后，心中痛苦万分，无意间在破水泥纸袋上写了“忍耐”两字，不巧被勤劳部的人发现，他们就追问我：“你写这两字是什么意思？是对这里不满意吗？”我只好说：“我在生病，我要叫自己忍耐住病痛……”那小于斜了我一眼说：“你的病大概是偷着到海边挖蛤蜊吃，撑出来的吧！”事情过后，难友们都替我松了一口气，一个平时不说话的人批评我说：“以后不要胡写，有什么话只在肚子里说。你唱一百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他们也听不见。哑巴吃黄连。苦在肚子里算了！”
在强制劳动的同时，日本还加强奴化教育。他们规定华工对日本只能称作“内地”，不能说“什么时候到了日本”，要说“什么时候回到内地”。在仅仅上过一星期日语课后就下令，即使只有两个华工在一起时也不准说中国话，必须用日本话交谈。早晨进厂后要作“东方遥拜”，干活前要背“社训”，饭前饭后要念祷词……
四
敌人的压迫和残害，更增强了华工怀念祖国，向往抗日的热情。恐怖手段并没有能压熄华工的反抗怒火。凭直觉我知道有几个人是有来路的(回国后知道了他们身份，证明我的估计不错)，即使在那样的条件下他们也不动声色地做了许多：仁作。有人用仅有的换洗衣服跟工人换来白糖，而不久有的电机就烧毁了，同时华工中就悄悄传播白糖掺进润滑油中浇人电机内可以造成烧机事故的“秘诀”。诸如此类的事不断发生，日本人用分化、逼供办法追查许久，到我们回国也没查出个究竟。坦白地说，一群在国内时政治信仰并不一致的人，来到敌国都站稳了“自己是中国人”这一立场，团结成一股力量。
最令人难以相信的是，我恰是在日本国土上第一次读到的《大众哲学》和《革命人生观》这两本书。至今我不明白，在日本人那样严密检查，反复搜索下这些书是怎么弄到日本，并在华工中传阅而又始终没被发现的！只这一件事就坚定了我们一个信念：“中国不会亡！”
当然在回忆那段不堪回首的生活时，我也不会忘记善良、友好、爱和平、有同情心的日本普通老百姓。张海迪同志访问日本时，那位义务替她推轮椅；中国山东儿童艺术团访问日本时，义务照顾孩子们生活，领他们旅游的老人中元幸广，当年就是我们的舍监之一，是惟一不打华工的舍监。多少年来他献身于中日友好，退休后每年自费来中国学习中文，以便有中国朋友访日地他能更好的服务。那年，他从报纸上知道我到了日本，千里迢迢从山口县赶到东京，跟会务人员说：“我是来向邓先生赔罪的，他在这里受苦时我没能尽力保护他，我要向他道歉，希望你们能叫我见他一面。”在我开会期间，他竟然在我住的饭店对面小旅馆中租了一间房，只为了每天在我休息时跟我见上一面。我问他为什么对中日友好这么热心？他说：“中国人给了我深刻的教育。中日两国人民不是敌人，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战争，是残暴的军国主义分子，我们两国人民应像兄弟那样相处……”当年与我一同在那工厂劳动过的一个小姑娘现在已经作了祖母的朋友，听说电视上出现了我的形象，马上要求电视台专为她放一遍认一下是不是他认识的那个人。电视台应邀放过后，她就打听我的行踪，一直把电话打到我在奈良的住地，头一句话就说：“真对不起，当年没法保护你不受欺侮……”而她自己的家人，战争后期完全死在广岛的不幸中了。(我劳动的地方距广岛只有18海里！)
那些把杀人放火、侵略别国领土、掳人为奴的战争至今仍谎称是“解放亚洲人”之战的先生们，他们只讲日本是遭到过*轰炸的惟一国家，却从不讲为什么*会落在日本，更不讲是谁使发动侵略战争的后果落在普通日本人民身上！正因为如此，中日两国人民更需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为不使历史悲剧重演而携手奋斗！
重返德山
去广岛有前一天，秋冈先生轻声问我：“你想不想到你小时候做工的地方看看？”
还在北京未出发前，清水正夫先生就曾关切地问过公木同志：“听说邓友梅先生小时候在日本劳动过，是真的吗？”
多年来我是绝口不提这段往事的。明年我就算年逾半百的人了。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很遭遇些艰难困苦，但有两段生活(假如那也算生活的话)我一直不愿提起也避免回想。一是“*”横行年代天昏地暗的岁月；一是在德山那一年的非人生活。
当年，像猪羊一样，被赶进堆满矿石的船舱。一千多吨的小船像落在滚水锅里的一只饺子，反转颠簸七天七夜，终于靠在下关码头上。那时我刚满13岁。船上二百来名中国工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各处，用各种手段“集中”来的。在下关检疫所脱光身子消毒后，我们一批四十人，就换乘机动木船，沿濑户内海被押往山口县。
半夜，船在一个工厂的破烂码头边靠岸了。穿过满是管道的曹达工厂，走过黑沉沉、空荡荡、一付破败景象的市街，走进一处铁丝网圈着的华工宿舍，还没进去就听见沉重的殴打声和压抑着的声。鱼贯进门后，只见沿墙的水泥地上，一溜跪着四五个赤膊的中国工人，两手举着凳子，一个穿着马裤马靴面目狰狞的日本人，正揪住一个中国工人的胳膊，狠狠地往地下摔……
“教官正在惩罚偷懒的人！”押送我们的人说，“在这里要守纪律，不然就受惩罚。你们就站在这儿看看吧！”
由此开始了名为“养成工”，实际是“征用工”的生活。每当回忆起来，就像个铁蒺藜一样刺得心头出血。所以，数十年来除去在入党时我讲过一次外，就是对母亲和爱人也没说过那些细节。在女皇肆虐的时代，他们在千人大会上宣布我“从十三岁就当卖国贼”，“双手沾满了鲜血”时，我倒是力争要讲讲这些细节，但一张嘴就被一位虽没穿马靴马裤、却有同样狰狞面目的汉子一拳打得张不开嘴了。
不愿重去揭那已结痂皮的伤口，所以，这次到日本我一直没有提出去德山的愿望。主人是太殷勤，对诚心诚意与中国人民友好的日本朋友何必再谈这些往事？逝者已矣，我们还是携起手来共建中日友好的未来吧！但是，随着在日本停留时间的延长，我想看看德山的愿望愈来愈强烈了。
在德山做工时，我在碳酸镁车间。那时，日本青壮年男人，大部分被征去打仗了，和我们并肩劳动的只有妇女和未成年的“勤劳奉仕”的学生。日本军阀从日本人民身上吸干了骨髓，人民的生活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吃的是“代用食”，十几岁的姑娘劳动时穿的是露肉的烂布片。正常劳动一天12小时，到月底要干几个彻夜。“勤劳部”的监督员，骑辆车在各个车间转，到处搜寻“思想不良”的人和“怠工”的人。他们宣布每一个日本公民都是“战胜者”，都有权管理、督导“中国征用工”。可是共同命运抹去了民族的界线，我们躲在一个角落里偷偷歇气，一看到勤劳部的人赶紧互相关照；我们在一个防空洞里躲避轰炸，互相把安全角落让给对方；我们在一块河滩上捞取海草，烘干后一起分食这些珍宝。有一次，我病了，几个大婶把我藏在车间角落里休息，慷慨地把我份内的劳动空额分担下来。没想到她们刚把车推走，勤劳部的人就过来了，把我从高烧的昏迷状态中踢醒，吼叫着：“谁叫你偷懒？你对大东亚圣战不满吗？”大婶们一听到这声音，撂下车全围过来，争着说：“他在发烧，我们叫他休息的。”勤劳部的人又叫：“你们有什么权力？你们能负责吗？”她们说：“我们替他把劳动额分担了，怎么不能负责？”那个人还要纠缠，一位老大娘悄悄转到炉旁按了下电铃开关，出炉的铃声震耳欲聋地响了，人们喊着“出炉了！”拉起我向炉门拥去。勤劳部的人只好骂骂咧咧地溜出车间。他一出门，人们哄笑着又拉我回转炉后去休息。原来并没到出炉时间，电铃是拉来撵他的。大家说老大娘是“智多星”，老大娘却把我搂在怀里哭起来。她说她的孩子被征兵走了，现在也在外国，她惦记她的孩子，所以想着我的妈妈一定也在日夜挂念我。
工厂里有一些年轻的女工，住在叫做“爱国寮”的集体宿舍中。有时候我下了午夜班，舍监又派我去给住院的伤病号送饭，送饭时要到“爱国寮”捎带上女工们的饭盒。她们当中有的只有十六七岁，小孩子容易熟悉，她们很快和我成了朋友。有个叫百合子的小姑娘和我在一个车间劳动。她在实验室上班，每天在车间门口走过，总要客客气气鞠躬说：“邓友梅先生早晨好。”到车间来取样时，总找机会向我打听一点关于中国的情形。听我讲起家乡的情形，她总是把眼睛睁得大大地说：“是吗？这样子吗？跟宣传的可不一样呢！”
有一次为一件事我和监督人争了几句，那个人就打我，一边打一边问：“你还敢顶撞？”我说我听不懂他的日本话，他伸手就把我刚打开还没吃的饭盒夺过去扔到水沟里。正这时百合子取样儿来了。一看见她，我就感到耻辱像火一样烧得我全身颤抖，我不顾一切朝那个人叫骂起来。那个人抓住我，发疯似的殴打。百合子赶过来拉住那人说： “厂长在找您，命令您立刻去一下。”她把他支开后，轻轻对我说了声：“真对不起。”然后低着头，满脸通红噙着泪走开了。我无心再顾那个饭盒，一个人躲到角落去饮泣。过了一阵，一个女工拿着饭盒找到我，说是百合子拣回来，托她送来的。打开盒盖，见里边放着下个用紫莱包着的饭团。
在那军国主义统治全日本、中国人到处受敌视和蔑视的环境里，一声“邓友梅先生”，一个紫菜包的饭团，代表着多么祟高的正义感和真诚的友情啊！正是这种人民之间的同情友爱战胜了法西斯制造的残暴与偏见，历史才得以进步和发展的吧！
战争的局势终于倒转，工厂停产了，工人被赶去拆毁要疏散的居民房屋，大片大片住宅被拉坍在地。平日一起共患难的大婶大娘哭哭啼啼，被赶进向外疏散的人群。就在日本军阀高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口号声中，我回到了祖国。几个月后我在新四军听到*在广岛爆炸的消患。广岛距德山不远，那些共患难的大娘大婶，和百合子一起的年轻伙伴都安全吗？我希望*只射向日本军阀，不要伤害那些和我一样吃苦的穷人。这当然是孩子的想法。
时间过去35年多了，我又来到了日本。我怎么会不想探望一下德山这块土地，再见见共同度过艰苦岁月的老朋友呢！这种向往之情，一定被清水先生察觉了，他们热心地为我做安排。
秋冈先生像个老大哥，他主动提出陪我一起去。
八号那天，雨后初晴，一早晨，中国新闻社的山田先生和大村先生就到旅馆来接我，一起乘坐新干线“光”号快速列车去德山。比起这三位先生，我倒成了“老德山”了。我拿纸画了一张德山的简单地图，标明了当年工厂、宿舍、车站、医院几个位置。我指着图简单地讲述一些当年生活情况。听到中国工人和日本工人所遭受的苦难，他们的面色都沉郁下来，山田先生极力把头扭向窗外，以掩饰眼中的泪光。我忽然想到，这次来，我是找朋友叙旧情的，那些应对侵略战争负责的人，历史已作了清算，何必再提呢！为了扭转气氛，我把草图交给山田先生，问他：“你看，画得还对吗？”
山田长长吸了口气说：“我只能说你画的工厂、车站两个位置还对。旧的德山我没到过，战争后期这里已经炸成瓦砾堆，一切都是重建的。”
广岛到德山，坐新干线火车只要20多分钟。山田先生指着窗外说：“这就是你干活的工厂，德山曹达株式会社。”
我在德山时，曹达工厂是最大的工厂，除去附近还有一个水泥厂和一个较小的东洋曹达工厂外，再没有工业。现在望去，沿海一片数十里，全是银白色工业建筑物，要在它们中间分辨出德山曹达工厂来，是很困难了。
我们在中国新闻社德山支社稍稍休息，支社的西村先生问我希望看看德山哪些地方，我把我画的草图交给他。他说：“请稍等一下。”便拿着这张图走出去，过了三四分钟他笑嘻嘻地回来说：“我为你复制一份40年前的德山地图，想不到您画的这张图大体方位和地图是一致呢！”大家听了都伸过头来拿两张图比较。西村说：“可惜你要看的许多地方看不见了，比如你住的宿舍，不仅房子没有了。那条街也不存在了。那时德山只是个小镇，现在已成为现代化的都市了。”我说：“看到德山这样兴旺、发达，即使我看不到老地方也高兴。”他说：“发达也带来新问题。这里是日本污染严重的地区之一，震动世界的水俣病就在这一带。我们在为这个斗争呢！”
德山曹达工厂派人来接我们，驱车直到办公楼。这一路应当是我最熟悉的，我却找不到一丝相识的痕迹了。工厂的董事、人事部长、专务齐集楼门口欢迎我。到会客室刚坐下。董事长友清英雄先生热情地赶来，他正在召开一个会，临时把会停下赶来了。人们告诉我，当年我在这儿做工时，董事长还是个20多岁的青年工程师。战后这个厂被封闭四年，原来领导人根据他们对侵略战争应负的责任，大部分已被清洗出去，现在的领导层是战后新起用的。董事长先生深深鞠了一躬说：“热情欢迎您来，在那个年代，您在这里吃苦了。”
我说：“侵略战争给中国人带来苦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苦难，我这次来是想探望一下老朋友。”
董事长说：“是的，现在咱们厂正在为日中友好努力工作。化肥车间的产品就是为中国生产的，全厂用的原料也大部分来自中国。希望中日两国人民永远友好。”
当年和我一起劳动的工人，大部分都已退休或去世了，许多人已经四散。听说我要来，人事部的朋友费尽力气找到两名和我同一车间的工人。两位老同事急忙赶来见我，男的叫贞本胜美，女的叫藤井光子，都是50岁以外的人了。贞本先生和我不熟识，可是藤井光子一见我就愣住了。望着我足有几分钟，眼睛闪着泪光说：“啊，你的模样还能认出来，好几十年了，又有见到，这是真的吗？”
我依稀记得藤井先生的面貌，但这名字却想不起来。我说：“你是住在‘爱国寮’的吧？”
“爱国寮？”她激动地说，“这个名字多久没听人讲了，现在的人都不大知道它。你走后不久。这里遭到一次轰炸，‘爱国寮’炸毁了，有五个女工被炸死……”
我问她知道田中百合子先生在什么地方？在座的人谁也说不出这个人落到了什么地方。
我心中有些怅然。
工厂全变了。他们填海建厂，把面积扩大两倍多，产量则增长了许多倍。厂房、设备、食堂等等都完全重建过，可是厂内道路走向仍保持着原来的规制。当汽车慢慢驶过一座小桥时，我说：“这地方没有变，当年我们在这捞水草充饥的！”车开过工厂的码头，那里停着巨大货轮，正装载运往中国的化肥。我对朋友们说：“这个海滩、这个码头就是我上岸的地方，我也多次在这里卸过从中国运来的原料。那时，这里是装载仇恨的停泊所，今天成了友谊的桥梁。我希望我们两国人民携起手来，再不让那样的历史悲剧重演。”斋藤先生说：“您是作家，您把这一切写下来吧，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大知道那个时代了，而这是不该忘记的。”
