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诗人的非正常死亡（下）
在大学读书期间，他经常去图书馆，一待就是一整天。哪怕是中午闭馆的时候，也不出来。为了防止被人发现，他总是悄悄地藏身于两排书架之间，默默地看书。
对于知识，他有点疯狂。他迫切地希望了解其他学科各种各样的信息。曾与他是校友也是诗人的阿忆在回忆起自己的大学时光时，曾写过一段这样的话：“1985年的秋天，只要是中文系的老生，大概都听说过一个叫做“褚福军”的新生。因为他真真切切，不耻下问，身上一点儿也没有名牌大学生那种与生俱来的狷傲。”
阿忆还说，自己曾经无数次被戈麦堵在水房里、楼道里，甚至厕所里，问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当戈麦得知阿忆在法律系听课时，他好奇心大发，追着阿忆问那边的事情。
本身就有写作的天分，再加上不断的努力，而且读的还是全国最好的大学，有成绩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戈麦曾写过一篇几万字的研究北岛的论文，叫做《异端的火焰——北岛研究》。在这篇文章中，戈麦系统地分析、评价了北岛的创作和心理历程，并因此获得了北京大学年度“五四科学奖”。这是本科生中唯一的一个二等奖（一等奖空缺），发表后，这篇论文还得到了海外学者的关注和大力赞赏。
在经历了将近两年的探索期后，戈麦把精力开始转到了诗歌领域。他说“当我已经具备权衡一些彼此并列的道路的能力时，我认识到一件事，不去写诗可能是一种损失。”
初入诗歌领域，戈麦有点不得要领，别人总是羞于拿出自己不成熟的诗作示人，也不喜欢当众和别人谈诗。但是戈麦却总是坦荡荡的，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做。
有一次，他拿着一沓自己的诗稿，去找当时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让他给自己提些建议。那诗人平日里总是一副目空一切、不可一世的样子，他看了戈麦的诗后，不屑地说：“你这写的都是什么玩意儿啊！”然后毫不留情地噼里啪啦一顿狂批，给戈麦听得脸上红一阵儿、白一阵儿，连呼吸都跟着变得急促起来。
朋友见状，把戈麦的诗又拿给另外一位诗人看，没想到，这位诗人却对戈麦的诗大加赞赏，甚至还说比他写的都要好。朋友连忙将这位诗人的话转述给戈麦听，戈麦听了心里稍感欣慰，但同时，也暗暗下决心，一定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争取写出更好的诗作。
大学三年级后，他过上了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圣徒式生活。他开始减少与人的交往，在同学聚会上，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影了。他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阅读和写作上。
1988年大学毕业后，戈麦被分配到了《中国文学》杂志社，担任编辑。创作者分配进杂志社，本来是许多作者梦寐以求的职业。因为起码方便自己发表作品。但猛然间从学生转变为一个职业人，这让戈麦很不适应，同时，他还开始感受到了生活的压力。
在戈麦看来，工作根本不如想象中那般好。说起来是编辑，但其实更像是一个改稿子的机器，每天要准时准点地把稿子给改出来。从一个沉溺于思考和感受的人，一下子被拉到冷冰冰的现实生活中，成为一个工具人式的存在，这让戈麦有一种强大的落差感。
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到了80年代末的时候，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社会上开始流行下海经商。文学和诗歌不再具有以前那种巨大的轰动效应，“诗人”这个称呼也从此前的光芒万丈，变得黯淡无光起来。以前文学所引起的万人空巷，洛阳纸贵的现象再也没有了。
现实世界里早已没有适合诗歌生长的土壤，就连学生们也不再追逐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此前，北大的中文系荟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科状元，他们聚在一起畅谈人生和理想。但是到了后来，中文系的热度越来越低，甚至到了需要从别的专业调剂学生的状态，更夸张的是，有一些被录取到中文系的学生，他们的高考语文成绩竟然不及格。
可以想象，在这种大环境下，戈麦很难找到同行的人，也很难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就，这对他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打击。
