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司马昭决定进行军事冒险——出兵伐蜀

    董厥的后勤部队率先出发，目的地是梓潼以及定军山；随后，廖化、张翼也各领二千五百军为先锋，分别奔赴阴平桥头、阳安关。

    在朝会之上，刘禅可是亲口答应给廖化、张翼每人五千人的，怎么到了出征时就变卦，只给每人二千五百人了呢？

    原来，退朝后，刘禅考虑到如果将太多将士堆积在前线，可能会对钟会有吓阻作用，不利于实施诱敌深入的计划，于是不仅将承诺的人数减半，而且给的全部都是老弱病残的士兵。

    这下廖化、张翼二人不干了，认为刘禅是故意刁难他们，于是找刘禅据理力争。刘禅无奈，只好将自己的北伐计划和盘托出。廖化、张翼二人没想到被讽为“烂泥扶不上墙”的刘禅，竟是深藏不露的战略家，制定的北伐计划可行性极强，个人军事才能明显强于大将军姜维，不禁喜出望外，立即表态：无条件服从安排，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而在后方，刘禅成立了以太子刘璿为最高统帅，卫将军诸葛瞻、侍中张绍、侍郎陈裕、大尚书卫继、太子仆蒋，以及镇军将军宗预为辅臣的留守团队。刘禅对这个团队充满了信心，相信他们至少能保证都城的稳定，不会拖北伐的后腿。

    不日，刘禅准备妥当，亲引精兵三万五千，携诸葛怀、罗宪、霍弋、赵广等人，浩浩荡荡向梓潼进发。一路上尘头蔽日，旌旗如云，鼓角齐鸣，好不威风。到达梓潼后，即命大军驻扎于御马岗。

    刘禅选择将行营设在梓潼，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

    梓潼之名始于战国时期，取“东依梓林，西枕潼水”之义。自秦汉以来，梓潼便因具有“千里天府，此为屏障"，以及”梓潼失，成都危“的战略地位，被视为兵家重镇，历来为兵家所必争，故又有”秦川道，翠柏天，商旅兵家密如烟“之说。早在汉献帝建安22年（公元217年），刘备就将梓潼从广汉郡中独立出来，设置了梓潼郡军事特区，辖梓潼、涪县、白水、汉寿（昭化）、剑阁等县。

    此后，梓潼逐渐成为蜀汉兵源轮换和后勤基地，诸葛亮就将其做为北伐中原的大本营口和战略集结地，六出祁山，六次都经过梓潼。蒋琬、费祎主政时期，仿效诸葛亮，同样将梓潼做为北伐中原的大本营口和战略集结地。

    另外，梓潼居于江油和剑阁的中间，可随时策应两地，而且离成都不远，如成都有事，也可及时回援。

    且说刘禅设下营寨后，立即传旨给汉城守将蒋斌、乐城守将王含、阳平关守将傅佥、黄金将守将柳隐、驻守汉寿的汉中督胡济等人，要求魏军来攻时，只管坚守不出，如有违者，军法处置。又分别差人快马给姜维、黄崇送去密函，要求务必按密函内容行事，不得有误。

    刘禅离开成都驻军梓潼，标志着蜀汉正式进入战时状态。一场斗智斗勇的大戏，正徐徐拉开序幕。

    话分两头，事归一面。

    且说司马懿用计灭了曹魏大将军曹爽三族后，开始专权国政，曹氏宗族则一蹶不振，无力做出反击。

    不过，魏国毕竟是曹操父子所创建，朝中忠于曹氏的大臣并不在少数，特别是一些手握军权的大将，更是曹氏的忠实拥趸。

    果不其然，曹爽的亲密盟友、司空王凌看不惯司马懿专权，率先发难。

    王凌是东汉司徒王允之侄，早年曾因罪获刑，在兖州服刑，当时任兖州刺史的曹操在巡察时得知他是王允的侄子，又系因公犯罪，当即解除他的劳役，委以骁骑将军主薄之职。

    曹丕称帝后，王凌任散骑常侍，出任兖州刺史，开始显露出卓越的军事才事，屡建战功。先是在洞口之战中，王凌与张辽并肩作战，一举大破吴将吕范；后又在夹石之战中，拼死突围杀出一条血路，救出曹魏军队的最高统帅、大司马曹休，立下大功。曹叡驾崩后，大将军曹爽对王凌积极拢络，以为征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军事，手握重兵。