我们在车间外面逗留一会，然后把汽车开向附近最高的一个山顶。这山我来过，当年曾从山上背竹子下来盖防空洞，现在站在山顶，俯瞰德山全市，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在过去1乃世纪里，我们跨过了多么长的一段历史进程。当年我来日本时，我的祖国正在流血，满目疮痍。这里迎接我的是侮辱、饥饿和奴隶般的无偿劳动。经过30多年的战斗，我们社会主义的祖国已经屹立在东方，在国际上我们有真挚的朋友，但也只是在我们强大了之后，才受到人家的尊重。在国内，我也曾不满足于我们的贫穷和落后，对我们的缺点和错误，我曾满怀激愤之情。可今天，我站在邻国的山上，才看清几十年来我们已取得了多么大的胜利，这胜利对每个人的命运又有多么深刻的影响，这次来日本，我见到每一张欢迎的笑脸，听到每一句充满友情的谈话，都使我充满了对我们国家的感激和热爱。我希望我的国家变得更富强更美好，为了她的富强，我甘愿献出自己全部的心血和生命！
到山下，工厂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宴会。席间，斋藤先生再次提议要我把和德山的关系写下来。工厂原有个文学爱好者小组，今后要改成“邓友梅作品研究小组”。我对他们的厚意非常感谢，我认为用我的笔为日中友好尽力，是无可推卸的神圣责任。
回到广岛，我还久久不能平静。我为德山人民重建了生活而喜悦，也为自己承受了过多的友谊而激动。但是没有打听到百合子的下落，不免有些惆怅！这种怅然若失的心情，一直跟我到京都。一天晚饭时，“讲谈社”的朋友佐藤先生兴高采烈地跑来喊我：“快，你的朋友叫你给她打电话！”
“哪里来的？”
“光市，一个姓西村的女士！”
我按电话号码拨了过云，一听到回答，急忙说：“我是邓友梅，哪一位找我？”
“邓友梅先生吗？”我答应以后，那边停顿一下，依稀听到压抑着的哽咽声，终于说道：“我是田中百合子！”
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又问了一遍，才相信说话的正是她。她说她已搬到光市多年了，昨天有个朋友告诉她，在电视上看到我访问德山，她不相信，要求电视台为她重播一次。在电视上她看到果真是我，赶紧打电话找我的地址，才知我已到京都了。
“真遗憾哪，没能和你见面。”
“三十多年前，听到广岛落*的消息，我很为你们担心，你家里人都好吗？”
电话里沉寂好长一段时间，然后一个低微的声音说：“全死了，只活了我一个人……”
我找不到任何话来安慰她，只能祝愿她今后幸福平安。
她希望能见到我。但京都、光市千里迢迢，我无法再找出独自活动的时间了。感到安慰的是她一家现在生活美满，她的丈夫托她向我问候。
临行前，我又打电话向百合子告别，我们几乎说了同样的话：共同度过那段艰苦时日的朋友不多了，要珍视这患难友谊，让我们留下的这些人继续为日中友好而努力。
补记
写完这篇文章，我接到西村百合子(婚后随夫姓本村)寄来的信。她是由于许多当年伙伴在电视上看见我以后，给她打电话才知道我去了日本的，她说，听到我在革命后成为作家的消息，心里很激动。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孩子都已经大学毕业，结婚后独立生活了。现在她和爱人在一起共度晚年。如今虽然年过半百，满头华发，但35年前相处时的情形，还像是近在眼前。35年来，高兴的事很多，悲伤的事也很多，不是一下讲得完的，以后一点点地谈吧。35年日本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只有友谊没有变，希望我们两国人民永远友好下去。
又到扶桑
1997年11月，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之邀，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我又一次登上扶桑三岛。
白土吾夫等老朋友对我很关照，问我对活动内容有何建议，个人有什么要求？我说希望到少年时劳动之处再看一眼，会两个老朋友。但只作私人旅行，不可惊动官方、会社与传媒。他们接受我的请求，一改请代表团从北京直飞东京的习惯做法，要我从福冈入境，派横川健先生在福冈迎候。然后陪同我们先在地方上活动，最后再到东京。
我寄去想要会见的朋友名单，请他们帮助联络。
战争时期日本的工厂中没几个精壮工人，除了中国和朝鲜的“苦力”，多是残疾人、女工和“勤劳奉仕”学生。战败后工厂因战争责任受到惩罚，被占领军封闭，人走鸟散。过了十年恢复生产，人员和设备全部更新。那厂里是没有熟识的人了。几经打听、查询，发现还有三个相识的活在世上。
一位叫中元幸广。
在华工营地，日本管理人员分“教官”和“舍监”两种。“教官”权大位高，穷凶极恶；“舍监”位卑职低，只管吃喝拉撒睡。中元幸广是“舍监”中地位最低、年纪最小的，那年他不过十七八岁，因病逃避了兵役，瘦骨伶仃，丝毫没有武士道的剽悍与凶狠。日本人都看不起他。只因他哥哥是“大教官”，才给他找了个吃饭的地方，我们管他哥哥叫“大中元”，管他叫“小中元”。两个中元从里到外没一点相像之处。大中元是公开的特务机关派驻人员，阴狠毒辣，喜欢面带笑容手执皮鞭把华工打得皮开肉绽；小中元胆小厚道，从不打人，私下里还跟华工说一两句玩笑话。多少年过去了，管理人员姓氏大都忘记，惟有两上打人最狠的和两个从不打人的姓氏牢记不忘。其中就有这两个中元。
1984年我到东京参加国际笔会，住在新宿。有天一大早楼下办公室打电话来说：“有位日本老人要见你，你能见他吗？”我问：“叫什么名字？有什么事吗？”电话中说：“中元幸广，他说以前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今天特意前来赔罪……”正说着，话筒换了人，换成一个发颤的声音说：“我是小中元，你还记得我吗，你能原谅我吗？”
我跑下楼，看见大堂角落里站着一个又瘦又矮的老人，还保留一点青年中元的影子。我招呼了一声“中元君！”他踉跄跑过来，抱着我肩膀就失声痛哭。他说从报纸上看到我的名字，特意从山中县赶来的，很怕我不肯见他。他说战后不久他说投身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并为中日友好效力，现在是某市“日中友好协会”负责人。当年没有能设法保护我，他感到很内疚，不来当面认错，他要受良心折磨……说着拿出他的名片给我看，才知道他靠经营汽车配件为生。参加工人运动，为日中友好奔走是尽义务。
知耻近乎勇！这样的人在日本见得并不多，我当然要拿他当朋友，并为久别重逢而高兴。他就在我住的大酒店附近小旅馆住下来，陪我在东京闲聊了好几天。交谈中才知道，他从小没有父母，曾随人流浪到中国，在中国得了急病，被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国人救了过来。他问那人姓名，发誓要报恩。那人说：“不必记住我，但要记住中日两国历史上是朋友。中国文化滋润过日本民族，现在日本兵来中国烧杀抢掠，这是恩将仇报，禽兽不如。你要还有人心，就别跟着他们欺负中国人！”
从那以后，他对中国有种特殊的感情。为此招来了他哥哥的反感和周围别的日本人的轻视。
从此我们经常通信。过两年他退休了，就自费到中国留学，成了北京语言学院短期班年纪最大的留学生。学中文，每期三个月，每年学一期，连续学四五年，竟学会一口流利的北京话。有中国代表团去长崎，他说义务任翻译，自费当陪同。张海迪去日本访问，回到北京给我看她的照片，照片上为她推轮椅的正是这位“中元叔叔”；中国“儿童艺术团”到日本访问演出，陪孩子旅行的又是这位“中元爷爷”！做这些事他都是义务工作，伙食自理。
年逾古稀，他不再来留学了。
临动身前，中元从长崎打来电话，他说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已经把我去的消息告诉他了，他决定和老伴俩人到福冈会我。还说他把这消息打电话告诉了德山的滨田，滨田又找到了一个老熟人，就是在食堂做饭的河谷子……
他在电话中说：“喂！我要陪你去德山！”
德山市是个小地方，濒临濑户内海，距广岛18海里，地方偏僻，二战中是海军后勤和化工基地。因化工业对自然环境严重污染，战后成了“水俣病”原发区。这里的方言与东京话差别挺大。标准语太阳叫“欧西沙马”，它叫“欧福沙马”！被人笑为土包子。一般人很少到这地方来。横川健先生就半开玩笑地说：“我要谢谢你。不然哪有机会到德山！”
我要去德山，隐隐有个心愿：年近古稀了，再看它一眼，告别少年时代的血痕泪迹。
10多年前来过一次德山，忙于应酬，没机会按自己意思走走看看。
1980年我随巴金、冰心等前辈访问日本，是我离开35年后第一次重来。“文革”留下的阴影尚未散尽，我谨言慎行，既没跟任何人谈过自己的经历，更没向东道主提出个人愿望。乘车从京都去岚山的路上，身边的秋岗家荣先生突然问我：“你不想到德山看一看吗？清水正夫先生说了，如果想去，我们替你安排！”
日本人的信息灵通使我大吃一惊！我立即把这消息报告给副团长林林先生。林林欣然批准我前去。
全团游览宫岛，秋岗家荣先生陪我去了德山。事先和我劳动过的工厂联系，消息透露到新闻界，从广岛上火车就有电视台摄制组随行，到德山下火车又有当地新闻社迎候。厂方隆重热烈欢迎，礼貌周到接待。领导人既为不幸的过去表示了歉意，又宣布成立“邓友梅研究小组”作为友谊象征。陪同参观，举行宴会，一片喜悦气氛。传媒界很友好，站在反对侵略战争客观公正立场进行报道。可就是全部时间都用在接受采访、公开讲话、社交礼仪、题字签名等公众活动上，没得一个人自由活动、查记旧迹吟叹沧桑的机会。
接待的人全是新的一代，对早年的情况并无所知。向我道歉是父债子还的意思。他们也努力找到两位老人，但我一个也不认识。一位老工人跟我不同车间，华工不许到处乱走不同车间的人也不许接触，就没找到话说。另一位是女办事员，本也不认识，但她当年住在集体宿舍爱国寮，我给住院工人送饭到那里取过便当，就找到了相通的话题。我问：“爱国寮房子现在还有吗？住在那里的女工后来都怎么样？”她一听马上嘴唇抖了起来，低声说道：“怎么，你不知道吗？房子叫美国飞机炸平了，好多女工死在里边。爱国寮，多少年没听到这三个字了。你该跟这里的年轻人讲讲这些，他们都不知道什么叫战争……”
这人就是滨田。从这以后她每到过年都给我寄一张贺卡。她到中国旅游还专门到北京看过我。
这次我想多有点个人自由，不惊动厂方和新闻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满足了我的愿望。
中国作家代表团于11月6日下午到了福冈。
全团5人，我是30年代出生，曾镇南、何申、格非、李锦琦分别属于四、五、六十年代。按“文学十年一代”的说法，正好“四世同堂”。福冈跟中国关系密切。历史上中国文化在日本传播，有两个中转站，一个是奈良，一个就是福冈。说奈良离不开鉴真大师和唐招提寺；讲福冈少不得荣西和尚与圣福寺。荣西和尚把禅宗带到日本，在福冈建起圣福寺，“鸟羽上皇”为它写的匾额就是“扶桑最初禅窟”。禅宗弟子讲究饮茶，荣西也传播了中国茶道，他送给日本将军源实朝一本《吃茶养生记》，成了大和民族最早读到的茶道专著。从中国也传去了吃食。中国的“素面”跟“馒头”就是宋朝时留学的日本和尚带回福冈的。当时福冈还是中国的“外贸重点”，富商谢国明先生长期在此坐镇，跟带馒头回去的圣一法师交上了朋友，赞助他一座佛寺，就是保存至今的“承天寺”。福冈值得看的东西这么多，我们却只停留20小时。
一下飞机就见到从东京来接我们的横川健先生。他带来白土吾夫、佐藤纯子等老友的关切，也带来了我们在日本的日程安排。在福冈这20小时，除睡眠外要做的公事还有三件：一是当晚与当地女作家高树共进晚餐。高树是交流协会会员，代表协会为大家洗尘；二是要拜访福冈市政府；三是第二天中午赴中国总领事陆琪先生为我们准备的宴会。然后从那里就直奔火车站。
宣布完日程，作家们先说“完全赞成”，赞成完又问：“那我们什么时候参观市容，游览参观名胜呢？”
我含糊地说：“上边说的只是公事，参观游览权作私事对待。也要做的，只是先公后私，公私兼顾。”
这话对我自己更适用。 中元幸广夫妻来到福冈，我必须挤出时间与其相会；我是福冈“亚细亚文化奖”的委员，既到福冈，总要到委员会打个招呼！
正思虑得头昏脑胀，突然有了个转机，原来陆琪先生在长崎也做过总领事，跟中元不仅认识，还对他有极好的评价。他多发一张请柬，我们聚会地点就定在总领事的宴会上了。
这20多个小时，我们像腿上安了加速器，动作比在国内快了数倍。结果该办的公事全办完了，逛街购物，夜市观光，河边散步。灯下饮茶，登上百米高的电视塔观看博多湾形势和福冈市全景，一样都没耽误！
四
中元太太坐6个小时火车赶到福冈，就为见我一面，把她给我家人织的毛线围脖交给我，打听一下我太太和小外孙女的近况。饭后一起到火车站，她就挥手告别，走向去长崎的站台了。我看她背着包孤零零的，过意不去，追上去问她：“要不你跟我们一块到德山走走？”她摇头说：“我没有参与你们当年的事情，不必去了。那些事听起来叫人很伤心的。”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看她走远。中元为扭转气氛转移我的注意力，开玩笑说：“你还是跟我太太去长崎吧，不要去德山了。但是，山崎在德山等着你呢！”
他没想到这句话我听着如炸雷！眼前熙熙攘攘的人群，顿时从我眼前耳边消失，回到50年前的一场噩梦中。
53年前在下关、门司之间一个孤立的小岛上，一群刚从装矿石的货船上赶出来的中国人，赤身裸体蹲在太阳底下，像牲口市上的牛马，无奈地听凭命运摆布。来自军用厂矿的日本人，俩人一组，一个手持木棍，一个拿纸执笔，在人堆中走来跳去。前边人把木棍捅到哪个华人的头上，后边的就把那人拉出来，问了名字编上号，赶到一边排队。最后所有的华人被分成几队，押上不同的小木船，分头飘往了不同去处。
