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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8章:“倭国”&“日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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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回讲到此时空的明朝欲发兵征倭,但还得先派间谍将日本国内形势摸清楚,包括其历史也不放过。

    “倭”在日语中同“大和”一样,都发音为“やまと”(yamato),与“大和”一样皆为“日本”的别名。在古代“倭王”之“元明天皇”治世时,规定以“和”字替代“倭”字,并以开头附以“大”,而始称“大和”,以为倭人自称。

    因此,“倭国”也就是“日本”。其国家的人民先被称为“倭”(やまと)人,后称日本人、和人、大和人。

    东汉《说文解字》【卷八】【人部】对“倭”字的解释是:”顺皃。从人委声。”《诗》曰:“周道倭遟。”

    “倭”在日文中,同“大和”一样都发音为“yamato”,和“大和”一样都代表“日本民族”的意思。不过,到后来,许多古代中国的老百姓把一些流浪海盗称为“倭寇”。此时,“倭“字因与“寇”字连用而带有一定的贬义。

    戚继光和俞大猷都是明朝后期著名的抗倭名将和民族英雄,其各自带领的“戚家军”和“俞家军”都令倭寇闻风丧胆,但戚继光的名气要比俞大猷大得多,因为“戚家军”的“鸳鸯阵”中有“藤牌兵”,所持“藤牌”不仅轻便省力灵活,而且坚硬到能正面抵挡火铳射击和刀砍剑刺,甚至在北方与游牧骑兵对战时竟能以步克骑。

    西元1784年,在日本九州博多湾口的志贺岛上,发现了一枚“赤金方印”。此“金印”有28厘米见方,08厘米厚,上刻有“汉委奴国王”五个字。刚开始时,无人知晓这“金印”的来历,后来经专家考证,才知这是一枚很有历史研究价值的“中国汉印”。这标志着中、日两国交往,早在汉朝时期已载乎史册,历史源远流。

    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西元57年),倭国使者来汉朝拜谒,光武帝刘秀赐倭国使者“金印紫授”——“汉倭奴国王金印”。倭国王视这枚“金印”为权力之象征,十分珍重,以为传承后世。

    后来,日本列岛发生内乱,国王害怕“金印”丢失,便将其埋入地下。再后来,这位国王死了,其国也不复存在,而这枚汉朝皇帝赐予的“金印”在地下深埋了足足1727年之后,才得以重现天日,实属偶然啊!

    西元1784年春天,志贺岛上一位名叫甚兵卫的农民(佃农),正在田里挖水渠,碰到一块大石头。他搬开石头后,发现有一堆卵石,在清理卵石时发现了这枚“金印”。后来,“金印”被藩主黑田齐隆用50两白银买去。当然了,黑田也不知其来历,直到后来,经过考古专家考证之后,才知其显赫身世,来自中国。

    “汉倭奴国王金印”作为日本的“国宝”,制作非常精美,蛇形纽,鳞状鱼子纹,阴文篆书,笔划饱满,方中有圆,章法平而不板,虚实相间,印面古朴、浑厚,为“汉印”之上品。后来经权威部门鉴定,此“金印”的含金量居然高达951,说明当时的冶金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此外,在那霸、济州、本州发还现了中国春秋战国时的诸侯国——燕国使用的“明刀币”。在辽阳市公孙家族墓、鸟跟县、鸟取县、石川县都发现了独有特色的中国古代容器,说明中日交往史可追溯至先秦。

    《汉书》中有记载:“玄蚕,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濊貉,句骊蛮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

    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 ‘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取无所雠 ,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

    其田民饮食以笾豆,均邑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食。 辽东,吏见民无闭臧,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微薄。 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后汉书》中对“倭国”的描述为:“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乐浪郡徼,去其国万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韩国七千余里。其地大较在会稽东冶之东,与朱崖(海南省海口市)、儋耳(海南儋州市三都镇南滩浦旧州坡)相近,故其法俗多同。土宜禾稻、麻布、蚕桑,知织绩为缣布。出白珠、青玉。

    其山有丹土。气温暖,冬夏生菜茹。无牛、马、虎、豹、羊、 鹊。 其兵有矛、盾、木弓、竹矢,或以骨为镞。男子皆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别尊卑之差。其男衣皆横幅,结束相连。女人被发屈纟介,衣如单被,贯头而着之;并以丹朱坌身,如中国之用粉也。有城栅屋室。父母兄弟异处,唯会同男女无别。

    饮食以手,而用笾豆。俗皆徒跣,以蹲踞为恭敬。人性嗜酒。多寿考,至百余岁者甚众。国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余或两或三。女人不淫不妒。又俗不盗窃,少争讼。犯法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族。其死停丧十余日,家人哭泣,不进酒食,而等类就歌舞为乐。灼骨以卜,用决吉凶。