    可见，曹操对王凌有知遇之恩，而曹丕、曹爽则给了他充分发挥自己军事才能的机会。王凌是个知恩图报之人，不满司马懿父子专擅朝政，就与同样手握重兵的外甥、兖州刺史令狐愚暗地里策划，一致认为魏帝曹芳昏庸懦弱，受制于司马懿，决定另立智勇双全的楚王曹彪为帝，奉迎他到许昌建都，形成二分魏国之势，不给司马懿挟天子以令群臣的机会。

    但可惜的是，由于机事不密，王凌被迫服毒自杀，司马懿趁机将参与政变者均诛杀三族，并废了楚王曹彪这一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司马懿死后，心存魏室的扬州都督毌丘俭为报魏明帝知遇之恩，联合早有倒马兴曹之意的扬州刺史文钦，决定趁司马师、司马昭威望不足，羽翼未丰之机，在淮南发起勤王，为曹魏政权做拼死一搏。可惜错信了镇南将军诸葛诞，导致计划泄露，无奈只好仓促提前举兵，失去了先发优势，虽然逼死了司马师，但由于实力过于悬殊，加上晋军早有准备，阵中有邓艾、王基、钟会等深谙兵法之人，轰轰烈烈的寿春勤王，最后以毌丘俭身死被灭族，文钦父子逃亡东吴而告终。

    司马师一命呜呼的消息传到洛阳后，被誉为“才同陈思，武类太祖”的魏帝曹髦大喜过望，意识到这是拿下司马昭的绝佳机会。

    曹髦早就对司马氏专横跋扈不满，并且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感觉他们的终极目标是要代魏称帝。曹髦欲设法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可是，他只是个傀儡皇帝，手无实权，而且此时曹氏宗亲的势力早已每况愈下，人才凋零，根本没有能堪大用之才，他只好选择暂时隐忍，等待良机。

    现在，司马师新死，正是拿下司马昭，夺回军政大权的绝佳机会，曹髦怎么能不高兴呢？简直是高兴坏了。不过，他低估了他的对手司马昭。

    曹髦下诏命司马昭留守许昌，令尚书傅嘏一人率六军回京师洛阳复命，意图夺取司马昭的兵权。但司马昭识破了曹髦的计策，违旨和尚书傅嘏一同率领六军回到洛阳。

    司马昭怒气冲冲地带剑穿履上殿。曹髦见司马昭突然出现，来势汹汹，瞬间明白自己的夺权计划己经落空。为了不吃眼前亏，只好接受既定事实，下旨加封司马昭为大将军。

    司马昭本就认为现在还不是废掉曹髦的最佳时机，此次擅闯皇宫，只不过是想警告曹髦一下而己，看到曹髦服软，也就顺坡下驴，傲娇地谢恩而出。

    从此，司马昭开始独掌军政大权，成为魏国的实际掌控者，而曹髦在错失了咸鱼翻身的绝佳良机后，悲惨的命运己经注定。

    至此，经过司马懿、司马师以及司马昭父子三人的接力杀戮，以及动不动就处以诛灭三族之极刑的威吓之下，朝中心怀魏室者死的死，倒戈的倒戈，沉默的沉默。

    不过，并不意味司马昭从此就可高枕无忧了。司马昭亲身经历过高平陵之变，以及淮南二叛事件，很清楚一日不将所有军权掌握在手中，就还存在着隐患。

    就在此时，一则奏章引起了司马昭的警惕：征东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扬州诸军事的诸葛诞以东吴有进攻淮南之意为由，向朝廷要求增兵十万和沿淮河筑城抵御。

    咋一看，诸葛诞的要求合情合理，司马昭为何起疑心呢？原来，诸葛诞和邓飏、夏侯玄、王凌、文钦、毌丘俭等人一样，都是曹爽的心腹之臣，现在邓飏、夏侯玄、王凌、毌丘俭四人已经被司马氏灭族，文钦则投奔了东吴。六人之中只有诸葛诞还身居高位、手握兵权，司马昭怎么睡得安稳呢？

    “不过，诸葛诞不仅纳了投名状——告发文钦、毌丘俭造反，而且还直接参与了讨伐文钦、毌丘俭之战。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他是否已经顺应时势效忠本将军了呢？”

