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9章：“倭国”&“日本”（中）
上回讲到此时空的明朝在全面進攻日本前，派间谍入日本列岛搜集情报，包括日本更名史也不放过。
在另一时空，一说起倭国日本，后世各国的人们绝大多数都会对其有一种喜恨交加的感情，尤其是曾经自诩为“天朝上邦”的中国人更是如此？原因何在？答曰：“中日两国乃‘历史宿敌’，天生不能并存于世！”
一方面，在中国近代百余年的屈辱史中，日本是侵略中国次数最多、犯下罪行最多的一个邻国，自“甲午海战”开始，中国就在日本的蹂躏下长达半个世纪，所以说，不管是在物质、肉体还是在精神上，日本都对中国的苦难经历烙下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
另一方面，在当时，日本人的拥有较高文化素质、出色的经商才能，以及日本作为一个地理上的小国，却在世界上取得如此不凡的成就，又让中国人赞叹和羡慕不已！
喜恨之余，不少中国人不禁会问：“日本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民族呢？”其实，在异时空的“二战”后期，美、日交战后，为了了解对手进而彻底击败日本，美国政府着手组建了一批专家，对日本人的民族性格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所撰写的一本书——《菊与刀》。
在书中，鲁思本尼迪克这么评价日本人：“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美其名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这些评价说明了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乃是各种极端思想的杂合体！日本人如此矛盾的性格，让外界人看来很难理解。但是，只要我们了解日本的历史及其国情，或许就不觉得日本民族性格为何会如此奇怪了。
日本人复杂的的性格，源于其生活环境，因为日本国土面积狭小、资源匮乏，而且自然灾害频发。在这种条件下生活的日本人，自然而然就有一种强烈危机感，这种危机感贯穿日本的整个历史，促使日本人产生了，必须侵略他国并获取他国物资来为我所用以求生存与延续的意识。这符合“黑暗森林法则”原理。
早在日本的“战国时代”，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并在日本国力稍盛的时候，丰臣秀吉便开始规划先吞并朝鲜，后进攻中国，在称霸世界的计策。
当时中国正处大明王朝时代，试想一下，一个刚刚结束内部分裂的弹丸岛国，竟然转眼便策划着侵略泱泱大国，这是何等的野心？
虽说那次日本远征中国的战争最终一败涂地，然而日本人在危机感下滋生的的侵略思维却一直没有改变。只要有机会、有实力，他们便会积极扩张，以图再取。因而在近代，东亚地区由于日本率先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国力领先于中朝，结果造成朝鲜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祸事。
日本人的性格还决定了其文化性质，因为在历史上，日本一直是中国的学生，从战国至秦末，从中国移民到日本的民众就有数万众，尤其是“徐福渡海求仙”，而这些人很大一部分成为传承中国文化的“使者”。
西元3世纪末，百济博士王仁把中国的儒家典籍《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传至日本。西元5世纪，日本贵族已经能够较好地运用汉字书写了。
“倭王”继体天皇7年（西元513年），建立五经（易、礼、诗、书、春秋）“博士交待制度”，要求百济定期向日本派遣谙熟儒家典籍的“汉学家”，以后又增加医博士、历博士、天文、地理和阴阳五行等各方面的专门人才。
到“倭王”圣德太子时代（西元593年——西元621年），“倭国”直接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全面摄取中国隋唐两朝的文明制度，为日本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大化改新”以后，日本进一步大力汲取中国文化。
自西元630年到西元894年间，日本向唐朝派遣了十几次遣唐使船，随行的就有许多留学生、求法僧和美艳女子。前二者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后者试图勾引中国男人中身材高大者为其配种。
当时，在吸收了中国的儒家和佛家理论的基础上，日本的本土也逐渐形成了一种特色的“精神文化”，这种“精神文化”在其形成后影响巨大，成为后来日本人在价值与道德方面的基本准则，这便是“武士道”。
“武士道”起源于日本的“镰仓幕府”时代。最初，它还是倡导忠诚、信义、廉耻、尚武、名誉的。但是，“武士道”作为封建幕府时代的“政治产物”，它吸收的是儒教和佛教的某些表面的东西，而不是它的真谛。
在儒教和佛教的思想中，不能满足“武士道”的那些东西，都被日本民族固有的“神道教”充分提供了。而“神道教”的信念基础就是“不分是非，只论厚黑”。因而，“武士道”在人格形成上容易导致极端的两重性：
自狂而又自卑；信佛而又嗜杀；注重礼仪而又野蛮残暴；追求科学而又坚持迷信；欺压弱者而又顺从强者等等。这与西方“黑暗森林法则”理论如出一辙，也很符合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产生的“厚黑理论”！
日本的“武士道”总结起来就只有八个字，那便是：“义”、“勇”、“仁”、“礼”、“诚”、“名”、“忠”、“克”。
在之前，“武士道”是以推崇善良为本性的，但就在日本走上军国主义和穷兵黩武的道路之后，“武士道”就经历了一次畸变。此后，“武士道”作为传统封建制度的“精神规范”，却在日益“法西斯化”的国家军队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最后成为了明清以后“大日本帝国主义”向外进行侵略扩张的“宣传工具”和“思想纲领”。
“武士道”中有一个终结仪式，那边是“切腹”。“切腹”是最具“日本特色”的自杀方式。在古代，日本人打了败仗时都要剖腹谢罪，未完成主君交付的的任务时也要剖腹。即使到了现代，“切腹而死”对日本人来说，也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切腹”因极度痛苦而崇高，在日本人心中是最能体现人的勇气的自杀方式。
从另一角度来看，可以这么说：“武士道的精神就是看透了死亡，以‘不怕死’而为主君毫无保留的舍命献身”。这种思想也是对传统儒家“士道”的一种反动和篡改，因为儒家的“士道”讲究君臣之义，有“君臣义合”、“父子天合”的人伦观念。但是，日本的“武士道”却是以“为主君必须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
“武士道”这种崇高的精神在近代却被滥用，因为日本政府利用日本人民对“武士道精神”的崇拜，培养了一大批不怕死、勇于为国家、战争献身的士兵。而日本在近代之所以如此猖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了这么一群不怕死的士兵，比如“神风敢死队”敢开飞机去撞美军航母，“关东军”敢用军刀去劈砍苏军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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