我乘的船深夜来到一个工厂的小码头，上岸后被带队人领着离开海边穿过一个城镇，来到围着铁丝网、开着探照灯的华工营地前，带队人下令“原地停步”！已经一天一夜没吃没喝，饥饿劳累得快要晕倒，已到目的地，以为会有顿饭吃，人们长吁了口气，振作了一下精神。这时从楼里走出个上身赤膊、下身穿着马裤马靴的日本人，站住脚看了看我们这队人。话也没话，走到队前抡起拳头就打。从排头第一名打起，一连打了五六个人，才停下手退后一步，叫喊起来。他叫喊完，带队人翻译道：“这位是山崎教官，他说这是皇土奈鸡，不是支那，站要有站的样子坐要有坐的规矩！像你们这样耷拉歪斜地站着是不允许的……
山崎发声口令，扭头先走进去。带队人喊口令整顿队形，带我们走进楼门。从楼门防空用的水缸上，看到“松竹映画”几个字，才知道这是座废弃了的电影院。走近拆掉座椅空荡荡的观众大厅，只见沿墙跪着四五名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中国同胞，每人手中举着一个板凳。正当我们进门时，有个人胳膊一软举着的凳子掉到了地上。山崎先发个命令叫我们原地立正，然后跑过去拉住那人的胳膊，大吼一声反身一背，把那人用力朝前一甩，凭空扔出去几尺远，摔到水泥地上……
山崎转过脸冲着我们说：“看见了吗？在奈鸡不守纪律就要受处罚，你们进去先别睡觉，先想想以后要怎么干活！”
这一切使我触目惊心，但没明白他说的“奈鸡”是个什么东西。直到过了数月，学会了些日语。才明白这是“内地”两字的日语发音。山崎认定中国是他们的殖民地，将扶桑三岛自称为“内地”。
中元拿山崎跟我开玩笑，无意中触到我的心病。不久前我才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说当年日本是为东亚人的“解放”而战，日本没有把中国、朝鲜当作殖民地的打算。这说明山崎并没有绝种！
中元看我发呆，拉着我的手问：“老弟，老弟，你怎么啦？我提起山崎叫你不高兴了？”
我说：“没有没有，不是不是，我只是累了点，不要担心！”
看看走上天桥的中元大嫂，看看中元和横川，心中安定了许多。过去50余个春夏秋冬，世界在变日本也在变，究竟中元幸广、白土吾夫、横川健这样的好人是日本人的多数，所以才有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呼声，所以我才会怀着友好心愿重新登上扶桑三岛！
五
中元大嫂登车不久，我们也上了火车。
跟中元挨着坐下，他告诉我滨田找到了叫河谷安子的老太太，他问我对这人还有没有一点印象？
我说有印象。
半世纪前日本发动的那次侵略战争，在中国烧杀抢掠，罪恶滔天，给日本老百姓带来的也是一场灾难。青年男人被赶到前线卖命，老人妇女在后方饥寒交迫缺衣少食。街头标语写着：“一颗粮食等于一粒子弹！节省口粮，支援圣战！”料理粮食的伙房跟料理金钱的银行取得同等重要的地位。华工什么脏活累活都要干，唯独做饭做菜插不上手。山崎他们单招两个女工做炊事，一个就是河谷安子。
她是那种文化不高但很能干活的乡村女人，对中国人不太歧视，有时还透露一丝同情。
我们的劳动时间，平时是12小时工作制(加班就要连续24小时)，日夜两班倒。打夜班的人白天睡觉，山崎越看越不自在，就把打扫卫生、收拾厕所、运粮运煤等活全交给打夜班的人干，包括中午给住医院的日本人送饭。
送饭这事不累，但很麻烦。警察局规定华工只准上下班时间在居留营地到工厂这条路上通过，这时间以外任何道路都禁止通行。奉命而行也要持有管理部门发的通行证，证上写明持证人姓名，走的路线和通过时间，发现有与证明不符处，格杀勿论！曾有位华工送饭路上到菜田里小解，被警察抓住以逃跑论处打得死去活来。厂方并不心疼中国人挨打，但打得不能干活对厂方就是损失。为此就要派老实点的人干送饭这件事。“勤劳部”是军方专管华工的部门，老实不老实他们有记录。
我刚13岁，挨了日本工头打，痛苦难忍又无人可说，便不经心地在一张破水泥袋上写了“忍耐”两字。不料叫“劳动部”的人发现了，来了一高一矮两个人，把我带到车间门外树底下进行审讯。高个儿板着脸问道：“你写忍耐两字是什么意思？对内地的生活不满意吗？”
我摇摇头说：“我写着玩的，没想过这两字的意思。”
“你最不能忍耐的是什么事？”
“饿。饿了浑身哆嗦。”
高个儿靠树抽起烟来，换了矮个儿笑眯眯地问道：“你说蒋介石跟汪精卫两个人谁好？”
要是现在我会说谁都不好，但那时不行，国共合作并肩抗战，蒋委员长还是中国政府的代表，而汪精卫已经在南京挂牌当汉奸了。可我知道一说蒋介石好汪精卫不好我就别想活了。说汪精卫好又对不起良心。想了半天，就装出苦相说：“我的事没学好，你的话我听不懂。”
矮个儿说：“听不懂？没关系厂捡起一根树枝来，在地上写上蒋介石、汪精卫两个名字。又笑眯眯地问道：“哪一个好？随便说，没关系。”
我冲着两个名字想了半天，抬头问道：“他俩是电影吗？演什么的？”
矮个儿站起身结结实实打了我个大嘴巴，道：“你跟我装傻？混蛋！”
我说：“我不是装傻，知道他们都是明星，可就想不起他们演过什么来了。”
“放屁！”
矮个儿火了，左右开弓打我的嘴巴，高个儿歪在树根上笑。他们知道我在装糊涂，我也知道他们不信我的话，反正我下定决心不再多说一个字了。结果就不了了之。他俩回去要向劳动部交代，有问题没查清得算失职。他们只好说我是个不懂事的小孩子，随手练习写字，并没有复杂的意思。
这样的小孩倒是适合给病号送饭，便把这件事交给了我。我就跟河谷有了接触。我到食堂领便当时，她总是笑脸相迎，当面点数。她不像教官教我们的那样数：“一奇，尼，桑，西……”也不是数：“喜豆子，复达子，米子，油子……”而是用农民的数法：“西、福、米、油……”我听着新鲜，就学着念，她见我在学，就叫我念给她听。念错了她为我纠正。等我念会，她看看窗外没有人，急忙捡起个饭团塞进我衣兜里，小声说：“快走，到路上没人处再拿出来吃！快走！”
新干线速度不低于飞机，山川城镇草木屋宇男人女人老者顽童倾斜着追逐着飞速从窗外划过，很像是人生缩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从福冈到德山要直往东北跑。穿过“关门海峡”，由海底进入“中国地区”(日本地区名称，与我们这个中国无关)。“关门海峡”，我第一次到日本就是在这地方登的岸。
六
经过日出日落一万九千多次，我又到了德山。
一下车就看见满头白发、步履蹒跚的老妇人匆匆赶来。但直跑到我的面前，我才意识出而不是认出这就是滨田。10多年前还是个满头青丝、动作敏捷的女人，怎么一下变成了老太婆？但她认得我，跑过来抱住我用力拍我的背：“真没想到还能再见面……”说话含糊不清。中元告诉我她刚从医院做了手术出来。我看看她身后，见没有别人，就问：“河谷女士呢？”滨田说：“她没来，也许直接去旅馆等你们了。她年纪比我大，来车站不方便。”我问：“河谷君今年多大岁数？”滨田说：“80出头。”
滨田义务当向导，说旅馆不远，不用坐车。我们就在她带领下提箱携笼走上大街。穿过两条街还没到，横川健就小声跟我说：“看来还不近呢，这地方人朴素，这么远都不打车。”
旅馆楼房很小，设备陈旧，面积和设备赶不上中国县城级宾馆。迎门有个长长的柜台，柜台前摆了两对沙发，靠墙再加一排木椅就算是营业大厅。我们几个人放下行李就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了！横川先生抱歉说：“真对不起，我没想到这里条件这样差。现换也来不及了。”我说：“只怕要换也没地方换。大家是因为我吃瓜酪，该我道歉。”横川说：“我倒要感谢你，不然我没机会到这里来。”中国作家也说：“别的代表团来只走东京、京都等大城市，哪有这个好机会。”屋子里没有河谷。滨田带着焦急的脸色跟柜台上的人打听，营业员说没有人来过。
横川办大家办住宿手续，中元声明他的手续自己办，房费也自己出，只要求和我挨着住。办好后横川一边分发钥匙一边说：“安顿好请马上回到这里集合，我们赶快吃饭去，已经快7点了。”
我洗过脸再下楼来，横川健和中元正站在当地争论。横川说：“你参加接待工作，是帮我们的忙呀，怎么可以不吃饭？”中元说：“参加接待工作我向来白尽义务，不能打破我自己定的规则。我要跟滨田女士一块去吃饭，请你们自便吧。”横川说：“没有滨田女士带路，我们连饭店也找不到！”中元说：“邓先生认识路，虽然房子另建过，但街道名称并没变。方位也没变。老弟，你领他们到银座大街去好了，就是当年那里有个游戏场的地方……”横川过意不去，请我帮助做动员。我问他俩到底能不能去？滨田说：“我们还要在等候河谷，她到现在没来，我怕她出什么事！”
我们只好自己去。
同伴们听不懂日语，出门后就问两位老人为什么不一块吃饭？李锦琦把刚才谈话内容告诉他们。大家很为这种公私分明、一丝不苟的作风惊讶。格非说他这是第一次接触普通日本老百姓，跟想象中的日本人颇为不同。我说多跟日本人民接触一些，会发现他们许多优点。国土不大，资源不多，人口密度却不在中国之下，既受过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也有过闭关锁国的历史，还走过军国主义的错路。能成为亚洲最发达的国家，其国民素质起了很大作用。
横川说：“我们也有不足的一面。表面发展，内里也有泡沫经济，多呆几天你们就会有所发现。”
没等多呆几天，几分钟后我们就看到了另一番景色！
这时刚7点钟，上海、北京正是热闹时刻。我家住在北京安定门外，只能算是二三流商业区，每天看过电视新闻我到街上散步，都要穿过万头攒动的人海。路过商店门口，称得上步履维艰。德山街上这时却商店落锁，路旷人稀，一派萧条景象。一所漂亮的高楼却灯火全暗，细一看门口贴了封条，原来是刚宣布破产的“野村证券”。有家“千元商店”开着门，堆积如山的货物之间只有一位客人闲看。大家议论说：“这是廉价商品店，日本人收入高，怕是更愿去高档商店。”说时迟那时快，转过街角就到了一家高档服装公司门前。它也还没打烊，窗前门内，摆着既有几十万元一套的西装，也有上百万元一身的和服，从店容到设备都比刚才那家店豪华得多，但比那边还惨，竟连一个顾客也没有！见我们到来，女老板和售货员远接高迎。问我们想看些什么？横川先生介绍说，我们是中国客人，来参观的。她们满脸含笑说：“欢迎欢迎，可以买一件和服作纪念啊。”横川问她们怎么生意这么清淡？她的笑容变成苦笑，说道：“我们主要做外地客人的生意。这是个工业城市，以前来谈生意的外地人多，我们的生意也好做。现在外地来谈生意的人少了，工厂产品积压，我们的生意也清淡。没办法。”
我们来到一家食品料理店。偌大一个店堂只有一位客人在闷声不响喝啤酒。我们几个一进去，立刻显得热闹了许多。老板一边鞠躬一边让座。李锦琦翻译着菜单要在家自己点菜。价目比中国日本菜馆便宜多了。大家点完后横川先生觉得太简单太节约了，不好意思，他又给大家增加了些食品。这是到日本后第一次在街上自由就餐，大家吃得高兴谈得热烈。整整吃了一个多小时，除我们外只来了两个客人，还都是吃非常简单最省钱的饭菜。我们问老板：“白天你这里客人要比晚上多一些吧？”他叹口气说：“都差不多。本来我们这里生意蛮不错，近两年不行了。外来谈生意的客人少，本地工厂又减产裁人。没几个上街来吃饭了。生意很难维持呢……”
吃完饭出来，不过8点多钟，大街之上不仅没有行人，连车辆也不多。
回到旅馆。见滨田坐在中元屋中谈心，我也参加进去。她不安地说：“河谷至今也没来，打电话去她家没有人接。八成是又住进医院了。”我说：“真不巧，看来这次是见不到了。我带来一点小礼物，请你转交给她总可以吧！”滨田说：“一定办到。我明天送走你们就到她家找她。她住在另一个市，开车要走半小时左右，所以今天是没法找她了。”我把给她的礼物拿出来，郑重地双手捧到她面前，把给河谷的一份也请她代转。她拿着礼物很激动，说明天要跟大家一起参观，我们三人能够坐在一起谈心的时间，只有这个晚上，她建议我们到还远处一家咖啡屋去闲谈。
这是个很小的咖啡屋，暗淡的灯光下老板陪着一位客人，从墙角音箱传出古代的日本谣曲。低沉的三味弦，柔和的女中音混合酒香，使人进入一个似真似幻，半醉半醒的境界中。我们本是要来谈天的，坐下后抿着咖啡互相看头上白发，脸上岁痕，满肚子话又不知从何说起了。颠颠倒倒，说来说去两句话：“没想到我们又坐在一起了！……‘友谊无价，我们要为中日友好尽力。”
午夜钟鸣。滨田回家还有一段路，我们只好分手。看她走向车站方向，我和中元道过晚安，各自回房。
回到房间毫无睡意，我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想看看少年时代当奴隶的这座城市还能认出几分。只见一轮明月高挂天边，路灯下的市街上空寂无人，一阵风吹过树上掉下几片枯叶，枯叶打着旋儿朝远处飘去，远处是不高的几座山峦……
此情此景确曾相识啊！
旧电影院是二层楼，我住在楼上。第40个人挤在一架双层通铺上。冬天午夜，劳累一天的人们正睡得死沉，突然铃声大作，惊醒后还没明白身在何处，只见山崎抡着木棍没头没脑朝还在躺着的人们打来，边打边喊：“起来！起来！立刻在铺位前立正站好。不许穿衣服……”
我昏沉迷糊赤身裸体在铺位前站好时，山崎已走到楼梯口，他扯着嗓子喊着：“原地立正，不许移动，不许说话，不准乱看，不许出声，违反命令格杀勿论！”整个楼寂静下来。山崎走下楼去的脚步声和我左右两边传来的喘息声显得格外响亮。
有汽车开来了。汽车在门外停住了。一片马鞭声走进了门。佩刀铁环声和山崎喊敬礼时鞋跟相撞的声音带有杀气。
