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01章从青弋江到繁铜一线
部队集中后，干部、战士的抗日情绪十分高涨。但是，由于环境条件、作战对象和作战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少人在思想上存在一些顾虑。
此时较突出的问题有两个:
一是对国共合作有顾虑。
有的干部、战士认为，部队在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中，吃够了国民党剿杀的苦头，过去的仇人不但成了今天的友军，而且还要受其指挥，他们在思想上想不通，在感情上也接受不了。
二是有的干部、战士对日军作战的信心不足。
当时把日本人传得很邪胡，特别是从淞沪战场和南京保卫战获得的信息，以及国民党军队散布的悲观情绪，对我们部队影响很大。
这一点林凯之、易云珍他们都有同感。记得当时陈毅司令员就给他们开过会，讲过话。
沙海根说，为此，三支队于1938年5月份在驻地西溪南举办了连以上干部集训队，对干部进行思想教育。
集训期间，支队首长亲自来上课，组织大家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有关方针、政策，提高对国共合作意义的认识，还组织学习如何开展敌后游击战、如何开展群众工作等。
支队领导不仅讲解游击战争的战术问题，还和战士们一起研究水网地带如何作战等，在思想上和战术上对日后皖南地区的对日作战起到了很好的鼓舞和促进作用。
集训结束后，战士们都觉得心里亮堂多了。
新四军在岩寺集中不久，国民党第三战区传下通知，派点验组来新四军驻地点验。
这种点验，名为不许部队吃空名，实际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企图通过点验把新四军的编制额从此卡死，限制新四军日后的发展壮大。
广大指战员对国民党这种伎俩极为愤慨，为了尽可能壮大新四军的队伍、抗击日军侵略，大家都积极地开展反限制斗争。
西溪南点验不久，在粟裕的率领下，由第一、第二、第三支队抽调的干部和分队组成的抗日先遣队离开岩寺挺进苏南敌后。
陈毅、张鼎丞率领第一、第二支队先后进入苏南地区。
5月初，三支队随新四军军部离开岩寺，挥师北上。谭震林时任三支队副司令员(对内为政委)。
新四军参谋长兼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主要在军部工作，因此，三支队的军政工作，都由谭震林直接领导。
第三支队接防后，与日军的第一仗便是争夺红杨树的战斗。
1938年6月初，日本华中派遣军为了牢牢控制长江航运线，接济日军进攻武汉，命令驻芜湖的日伪军加强攻势。
日伪军沿青弋江不断南犯，驻守在那里的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节节败退。
这个三十二集团军就是日后皖南事变的真凶。
这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电令新四军，加强为上官云相的第三十二集团军在芜湖、青弋江一线的阵地防务，命令三支队五团接替国民党一四四师在红杨树—峨桥—青弋江一带的阵地防务。
6月中旬，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率领五团和六团三营从茂林出发，于7月中旬到达了青弋江地区的西河镇一线。
沙海根说，我当时就在三营当副营长。
三营从茂林出发，于7月中旬到达了青弋江地区的西河镇一线。
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一四四师和一〇八师以阵地前沿的红杨树为界，沿江设防。
10月7日。谭司令带领三支队从茂林出发，前去青弋江的西河镇正式接防。
接防前不久，红杨树已落入日军之手。部队到达青弋江前线后，新四军三支队五团团长孙仲德与国民党一四四师副师长进行了防务交接。
接防后，三支队与国民党的两个师构成三角配置:三支队居前，计划从日军手里夺回被一四四师丢掉的红杨树到马家园一线阵地，然后扼守红杨树、金家阁、青弋江沿岸围堤，阻止日军南进。
一〇八师阵地位于新四军右后方，一四四师阵地位于新四军左后方，两支部队把新四军紧紧堵在前面。
国民党军的恶毒用意是非常清楚的:借日军之手，消灭新四军。
新四军接防后的部署是:支队部带六团三营移驻蒲桥，五团团部留驻西河镇，一营驻离西河不远的王村，三营驻金家阁，陈仁洪带领的二营准备进驻红杨树。
部队按布置展开后，迅速帮助群众重建被日军践踏的家园，并立即构筑工事，做好阻击日军南犯的战斗准备。
为了夺回红杨树，谭司令来到五团，给部队出了一个点子。
他说:“日军刚占领红杨树，立足未稳，地形不熟悉，人心惶惶，你们夜里去闹闹，让他们六神无主。”
部队按照他的指示，派出十多名有经验的侦察兵，趁着夜色，摸到红杨树村里，部队在村外配合，大闹了半宿。
日军摸不清情况，怕给包了“饺子”，第二天天还没亮，便仓皇撤回湾沚据点里去了。部队顺利收复、进驻红杨树。
收复了红杨树，完成了一线阵地防御的配置，大大鼓舞了部队士气，但要在此处进行防御，迎击日军进攻，大家在思想上难免有些顾虑:
过去打游击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而现在要与日军在水网稻田地区打阵地战。究竟怎样才能打好这一仗，战士们心里没底，干部们也觉得压力很大。
谭司令了解到部队的思想状况后，在蒲桥召开了全支队干部会议。
在会上，他分析了抗战以来的形势后指出:虽然新四军装备较差，火力又弱，不宜担负正规阵地防御作战任务，但为了顾全抗战的大局，即使付出大的牺牲也要守住阵地。
新四军在红杨树一线作战的胜利，大大鼓舞了皖南人民的抗战热情，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1说:“你们五团(指二营)在1934年崇安四渡桥打了一场漂亮的阵地战，是有经验的，日军并不可怕，你们要好好研究水网地带作战的特点，发动群众想办法，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袁国平还就如何做好战地群众工作等问题作了具体指示。
蒲桥会议以后，五团又在西河镇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决定尽快了解敌情，在走访友邻部队和老乡的基础上，集思广益，充分发扬军事民主，制定了切实可行的阵地防御措施。
新四军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日夜苦战，在河流、稻田圩埂的拐弯处构置好阵地，又在挖断的堤坝两侧巧妙地挖好隐蔽部，做好暗射击孔，还在掘开的地段上挖好陷阱，埋上芦柴。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日军上门。
一阵平静过后，一天，驻在湾沚的日军一一六师团的一个大队三四百人，在大队长川月的带领下，扛着重机枪，用骡马驮着钢炮，沿着圩埂向红杨树开来。
伪军的一个保安队约200多人，紧紧地簇拥在日军后面。
战士们镇静地看着日军越走越近，挑着太阳旗的枪刺在烈日下格外刺眼。阵地上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只有青弋江水低声地流淌。
报仇雪恨的机会终于到了!
