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第14章 现实中的保尔1

    “喂，是黄永东记者吧？我叫张传胜，水江新村珊田人。我听说你也是水江人，想请你到我家里来坐坐！”二00三年夏季的一天，我接到这样一个高声大气的电话，感到有些突然。但因是家乡人，我就说我不知道去他家，他能不能来报社。

    “嘿，黄记者，如果我能走的话那就好哟。我高血压中风，瘫痪了，走不了路，所以要请你过来！我家在明月南路开了一家特色面粉店，我老婆在那里守店，你找到她后让她带你来！”仍旧是粗哑的声音，语气中有些不容商量的味道。考虑到对方是老家人，又得了重病，我当即答应登门“拜访”。

    张传胜的“特色面粉店”离我所住的宜春一中不足一公里，他家在一幢居民楼的二楼，离面粉店也不远。他老婆带我进去与张传胜见了面后，关上门去面粉店照看生意去了。

    “唉呀，不好意思麻烦老乡你啦！”坐在藤椅上的张传胜握着扶手想站起来，我忙止住了。这是一个脸色红润、身体粗壮、眼珠暴出、性格直爽的中年汉子。

    “黄记者，你是水江那个村的？”身着绿背心青短裤的张传胜将电风扇转向我，问道。

    “我是新村村新屋下组的！”

    “唉呀，我们还是一个村的，我嫡亲老兄张传来你知道吧？我们兄弟的高血压病是遗传的，我老兄也是高血压中风死的。我现在虽然还没死，但肯定活不长了。”可能张传胜平时难得与人面谈，一看到我这个老乡，就像多年未见的老熟人，张口就来。

    张传来在我们村里当过大队书记，因为胖，大家背地里都称其为“传来壮牯”。虽然大队书记是个最小的“官”，但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和八十年代初可是大权在握、地位显赫、让农民俯首称臣的“土皇帝”。不过张传来死得早，我那时还在读初中，对他印象不深，但和他的儿子是同班同学。张传来死了后，他老婆跟邻村一个死了老婆的村书记结合，别人都说她注定是“大队书记老婆”的命。

    “黄记者，我虽然成了个残疾人，但仍然在写文章。”张传胜说完就用脚点地，拿起旁边的拐杖，使劲站起来，我要帮忙扶他，被他拒绝了了：“小黄，你不要管，我自己能行！”他一拐一伸、一步一移地将自己挪进书房，一屁股坐进另一张藤椅中，喘了一会儿气，就把写的稿子拿给我看。

    这是一些诗歌，用圆珠笔写的，力透纸背，字体很大，不太端正，就像一个小学生写的，而且是那种费尽气力想写好又偏偏写不好的类型。

    “我眼睛看不清，要用放大镜照着写，字很大，用不了稿纸，就只好用材料纸写，所以投出去的稿子大都没有音讯。”张传胜解释道。

    张传胜写的东西较杂，有诗歌、散文、言论、读者来信、回忆性文章等，至于质量，在我看来较一般。所以，他写的文章难以见诸报端，除了没用稿纸字不好外，质量也是一个主要原因。不过，作为一人中风瘫痪的人，还有这种信念、热情、兴趣、毅力、精神从事写作，确实令人敬佩。

    我与张传胜见过面后，相互间的联系就多了，他常托我帮他投寄稿件或带稿子到报社。办法是他先打我的电话，我上班前骑自行车赶到他家楼下，喊他一声，他就打开窗子把用报纸包着或用袋子装着的信封扔下来。信封一般都是沉甸甸的，有时我都担心投到邮箱的稿子会不会因超重而退回来。

    经过多次交谈和阅读张传胜写的相关文章后，我这个“忠实的听众和读者”对这位身残志坚、乐观向上的老乡的基本情况和人生经历有了个大概了解。

    一九五三年，张传胜出生在水江乡新村村一个贫困农家。一九年秋天，他考入相邻的天台中学就读。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个对他一生有着重大影响、也是他引以自豪的人，那就是后来享誉我国文学评论界的文学评论家朱向前将军（二0一一年七月，经中央军委主席胡签署命令，宜春籍著名军旅文学评论家、艺术学院教授朱向前由专业技术四级晋升为专业技术，属副军级别，亦称“文艺少将”，是军队对其文学理论批评成就的最高认可）。

    关于自己和朱向前成为“三友”（校友、战友、文友）的事，张传胜也与我讲了不少。

    祖籍赣西萍乡市芦溪县宣风镇的朱向前，一九五四年出生在宜春县城。因父母在宜春县天台区工作，他七岁时就开始在天台小学读书生活。天台小学与天台中学毗邻。皮肤黝黑、个子高挑的朱向前特别喜欢打乒乓球，课余时间常到天台中学操场上打乒乓球，而张传胜也喜欢参加一些体育活动，常与朱向前相遇，一来二去，他就和朱向前由相识到相熟再到相知。一九六五年，朱向前以天台小学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天台初中，成为张传胜的校友。两个人的教室只隔一堵墙，彼此的学习情况就特别熟悉。朱向前学习成绩好，作业按时完成，而且做得很整洁。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爬树捉鸟，下河摸鱼，上山摘果、煨红薯吃、抽陀螺玩……但不管怎么玩，朱向前都不忘读书，每次考试成绩都是班上第一名。因为他的理想是长大要当作家，要出书，要混出个名堂来。