山崎为首的众“教官”领着四五个全副武装的警察上了楼。教官分散开，在各排华工面前站定，手持皮鞭瞪眼监视。警察结伙奔到一个华工面前，带队的警长问了问：“你是某某吗？”对方刚答应一个“是”，声音没落地，打人声、声和卡上手铐声就乱成一团，杂乱的脚步由楼上响往楼下，响出了楼门。警察并没走净，剩下两个在山崎陪同下，沿着铺位慢慢巡查，每走到一个人面前，山崎就下令：“报告姓名，年龄，籍贯，原来的职业……”华工大声报告，警察似听似不听，扬着脸往前走。不定在哪个人面前突然停脚，转过脸发出一串问题：“你跟刚才抓走的人是同乡吗？怎么不是！刚才你报告家乡不是临邑吗？什么，是临沂不是临邑？有三点水的沂，为什么不说清楚？故意跟警察捣蛋？什么？日语说不好？为什么不好？你不爱学日语是不是？……”问一句打一耳光，答慢了打，答快了打，答错了打，答对了也打。最后还叫你把床上所有衣物一件件抖开来供他检查。这样打了一个又一个，一直折腾到后半夜，警察走了，山崎叫人把被捕者的行李全部送进“事务室”。同时下令：“收拾好东西，准备上班。”对这一夜发生的事不作任何解释。人们看着空了的铺位，眼神流露出仇恨与悲愤。就是在那一刻，我为了转移一下心境，把脸扭向窗外。看见一轮明月高挂天边，路灯下道路上空寂无人，一阵风吹过从树上掉下几片枯叶，枯叶打着旋朝远处飘去，远处是不高的几座山峦……
山河依旧，而人事全非了！这还是那个城市吗？那到处悬挂的“一亿一心，圣战必胜”标语呢？那挎着战刀满街横行的“神风特攻队”呢？那空气中交替响着的《大东亚进行曲》和B29轰炸机的空袭声呢？……
战争狂热，侵略野心，强盗逻辑，都像浮在水上的泡沫，被时代的风暴扫净，被和平的浪潮冲光了。我那噩梦般的青春也将永不回返。但我希望人们将永远记住这一切，不能忘记，忘记过去等于背叛！
电话铃响了。服务台告诉我，本市礼品公司的公关经理前来拜会，希望我接见。一位穿着整齐的先生捧着精美的礼品盒走进门来，冲我鞠了一躬，把礼品盒高举在我前。礼品盒上放着一封信。打开来看。上边写道：“知道你今日到达德山，可惜我正在土耳其旅行，无法相会，憾甚歉甚。特委托德山礼品店呈上粗品一件，略表友情与敬意。相信会有再见机会，来日方长。”署名是：西村百合子。
七
二战后期，日本中小学校全部停课，学生到工厂“勤劳奉仕”，补充劳动力。药品场分析室(化验室)有个小姑娘叫山本百合子，每天到现场来取样供化验用。我在硝酸钾车间干活，产品有腐蚀性，见她没戴手套，有时帮忙取出样品放进她的盘里，她会很诚恳发说一声“谢谢”。有时也会站在一边跟我聊两句：“今天是大晴天，恐怕要有空袭警报，要小心了。”“中国的学生也上音乐课吗？他们都唱什么歌？”我如果给她哼两句“长城外，古道边”，她会说：“这是中国歌吗？不对，日本也有这支歌呢。”
她很善良，讲礼貌，是厂里唯一对我称呼“您”，并且主动问“早安”的日本人。分析室的头儿丢了根葱，怀疑是我偷了，把我叫到车间门外问我，我不承认，又叫我在毒太阳底下罚站。她从这里路过，看了一眼吓得马上把头低得靠着胸，连脖子都红了。经过我身边时，用极低的声音说：“真对不起……”
1945年春，希特勒完蛋，东条英机下台，美军频繁对日本空袭。海军的油库炸着了，工厂的机器炸塌了，工人蹲在防空洞的时间比开工干活的时间长。政府命令市民疏散，不走的强行拆房。日本工人下不得手华工们就变成专业的拆房队。大部分民房拆毁了推平了，华工也没事可做了。日本人不愿再供饭，因祸得福被送回中国。从此再没听到过百合子的消息。慢慢的连这个人都忘了。
事隔35年，*同志领导拨乱反正，右派改正，我随巴金、冰心等前辈作家访问日本。虽到德山，却没见到一个故人，怅然返回。这天来到奈良，夜晚正和朋友们把酒论文，对月谈天，忽然电话铃声大作。日本朋友佐藤拿起话筒，问答两句，瞪大了眼睛交给我说：“是你的，没想到在日本还有人给你打长途电话。”我接过电话，对方一位女士问道：“你好。请问邓友梅先生住在这里吗？”
我说：“我就是。您是哪一位？”
“我是山本百合子，还记得吗？”
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里边继续说了下去：
“您还记得我，是吧！是啊，我们有30多年不通音信了。前天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在电视新闻上看见了你。我不相信。打电话问电视台，电视台说确实播放过中国作家邓友梅访问德山的新闻。我问能不能为我再重放一遍？听说我们是小时候的朋友。他们竟答应了我的要求，重新放了一遍。我一看就认出来了，你还有小时候的模样。我问电视台你现在在哪里？他们说只知你已离开了东京，不知到了什么地方。我请他们打听一下你的行踪。他们为了中日友好也慷慨地答应了。今天来电话告诉我，你已到了奈良，住在这家旅馆……”
我问她分别后的情况。她沉默了一会才说：“扔*时，全家都在广岛，只有我一个在德山……”她还说战后过了一段很苦的日子，现在好了，“主人”是个成功的房产企业家，姓西村，所以她现在的名字叫西村百合子。她家现在住在光市，也属山口县管。儿女都已长大，女儿刚刚生孩子，她要照顾，不然她想赶到奈良来看我……
1984年我在东京参加国际笔会，她终于赶到东京和我见了面。她和一位福井女士同来看我。福井和她一起在德山曹达“勤劳奉仕”过，现在也是位大企业的老板娘。她俩少年时的友谊保持到今天。从前一起劳动，现在一起旅游。她们说有次带着孩子去美国，走过美国二战中阵亡将士墓地时，她们进去献了一束花。孩子们不理解：是美军打败的日本，为什么还要向他们献花？西村说：“不，结束战争是有功于人类的好事。不管谁胜谁负，两边的老百姓都是受害者。日本人民跟中国人民、美国人民并没有仇恨。”
一周的会议期间，她一直住在东京。有空就来看我。中间我去京都，她仍在东京等候，直等到我回东京从那里回国时，把我送到成田机场才挥手告别。
这次动身之前，我委托朋友从东京打电话通知她要去日本。她说真不巧，那段时间她正在土耳其，怕是赶不回来。我虽有点遗憾，但一忙很快就不再想它了。没想到她却打听到我到达德山的时间，让当地的礼品店准时送来了礼物。
我高兴地跑到中元屋中把这事告诉他。他冷静地说：“是我把你来德山的时间告诉她的。当然是冲着你。”
我对中元说不出的感谢。我知道在他眼里西村是富裕阶级的人，依他的信仰是不跟富人往来的，只是为了我打破了他的戒律。
但我很珍重西村这份友情。那是在不幸的时代、特殊的环境中少年人之间纯真的友谊，纯朴善良，天真无邪，不分民族，没有国界。正如佛家言：“山川虽异，日月同天，凡我佛子，共结善缘！阿弥陀佛。”
八
到德山的第二天，一早滨田就赶到旅馆，领着我寻找旧日的足迹。我们看了我住过的地方(现在已是一座高级住宅，没有一丝旧日痕迹)，看了当年日本人出入的宏大的厂门和中国人进出的侧门(如今一个是更加宏大壮观的正门，一个是只供运货的侧门)，隔着一条河看了工厂内我劳动的旧址(那厂日本战败后就废弃了，现在成了空旷的存货场)，还看了被炸平的女宿舍的旧址(现在是一座办公楼)。每到一地我和滨田、中元凑在一块回忆往事，要锦琦和横川先生替我们把话翻译给我的中国同行们听。他们有时愤慨，有时感叹，有时称奇。我时时担心的无聊和心烦的脸色，却一直没有出现。我明白这样的参观除当事人外，谁也看不出所以然，谁也不会发生兴趣的。我由衷地感谢同行们对我的宽容和迁就。
其实我确也有点打算。一是趁我力所能及回味一下三灾八难，会使剩下的岁月活得更加心平气和，乐天知命；二是同行的伙伴文学上都很有成就，年龄上却分属不同几个年代。我感到不同年龄段的同行间增进理解的重要性。请他们陪我重访旧地，百闻不如一见，会有助于我们之间的沟通。
我幸运地发现，这两个目的都超预计达到了。
这天早晨我们出门之前，就结算了旅馆费，带着行李去参观。该看的地方看完，也到了我们去车站的时间。在德山曹达的侧门(就是当年专供华工出入的那道门)，我们跟滨田握手道别，滨田却缩回手说：“不行，最后我还有个要求，没有满足之前我不告别。”我问她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她说：“让我请大家吃顿午饭。吃完我们再分手。”
一个只靠退休金生活的老人，要请我们全团吃饭，这实在有点离谱了。我先表示谢绝，随后横川健先生也表示反对。等我把她的要求说给中国同行们后，大家感动，却没有人赞同。滨田却早已打好主意，既不生气也不改口，只是坚决不走。跟大家一起去了车站还一同进了站台。她只是跟我说：“我是你的朋友，你要替我说服大家满足我的要求。能和这么多朋友聚会不容易，很难有下一次了。让我尽一下心吧。我请不起豪华大宴，但尽点心意还是花得起的……”
没办法。我只得又转回头来替她说话，说服大家接受她的盛情，并说给我朋友面子也是抬举我了。大家见我如此，便进了车站内的饭馆。我对滨田说：“我把大家说服，接受你的款待了，你也要听我的主张。由大家自己点菜，你不能干预。”她连声说：“好，好，好。我既然要请大家，当然以大家满意为上。大家随便要，我带的钱足够！”
过了一会儿，服务员把大家各自点的饭菜送了上来，人们不约而同地“咦”了一声。谁也没跟谁商量，点的东西却有个共同特点一都是最便宜的一种。最便宜的面，最便宜的饭，加上最便宜的菜。滨田看了大叫不行，坚持要大家各自再要一样好点儿的菜肴。我告诉她，心意大家领了，可没有时间再等菜了。她叹了口气，站起身来向大家鞠了一躬说：“谢谢，谢谢，你们的心意我全都明白……”
吃完饭告别时，她跟大家握手，跟我拥抱，一路鞠着躬退出站台。
我们跟中元一起顺站台往更里边走，他只是埋头走路什么也没说。到了天桥前要分手了。他抬起头来，我才看见他已是泪流满面。他擦擦泪，跟每个人都拥抱了一下，呜咽着喊道：“世界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爱中国！老弟，我爱你们……”
曾镇南，何申，格非……这些专门研究人情人性的人，居然眼睛都闪出了泪光。又围过去跟他握手，祝他健康。然后看着他一步一回头地走向去长崎的候车处。望着他远去的身影，格非才叹口气说：“没想到，真没想到，我本来还以为他是邓先生的个人朋友。其实他是咱们大家的朋友……”何申说：“我都懵了，我的礼品打在包里都忘了拿出来！”曾镇南只是说：“太感人了，太感人了……”
火车来了。今天上车跟昨天上车相隔20多个小时，人们少了点新奇、陌生和拘谨神情，增加了些咀嚼、沉思和感慨的意味。
车开出很远人们才开始聊天。
我对朋友们说：“对不起，叫大家陪我参加一趟拉练。好了，明天开始就可以进行真正的文学交流了。”
朋友们对我说：“谢谢老邓叫我们体验一下生活，进行了入学交流。”
我对我自己说：“再到扶桑，了却一桩心愿。”
又到巴黎
正当德法两国咬紧牙关反对向伊拉克开战，美国有人把他们叫做“旧欧洲”的时刻，我碰巧去了巴黎。15年前和李瀚祥兄为拍电影《烟壶》，在巴黎住过一段时间。当时我国有些地方正在破坏古建筑大盖摩天楼。所以看到巴黎反对破旧立新，力保老模老样，我既佩服又感动。打听一下后才知道原来也曾有人赶时髦在塞纳河左边建起一座59层纽约、东京式的大楼，叫“蒙巴娜斯”大厦。建起后巴黎人一看就急了，大叫：“石屎成林，照这样还像巴黎吗？”还由此流传起一个笑话。说一个美国人来巴黎旅游，问一位偶然相识的法国人：“你住在巴黎什么地方？”那位法国人说：“我住在蒙巴娜斯大厦楼顶上。”美国人说：“啊，你也喜欢这样的大楼。”法国人说：“不，因为只有住在那顶上我才能看不见它！”
从那不久，似乎官方有了一项决策：建高楼只能在塞纳河左岸，右岸从罗浮宫、香榭丽舍大道、共和广场起，大小街道一律保持原状。老楼坏了，只能照老样重修。若有哪块石头原来砌错了，修复时也不准改正，要照原样错着砌！当时我们住的日本现代派酒店“日光”就在河左岸，每天都要从铁塔附近绕着过塞纳河才能到巴黎市中心。如今美国人骂他们是“旧欧洲”，我还担心巴黎因此要翻新呢。下飞机一看，上帝保佑，还是老样子。市中心区倒也有地方在动工，我问他们在建什么，他们说：“有些房子结构太老化了，重新改建，但里边改完后沿街外貌，仍要按原样修复。换上新材料的还要作旧，要跟雨果、大仲马他们当年看到的街景一样！”
怎么开口一说就是雨果呢？因为2002年法国定为“雨果年”，整整一年都是纪念雨果的日子，还趁这个年把大仲马的墓由郊外移灵到巴黎专安葬历代英烈的“国家陵园”。体现对历史文化名人的尊重。
“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法，是“雨果年”活动的一个项目。我上次到巴黎拍片，虽也受到法国外交界朋友帮助和款待，但属私人活动，参观游览随意而行并无重点。这次专为纪念雨果而去，有了主题。由此也较深刻地体会到法国人对传统文化，对文人作家是多么看重。在保护有关文物方面又有多种方法。多了不说，只举两个例子。
一是参观了巴黎市政厅。这幢典型中世纪建筑，既是文物保护单位，又仍是市政办公地。一般不对外开放。我以前只在塞纳河桥上远远瞻望过它的建筑外形，那钟楼之下是1848年巴黎人民庆祝革命胜利的“市政广场”。这次因受到“副市长接见”，才观赏到内部的宏伟瑰丽，美轮美奂。看到它就联想到我们的府衙古建筑，明显感到东西方文化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艺术绝活。世界上少了谁都不完整。
最引人注意的是壁画。那座建筑内的大厅是长形的，比篮球场大，四壁和拱形屋顶上画满色彩浓重、构图典雅的壁画。内容有宗教典故，也有历史场面。进门后我们刚要按中国习惯从左侧墙壁开始观赏，引导我们的女士却站住了脚，回过头来冲我们一笑，手往头顶上一指说：“请先抬头看看屋顶这幅画像，我想你们认得他。”我们这才站住脚仰起脸朝上看，不看则已一看大惊。这市政厅迎门而坐的头一幅人像，不是皇帝，也不是公爵元帅，却正是我们的同行——雨果！
怪不得来参加“雨果年”活动的客人，副市长要出面接见，原来从一百年前他们就把雨果视为巴黎市的荣誉代表，他的地位在各路诸侯之上，画在市府屋顶第一把交椅上了。
再一个例子就是参观巴黎近郊的“雨果国际中心”。这个中心在巴黎郊区，不仅不是繁华市区，而且也不是居民区，正经说是个风景区。在青山绿水之间一个小山坡上，一栋造型优雅的二层小楼，附带几间厨房、马号、车棚之类平房，环境幽静空气清新。这不奇怪。因为雨果本来就出身上层社会，23岁就被授予骑士荣誉勋位。后来又著作等身，晚年造这么一所写作修身之处并不困难。国际中心的工作人员尽职尽责，故居维修保护良好，遗稿文物展览有序，这也不特殊，我们中国有些名人故居也已做到。令我惊奇的是，当我问这样一重要文体机构属于法国什么部门，经费由何处拨付时，他们竟回答说：“这个中心由日本‘创价学会’创办和管理。一切经费都由日本朋友支付。它的法人代表是池田大作先生。”
