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腋窝夹烤红薯

    张艳丽说：

    给好的待遇，员工就一定会好好工作吗？事实并非如此。我所在的一个轮班三四百人，不服管理的、吊儿郎当的、偷懒耍滑的、打架斗殴的、玩忽职守的等落后员工多了去了。

    那时厂区的厕所经常堵塞，都是有人拿棉纱刷饭盒、用棉布当草纸和卫生巾后，扔进下水道和马桶造成的。为躲避质量检查，有人把成匹的布剪断扔到房顶上

    厂里澡堂规模很大，淋浴头有几十个，职工免费洗浴，经常有人洗完澡不关闭水阀，任水哗哗地流有人去职工医院看病，想开啥药开啥药，吃不完就扔掉，甚至拿回老家让生病的家禽家畜吃。

    那时用人成本太高，比如小病大养和泡病号的人很多。有一个职工为蹭病假条，腋窝夹一个烤红薯

    夹烤红薯干嘛？王博不解地问。

    这个员工去厂医院看病，张艳丽说把体温计插进烤红薯里，医生误以为他发高烧给他开病假条。你想不到吧？

    是的，这么奇葩？

    这样的种种浪费，张艳丽说，加一起相当于我们那家万人企业，一年中有三十多天没有生产！

    这么严重？

    那时候，张艳丽说：

    也没少组织员工开会学习，下了班我经常家访谈心，慰问困难员工。另外，从厂党高官到车间书记和轮班书记，还有厂宣传部、团委、文明办等，都是脱产专职做思想工作的。

    厂里还有工会组织，专门维护员工权益，还对困难家庭给予救助。

    有一年按照上级要求，全厂分批分期进行了“基本国情和基本路线”的教育，每批每期全脱产15天，历时一年多，才把全厂七千多名35岁以下青年员工培训完。中州市另外六家纺织厂也都进行了同样的培训。

    效果如何？王博问。

    张艳丽鼻子哼了一声，轻蔑地说：

    没有一点效果，甚至在课堂上员工和讲课的党委副书记干上了。有人说书记别给我们讲大道理，我就问问为啥上个月奖金这么低，书记说因为你们没有干好

    课堂立马炸了锅，有人把发的作业本撕下来做飞机扔到讲台上，有人敲桌子砸板凳，课就根本上不下去了。

    现在想想那时的培训和几乎所有的思想政治工作都是内耗，是对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其实管理沒那么复杂，只要管理者对下属有处罚开除的权利，奖罚分明，不需要太多的思想政治工作。

    现在我妹妹在管理上的简单粗暴，我是支持的。当然她不应该天天把简单粗暴这四个字挂嘴上，只做不说就是了。顿了顿说你也要对她多理解。

    多理解？王博没听明白。

    老板压力大，张艳丽说，她想的最多的是让企业如何活下去，竞争太激烈了。又顿了顿说，打个比方，你现在背二十公斤的东西，出去跑二十公里回来，给我讲话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心平气和了，老板每天何止是背二十斤的东西跑二十公里？所以她好发脾气

    王博想说什么，张张嘴没说出来。

    张艳丽说：

    这些年咱们国家有一项工作著有成效，就是治理酒驾，谁开车喝酒了就是拘留，要是靠讲道理等教育，搞三十年也达不到现在收到的效果。管理企业也要像治理酒驾，一定要严。

    以上谈了这么多，春节前不发工资，我还是同意的。企业并没有做错什么，原来工资发放日都是每月的20号，今年这一天恰是大年初一，自然顺延到春节后。

    有时候管理不能太顺着员工，谁受不了就走人，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凡留下的，都是适应我们的。队伍就应该这样带！

    王博感觉让这姐妹俩春节前给员工发工资，是说服不了了。但又不服气，还想较较真，就说南建老师给我们描绘的那时国营企业，却很美好，人都很纯真，没有贫富悬殊，工人和领导干部分配的住房面积差不多。

    的确是这样，张艳丽说：

    那时国营企业人与人之间的确很平等，但就是没有效率，这是最要命的。南建老师有点书生气，他从来没有在基层带过兵，不了解人性真有恶的一面。他先后在团委、宣传部工作，以后又去职工学校教书。

    从前我们在一个厂就认识，总觉得他是一个理想化的人。他在宣传部时，还组织过工人业余学哲学小组，现在想想就很可笑。

    他一个大男人，还有爱哭的毛病，厂里包场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演完了他竟哭的站不起来一次看《哈姆雷特》，他大段大段地背诵电影里的台词，把那句“生存和死亡是一个问题，”常常挂在嘴上。

    那时他乘公交车，自己有坐位一定会让给老人或孕妇，自己没有坐位，一定会请有坐位的年轻人让座，还会叫坐下来的老人或孕妇说声谢谢！人家不说谢谢，他会不愿意

    那时的人不会说谢谢吗？王博问。

    大多数人不会说谢谢和你好这些礼貌用语，要不就搞“五讲四美”呢。

    如果真像他给你们描绘的国营企业如何好，我厂和另外六家同等规模的国营纺织企业，就不会倒闭和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