    一九七0年冬，张传胜和朱向前分别从水江、天台报名参了军。巧的是，到达福建后他们同在惠安飞机场边的六七一二部队新兵二连，张在一排，朱在二排，两个人由校友成为了战友。从新兵连出来后，他俩又分在了同一个驻地——晋江县城旁边，张传胜在六七一三部队炮兵四连，朱向前在六七一0部队电影组，两个人虽然没在同一个团，但因驻地相距不远，星期天或节假日经常相互走动，有时还相约走青阳、奔泉州、上开元寺等地玩，在增长见识的同时，他们的友情也日益深厚。

    一九七二年春节期间的一天，朱向前对张传胜说：“传胜，我准备今生今世在文学方面干一番事业。你与我的学历和经历都差不多，就与我一同干吧。”张传胜当即表示赞成。之后，他们交流的话题从儿时趣事、乡土风情、人生理想等逐渐转向文学创作。当时由于受极左路线影响，战士们可看的书很少，只有和毛选集，所以他们学习创作只有以看报纸杂志为主。那时部队各单位订的报刊很多，有《日报》、《报》、《文艺》、《福建文学》等。平时看报纸杂志，他们专挑文史、传记、小说、诗歌等看。为便于学习，他们俩都买了《新华字典》和《汉语成语词典》，同时还订了座右铭“发扬螺丝钉的钻劲与挤劲，发扬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发扬铁棒磨成针的毅力，倘能生存，就得学习，不获成果誓不罢休”。他俩相互鼓励，共同奋斗，每天坚持做到：当天到的报纸当天看完，白天不够时间，晚上少睡觉也要补上，节假日和星期天也扑在学习上。他们在大量阅读的同时，坚持做笔记，笔记的主要内容是抄录优秀作品的全文或段落；摘抄名言和警句；记述生活中有趣的事。从七二年初到七五年六月，他们记笔记的字数达到百万以上。从一九七四年开始，他俩在练笔的同时开始向外投稿，在投稿前均会对各自的文章交换评点。那段时间，朱向前发表的作品有散文诗《深山小电站》、《送别》等；短诗《元旦新捷报》、《大桥卫士》等；组诗《古田组诗》、《总攻之前》等。张传胜发表的作品有短诗《夜练》、《风雪战歌》等，抒情诗《雷达兵抒情》、《党旗颂》等。在创作上，朱向前的悟性高，一直走在张传胜前面，影响也更大。当时，他俩在一些作品中还用了不同的笔名，朱向前用的有“竹常青”、“万顷浪”、“响箭”，张传胜的笔名有“许山”、“强驽”、“细陀”。但他们用的更多的是本名。一度，他俩成为享誉福建军区的战士诗人。但他们有着这样的成绩怎么没提干呢？原来，朱向前的父亲在是“走资派”，张传胜的父亲在旧社会当过甲长。

    从一九七五年开始，为迎接建军节，各部队组织了征文写作组，朱向前以战士的身份借到福建军区炮兵政治部征文组。一九七六年部队整编，张传胜所在的部队一个营编进了朱向前所在的部队，两人成了名副其实的战友。他们在一起时常有说不完的话，有时当面没有说完说清的事，就用书信弥补。一年后，张传胜也以战士的身份借到师政治部文化科征文组。

    一九七九年，本来在部队大有出息的张传胜因长期患高血压，不得不退伍转业，分配到原宜春市粮食局直属粮库工作，当了一名粮库保管员，这之后又干了几年检验员工作。在这看似枯燥、平凡的岗位上，张传胜仍虚心学习，仔细琢磨业务，日复一日，逐渐掌握了许多粮食保管、检验、储藏等知识。直到一九八五年他被调去搞粮食经销。在从事经销的十一年中，他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这使他眼界大开，并结识了不少朋友，熟悉了市场行情。

    朱向前则因笔耕不辍、成果丰硕而一直留在部队，并于一九七七年冬被“炮政”破格提干，一九八四年考入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后因文学评论见长，留校任教。一九九四年，朱向前获华中师大文艺学硕士学位，一九九六年九月晋升为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后升任该院副院长。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千年，朱向前的文学创作进入了鼎盛时期，先后出版了《红·黄·绿》、《黑与白》、《心灵的咏叹》、《初心与正觉》等十多部著作，字数达三百余万；先后获得“青年文学创作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中国文艺奖”等多项奖项，并享受特殊津贴。

    我也是个文学发烧友，虽然三十多岁了在文学创作上没什么建树，但对当前我国文坛的知名作家和文评家还是特别关注的。从张传胜的讲述中，我了解到朱向前是从写诗和小说步入文坛的，一九八五年还和妻子张聚宁在江西出版社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漂亮女兵》（那时出书可不比现在，只要有钱就行，得靠质量开路）。可他为何转向文学评论呢？张传胜给我解开了这个谜。