问过一大阵，我才大致明白了个道理。雨果故居本是私人财产，多年无力也无人维修照管，破烂不堪，不能维持了，一度改作小工厂。创价学会是个爱好和平、友谊和文化的组织，是与中国、法国等许多国家都有着友好关系的日本宗教、政治和文化的社会团体，池田先生也是个有远见的文化人，他们知道这情况后，为表达对雨果的尊敬和对法国人民的友好，作为日法两国人民文化交流的一项举措，他出钱把它买了下来，按照雨果当年居住时的模样修复整理。由日、法两国专家和志愿者组成管理经营机构。从全世界征集、收购、整理、展出有关雨果的文物。因此，这里正式名称才叫作“雨果国际中心”！怪不得这中心有工作人员会说日语，连请我们吃饭都是吃的日本饭。
我曾有幸陪巴金、冰心二位前辈到日本时拜访过创价学会和池田先生本人。我为他们热爱文化和友谊的精神感动，当即代表中国作家们发了电传向池田先生表示敬意。
这件事对我有很大启发：有些作家，不论他出生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一旦他作品代表世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表达了大多数人民的心愿，他的作品和他本人就成为世界人民的共有财富和荣誉了。因此，纪念他们，尊敬他们也成了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
法国和日本在这件事上的合作也令人欣然。使人对某些保守的观念重新思考。人类有许多事上原来都可以做到双赢的。
德高文美长存人间
在纪念维克多。雨果先生200周年之际，到他的家乡来表达敬佩、纪念之情，我想这是所有有社会责任感、对人民充满爱心的作家的共同的愿望。
60年前，我读到的第一本译成中文的外国小说就是雨果的“悲惨世界”，只是书名译作了“可怜的人”。我从这本书中开始认识法国人，才知道远在万里之外，与我们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的欧洲人竟和我们有相似的做人准则与人生理想。中国的一些传统观念，如“与人为善，以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勿以强凌弱，应以富济贫”、“理想的世界是公平和公正的世界”竟在这本书中有充分的表现。
那时我是11岁的孩子，生活在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天津，生活在恐怖不安的环境中。惟一的课外活动是在学校图书馆读故事书。有一天看到书架上摆了10多本这样的书，出于好奇，我随便拿出一本看了看，见封面上写的是“可怜的人”。再一看，是法国人写的。我：很奇怪，在租界地看到西洋佬都是穿着燕尾服、拿着司提克、嘴叼雪茄烟的绅士，难道他们那里也有“可怜的人”吗？我忙把书翻开，看了头一行便被吸引了，上边写着：
在1815年10月初，距日落前约一点钟，一个徒步的人走进了那个小小的狄涅城……他的领带已经纽成和索子一样的了，一条蓝棉布的裤子已经破旧磨光了，一只膝头成了白色，一只膝头有了个窟窿；一件破旧不堪的老灰色布衫，在两只手弯上，补着一块用麻绳缝上的绿呢布……
我惊住了！这不是我在街头上常见到的中国流浪汉吗？难道法国也有这样的人？由此我还想到了在街头被日本军队鞭打着修路的中国苦工，想到了衣不遮体、一脸病容、沿街乞讨的难民。于是我就找座坐下来一页页读下去。我为饭店不接待这个受苦人不愤，我对给他吃、给他住、银器被偷走却毫不忌恨的主教充满由衷的敬爱……直到图书馆的管理员通知我到了关门时间，才发现屋中只剩下我一个读者了。
从这天起一连几十天，每天下学后都捧着这本“可怜的人”看到图书馆关门。我完全浸沉在书中的世界里。看到芳汀就想起我一个去世的女亲戚，见一家邻居打骂寄养在他家的一个小姑娘，我就低声叫他“汤那提！”并把那小姑娘叫作“珂瑞忒”！我上学路上看到伪警察头目耀武扬威地抓人打人，认为这就是蛇威！从一些慈祥老人脸上又看见让。阿让的影子。尽管书上人的名字叫起来这么拗嘴，可并不陌生。因为他们就像我身旁的中国人，事也是常从大人那里听到的中国事！啊，我这才知道西洋人和中国人的活法和想法竟有这么多相同之处。
小孩子不懂什么思想哲理、政治观念，看完这本书却加强了父母教导我的一个观念：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好人一种是坏人，好人可爱坏人可耻！应该学做好人不做坏人。好人要像阿让这样慈悲、善良、充满爱心，只作耕耘不问收获，甘愿付出而不要回报。
当时中国正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残暴烧杀，民不聊生，共产*的八路军正在我家乡山东与日军打游击战。不久我从天津回到家乡，在人民抗日热情鼓舞下，12岁时就参加了抗日军队。我能迈出这人生重要的第一步，当然是受到爱国主义浪潮激励，受父母、老师长期教育的结果，但也不能排除雨果作品潜移默化的影响。雨果作品坚定了我做好人的决心，那个时代在中国做好人，就要敢于跟烧杀抢掠的侵略者勇敢战斗，这是帮助受苦受难者解脱困境的惟一办法！
我一边当兵一边自学。战争中只能读战友们带来的书和从战场上捡到的书。因为“悲惨世界”给我留下强烈印象，所以碰到雨果作品我都拿来一读。我就这样没有系统地、时间不连贯地陆陆续续读了一些雨果的作品，所以我谈不上有全面理解，更不敢说有什么研究。不过雨果的作品确实引我思考和感悟了两个问题：应该如何做人和如何做文。
如何做人，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生价值？有的人为获取财富而奔忙不息，有的人为升官掌权而用尽心机，有的人为出名趋潮作秀，有的人为争权夺势奔波争斗。维克多。雨果出身于上层社会，16岁就当选为户兹学院青年院士，23岁被授予骑士级荣誉勋位，44岁当选为法兰西研究院院长，位列贵族院议员、制宪议会议员。雨果若要争名夺利，坦白地说，他的起点比某些人高得多。退一步讲，他只要安分守己保住已得到的名利，在安逸的环境中写些消闲有趣的作品展示才能并聊以自娱，就可以安定舒适度过一生。但他却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甩起长发投入到二月革命的战场上，披起议员肩带大步走进反对拿破仑的队伍……尽管由此换来的是执政者重金悬赏其头颅，遭到比利时、英国驱逐出境，流落到格济恩岛上苦度岁月。但他毫不后悔，一旦回国，他马上又投身保卫巴黎的战斗，用自己的稿费制成大炮来保卫这个世界名城！因为他把为人民解除苦难看得比个人自由更重要，他宣称：“我忠于自己良心许下的诺言，誓与自由一起流放到底，自由回国之日，才是我回国之时！”他认为“只要还有被压迫者、被剥削者、被欺负者，还有正义者在流血、弱小者在哭泣，公民们，良心就要保持武装。”他说：“人类如果没有这样的良心，生活将变得冰冷，历史将会更加残酷。”
更令我敬佩的是，雨果的眼光看到的不只是法兰西的被压迫者、被剥削者，不只是法国弱小者的眼泪。他那充满爱与善的目光还注视到了我的祖国、我的同胞。我不敢说雨果是对中国人民最早发出友好与同情之声的西方作家，但雨果在1861年11月25日写给巴特軌上尉的信确实是我听到的、最早来自西方的友谊之声。他责备了英法联军毁灭圆明园的罪行后，慷慨激昂地说：“感谢你给了我抗议的机会，治人者的罪行不是治于人的过错；政府有时会是强盗，而人民永远不会。”
雨果为中国人民仗义直言，震动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化人的心！因此，102年前，中国革命文学先驱和导师鲁迅先生首次把雨果的文章译成中文在杂志上发表，绝非出于偶然！它证明不论在中国在法国，在东方在西方，只要是善良的人，有高尚理想、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心灵都是相通的，不同语言和民族特点并不能成为我们沟通的障碍，反而证明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在最基本的善、恶、美、丑辨认标准上，有很多相通或相同之处。
确定了做人原则，对以写作为业的人来说，就要具体地落实在“如何做文”上。世界上舞文弄墨的人成千上万，写作目的各不相同。有人把写作只当作个人搏取名利的手段，也有人写作只是为“展示自己才能，宣泄个人感情”。各人有各人的自由，在这市场经济时代，只要不违法，就无可厚非。
但是，只有那些用写作为广大普通人、劳动者呼喊代言的作家成为写作群体的脊柱，这个世界才有希望。中国文化人有个优良的民族传统，讲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要求自己的作品“寓教于乐”、“有益于世道人心”。我认为雨果在这一点上与中国文人的信念极相似。他勤奋一生，热情洋溢地为法兰西普通穷苦大众争取生存权而写作；他始终站在时代的潮头，以自己的思想照耀人民前进的步伐，推动历史前进。雨果成功地用他的笔塑造了卞福汝主教、让阿让、马吕斯和芳汀等人物，而我们恰又从这些人物上看到了雨果本人圣洁的心灵。因为在这些人身上，形象地体现了雨果的良知、道义和社会责任感。雨果堪称他那个时代人道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最佳代表，他体现了令人尊敬的法兰西民族精神！
200年过去了，雨果的许多理想在法兰西、在全世界有了不同程度的实现。这是令人感到安慰的一面，但是当我看到电视上阿富汗人民在战火中逃生的镜头，看到非洲瘦得皮包骨头、为领一杯粥食排长队的儿童，看到加沙、耶路撒冷倒在血泊中的人体，我们能说无愧于雨果前辈的期望吗？
作为雨果的后辈同行，我确实感到任重而道远。我想，继承雨果的遗志，用我们手中的笔继续完成他没完成的事业，为世界劳苦大众的生存权，为不同民族人民大众的思想信仰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权而呼喊奋斗，这是对雨果的最好纪念！
漫步意大利
有些城市你虽然没到过，凭照片和文字介绍你可以想像出它的轮廓，威尼斯不行，它是无法想象的。它的美，它的奇特，它那历史与现在的交融感都无法想像。有人说苏州是“中国的威尼斯”，又听说贵州也有个“中国威尼斯”，还听说东南亚什么地方是“东方威尼斯”……真到威尼斯一瞧，发现按这些城市的模样去想像威尼斯，越想越离谱。威尼斯世界只有一个，别的城市有别的城市的长处，但绝不会是第二个威尼斯。
有个最根本的区别：别的水城(如苏州)是流水穿过房屋街道，而威尼斯则是街道房屋分隔了流水。别处是城中有水，威尼斯是水中建城。威尼斯的“陆地”是人们在4加多年的时间里，从山上运来几百万棵大木桩，砸入水下海底。在100多个随潮水涨落而出没的小岛上架起来的。它等于是架在木桩上的一个城市。人们习惯说威尼斯内有170多条河。其实准确的说法应当是“人们用建筑物把一片浅海分割成多条河道，再用400多座桥把它联络起来。”
飞机场建在另外一个岛上。下了飞机再乘船进威尼斯城，船一直开到旅馆门口。威尼斯全城看不见一辆汽车，这里也有“巴士”和“的士”，不过是标志灯按在船顶上。乘这类公共交通船不比走快。河道曲曲弯弯绕来绕去，走路过桥更直截了当。人们也不喜欢这些冒烟古咚的机动船，它的烟雾和噪音污染了这可爱的环境。大家更爱乘古老的，由船夫划动的“贡都拉”。它又瘦又长，两头高高翘起，据说是照古代教士的帽子造成的。船夫一边划船一边口里哼着小调，把船从两边大理石的亭台楼阁间摇过去，从三角梅，夹竹桃，凌霄花间摇过去，使你忘掉时光的流逝，地域的转移，仿佛置身古代，置身于神话的世界中。
我写日记，刚写上“我们住的旅馆在水边桥头”，我就把它抹了，因为这是句废话。威尼斯没有哪家旅馆不在水边桥头。意大利旅馆的名称不好记，窍门是要记住门口那座桥的名称，就会找到旅馆。不过你要把方向弄准，旅馆门外，左边是桥，右边也是桥，往前是桥，往后还是桥，街道只是桥与桥之间的联系线。商店开在路边，也开在桥上。
威尼斯是个闪光耀眼，五彩缤纷的大集市。意大利的珠宝世界出名，全欧洲的首饰有百分之八十出在这里；意大利的玻璃出名，当年欧洲各王宫的镜子，茶具等玻璃制品也大部来自这里；意大利的服装出名，至今还领导世界服装新潮流；意大利的皮鞋出名，从政治家到影星名模穿着它在世界各地乱转。威尼斯集中了这一切特色，目光所及到处都是珠宝，首饰、玻璃、水晶，时装，皮鞋，此外还有数不清的旅游纪念品商店、历史悠久名声显赫的餐馆和咖啡厅——这里没有哪个餐厅没有一段古老的历史，人坐之前最好看看你的座椅，说不定那张椅子背后挂个牌就写有“福楼拜先生曾坐过此椅”，“拜仑先生曾在这桌旁写下他的诗篇”。
我们常到旅馆隔壁的一家餐馆用饭，那餐馆也有百多年历史。门面很小，进去后侍者领我们穿过店堂到了后院。后院很大，种满了花草，连四面墙上也爬满藤蔓植物。墙不高，并有窗口，探头一望窗外即是潺潺流水。院内绿阴遍地，花香扑鼻。喝着免费供应的矿泉水，我们向拉贝达请教应该吃什么。她说到威尼斯有两样东西必吃。一是海鲜，二是面条。这是马可波罗久居的城市。中国人说面条是他从中国带到意大利来的，意大利人说面条是他从意大利带到中国去的。不管是从哪儿带到哪儿的，反正面条把中意两国古老文化千丝万缕地联系到了一起。
我要了碗海鲜面条，才明白到尽管意大利面条的造型、味道和中国面条都相似，可吃法却有根本性的区别。这简直是对你用刀叉技术的一次考试。我自以为用刀叉已算熟练，此时方知连门还没人。意大利人吃面条也用刀叉，面条特别长，既不能切也不好叉，也不能端起盘往嘴里扒拉，这么难对付的东西还不能吃出声音来。我作了几次试验都不灵，只好偷眼观察人家怎么吃，只见美女拉贝达从从容容，先把这一团乱麻弄得有条有理，再用叉子挑住一头不停地转动，直到把它绕转成不拖尾巴，分布均匀的橄榄形，这才以优雅姿势，不动声色地送进嘴里去。我照样模仿，那面条却顽固的跟我作对，理也理不顺，卷也卷不起，面条没吃到嘴已累得满头是汗。扭头看看同伴，似乎只有宗福先稍够水平，其他人也尚在努力学习中。我想这技术还是回国后慢慢去练吧，决定打破成规，先把面条送进肚子里再讲文明礼貌风度。果然，思想一通，马到成功，很快我就把那盘面条弄进肚里去了，悠然的喝着葡萄酒欣赏朋友们艰苦奋斗。看看四外的客人，倒也没有谁对我的吃法摇头。