“打!”日军一走进战士们的射击圈，圩埂内的重机枪便吼叫了起来，一下子撂倒了一串敌人。
日军慌忙卧倒，川月抽出指挥刀大喊，日军呼啦一下散开了队形，随后兵分两路，像野猪一般嚎叫着冲了上来。
隐蔽在圩埂两侧掩体内的几挺轻机枪迎着他们叫了起来，不一会，圩埂上下又躺倒了一片日军。
川月大概从未吃过这样的亏，挥舞着指挥刀命令日军继续向前冲。
可是他们刚冲了没几步，就被新四军挖开的圩埂挡住了，那里到处布满了障碍物和陷阱。
日军只顾低头找路，拥挤成一团，这样更暴露在战士们的射击范围之内，他们的脑袋一个个地在战士们的射击中开了花。
川月见状，气得把指挥刀往地上猛地一插，命令日军架起小钢炮、迫击炮猛轰新四军阵地。
而新四军战士都隐蔽在圩埂底的工事里，敌人的炮弹不是打近了落在阵地前面，就是打远了落到圩埂后面的稻田里。
敌人一见死伤惨重，打了半天却连新四军的人影都没见到，自知再进攻也是徒劳，只好拖着上百具尸首，狼狈地撤回据点去了。
这次战斗的胜利，使五团上下非常振奋，考虑到敌人不会善罢甘休，战士们便连夜加修工事，做好再次迎战的准备。
当时我们六团三营听到五团的胜利消息，一个个也跃跃欲试、摩拳擦掌。
不久，川月果然带着人马又来了。这次，他们改变了战术，不再大张旗鼓地猛冲，而是利用圩埂向新四军隐蔽地逼进。
但是日军在明处，新四军在暗处，战士们沉着射击，放近了再打，越打越准，日军怎么也冲不过前沿。
他们又派出部分兵力，企图从侧后迂回夹击。但战士们早有准备，偷袭的日军死伤惨重，又缩了回去。
战斗僵持到中午，敌人的进攻始终没能得逞，只好又拖着几十具尸首悻悻而归。
红杨树阵地像一把锋利的钢刀，挺立在三支队与日军战斗的前沿。
在红杨树战斗打响的同时，另一股日军和伪军从芜湖方向进犯。五团三营在金家阁一线早就构筑好了工事。
五团三营的指战员利用巧妙的战法，给敌人以迎头痛击，粉碎了敌人企图东西两路合围新四军的阴谋。
日军在新四军三支队阵地前死伤惨重，指挥官气急败坏，便转攻新四军阵地右翼的国民党军第一〇八师。
结果，国军的堂堂一师人马，被日军一个大队和伪军千余人一冲，便弃阵而逃，溃退几十里。而日军对新四军阵地，却再未敢“登门拜访”。
两次战斗告捷，使新四军增强了战斗必胜的信心。
一天，谭司令来到我们六团三营，说:“既然日军不来跟我们打阵地战，我们就主动跟他们打游击战。”
当即，营长和我商量，在营侦察排挑选10名老红军战士组成袭击小分队，由我领着，带足手榴弹、炸药、煤油，于第二天晚上，悄悄进入了湾沚镇内。
湾沚是一个重要据点，是日军进攻皖南的前沿阵地，日军的一个大队部驻在镇中心的柿子园营房内，周围遍设碉堡、岗楼和铁丝网。
我们摸到敌营附近，把炸药包和包上棉花、蘸了煤油的手榴弹成束投了过去。
霎时，敌营内一片火海，紧接着枪声四起，日军惊叫着乱窜乱跑，盲目地向四周射击。
敌人相互混战了一夜，而我和侦察兵却已在连接不断的枪声和熊熊的火光中安全返回了防区。
由于战士们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守住了阵地，新四军防区的人民群众安心生产、生活。
而国民党防区的群众人心惶惶，经常跑反。连国民党部队中一些原认为新四军装备差、不能打仗的人，也在现实面前改变了观点，不得不承认新四军能打仗、能防守，战斗力强。
马家园位于青弋江中游西岸的南陵、芜湖、宣城三县交界处。自湾沚被日军占领后，马家园就成为阻击日军西犯南陵的桥头堡。
10月29日，我军侦察得知日军集中兵力，准备向三支队发起攻击，企图一举消灭守卫在马家园、红杨树等地的新四军。
根据敌情，三支队要求所属各部采取运动防御的方式，机动灵活地对付敌人由水、陆两路发起的进攻。
六团三营担任正面防御，以班为战斗单位，分散与敌作战。
营部带两个班在十甲村指挥作战;七连其他各班分散在夫子阕、东莞崔一带防守;八连运动于红杨树、红花铺、清水潭一线;九连担负仓里、夏高楼、马家园一线的正面防御。
当时我们营领导分了工:营长在营部指挥，我去了九连，教导员去了八连。
我们三支队其他各营也作好了战斗准备。
10月30日，日军骑、步兵500余人，分三路向三支队发起进攻。
第一路80余人，由芳山渡河，经滩头，攻红花铺;第二路300余人，由芳山向红杨树进攻;第三路100余人，由崔山头经姚王渡向红杨树进攻。
六团三营首先与敌先头部队接火，埋伏好的新四军战士在散兵坑突然开火，以密集的火力打死打伤一批日军。
