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79章大叛徒郭潜罪恶的一生
对于我党历史上的叛徒，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上世纪30年代叛变的顾顺章，但是在40年代初，我党还有一个叫郭潜的叛徒，他的危害也决不在顾顺章之下。
郭潜当时是南方工委组织部长，被捕后仅一小时即叛变。
他的叛变，使当时南方工委所领导的赣、闽、粤北、广西、潮海、琼崖等地的地下党组织惨遭灭顶之灾。
周恩来称之为:此次损失不亚于1941年发生的“皖南事变”。
郭潜是如何叛变的？最后结局如何？
郭潜，原名郭乾辉，参加革命后改名郭潜，1909年10月26日出生在广东梅县。
因其家庭殷实，并有开明之风，因此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郭潜人很聪明，他读书努力，文章写得很好，口才也不错，在同伴中颇有人缘。
1926年，身为共青团员的他被保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后在学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30年代初，他被派遣回国，被安排到江西中央苏区工作。
1932年初，郭潜作为苏区中央局代表团的成员前往湘鄂赣苏区“反右倾”。
郭潜没有多少实践经验，但纸上谈兵的功夫却是很厉害，颇受上级某些领导的赏识，于是很快就参与了湘鄂赣省委的工作，并被任命为少共临时省委的书记，并在这一年9月召开的少共湘鄂赣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正式书记。
不久，郭潜就被调回到中央苏区，担任共青团中央局宣传部长。
1934年10月，郭潜随中央红军长征。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红军长征以后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被改编成新四军。
当时中央急需在南方恢复和发展党的秘密组织，于是决定抽调100位曾经在南方工作过的干部随张云逸前往南昌，郭潜自然是一位最佳的人选。
1938年1月，中央成立了以项英为首的东南分局，郭潜担任了秘书长。
不久，项英率新四军军部与东南分局撤离南昌，前往皖南，中央再三考虑将郭潜留了下来，担任了新成立的中共江西省委书记。
1939年1月16日，中央决定在重庆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包括港澳在内的整个长江以南的中共党组织活动。
1940年10月，在南方局领导下，成立了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主要负责江西、广东、广西、福建、海南等地区的党组织活动。郭潜任组织部长。
南委机关设在广东、广西、江西三省交界的大埔，郭潜担任南委组织部长后，接替他任江西省委书记的是老共产党员谢育才。
1941年，因受叛徒出卖，谢育才及夫人孩子被捕，被关在马家洲集中营，虽受尽折磨，却坚贞不屈。
1942年4月30日夜，谢育才夫妇抓住哨兵的一个疏忽，忍痛扔下孩子越狱成功，逃出了集中营。
他们俩越狱以后，便拼着命往赣闽交界的长乐地区跑，期间花了半个月的时间，走了1000多里路，终于跑到长乐找到了长乐地区区委书记张全福，并在张全福的帮助下和南委机关保卫处的负责人刘永生见了面。
谢育才向刘永生详细报告了自己被捕、江西省委遭到破坏的情况，并通过刘永生的电台报告了南委。
几乎就在谢育才逃跑的同时，庄祖方带着颜福华与6个特务，在5月18日赶到了曲江。
因为，他们已经得知，在1942年5月初，郭潜已由广东大埔秘密来到了曲江，对外称“二叔”。
他们这次的任务就是务必抓住郭潜。
30年代初，庄祖方在郭潜手下做过工作，他认识郭潜。
他们一行到了曲江，找到了驻粤中统特务机关，与一个叫冯琦的中统特务见面。
此人也是中共大叛徒，原名徐锡根，他同样也认识郭潜。
这些人碰到一起可谓物以类聚。他们向中统组织借了2间房当工作的密室。
冯琦、庄祖方让颜福华带着两个特务埋伏在南委机关通讯处附近，然后叫颜福华找上门去，对通讯处的交通员讲:谢育才已经到了曲江，等待与“二叔”见面。
此时，颜福华叛变的事情尚不为我党同志所知，因此工作人员让他留下联络地址，但没有对他透露“二叔”的任何消息。
几天过去了，冯琦、庄祖方等一行人就在曲江傻等，一点音讯也没有。
颜福华对庄祖方讲:“撤了吧！郭潜与谢育才约定的见面时间是5月15日，现在已过去了快10天了，“二叔”怕是不会来了。”
庄祖方回答说:“我已请示了冯主任（即冯琦），主任认为‘二叔’出来一次不容易，不会轻易放弃与谢育才见面的，再等等吧！”
庄祖方口中的“冯主任”即我党大叛徒徐锡根，此时已改名为冯琦，当时是“江西省特种工作委员会特种工作办事处“主任，所为”特种“，其工作范围一目了然。
5月25日，住在南委通讯处的交通员来找颜福华，颜福华假模假样的四处探望了一下，故作惊愕状道:“你们还没走？”
他又问:“二叔来了？”
那人不置可否，诡秘一笑走了，颜福华想冲上去，将他绑了，却被庄祖方一把抓住，说:“再等等！”