    行来度海,令一人不栉沐,不食肉,不近妇人,名曰“持衰”。若在涂吉利,则雇以财物;如病疾遭害,以为持衰不谨,便共杀之。

    建武中元二年(西元57年),倭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西元58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

    桓、灵间(汉桓帝与汉灵帝年间),倭国大乱,更相攻伐,历年无主。有一女子各曰卑弥呼,年长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众,于是共立为王。侍婢千人,少有见者,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语。居处宫室、楼观城栅,皆持兵守卫。法俗严峻。”

    到了隋朝的隋炀帝大业三年(西元607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至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

    隋炀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明 年,上遣文林郎裴清使于倭国。度百济,行至竹岛,南望“身冉”罗国,经都斯麻国,乃在大海中。又东至一支国,又至竹斯国,又东至秦王国,其人同于华夏,以为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经十余国,达于海岸。自竹斯国以东,皆附庸于倭。

    倭王遣小德阿辈台,从数百人,设仪仗,鸣鼓角来迎。后十日,又遣大礼,哥多毗,从二百余骑郊劳。既至彼都,其王与清相见,大悦,曰:“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惟新之化。”

    清答曰:“皇帝德并二仪,泽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来此宣谕。”既而引清就馆。其后清遣人谓其王曰:“朝命既达,请即戒途。”于是设宴享以遣清,复令使者随清来贡方物。此后遂绝。

    到了唐朝,带方州刺史曾多次主动与倭国联系,并改善了两国的关系,为中、日恢复邦交、促进文化交流提供了契机。不过,因在唐高宗年间,唐军与倭军在朝鲜“白江口”交战中大败倭军,导致关系紧张。

    从东汉到隋朝以前,朝廷和倭国总体上来说,是册封与被册封的关系。根据《宋书》上记载:“倭王赞死后,珍、济、兴、武四个继任者都曾经遣使贡奉,并求中原朝廷(宋朝)授予倭国自己提出的封号”。

    但是,西元7世纪初,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以前有了很大提高,其国力的增长也使得当时倭国对海西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体现 在了当时隋、倭两国的交往当中。

    在《隋书东夷传》中的“倭国条”里就记有倭国的国书:“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到了唐高宗年间时,倭国还曾与唐朝在“白江口”海域发生过一场大海战,但却以倭国水师(海军)惨败告终。

    倭国从遣隋使开始,决定修改对外使用的国号,主要原因是因为觉得自己的国名不雅,根源是缺乏自信。因为在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有“夏民居中, 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概念,而倭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在地理位置上“近日所出”。所以,倭国强烈要求外教上更改国名为“日出之国”,即日本。

    倭国从决定修改对外使用的国号,到向唐朝通告更号事宜,再到最终获得唐朝的承认,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因在“白江口海战”中,倭国遭遇惨败后,便开始自我反省。

    最迟在“倭王”天智八年(西元669年),倭国已经决定把对外的国号改为“日本”。至于改号的原因,往远说,可能是与隋、唐以来,倭国争取对等外交的愿望有关;往近的说,也不排除通过改变对外的国号来消除“白江口海战”中惨遭失败后,其在东亚国际格局中的消极影响这种可能。

    所以,在西元668年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政权被唐军攻灭后,日本在西元669年便遣使入唐朝贺。这次“遣唐使”在朝见唐朝官方时,很可能就已经向唐朝提出,要将“倭国”对外改称“日本”的事。此事在《古今图书集成》上有记载:“咸亨元年(西元670年),倭人始更号日本,遣使贺平高丽。”

    但是,倭使的提议可能最初并没有被唐朝所承认,例证便是在《善邻国宝记》中。郭务悰出使倭国时所携带的国书中有“大唐皇帝敬问倭王云云”。(关于《善邻国宝记》中所引“天智天皇十年唐客郭务悰等来聘,书曰:‘大唐皇帝敬问日本国天皇云云’。”

    有后世的日本学者认为,是日本国内有意篡改了西元671年唐朝国书中“倭王”的称谓。笔者认同这种观点,郭务悰出使倭国时所携带的唐朝国书,很可能就是“大唐皇帝敬问倭王书”。

    此处既称“倭王”,可见唐朝并没有很快就承认“倭国”更该新国号。至于唐朝之所以没有很快就承认“倭国更号”这一事件,很可能与不久前的“白江口海战”后,唐朝对倭国所形成的不良印象有关。、

    郭务悰回国后不久,倭国就爆发“壬申之乱”。天武天皇上台后中断了与唐的外交关系。只是到了文武天皇大宝元年(西元701年),日本才决定与唐朝恢复外交关系,派出了以粟田朝臣真人为首的代表团使唐。

    可能正是从此次往来开始,中国唐朝也才正式承认了“日本”这个新国号的“合法性”。由于当时唐高宗患有偏头痛,改为皇后武则天主政,所以才有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上“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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