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10章玩火必自焚（待续）
有人说，在整个抗战中，国共合作的双方都是同床异梦，没有一天认真合作过。
此话谬矣！
其实在抗战之初的两年里:1937、1938年，应该是国共合作的蜜月期，尤其是除中央军之外的那些杂牌军。后来蒋介石改变态度，突行“溶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形势才发生逆转。
后来投敌的川军144师，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抗战爆发以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也逐步放弃门户之见，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
四川省主席刘湘命令部下出川为国效命，先后派了12个军分批出川抗战。
川军在皖南担负着重要的战略任务。
国民党设第三战区总部在屯溪，其中包括川系第二十三集团军，是第三战区的主力。川军将领唐式遵担任战区的副司令长官。
在皖南的川军配合中央军进行了多次战役，如广德、誓节渡之战，青贵战役，积极打击敌人。
“从此，唐式遵即统率川军两军与日寇作战于皖南、浙赣之间，前后八年，大小战斗不下数百次，官兵伤亡，难以统计。”
总体上讲，川军在抗战方面还是积极的。连被俘的日军士兵也承认:“中国的草鞋兵（指川军）很勇敢。”
在皖南，川军与新四军曾经进行过亲密合作。
首先，在战场上进行了多次配合。
比如湾沚战斗中，川军将领郭勋祺亲自指挥第144师同新四军第3支队紧密协作，取得了重大胜利。
战斗之后，郭勋祺电谢新四军第3支队，并令第144师补充第3支队步枪子弹3万发、黄军服和白衬衣各500套。
川军第二十三集团军在长江担任布雷任务，由于日军防范甚严，都靠新四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掩护。
“新四军支队长陈毅就经常派游击队帮助川军布雷，解决布雷队的食宿和掩护问题。”
其次，川军多次给予新四军物资方面的援助。
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的枪支弹药、粮饷军需补给，经常克扣、拖延甚至不发。
郭勋祺对此感到十分气愤和忧虑，于是主动给予支援，曾数次赠送枪支弹药。其中一次是在1938年秋，由管理武器库的军械员李文光经手，送给步枪30支，子弹1万发。
再次，两军经常进行文娱活动交流。新四军东进后，“周恩来、叶挺后来均到过岩寺；开展统战工作，和二十三集团军（川军）保持友好关系，利用打球、参观、联欢的机会了解情况和争取他们的进步官兵。”
应第50军的邀请，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负责人曾经率领文工团和篮球队到第50军进行演出和比赛，军长郭勋祺殷情接待，并观看了新四军文工团演出的戏剧以及篮球比赛。
随后，郭勋祺也派第50军的战地服务团到新四军驻地回访，受到新四军首长和广大官兵的热烈欢迎。
新四军曾在自己的油印刊物上刊出一幅体现两军密切合作的画面:两只巨手紧握，一只手上写着“新四军”，另一只手上写着“五十军”，生动地表现了两军的友谊。
新四军的同志还为第50军拍了一组照片，共13幅，其中一幅l是郭勋祺全身戎装立像。后来这组照片被刊登在美国的一家报纸上，题为《川军保卫皖南》，并附有英文说明。
抗战初期，川军与新四军为何能亲密合作？
首先，当然是由中日民族矛盾和抗战的大局决定的。
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中央曾对新四军指示:“对各种不同的友军，除宣传抗日团结大道理外，必须特别强调与他们有切身利害的问题。例如对川军须特别强调八路军、新四军与川军之友谊，强调蒋介石侵占四川和消灭川军之阴谋”。
新四军按照中央指示，积极开展对川军的统战工作。
“七七事变”以后，中共长江局通过中间人士沈钧儒以“全国救国会”的名义，介绍黄诚、谢云晖、刘烈人、方休等共产党员到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处做川军的统战工作，成立了由黄诚负责的党的特别支部。
其次，也是由川军与中央系的矛盾决定的。因为新四军和川军都非蒋介石嫡系，有着共同的遭遇。
川军出川抗战时“各省应调部队所有开拔作战诸费，多由中央补助。川省则责成本省自筹”。
驻皖南的川军第50军，一贯受到国民党的歧视。
据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回忆:“一年半以后，郭将军被解除了他对五十军的指挥权，因为他过分进步而难以得到政治部主任的赞同。他和他的作战部队中的一些年轻军官曾试图不让这个军把枪口转向新四军而不是对准外国侵略者。”
再比如“刘湘部陆续到达太平之后，蒋介石下令任命陈诚由第七战区副长官为代理长官，又令川军部队开往南陵、繁昌、铜陵、大通、青阳、贵池一带，担任对芜湖、湾沚的日军和守卫江防的任务。这是蒋介石趁刘湘患病住院之际，派陈诚夺了刘湘对川军的指挥权。”
川军只有跟新四军保持合作关系，才能抵制蒋介石削弱川军实力的政策，保全自己。新四军充分利用矛盾，得到了川军的配合与支持。
但是到了1939年，随着国民党顽固势力坚持反共政策，川军的态度有所转变。但是他们和国民党顽固派始终是不一样的。
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仅仅依靠中央军是不够的，所以把川军也绑在反共战车上。
参加皖南事变的七个师中有三个师为川系，即第144师、新7师、第146师。
据唐式遵的驻渝办事处长沈重宇回忆:“从后来了解的情况看，驻皖南的川军部队被卷入皖南事变，在颇大程度上是被蒙蔽、被驱迫的。
战斗开始以前的秘密军事会议，唐式遵集团军只有唐本人及一名师长出席。”很多川军战士对这次事变是不知情的。
唐式遵没有把会议的内容与作战意图原原本本向部属传达。
据第三战区长官部少将参谋处长岳星明回忆:“出席这次会议的，记得有第23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和参谋长，第50军军长范子英，第25军军长张文清，第52师师长刘秉哲，第40师师长方日英，第79师师长段霖茂，上官云相的参谋长陈以忠和兵站分监李锡庆，第23集团军兵站分监郭叔皋等人。“而”第108师师长戎纪五在宁国前线，第144师师长唐明昭在南陵前线，新7师和川军第21军因关系不大，且途程太远，均未邀出席。”
为了逃避社会公议，国民党当局对徽州秘密军事会议采取了一系列绝对保守机密的措施:
“参加会议的师长，由军长审定集中后同来徽州，并严格限定参加会议的人员，不携带随员，不作记录。”
唐式遵部的一个下级军官邓克仁回忆:“他和其他下级官兵在围攻新四军的战斗开始后，并不知道自己是在跟新四军打仗，还以为这是对日本人作战。那时由于皖南战场山峦、树林、雾气、夜暗的障碍，许多士兵用肉眼不能把对方人员的面目和衣着看清楚。几天以后，战斗结束，川军士兵们看见一辆辆汽车运载着俘虏往后方送，才吃惊地发现被俘的都是新四军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