当时，郭潜一直抓不到，在中统内部也是非常着急，在中统高层意见也非常不统一，据张国栋在《中统二十年》一书中记载:
大多数人认为郭潜是抓不到了，先将交通站破获了，再进行追索。但徐恩曾坚决相信徐锡根，认为宁可让这几个交通员跑了，也要等下去抓到郭潜。
5月27日下午4点左右，有两个人从联络处不远的客栈里走了出来，庄祖方仔细一看，认出了出来的正是南委的组织部长郭潜，以及曾和他打过交道的那个中共南昌市委书记张绍祖。
庄祖方带着特务们下楼冲上前去，一拥而上，将郭潜与张绍祖拘捕了。
庄祖方自然知道时间的重要性，他没有把郭潜押到江西的泰和去审讯，而是在借来的那几间密室里对郭潜开始审讯。
庄祖方对郭潜讲:“郭先生，久仰你的大名。就在这里谈谈，天有不测风云，免得带回泰和再受皮肉之苦。”
他向颜福华打了个手势，颜福华立刻闪上前来:“二叔，您还认识我吗？不仅是我，连谢育才也归顺中央了。现在国家需要人才，我们的思想观念都得变一变了。”
郭潜只是看了他一眼并没有说话，庄祖方又说:“颜先生说得对，你我是老熟人了。就拿冯琦冯主任来说吧，你我都认识，算起来也是我们老领导了！现在担任江西特工委主任，有权有势，如你归顺中央，职务不会在他之下。”
郭潜知道，如果把他带到泰和，绝不会有好结果，于是这个参加过长征的老党员就这样被几个叛徒说动了。
他长叹一声对庄祖方讲:”要我归顺也可以，但要答应我几个条件。”
庄祖方喜出望外，回答说:“请讲……”
郭潜随即说道:“一、我家在曲江，我要先回家看一下妻子，将她安抚好；其次，我可以提供情报信息，但永不露面参加你们的公开抓捕与审讯。第三，前些天我从桂林提了中共南方工委的活动经费9万元法币我要先取走一万当安家费。”
庄祖方不假思索，一口答应了郭潜的全部条件。随即派自己从泰和带来的得力助手李刚以及叛变过来的特务颜福华、孔昭新等押着郭潜去他家中。
而担任广东方面第七战区余汉谋部联络工作的丁某人上前阻拦:“不行，万一这是个圈套呢？”
庄祖方说:“郭先生既然答应了便不会反悔。”
于是李刚就带着郭潜坐车去了郭家，一进家门，郭潜又讲:“我要3万元补贴家用。”
李刚大方地挥了下手，也答应了。
这一下，郭潜铁下了心当了叛徒，便开始了大出卖，他立即指引李刚首先破获了中共南委在曲江的总交通机关，逮捕了总交通司徒丙鹤夫妇与交通员曾平、陈二叔等，切断了曲江与南委机关大埔的联系。
之后又引路驰往五里亭破获了粤北省委总机关，逮捕了省委书记李大林和女交通员阿李。
在回第七战区长官部联络处那几间密室途中，郭潜看到了在街上行走的粤北省委组织部长与宣传部长，他当即指引李刚下车抓捕。
一时间，整个粤北省委几乎全军覆没。
此时，特务李刚认为，郭潜一抓，肯定惊动了南委，再赶到大埔，恐怕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但庄祖方认为不一定，他认为:因为从郭潜捉获到自首叛变，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小时，而抓获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时将他的报务员阿香也抓了。共产党不会这么快就把消息传递出去。
正在二人说话之际，晾在一边半天的郭潜突然插话说:“还有一个天大的功劳，不知各位是否感兴趣？”
庄祖方一听，一下子跳了起来，跑到郭潜面前，将他牢牢地按在椅子上讲:“快说，什么事？”
郭潜冷冷一笑说:“廖承志听说过吗？他在乐昌，离这儿不远。”
作为中统的大特务，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公子哪能不知，廖承志是中共南方局的委员，八路军驻港办公室的主任，同时还担任着中共香港工委的书记。
在庄祖方看来，廖承志藏着一肚子的机密。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廖承志从香港撤到广东，由于夫人生孩子，便在乐昌小住。
红军长征时，有一段时间廖承志与郭潜都在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两人不仅相识还颇谈得拢，南方局便委托郭潜对廖承志联络并给予照顾。
谁曾想，郭潜一经叛变，立功心切，便将廖承志出卖了！
于是郭潜便设下了一个局:他替庄祖方写了张条子给廖承志，通知他去一趟桂林，帮助疏散一下从香港归来聚集在桂林的文化人。顺便还给了他1万法币作为经费。
因为廖承志住在乐昌的一条小巷子里，四周都是居民，一旦受了惊动，逃跑起来十分容易。
如果将廖承志引出来，钓他到车站再动手抓捕则方便得多。
庄祖方大喜，他亲自带着李刚等几个特务，从第七战区的余汉谋处借了辆汽车，急匆匆地开到距离将近百里外的乐昌。
当时，天已快黑，庄祖方远远地就停下了车，拿着钱与郭潜写的纸条，一个人七拐八拐地找到了一个小院。
他推门而入，天气闷热，只见廖承志正打着赤膊，躺在竹榻上纳凉。
他看了纸条，接过钱，寒暄了几句说:“那好吧，我明天一早便走。”
庄祖方出来，回到车上，一想不对，夜长梦多，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还不如即刻动手！
他自己带了个人，让李刚也带了个人，立刻下车，从巷子的两头向廖承志住的那个小院子抄了上去。
他一脚踏进小院，只见廖承志已经穿上了衣服，提了个小箱子准备出逃。