威尼斯的心脏是圣马可广场。我小时候在北京和天津的街头常碰到教会散发小册子，是圣经片断，我拿到过的一本就是“马可福音”，耶稣之外，马可是我知道的头一位基督教圣者。来到他传教和安息的地方，我不由得带着敬意。
这个广场三面都是宏大的古建筑物，这样它就被三面的圓柱走廊围成了一个封闭式广场。马可大教堂端坐在中央。它那玫瑰红大理石的高大圆柱，纯白大理石的钟楼和绿色的尖顶是那么的神圣庄严。门前两侧各有一个高人云霄的高塔，塔尖指向天堂。
这广场上落满了鸽子，以致看不清它的石板地面是什么颜色。只有一种东西比鸽子还多，那就是人！来自地球各个部位，操各种语言，穿各式服装，作各种表情的人，如云集，如潮涌，从各个小巷流进来，流进教堂，流进总督府，流进古代监狱，流进现代商场，流进快餐馆，流进咖啡座……他们甚至挤得鸽子都没地方落脚，只好落到人的肩头，人的臂弯，在人的手掌中嘬食玉米粒面包碴。
在广场四周，在人与鸽子两侧，整齐地堆放着许多许多长方形的木板铁架，像刚拆下的脚手架。王教授叫我猜这是些什么？我说：“是不是有团体照集体像时搭台用？”他摇摇头。他告诉我因为威尼斯是建在木桩上的城市，高出海平面有限，每当大潮出现，这广场是要漫上水来的。那时广场就成了湖，人们只好把整个广场都用木板架起来，让人们在木板上行走，使鸽子也有落脚的地方。那时来参观另有一番情趣。
在这人山人海中想要保持几个人不走散是不可能的。我们约好集合的时间和地点，然后就各自动用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在人群中游泳。
我先去了教堂，然后就进了教堂左侧的总督府。
这“总督府”的名称是当地的向导告诉我的。他是大学的中文研究生，临时出来挣点钱，中国话说得和我不满10岁的外甥女一样好。我那外甥女夜晚看见楼窗外灯火通明时就大声喊：“瞧，满灯！”春天看见树长叶草发芽会感叹地说：“好，通统绿。”这位向导朋友领我在教堂转了一圈则说：“得，咱们完了！”所以我对这总督府的译名总有点怀疑。
威尼斯在古代很长的时间内是个独立的公国，主持政务的最高权威是大公，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则称为公爵。这些名称似乎比总督两字更贴边。但也有人把这建筑物译为“元老院”，老前辈刘白羽则干脆称它为故宫。不管叫什么吧，总之是古代威尼斯最高政府所在地。
要想认识威尼斯。哪怕是初步的了解，不看看这儿不成。这等于是威尼斯的一本立体的简史。
它的门口立着两尊神。一边是海神，一边是战神。这就形象的描述出威尼斯当年发达的基础：它是靠着海洋和战争发达起来的。它的战船在海上曾力压群雄，打退多少次入侵和掠夺，争取到特有的荣誉，在好些年间所有海上的战船看到挂“圣马可狮旗”的威尼斯战船都要致敬！它的商船把意大利的商品撒向世界又运回世界各地的珍奇土产，使它成了世界最早的海港和商埠，成为贸易王国。莎士比亚最出名的喜剧之一就是《威尼斯商人》。那剧中人的生意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规模：“他有一艘船开到特里坡得斯，另外一艘开到西印度群岛，他的第三艘船在墨西哥，第四艘到英国去了，此外还有遍布在海外各国的买卖……”
总督府门口这两尊神像如同一段序言，把你引进它的正文中去。我们掀开了它的第一页——走进了大门。
迎门正面是光彩夺目的楼梯。楼梯的栏杆上雪白大理石浮雕雕的不是天使，不是花草，是一个个美人鱼。顺着美人鱼的行列登上二层。三层，进了一个大厅又进一个大厅，每座大厅的穹顶和四壁都被出神入化的壁画所填满。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威尼斯”画派诞生地，色调明快，韵味清新，画的多是人间的英雄美女，威尼斯的文治武功。厅里家具饰物，集中表现了威尼斯金属镂刻、珠宝镶嵌等工匠的才能。这里展出了不少古代武器，每一件武器也是一件精雕细刻的工艺品。同时还展出了他们在商战和海战两方面的战绩。这时有战争中缴获的敌人战舰上的舰旗，海盗船上的桅灯，也有从各地运来的奇珍异宝。我记不清进了几个厅，上过几层楼，但记得最后看到的那间是公爵、或总督、或元老们进行会议和审判的大厅。巨大的壁画之间排列着镶金嵌银的座椅。在一把座椅后也有幅巨画，画后却是个暗门。向导领我们从那暗门进去，下了几层黑暗暗的石阶竟转到一座过街楼上。经向导指点，我们从过街楼两侧的窗中向外一望，一边是大海，一边是长河，才看出这竟是座封闭的石桥。
向导告诉我，在古代威尼斯公国，抓到犯人都是先送到对面的地下监狱中关押，在开审的日子通过这座桥和暗道送到大厅中审判，判定罪刑后再通过这条桥送进监狱。大概是拜仑到这里参观后，在一首诗中说他几乎能听到犯人经过这桥上时的叹息声，从此人们就称它为“叹息桥”。
我不是犯人，但也禁不住叹息数声穿过了石桥。
跨过河就进入到另一个世界。这里没有五色缤纷的画幅，没有金碧辉煌的装修，只有又厚又暗的石壁，又窄又陡的石阶。下到底层是一间间互相隔离的牢房。我进到一间牢房中去细看，牢房的石墙上和送饭用的洞口，有不少古代犯人刻画的诗句和浮雕画。有一处深深的刻画着一颗心，还有一处刻画着海鸟。遥想当年这些犯人身边是决不准许有铁制器物的，他们用什么小小的工具，用了多少年才刻下这生命遗痕呢？
这一切似乎是过去了，但过去得并不久。二次大战中纳粹分子最后还使用过这监狱。
我又看过左方的一个博物馆，登了高塔，在福楼拜喝过咖啡的地方喝了咖啡，两腿恢复些力气了，这才到预定会合地点：总督府西侧的小广场。
这个广场临海，回头向西看可以把总督府，教堂和半个大广场全收眼下。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威尼斯的风景照片的画面。以前我总不明白为什么拍圣马可教堂和总督府的照片都是侧景，很少见从正面照的。到了这里才知道总督府在正面是照不成的。它门前的街道很窄，站到街对面的墙根也照不全它的大门。大教堂门前的广场尽管够深远，可是它两则都被圆柱走廊围着，横向里也拍不上大教堂的正面全景。只有站在海边从它们的左侧拍才能拍到整个总督府的全貌和大教堂正面全景。
小广场有个很大的石牌坊。像个小型的凯旋门，上边有两组雕塑。这组雕塑曾被拿破仑掠走，在法国陈列了许多年。前些年才从法国讨回来重新安装到原来的地方。
过了石牌坊就是海边了，海边停着成千上百的贡都拉招揽游客。到威尼斯没人不乘一下贡都拉。只有乘上它在小小的河巷中穿行才能领略威尼斯的真面目。
我们也登上了贡都拉。船夫划着船从“叹息桥”下进入河道。在大理石和雕塑丛中穿过，在绿叶搭成的墙壁和红花如火的河岸穿过。这里每户人家都有船栓在门旁，从宽大的石阶从水面一直可通向门廊大厅。过了无数的桥，从桥下仰首看桥上的货摊，商店，和熙熙攘攘的游人，另有一番风味。
我们一边浏览一边和船夫、向导闲聊。我问威尼斯每天有多少游人？他说；“因为海湾战争，今年的游人少了点，去年全年有80多万人，人们一般的总要住三五天到一周，所以每天街上的人总不会少于10来万，比本地居民要多。前几年这里还有30多万居民，近年来锐减，已经不满10万人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威尼斯在衰落，别的地方更容易挣钱。我们不会走，划贡都拉的人都世代相传子承父业，外人很难插进来，我们也轻易不会改行。我们爱这个行业。”
四
我们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游览威尼斯的古街旧巷和逛商店买纪念品。
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去看了马可波罗的故居。这是个被四面楼房围着的一个陋巷，一个穿堂似的小天井，楼房黄色的表面已经剥落褪色，地面的石块已踩得坑洼不平，一块牌子上写着马可波罗1299年后一直在这块地方居住，并没指定是哪一幢楼哪一间屋。我倒觉得这更近于真实。
当我们要登上一座小桥时，向导要我回头看一下小巷口的一个木牌。那木牌上写的是“1708年歌德先生曾在此居住”。我在这里停留了更长的时间。我对马可波罗只有传闻中的了解，只读过他的游记片断。哥德却是我一直崇敬的前辈同行。《浮士德》和《少年维特的烦恼》是我读过的重点书之一。我曾拜谒过他在魏玛的故居，在他吟诗的草坪上散过步，还在《浮士德》中写过的那间地下室啤酒馆中休息，一边看魔鬼靡斯菲尔德骑在酒桶上房的塑像，一边品尝地道的德国啤酒。在莱比锡我也在他的铜像前流连忘返，如今来到他客居的地方，有点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
但这种忘情的心态后来就很少了。因为在威尼斯拐弯抹角都会碰到名人故居，这里果弋里喝过酒，那边契诃夫吃过饭，拜仑居室的窗户，格林散步的河岸……目不暇接就少了点感慨。
海上航线的开拓，商业的发达，城市的繁荣，使威尼斯的市民很早就摆脱了欧洲封建时代清教徒式的生活模式，在这些小巷中也能窥视到遗迹。这有古希腊移民的聚居区，脊信仰东正教民族立的教堂，有狂欢节跳假面舞会的小广场。有一处楼顶有一块突出的平台，比一般阳台小比窗台大，向导说那是古代威尼斯妇女染发的地方。古代威尼斯女人以金发为美，她们发明了用一种草药合海水染发的办法。在一个小巷深处墙上挂着一面铁牌，上边标的年号是1691年，写的内容是“这里收容弃婴……”把这些联在一起，你想到有位女士染了发到广场上参加狂欢，过了一阵把个小宝贝送到这弃婴收容处。这中间再补充些有趣的细节，岂不就是哥尔多尼的喜剧！怪不得哥尔多尼会有那么多写不尽的题材，揭不够的丑恶，说不完的笑话。生活培育出了天才！我想哥尔多尼在世时必定是天天带着讥笑在这些桥头小巷中散步，冷眼观看人们的种种活剧，来激发他的创作灵感的。果然，我的猜想在下一个小广场上就被证实了。那里街头正好立着个哥尔多尼的铜像，那神态姿势和想象中的一模一样：披着件风衣，戴着宽边帽，一手背在身后，一手拄着手杖，笑眯眯的东张西望。这位雕塑家也是位了不起的天才。还有比这更合适，更准确的神情的姿态吗？哥尔多尼，那个嬉皮笑脸地把人们的丑恶指给人们自己欣赏的人，那个“一仆二主”等一大堆不朽喜剧的作者，当年不是这样出现在威尼斯街头还会是什么样子？
五
我是几年也难得去一次商店的人，在这里逛商店却成了我极大的乐趣。这里每个商店都珠光宝气，每个商店都像在暗处安装了磁石，把你衣袋中的钞票往外吸，没一个店在你离开它时不想再回头看它一眼。
去得次数最多的是里亚尔多大桥。这桥是条商店街，只有站在它的远处或侧面才看出它是横架在水上。你走在它上面时被街两面的店铺，货摊上五光十色的货物照得眼睛发花，绝想不到脚下还有湍急的河水。这一条绵延数百米的繁华街，顺着桥延伸出去，辐射开来，成为一个不规则的现代化集贸市场。距它不远是一条卖珠宝首饰和手工艺品的长街，那简直是个首饰博览会。不仅女士们会为那光彩四射的金银珠宝吸引得挪不动腿，男人也会被玲珑剔透的工艺品招惹得六神无主。头一次到这街上我以旁观者心情看那在商品前驻步不前的人，第二次走到这里就用好奇的目光注视起橱窗中的商品，第三次进了店门，等再一次来时就忍不住买下了一条带彩灯的贡都拉小船，再来时可就给太太、女儿们买起首饰来了。并且向自己解释说“今年我满60岁，算给家人的一点纪念”。当然我只买得起低档品，低档品的价钱按里拉算也是五位数。
我住的旅馆门口，小街上也挤满了首饰店、服装店、鞋店和旅游纪念品店。因为离得近，我晚饭后散步有时就在这里转转，有家首饰店门面不大，货品很全。店主是位犹太老人。见我在门中徜徉，就客气地请我到里边参观。我进去后他先引导我看看他的货柜。然后请我坐下，用托盘托出一批又一批的首饰来。对于犹太人会挣钱这一点我早有所闻，《威尼斯商人》剧中的那位夏洛克，几乎成了悭吝狡猾代名词。所以一见他如此殷勤，我警惕起来，赶紧致谢说：“我不打算买这么贵重的东西。”他并不因此而冷淡，回身又拿出几件便宜但工艺颇好的小首饰供我挑选。我过意不去，就挑了两件。他问我是日本人吗？我说不是，是中国人。他说：“啊，中国人，我喜欢你们，你们是最没有民族偏见的国家。”于是用笔在价目表一划，主动给我减去20％的价格。
我回到旅馆后把我买的首饰给朋友们看，他们向我打听每样东西的价钱和买的地方。到下午他们也各自买了一包回来。随后，我发现他们在背后悄悄议论什么，一边议论一边笑。我觉出有鬼。到了只剩下吴泰昌一个时我问他；“你们瞒着我一定在搞什么鬼，告诉我是啥名堂。”他小声说：“我们按你说的到那几家店去看了。最便宜最诚实的是老犹太人开的那家。我们也买了一套你在大桥附近买的那种首饰。比你便宜了两万里拉。我们决定不告诉你，怕你知道了会影响情绪……”
我听了倒挺高兴，高兴我碰到的第一个犹太人就使我打破了道听途说来的偏见，更相信人的好坏是不能以民族划分的。我体会到了历史形成的对犹太这个民族的不公正。
六
当我又乘上汽船离开威尼斯去机场时，我心中对这个城市充满了留恋。我不知是否还有机会再来这个奇迹般的城市，更不知再来时它会变成什么样子。我看到的威尼斯是迷人的，繁华的，但也看到它在衰落的迹象。人们告诉我机械船的泛滥，四周化工厂和矿山的建设，每天上10万游客的践踏。威尼斯的城和水都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古迹建筑被剥蚀。自然景观被破坏，特别是自然条件变化使这里增加了被水吞没的危险。这个城市处在危急之中。意大利政府发出了向全世界的国际组织求援的呼吁。已有30多个国际组织向它伸出了友谊之手，但这是场艰辛的工作，目前还没乐观的保证。
威尼斯不仅是威尼斯人的，也不仅是意大利的，它是全人类的瑰宝。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保护它，抢救它！
和老索相处的日子