    朱向进艺术学院文学系后，与一个叫莫言的同学接触多，玩得好。莫言将自己写的一些作品拿给他看，他被莫言的作品所吸引、所打动，觉得这是建国以来写农村题材最优秀的作品，觉得心里总有许多话要说，就有感而发，写了一系评论文章，有《红高梁：穿越历史的悠长召唤》、《莫言莫可言》、《天马行空——莫言小说艺术评点》、《在传统的堤岸与现代潮流之间构筑自己的世界》等，这些评论文章均在当时的文学评论报刊上发表。随着莫言电影《红高梁》的一炮打响，朱向前在文学评论界也崭露头角。毕业时，艺术学院挑学生留校任教，他就自然而然地留下了。从此，朱向前就专事文学评论创作。

    关于朱向前与夫人张聚宁的事，张传胜也知道的不少。比朱向前大两岁的张聚宁是江西九江人，一九六八年冬参军到福建军区炮兵司令部通讯连，从一九七三年起，她在《福建日报》、《前线报》、《报》等报刊发表作品，并因此与朱向前相识。一九七六年间，朱、张两个确立了“朋友”关系，但他俩谈恋爱时没有花前月下的约会，而是交流创作经验体会，相互鼓励前进。一九七七年元月，张聚宁退伍后先在九江《山花》文艺杂志当编辑，当年七月考入江西大学中文系，一九八一年毕业后分配在宜春地区（现宜春市）《宜春》杂志当编辑。三年后，她晋升为宜春地区文化局局长，一九八七年七月升为宜春行署副专员。朱张两人从确立“朋友”关系到一九八二结婚，谈恋爱谈了六年多。六年间，他们相互通信很多，朱向前将这些信件称为“两地书”，张传胜曾在朱向前那里看过不少，觉得很感人。为了朱向前更好地发展，取得更多的成果，张聚宁开始把精力的重点转移到照顾家庭方面。为了当好朱向前的后勤，一九年九月，张聚宁平调到北京工作，在群文司担任副司长，直到一九九六年才在全国人大华侨委升了个正司级干部。

    张传胜认为，如果张聚宁留在江西，在仕途上会发展得更好。

    谈到自己为何会“弃文经商”，张传胜同样感慨良多。

    “第一个原因，是我与朱向前分开后，创作上不能便捷地得到他的指导。以前我和向前在同一部队工作时，我写出的东西一般会先交给他检查指点，然后再投稿。我退伍后，向前提干留在了部队，想交流作品很不方便。双方都打不起长途电话，信件即使从邮局寄，一个来回也得费时一二十天。我在创作上没有得到向前的指点，没有什么进步。回乡几年，连在省级报刊上发表的作品也越来越少，更别提中央级报刊了。

    “第二个原因是我的家族有脑中风遗传史。家族中会发生脑中风的人，都有血压高的特点。我祖母四十五岁因高血压死于脑中风，我父亲虽然没有中风，但有高血压，并将高血压传给了我们八兄妹中的四个。我就是其中一个。到一九八五年初，我五个姑姑有三个死于中风，四个表姐有两个四十岁时死于中风。我自己的兄姐中大老兄（即曾任大队书记的张传来）三十八岁死于中风，二姐四十五死于中风。这时我估计自己的大限将至，决心换个活法，少动脑子多动腿，减少心理压力。我觉得从事经商更适合我工作的特点，所以从一九八五年初开始经商。

    “第三是为了家里的生活更好些。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经商会搞活经济，钱财更充足。我那时儿子才五岁，还有父母和岳父岳母得赡养，担子重，开支大，仅靠那点工资不够用。同时我也觉得自己在外面跑了那么多，对各地情况熟悉，如果经商肯定更顺手。

    “所以，从八五年初到九六年五月这期间，我在商海里游了十来年，足迹遍及全国一千三百多个市县，坐了五万多公里的飞机、一百多万公里的火车和汽车，积累了较多的经商经验，也极大地改善了家里的经济条件。要不然，我中风瘫痪后，就拿不出十多万元钱治病，更不用说买房子购店铺了！”

    事实上，张传胜在从事粮食经销工作时，不但为自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一定的钱财，也为单位上作出了突出贡献。一九九0年，我国市场出现了暂时的经济疲软，许多商品的价格下跌。这年四月，张传胜从报刊电视上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赶紧跑到南昌，找《江西日报》、《信息日报》登广告，将自己单位的二百万公斤大豆以进价甩卖了。到八月，全国大豆价每公斤下降两毛，他单位的大豆因抛得早，避免了数十万元的经济损失。而他河南有个在基层粮站当所长的朋友，平日里好喝酒，不关注时事，所里库存的五百万公斤大豆、绿豆没早处理，结果价位一跌再跌，造成损失上百万元，当年底，他朋友因此被撤职。一九九二年四月，张传胜听到哈尔滨种子公司已批到江西宜春的四个车皮，就立马赶到哈尔滨有车皮计划的单位，催促他们争到车皮火速发货。因货运到宜春及时，他们单位仅此就多盈利六万多元。第二年端午前，他听说上海面粉公司有宜春的面粉车计划，便立即组织发运，终于较早地掌握了宜春的面粉市场，为单位赢得了赚钱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