    司马昭思忖再三，始终无法得出结论，反而越想越觉得手握重兵的四征将军都不可靠，都有反叛的可能，于是决定派遣使者去慰劳征东、征南、征西、征北四位将军，要求使者暗中观察他们的志趣、动向。其中，派去慰劳征东将军诸葛诞之人，正是深受司马昭信任的右长史贾充。

    贾充见到诸葛诞后，并没有直接说明来意，只是传达司马昭慰劳之意，并和诸葛诞谈论时事，彼此交换对天下局势的看法。在这过程中，贾充突然话锋一转，看似漫心经心，实为用心险恶、有预谋地向诸葛诞抛出了一道选择题：

    “洛阳城中贤德之人，都希望皇帝禅让帝位，这件事您也是知道的。您的看法如何？”

    这个问题再明显不过了，就是逼诸葛诞站边司马昭。贾充的言外之意：如果你也同意皇帝禅让帝位，那就是贤德之人，否则，就是公然与司马昭作对，这样做的后果很严重——没好果子吃。

    诸葛诞一听此话，瞬时怒不可遏起来。

    诸葛诞见到同一阵营的好友夏侯玄、邓飏先后被诛杀，心中十分不安。为了自保，只好昧着良心出卖文钦、毌丘俭，给司马师纳上投名状，心中已经内疚不已。本想着从此可以高枕无忧，没想到司马师一死，司马昭就派贾充来逼他选边站，他本就看不起贾充，瞬间爆发了，严厉地说道：

    “右长史难道不是贾豫州之子吗？你们父子都受到魏君的恩典，怎能恩将仇报，想着将社稷转送他人呢？老实告诉你，如果京都洛阳发生祸乱，老子愿意为国家而死！”

    诸葛诞不愧是诸葛亮的族弟，够胆识，废话不说，一上来就直接掀桌子，将使者贾充羞了一番，并清楚无误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贾充脸上顿时一阵红一阵白，无言以对，只好灰溜溜地回去复命。

    回到洛阳后，贾充为报被诸葛诞当面羞辱之仇，向司马昭献出一条毒计：采取明升暗降的方法，下诏升诸葛诞为司空，招其入朝任职，以夺其兵权。

    司马昭采取了贾充的建议，以曹髦的名义下诏召诸葛诞入朝。诸葛诞知道这是贾充的明升暗降之计，果断在寿春发动起义，先杀扬州刺史乐綝，然后一面征集淮南籍将士，一面派人到东吴请求援兵，获得东吴响应。

    司马昭胁迫魏帝曹髦一起东征，征发全国兵马五十万，形成以众击寡的局面，寿春之战爆发。

    在战事陷入胶着之时，司马昭采用钟会的计策，实施反间计使诸葛诞、文钦两人互相残杀。诸葛诞亲手杀死文钦，文钦之子文鸯进攻诸葛诞，不能取胜后跳下城墙投降魏军。最终诸葛诞寡不敌众战死。

    此役，司马昭全歼诸葛诞军及吴军近20万人，不仅重创东吴，也歼灭了忠于曹魏的最后一支武装力量。此后，魏国再无人敢公开挑战司马昭的权威，除了魏帝曹髦。

    曹髦才慧早成，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现在已经威权日去，国家政事自己不能作主，再不采取措施，在可预见的将来就要步山阳公的后尘，被废受辱。于是，甘露五年（260年）五月初六夜里，曹髦召集认为可靠的三位大臣入宫，商议讨伐司马昭的事宜。

    不过，曹髦始终缺乏宫斗经验，高估了自己的号召力，低估了司马昭的能量。曹髦没想到他召来的三位大臣之中，就有两位是司马昭的人，他们一出宫就马上将此事告知了司马昭。司马昭一不做二不休，让贾充派人弑杀了曹髦，另立燕王曹宇之子常道乡公曹璜为天子。

    既然司马昭早有代魏称帝之心，为何还立曹璜为天子呢？

    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不仅太傅司马孚、尚书左仆射陈泰等德高望重的大臣对他弑君的行为不满，而且百姓也群情激愤。

    司马昭知道称帝的时机还未成熟，为了转移百姓的注意力，只好将曹髦之死归罪于成济，声称是成济私自闯入兵阵才导致曹髦被杀，最终诛灭了成济三族，并立曹璜为天子。

    公然弑君是司马昭对群臣和魏国百姓的一次试探，众人的反应使他意识到代魏称帝一事还未到水到渠成的地步。

    为了树立起足够的个人权威，以便代魏称帝，司马昭决定进行军事冒险——出兵伐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