我是从报上知道哈里逊。索尔兹伯里去世的。美国发出的新闻说他的生命结束在汽车上，在从康涅狄格去纽约的途中。我马上想起了新英格兰那个与他同名，叫“索尔兹伯里”的小镇，想起从那里到纽约的高速公路。五年前他开车走这条路，把我送往纽约。
我很悲痛，失去了一个好朋友。
哈里逊·索尔兹伯里因为二战中与苏联军民共守在斯大林格勒，连续发出苏联战场的消息而世界闻名，得过很权威的普利策奖。任过作家协会。他跟斯诺是朋友，斯诺早就建议他到中国采访，向他介绍过中国共产党的斗争情况。由于种种原因，他直到年近80才终于来到中国。他为红军长征的事迹所感动，便带着心脏起搏器，沿中国红军长征的路线艰苦采访了一路，在中国在海外采访了上百名与长征有关的，各方面的人物。书印出来时已过了80大关。在中国，这个年纪的作者多半会用从容的方式“发挥余热”。他却像年轻人那样又作起写“新长征”的准备。与此同时，他与卡曾斯、里斯等专家学者，积极为开创中美作家间定期对话热心奔走。在中国作家冯牧、王蒙等合作下，1984年这个愿望终于实现，此后数年间连续举行多次。按年纪按成就按家产，他已算志得意满的人了。仍如此拼搏，是他把工作看成个人的存在形式。这使我很感动。
我1986年到美国参加中美作家会谈。他热情接待。会议由双方共同主持。互谅互让，合作得顺利愉快。我担心记者一个个把作家单独调出去访谈，影响会议进行。他便决定开幕时发布一次新闻，然后转到海边僻静小镇上关上门开会，谢绝采访，会后再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建议参加会谈的双方作家，应包括各种不同观点和艺术倾向的人，要最有影响，最负盛名的人。我们便将与会作家的名单事先通告给他们，征求他们意见。结果会开得很成功，气氛极融洽。大家畅所欲言交流了创作观点，探讨了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并为以后对谈作了安排与设想。
“我要写中国的新长征——改革开放。要采访中国农村，这方面你能给我点什么建议？”有次在海边散步，他向我问道。
我说：“不要只看最好的，也不必专注最落后的。多看看中间的，一般的，传统的中国农业地区，那是中国农村大多数。”
“具体地点你认为哪里合适？”
我说：“可以去山东、那是中国典型、古农村区。”
再具体一点！
我说可以去我的故乡平原县。那里从战国时期就建立了县治，而直到改革开放前，似乎还用传统的办法种地和生活。他欣然同意，并请我为他作向导。
1987年他又来中国。先去了南方，从南方打电话来约我在山东德州会合。
德州是我的故乡，对他很欢迎，安排周到。我领他看了抗日战争战斗遗迹，看了农村和乡镇企业，访问了几家养殖、运输、工商个体户。请老农、基层干部给他介绍历史和现在的情况，还找了位熟悉历史的作家介绍当年义和团起义的史料。他非常兴奋，白天跑了上百公里，参观采访。晚上就用他那二次大战的老打字机整理素材，不论干到多晚，不把一天采访材料整理完决不上床。有天他约那位作家来谈义和团。谈到凌晨两点还没结束。我只得把作家叫出来，悄悄嘱咐他适可而止。我说：“老头是年过八旬的人了，不要累垮了他。”那位同乡找个借口告辞了。后来老索知道这是我的主意，对我很不满意的说：“你怎能这样对待我，我是小孩子吗？你的好意真叫人受不了。”
白天采访，晚上整理材料。我俩只在车上才有空交谈。有一天途中赶上了一个村逢集。他叫车停下，颇有兴致的到集市上走了一圈，他看中国农民，农民也看他。双方都冲着对方笑，虽语言不通，但互相那友好的心意都表达无误。回到车上他问我：“这地方是不是很少有外国人来？”我说：“今天可能是他们第二次见到外国人。”他问：“那第一次是谁？”我说：“二战中的日本军队。”他听了大笑。笑完说：“他们对我态度很友好，他们能分辨洋鬼子也有好坏！我喜欢这种毫无准备的见面，这才是真实的情形。”又说：“市场很兴旺。当然生活水平还很低，但看得出温饱已不成问题，而且有了闲钱。年轻人开始追求时髦了，你不见有人在买牛仔服吗？*实在是个了不起的人。这里人说改革开放这几年。比过去几百年的发展还快，这是可信的。我明白了为什么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深得人心。”有一天参观一个个体户养鸡场。那户主是个刑满释放人员。曾因替日本侵略者效力判过多年徒刑。服刑期间学会养鸡，释放后正赶上改革开放，就自己办起了鸡场。富裕后很热心公益，受到了政府和群众欢迎。那人对老索招待当然很隆重。可是老索冷淡，稍看看就离开了。在车上我问他：“你好像对这里不大感兴趣。”他说：“我对为敌人效劳的人心里厌恶。到这里我只为证实一件事：连这样的人经济活动都得到政府支持，可见改革开放的决心。”
最后一天我领他到我的村子去作客。他跟我们村长和乡亲们畅谈了两个小时，又在村中参观。我们村的经济情况是中间偏下的。但家家都住上新房。唯我家仍是土房，因为多年没有人住，快要塌了。我的堂弟觉得丢人，不肯叫他去看，他谅解的笑笑，没有坚持去。但在车上表示很遗憾。同时对我说：“你无论如何再到美国时到我家里看看，住几天。不是纽约那个公寓的家。是康涅狄格一个小镇。那个镇的名字就叫索尔兹伯里。”
我问：“是因为你住在那里，才起了这个名字吗？”
他说：“不是的，完全巧合。但因为这个巧合，我更不愿意离开那里了。那里才是美国，到了纽约不等于到了美国！”
1988年我参加完汉堡的“中国文化周”，应约转道去了去美国。
我在纽约下机住了一夜，第二天便去了州立大学所在地阿尔伯尼。一进于梨华的家门。她就告诉我索尔兹伯里来过电话，叫我一到就和他联系。我立即与他通话。他问我何时能去他家？说他现在外地讲学，我定下时间，他如期赶回家去。我说我在东部共要在三个学校演讲，最后一讲是耶鲁，他请我在耶律演讲完就到那所大学附近的一个小镇机场与他见面，然后一同去康涅狄格的索尔兹伯里镇。
这时正是新英格兰一带树叶变红的季节，从阿尔伯尼到马萨诸塞，从麻省又到耶鲁，一路秋山红叶，如火如荼，美不胜收。演讲很顺利，玩得也很尽兴。在耶鲁演讲完，诗人郑愁予夫妇开车送我到约定的机场，已有个中国女孩在等候，是张洁的女公子张棣。索尔兹伯里为我们交谈方便，特请她一同前去作客，为我们当翻译。小张棣当时正在卫斯里女子学院读书，离耶鲁不远。恰好又有几天假期可以陪我们。
索尔兹伯里穿着异常整齐，打了领带，从一架小飞机上下来，拥抱住我说：“好极了，你到底来到我家了。”我介绍他认识愁予夫妻。他就请他们一道去他家玩。我们五个人两辆车立即奔向康涅狄格。
走了两三个小时，转过几道小山，看见一汪清亮湖水和湖中小船，绕到湖后，便看到有条岔路，路口两边的树上横拉着一道铁索，上挂着木牌，牌上写了几个字。老索停下车，跳出车门伸手摘下铁练，指着那条岔路说：“从这里起是我的地界，你们可以先在我家门口欣赏一下风景。”
只见四周一片青绿，林木葱郁，流水淙淙，满眼野趣。不闻市声。不远处有一幢白色民居小房，房前吊着条小船，静悄悄不见人影。
老索说：“那是我最近一家邻居，最近好像进了城，所以几公里内只有我一家人了。”
他摆手叫张棣开车带路，开进他的地界，他在后边把铁练拴好，上了张棣的车，继续前进。
走了约摸一公里，才到他家门前。
这是个白色的二层小楼，小楼后拖着一长条平房。夫人听到车声迎出来在台阶上站定，笑容满面跟我们招手。车开过正门在侧面停下。老索下车后帮我拿出行李领我从边门进了楼，打开一间屋门说：“这是你的卧室，在这里进来要少走路。”
我把行李安排好，从楼后又来了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两人都穿工装裤，戴着劳动手套，男的拿树剪，女挎着一篮苹果。索尔兹伯里介绍说这是他夫人的女儿和女婿，住在只距此几公里的地方，是来帮忙摘苹果的。我这才注意到窗外不远就是个小苹果园。树长的并不好。苹果个儿既小，颜色也不鲜亮。索尔兹伯里说：“我不用化学肥料，连化学杀虫剂也不用。你不要嫌它难看，可是绝对没有污染。”
两个年轻人跟我们寒暄几句，放下苹果拿起小篮，到房前菜地摘菜去了。我带着好奇心跟着到地边看了看，见菜长得也是又细又蔫。菜叶上满是虫咬的眼儿，那位女婿向我连说带比划的笑着解释了一番，我虽然听不大懂，但完全明了他的意思：有虫子咬过，证明是绝对没用化学药品的，没有污染！
这晚上索尔兹伯里就用自己种的苹果为我们洗尘。边吃边谈，气氛既热烈又亲切。那绝无污染的苹果外貌欠佳。味道也平常。大家还是交口称赞，索尔兹伯里像个孩子，听了很高兴。
第二天一早愁予夫妇告辞，我和张棣就住下来，过了几天难得的安静、悠闲生活。索夫人也是作家。索尔兹伯里写中国红军“长征”，她写了本“我随索尔兹伯里长征”。写她陪丈夫在中国采访的经过。只剩下我们四个在一起时，最辛苦的是她。老索上午写作，下午陪我们游玩。三顿饭全由她操劳。虽然面包和肉是存在冰箱中的，但青菜水果都要现吃现采，老索不爱赶时髦，他家的电器、灶具都很陈旧，是城市里已经淘汰的东西。她的劳动很不轻松。
老索的住屋不大，但书房不小。书房是一间木板墙铁皮顶的平房，墙壁和地板都不上油漆，而且凸凹不平。柱子不仅没有刨光，上边还有许多破损处。书桌和靠椅也是旧物。桌上那件老打字机。二次大战在斯大林格勒就是用它，现在还在用，油漆磨掉露出了铜色。在中国我见到时就说过：“你这架机器可以送进博物馆了。”他说：“要送的。我已说好，我去世以后把它交博物馆保存。”我问他这房为何不刷油漆？他说这里原是一个农场，书房是个马棚。他不愿失去马栅的原样，当然，马粪是清理出去了，别的没有动。这屋里有一部电话机，也是那种古老的黑铁盒子，斑斑驳驳。壁炉旁还堆了一堆木柴。我问他：“你这里做饭、取暖都已用电，准备木柴干什么？”他说：“到了冬天我这里常被雪封住，道路，电线也有被风刮断的时候。有时想叫除雪车来除雪，连电话也打不通。我会被困在这里，准备下木柴，至少人冻不死。”
靠墙根放着个有活门的木箱，像是捕鼠器，但大得多。我问他：“这是什么？”他说这山里有一种鼬鼠。常夜里跑进屋来把他的东西搞得乱七八糟。他预备了这个东西，里边放进食物，鼬鼠进去就出不来了。我说：“抓住它怎么办？杀掉吃了吗？”
“怎么可以那样？”他正色说“这种小动物很懒。他们吃饭后总爱睡觉，我等它睡着后搬上汽车，拉到20公里外大森林里去，打开箱门，等他睡醒后自由走开。我再把箱子拿回车上拉回来……”听他那口气，不像是怎样对付鼬鼠，倒像是在谈如何照看小孩。
客厅一面墙对着苹果园。整面墙都是落地玻璃门窗。他站在窗前向外闲看，我坐在沙发上看画报。他小声叫我，神秘的招手。我走过去，他指指窗外。一我发现他的苹果园里进去了两头鹿，正在伸头吃树上的苹果。但他窗外挂着许多条奇怪的装饰品，使我看不清。那是用一根根长绳串着的几十个易拉罐。我想拉开门到外边草地上去看鹿。他却拦住我说：“不要去惊动它们。对客人不能那样。”我就问他：“既然要欣赏苹果园和小鹿，你就不该再挂那些装饰品！”他说：“那不是装饰品。是给鸟预备的交通信号。我这窗太大，像一面大镜子，从外边看整个树林都映在里边，小鸟常常受骗，照直飞过来一头撞在窗上，撞得晕头转向。我挂上这些，风一吹他们会响会动，小鸟就不再上当了。”
我望着这个80多岁的孩子(他反对人们把他看做老人)，很难想像他在战场上是个什么样子！但他确实是在硝烟中摸爬滚打过来的人。
下午，我们在他的领地和镇上闲逛。这片领地中有几个山头，山上树林很密也很杂，他不修道路，却在最高山头建了个茅屋，闲时坐在那里看山下的湖，林中的鸟。要爬上这山头，很费力。因为他对这山林的一切都听其自然。活的就让它随自己意思活，死了它干枯、倒落。山坡上满是横七竖八倒下的大树，直立着许多一人高的粗大木桩，像是有意设下的路障。我问他这些木桩是干什么用的？他说最早从欧洲来的移民曾在这里采过矿，废弃怕也有100年了，这是留下的惟一遗迹。他舍不得清除它们。至于那倒下的树，把它还给土地不正是最好的处理吗？
我们上镇上去总要捎带着办事。这里远离镇区，没有人来处理垃圾，每过一周他要把装好袋的垃圾送到10公里外的处理场去。然后从那里再去镇上。镇很小。只有一个交通岗，还是位女警察，平时车辆来往不多，女警察尽可坐在树下打盹。有个教堂，有个法院。但没有监狱。我问他：“如果出现了犯罪，犯人关到那里去呢？”他说：“寄放别的城镇监狱。当然要付给人家租金。好在几十年来就出现过一次这种事，是个酒鬼喝多了，醉中烧了镇议会的楼，再有一次犯罪事件是有人偷猎了一只鹿，没有判刑，罚些款就完事了。省下了租用监狱的钱。”
我在的几天，正是万圣节前夕，在纽约应是热闹的购物季节，这里仍然很清静，就是街上多了个货摊，卖万圣节做鬼头用的南瓜，摊下卖真南瓜。镇上还有家百货店卖假南瓜。假南瓜是塑料做的，挖好了鼻子、眼睛，孩子们买去套在头上就行。我看看那些假南瓜，竟都写着“台湾制造”！
老索到镇上必去的地方是邮局。但邮局不在市中心。而是在镇外一个只三四户人家的居民点上。很低的平房，门口竖着一根高高的旗杆，高悬星条旗。门前静悄悄没有一个顾客。里边只有一位老太太办公，柜台上没放着信封和邮票，却摆了些小绒狗、小兔子、变形金刚。老索向老太太介绍我，老太太听说来了个中国人很高兴。她说去年才到中国旅游过，对中国印象很好。那是个很迷人的国家。我问她摆这些玩具干什么？是代卖吗？她说不是。到这里来的顾客都是熟人，办完邮件总要闲谈一会，若带着孩子来，孩子听大人闲谈会不耐烦。预备点玩具。他们有东西玩，就不吵着要走了。
老太太送我几张邮票作纪念，我把胸上带的中国笔会的徽章送给了她。
我住了几天，发现这里几乎全是英格兰移民的后裔，没碰到过一个黑人，也没见其他少数民族，跟纽约完全是两个天地。在纽约街头你只消站上10分钟，至少能听到5种语言，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德语、法语和中国话、日本话，各说各的。这里只有纯正的英语。房子也是一种风格。白色的小二层楼，阳台上摆满鲜花，车房在底层的右侧。怪不得人们管这一代叫新英格兰。张棣呆了两天回校了，剩下我和索氏夫妇成天用手势交谈。临离开的前一天，老索为我开告别派对，竟费尽心思请来了当地一位华裔。这位朋友见到我非常激动。他说他是这镇上惟——个华人，平时很少有外边人来，我可能是到这里来的第一个中国大陆的客人。这位华裔美国人汉语已经词不达意了，但仍热心翻译。当时正是美国大选时期，电视台每天在播双方竞选的节目。有时各自发表演说，有时双方辩论。索尔兹伯里问我：“你对这两人怎么看法？”我说：“对美国的总统竞选人，我怎么好发表什么意见？我希望谁当选都保持现在这样好的中美关系。”他笑笑说：“我告诉你，这两人一个是混蛋一个是傻瓜。不过谁当了总统，美国都会尊重他的权力。爱美国不等于要爱总统，遵守法令跟喜欢总统也不是一回事。他一旦当选他就不再是某个人了，而是政府的代表了……”