可是，戈麦早已将诗歌视作自己的生命，他不会轻易放弃，也没有因此而降低对自己的要求，甚至还有了一种越挫越勇的劲头。他不允许自己重复以前的大师，也不允许自己重复以前的自己。为此，他常常变换自己的写作风格，以及写法，还频繁更换笔名。
但是无论他怎么努力，诗歌都只是一个小圈子的事情，再也引起不了社会多大的波斓。
可以说，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戈麦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大环境如此，取得期望的成就感又那么难。当他认清这个现实之后，一种强大的挫败感便开始紧紧地将他包裹。
而且，除了诗歌事业进展不顺，戈麦的生活也是挫折不断。那时，他每个月的薪水大概是一百来块钱，他把其中的一大半都用来买书了，只留下很少的一部分用来生活。
就是这样，也常常上顿不接下顿，往往不到月末，兜里就没钱了，他就只能去同学那里蹭饭吃。
有时候，错过了食堂的饭点儿，戈麦会和好友一起下馆子，他一个不爱吃面的人，却总是点上一碗拉面，再要一瓶啤酒，只因面食比米饭便宜。偶尔手头宽裕的时候，也会点上几个菜，但是也只肯挑最便宜的点，点的最多的是一道炒青菜。
跟吃饭相比，住宿就是一个更大的难题了。单位给他分的是筒子楼，十几平方米的空间，3个大男人挤在一块，不要说写作，连转身都困难。那里嘈杂而又忙乱，对于一个写作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合适的地方。为此，戈麦不得不经常找人借住。
有一个冬天，戈麦借住在朋友家的一处平房里，那里没有暖气，格外地阴冷，对他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尽管这些外部条件如此艰苦，可是戈麦有天分，而且肯吃苦，韧性极强，他的写作水平得到了飞速的提升，思想也越来越有深度，写出来的诗歌常常让人惊艳不已。
后来，戈麦认识了一个女孩，叫唐诗。她是北京化工大学的女孩子，虽然是理工女，但是她的诗写得象她的名字一样美丽。他们是在一个诗会上认识的。在交往中，女孩子为戈麦的的才华所倾倒。但是随着相处的增多，她发现戈麦没有什么生活能力，虽然参加工作了，但经常饱一顿饥一顿的，有时候还要来学校找她这个学生蹭饭吃。
如此这般怎么活呢？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诗歌虽然是美好的，但美丽的诗行又不能当饭吃，自己根本承受不了一个杰出诗人生活的勇气和能力，于是，女孩子选择放弃这段感情。
可是，戈麦却不甘心让自己的初恋这么结束。他去找女孩，试图挽回这段感情，但是遭到了拒绝。戈麦因此受到了很深的打击。这个女孩给了戈麦最后一次尝试生活的勇气，但随后又亲手斩断了他生存下去的希望。
而压跨戈麦最后一根稻草是他妈妈的去世。他妈妈前几年患肝胆癌，做了手术，将胆割了，手术费花了六万多元，将整个家族的积蓄都花光了。后来，骨髓功能丧失，衰竭，没有了造血功能，必须每周输血两次才能维持生命，但因经济问题，他最后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母亲痛苦地在病床上离世。
最终，生活的困顿，创作上的没有出路，加上感情的失利，以及母亲的病逝，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让戈麦感觉到了一种强烈的无力感和虚无感，产生了一种严重的厌世情绪。
他跟好友说道：“人的一生只能被砍到3次，等到第四次被砍倒的时候，就全完了。”最终，他以一种毁灭自己的方式，来终结他自己的人生。
有一位诗人在得知戈麦自杀后，这样说道：“如果戈麦能够活到三十岁，他也许就不会自杀了”。其实文学没有那么多人喜欢，是非常正常的，毕竟人类社会是以柴米油盐为生活的主要基调，文学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的生活主基调。
生活是变化的，我们随着变化就好了。社会给你关了一道门，肯定会给你打开另外一扇窗。
有句话说，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这一生，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困境。身处困境中时，我们常常会觉得这个困境是无法战胜的，甚至会觉得以后的人生也是黯淡无光的，然后就很容易会陷入一种绝望的状态中。
但是其实，一旦等我们走过那段山穷水尽的日子，我们就会发现人生其实充满了希望。
古人说，随遇而安。看开点，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太阳每天照样升起。有了明天的太阳，就有我们的未来。
而且，多年以后，回望人生，我们会发现，那些曾经那些以为过不了的坎儿，最终都过去了。那些曾经像一座大山的困难，最终都变成了小山丘，甚至是小土堆一样的存在。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慢慢变得越来越成熟、理性，也更加强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