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疯狂进攻，我命令战士主动放弃清水潭，运动到敌人的侧翼，使日军腹背受敌。
敌先头部队慌忙后撤，与其主力会合。
与此同时，守卫在红杨树的三营八连三个班分头阻击敌人。有两个班同进攻红杨树的300余日军激战数小时。
他们以小战斗群与敌人周旋，使敌人无法前进。
另一个班阻击由崔山头方向来的100余日军，战士们分成两个战斗小组，当敌人用机枪扫射时，他们伏在散兵坑里不动，敌人停止射击时战士们向敌射击，面对敌人的冲锋，战士们用反冲锋击溃了敌人。
战斗相持三个钟头，敌人既不能前进，也不明白有多少新四军参加阻击。
11月3日，日军再次纠集了近千日军分四路向三支队进攻。
第一路100余人携带小炮数门由红花铺、姚王村向十甲村进犯;第二路500余人由红花铺经清水潭分头进犯仓里、十甲村，再会合进犯马家园;第三路100余人，由红花铺进攻夏高楼;第四路100余人由芳山经虾鱼沟进犯夫子阕。
这次日军改变了战术，先用炮猛轰，再用骑兵冲锋。
我们三营八、九连分别在夏高楼和清水潭激战两小时，因敌众我寡而转移到陶村，敌人暂时占领了十甲村。
接着，九连又转移到陶村，与敌百余人激战两小时，敌援兵赶到，九连西撤。
敌占马家园，继占三甲村。三营迅速集中兵力从三面包围了马家园，对敌实施强攻，敌退至红花铺和红杨树，马家园收复。
当晚，为收复红杨树，五团一面派出几支精干的小分队分别袭击湾沚及九里山的日军，另一方面由参谋长率领我们三营经崔山头袭击红杨树日军。
敌前后方同时遭到进攻，大为恐慌，4日上午向湾沚退却，我军收复了红杨树。
此役，敌伤亡300余人，我军伤亡32人。战后，三战区向三支队颁发了嘉奖令。
1938年11月，张云逸参谋长率军部特务营由皖南渡江北上。11月下旬，三支队奉命离开青弋江，带着初战胜利的喜悦挥戈去铜(陵)繁(昌)，准备迎接更艰苦、更残酷的战斗。
1938年11月，日本侵略者继攻陷武汉后，又占领了铜陵县城及大通、顺安等地。
原驻守在这里的国民党部队节节溃退，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便把繁昌、铜陵、南陵等地划为新四军三支队的防区。
11月初，三支队奉命从青弋江的西河镇、红杨树、马家园一线开拔到这里。
从此以后，三支队带五团和六团三营(有时一团、三团也配合三支队作战)一直战斗在铜繁地区，直到皖南事变。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注1袁国平（1906年5月26日一1941年1月15日），湖南省邵东市人，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1922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0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此后，袁国平先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五次反围剿作战和红军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历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政治部主任、西北红军大学政治委员等职，为红军培养了大批干部。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袁国平任中共陇东特委书记兼八路军驻陇办事处主任。1938年3月，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多人在奉命北移时遭到中国国民党军队包围。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突围中被叛徒杀害。在万分危急之际，袁国平挺身而出，指挥被打散的一部分部队继续突围北撤。激战中，袁国平身负重伤，为了不拖累部队突围，举枪自尽，实现了“如果有一百发子弹，要用九十九发射向敌人，最后一发留给自己，决不做俘虏”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