走的那天，他们夫妻开车一直把我送到纽约。到了纽约，夫人先下车回公寓去，老索把自己的车送进修车厂，又租了辆车把我一直送到华侨日报，这才告别。并约好过了年在中美作家会谈中再相会。
后来我虽没再去美国，但始终保持着联系。我的小女儿学英语，他极高兴地和她建立文友关系，两人不断通信。他叫她督促我学英语，不能老是靠她翻译才知道他信中的内容，他又请我女儿转告我，他在美国见到贾平凹时是多么高兴。还向我报告，张学良将军到美国时，纽约华人集会欢迎，他是惟一得请柬的外国记者……
有天我接到一封直接寄给我的信，我感到有点惊诧。打开请人翻译后才知道这是讣告式的信，我们的朋友卡曾斯在打了一场开心网球后急促的离开这个世界了。他那沉痛的心情经过翻译仍深深的感染了我。我在写完对卡曾斯的怀念文章后立即给他写信。请他也注意自己的身体。我没有提“老”这个字。但我要他不要再无节制的拼搏。他回信说，他现在身体跟20年前没什么两样。不拼搏，为什么活着呢？
是的，工作、拼搏就是他的生存方式，这个人只要一息尚存，就在奋斗不已的。而且我也真的没感到老字和他有什么牵连。因此我听到他骤然而去的消息，一时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索尔兹伯里可以说跟我们是来自两个世界的人，各有自己文化传统，道德观念和信仰。因而我们也有分歧。但这并没妨碍我们成为朋友。到底我们共同的东西多些，大家都有一颗把世界变得更可爱的愿望，都有为自己的理想和事业献身的决心，有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互相了解互相合作的热心。所以我们的争论不仅没影响我们的友谊反而更加深了互相的信任和理解。
世界上有老索这样以心交心的朋友使人看到希望增加勇气。世界上这样的朋友不是很多，能结识到很幸运，所以我永远会对他怀念。
1993年11月23日
瑞典散记
为了省点旅费，从赫尔辛基到斯德哥尔摩，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王元化、谌容、孙静轩，还有我，决定乘船而不坐飞机。
第二天一早，当我们踏上斯德哥尔摩的码头时，不由为前来欢迎的“阵容”感到吃惊。为首的是皇家学院文学院士、著名汉学家马悦然夫妇，后边是斯德哥尔摩大学汉语系主任、研究孟子的罗得壁先生，再后边是我们的文化参赞、记者……整整一群人。马悦然教授稍寒宣一两句就抢着搬行李，急冲冲地说：“对不起，我们要快一点，市议长正在市议会大厅恭候各位，中午是瑞典议院议长在国家议会为各位接风，下午斯特林堡纪念馆的负责人请你们参观，晚上到我家先吃顿便饭，然后……”
原来瑞典人尽管不打仗，却用打仗的精神做事情，那股玩命劲一点不比美国人差。从这天起，我们就像上足弦的陀螺一样转起来。瑞典朋友的热情，使我们连累也喊不出口了。我们去参观皇家图书馆，图书馆特意升起了五星红旗；斯特林堡故居一些地方，是用玻璃墙隔起来的，谌容女士问：“可以进去看看吗？”负责人说：“这里只有四种人可以进去。一是国王王后；二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三是主管文化的政府首脑；四是中国作家。请进！”马悦然教授是瑞典皇家学院终身院士、大学终身教授，在欧洲文学界有很高声望。他一天不落地和陪同人员一起跟着我们东奔西跑。他夫人则亲自下厨为我们做中国饭菜……
但主人是看出我们累了。第三天晚上，马悦然教授说：“明天咱们松散一下吧。我领你们去参观瑞典皇家学院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
瑞典皇家学院，人们习惯称作“瑞典文学院”，就是每年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个机构。它颁发好几种大奖，其中最著名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该奖自1901年开始颁发，已发了好几十年。这个学院设在斯德哥尔摩老城的中心，这里有个小小的广场。广场周围有几幢23层的楼房，以前是瑞典政治、经济的首脑机关。现在这些首脑机关搬到新建的现代化大厦去了。其中最主要的一座楼房是当年的议会大厦，也不过三层，楼下变作交易所，楼上就给了皇家学院。这个安排很有趣：它证明文学家再清高，也还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做文章。
我们从学院专用的侧门走进去，拐了几个弯，上了一层楼，来到一个大厅。大厅中部有个讲台，两侧相向放了100多张座椅。讲台、墙壁、椅子的木制部分，全用北欧风行的白色加金线油漆，讲台后方一座希腊式塑像，估计是奥林匹斯山上主管文艺的官员。这个厅只在授奖或新院士就职时用。平时院士们开会在隔壁一间小厅中。小厅一端是古斯塔夫三世的雕像，中间一个长条会议桌，两旁放18只座椅。皇家院士共18位，每人座位固定，从当上院士起到他告别这个世界止，始终坐在这位置上，不发生抢椅子的问题。因为一位不去，另一位就不能进来，谁走，何时走，要由上帝来决定。当然这也带来一点麻烦，就是院士的老年化。平均年龄决不在70以下。因为入选时已多半不年轻，何况一直要奋斗终生。这个麻烦随着医药事业的发达，越来越没希望解决。为什么是18名？单数不是好表决吗？不行，19人数太多，17在瑞典语中的发音像一句粗话，古斯塔夫国王下令，就是]8个了。
我们进入这个会议室，就被马悦然先生让到院士座位上坐下来。他说这时这屋子如此安静，可是几天以前，这里曾有过十分紧张热烈的争论，而门外等消息的记者把门口和走廊曾挤得水泄不通。10月的一个星期四，是宣布当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名字的日期，那天我们正在芬兰参观一家报社。报社一切机器都停着，所有工作人员都翘首等待来自斯德哥尔摩的消息，消息一到就马上开机。在那里我们就猜想到这里的气氛。
既然坐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决策桌前，话题自然就会谈到这项奖的评选情况。马悦然教授介绍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程序大体如下：每年从11月份起，向全世界各著名的文学团体、大学、专家、作家发出数百封征求候选人提名的信件。没收到信的人也有权提出候选人，提名信以次年2月底前寄出为有效。大致每年都要接到五六十位，甚至上百位被推荐人名单。所有的名单全交给从18名院士中选出的一个五人委员会去评审。到5月底，五人委员会评选出一个不足十人的小名单交给全体院士。同时学院就收集、翻译这小名单中列名者的作品、资料。请世界上对某个候选人有研究的专家来作报告，介绍每个人的情况。再请对这位专家有研究的人来演讲，对专家的报告作分析、评价。从5月～9月，院士们就埋头读这些作品、资料，听有关报告，每周四聚会讨论。9月份作一次模拟投票，模拟投票后目标可能又缩小了一点，大家再讨论。10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四正式投票，当天就公布名字。有时争议不决，只好把投票往后推延。今年就后推三次，在第四个周四才公布。
因为程序如此复杂，所以不可能当年提名当年就得奖，必须连年被提名，其名字才会在小名单中步步前移，其作品才会被翻译、介绍到18名院士手中，才会因一年又一年的讨论加深认识。有的得奖者是被提名十几次才获奖的。我想：获奖者不仅要作品“出色”，也要有个好身体：熬得住年头，因为此奖规定只发给在世的作家。被提了几年名，忽然辞世了，也就失去被评资格。
据马悦然教授说，提名、评审的全部过程是严格保密的，候选人名单不会外传。
我问他，既然这样，怎么每年临近评奖，总有许多报纸在猜测和估计呢？比如今年，临公布名单前10分钟，还有个瑞典记者要和人打赌，说“不是艾青就是沈从文，反正是中国人”。
马悦然笑道，这种估计、猜测甚至制造空气，有多种原因，有的是出版社出了某作家的书，要扩大销路，就放出空气说这人会得奖；有时记者发现院士们在书店买了谁的作品，就此也会猜测这个作家会得奖。事实证明每年获奖的名字与猜测的名字都不一样。院士们是从不对这种猜测置一词的，因为承认与否认都意味着泄密。
马悦然教授是研究中国文学，介绍中国文学的。他被选人学院，人们认为意味着瑞典文学院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文学。马悦然教授自己也表示过，他热爱中国文学，在他的职位上为中国文学争取应得的位置是他的奋斗目标。这份热心与友情，我们当然感谢，但我在一次谈话中说，其实，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学有自己的评判标准。我们虽重视诺贝尔奖，但并不企盼它，我们企盼的是更深入地开展两国间的文化交流，真正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共享双方在文化艺术上创造的成果作点好事。所以看到马悦然夫妻在教学、研究之余还翻译、介绍了这么多中国文学作品，为两国文化交流不辞辛苦地奔忙，我们非常感动。他最近读了李锐的《厚土》和锦云的《狗儿爷涅槃》，连声叫好，说中国不断有好作品、好作家出现，真叫人高兴，希望我们经常能提供点新的信息、新的作品给他。
他还说：“我知道国际上许多朋友对诺贝尔文学奖有意见，有不少意见是对的，这本来是一个国家设的奖，每年又只评一名，院士们虽都会一两种外语，但多半是英、法、德几种语言，这当然限制了他们的视角的广度和选举的多样性、普遍性。真正要公平、全面地反映世界文学的成就，要靠多国设立多种文学奖来共同完成。我是搞中文的，扩大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我毕生努力的职责。”
从文学院出来，我们散步在老城的石头街道上，先看了一座教堂，又逛了两家古董店，最后买了一尊玛雅文化的泥偶。抱着去赴宴，王元化笑我买的是假古董，谌容说不该在瑞典买墨西哥土产，我一律不回答。我有我的想法：墨西哥艺术品，瑞典买的，花一份钱留下两种纪念岂不上算？至于假的，当然是假的，真的会这么便宜？所以这一天我过得最高兴。
遥祭诺曼·卡曾斯先生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来信，告诉我说我们的朋友诺曼·卡曾斯先生，在打过一场尽兴的高尔夫球后，匆匆离开了他热爱的这个世界，离开朋友们飘然而去了。我打电话把这消息告诉几个和他相熟的作家，大家听了都很惊愕，当然更为悲痛。
诺曼·卡曾斯先生是美国当代最有成就的专家名人之一，但很难说清应把他归入哪一门专家的行列。他的工作范围很广。1980年他曾被美国作家记者协会选为该年度最优秀作家。他自己是美国普利策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又是洛杉矶加里福尼亚大学文学教授，任美国《星期六评论》杂志编辑达35年之久，看来把他算作文学家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直到去世前他还兼任着加州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及生物行为科学系”的教授，是密苏里大学医学院咨询委员。他还曾是纽约市“环境保护设计委员会”负责人。他不仅兼有文学、科学、法学等多种名誉学位，而且还得到过各种不同门类的大奖，比如，联合国和平奖章、美国和平奖、国家艺术俱乐部金奖、加拿大政府奖、人类大家庭奖、广岛城奖、艾琳娜·罗斯福和平奖、艾里塔·万·多伦书奖，以至于教皇保罗·约翰二十三世个人大奖……要弄清他共得了多少种奖以及每种奖代表的意义，怕要专门作点研究。
他和中国作家的交往，还是起因于文学方面。80年代初，由他和索尔兹伯里、罗伯特·里斯与中国作家协会的负责人冯牧先生等共同发起了中美作家对谈这个有益的定期交流项目，每隔一年，由一方作东，请对方的朋友来自己国家作客，交谈共同感兴趣，双方都关心的问题。每次会议，卡曾斯先生都不遗余力地参与募集资金、筹备会务、主持会议等等繁杂的工作。虽然他戴着一大堆荣誉头衔，在合作中却是个极容易相处的人，给人以谦虚平易，祥和而朴实的印象。有时略为严谨，有长者之风，但毫无唯我独尊，居高临下之态。更没有某些青年名流们那种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之状。
为了促进了解，两国作家对谈，这当然是个好主意，但真作起来并不简单。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历史背景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对同一名词都可能具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更不用说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必有的立场观点等方面的差异。这就会在工作中出现难以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