长期地下斗争的经验让廖承志变得火眼金睛，他见了庄祖方就觉得不是很顺眼，更重要的是他的住址只有南方局及南方工委的少数几个领导才晓得，如果没有出事，郭潜绝不可能派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前来送信、送钱。
但他还没来得及跑，就被庄祖方堵住了。
庄祖方一行押着廖承志赶回曲江，离城门口不远处，把车停了下来。
庄祖方心想抓住了廖承志，是天大的功劳，他不想将廖承志留在曲江，而是要将他连夜押回到江西泰和，他准备到城市租一辆长途汽车将这些人一并送回泰和再作打算。
谁想到，等他租了车出来，却见城门外只剩下李刚等人，廖承志不见了，一问才晓得，廖承志被第七战区余汉谋派来的宪兵给带走了。
这么大的功劳，怎能让别人抢走，于是，庄祖方心急火燎地赶回城，拍了个急电给冯琦。
过了许久，冯琦才回电讲:这件事已由徐恩曾面告蒋委员长。让他还是按照原定计划，带着郭潜，明天一早就赶赴大埔，抓获中共南委首脑。
几天以后，冯琦带着蒋介石的手令赶到曲江，从余汉谋的司令部将廖承志提了出来，押回到泰和关在了马家洲集中营。
在国共合作期间，廖承志的被捕引起了轩然大波，更何况他还是国民党的先哲廖仲恺先生的独生子。
据《廖承志传》中记载，在重庆，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发出了严正抗议。
为了营救廖承志，周恩来和董必武联名向与共产党关系较好的孙科发出了信件，寻求帮助。
廖承志的母亲、国民党元老何香凝还先后写信给孙科、发电报给蒋介石，要求释放廖承志，但都未能成功。一时舆论哗然！
以后国共会谈，周恩来每次必提释放廖承志，一直到1945年重庆谈判时，毛主席还亲自向蒋介石提出要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和廖承志。
然而直到1946年1月，周恩来用在邯郸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第40军军长马法五中将交换，才将廖承志营救了出来。
而这一切的源头，都是郭潜制造出来的。
郭潜的叛变，给当时南方工委所领导的赣、闽、粤北、粤南、广西、潮海、琼崖、湘南等地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造成了灭顶之灾，大批领导干部被捕，大批党员与进步群众被枪杀，这些地区的各级党组织，几乎瘫痪。
周恩来在向中央的一个报告中称:此次损失不亚于1941年发生的“皖南事变”。
而郭潜却为中统破获南方工委等组织立下了大功，为此中统头目徐恩曾非常高兴，称之为是中统1931年抓获顾顺章以后最大的收获。
徐恩曾十分重视郭潜这个大叛徒的作用，他特意在中统内部成立了一个所谓“分化瓦解委员会”，由郭潜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书记长。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郭潜逃到台湾，担任了国民党特务机关调查局的调查处长，俨然已成为国民党内一个大特务头目。
为了稳固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蒋氏父子在台湾实施戒严，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台湾。
1950年春，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潜伏在国民党军队高层的吴石等被蔡孝乾出卖，惨遭杀害，中共在台湾的党组织遭到灭顶之灾。
但事实上，当时还有相当一部分党员转移到了台南偏僻的山区，他们站稳了脚跟，重组了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在高雄、新竹、苗栗等地开展活动。
郭潜获悉后，又施展在大陆的老一套手法，他精心策划，在新破获的中共地下党新竹铁路支部中，挑选了一个人重金收买，然后让他回到苗栗工作，仅与郭潜一人单线联络。
此人在苗栗站稳了脚跟，一步一步获得了新组建的中共台湾省工委领导的信任。
郭潜隐忍不发，一直到1952年4月，才出动台湾全省的特务，一举破获了台湾的共产党地下组织。
此案被称为“重整后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案”，是国民党在台湾破获的最大的一个中共地下党组织案。
为此郭潜深受蒋氏父子，尤其是他昔日莫斯科中山大学校友蒋经国的青睐。
1958年升任国民党调查局副局长。一个叛徒做到如此高位，郭潜是唯一的一个。
毛人凤去世后，郭潜原以为自己能当上调查局长，不料蒋介石却把局长宝座给了另一位副局长沈之岳，郭潜立即撤职。
蒋经国颇为同情郭潜，让他担任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副主任，郭潜在这儿挂职，主要从事写作、研究与讲学，开始做起研究共产党的工作来，期间著作颇丰，成了所谓的“中共党史权威”。
1984年8月4日，郭潜在台北医院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