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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69章刘少奇返回延安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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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胜利后,毛主席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主持中央工作。在这期间,刘少奇任命粟裕为华中军区司令员,华中军区管辖原来新四军的区域,与陈毅的山东军区平级。

    没想到的是,粟裕很快就向中央提出,让张鼎丞担任司令员(原定副司令员),自己担任副司令员。

    刘少奇为粟裕这种高风亮节所感动,因此决定采纳了他的意见。但与此同时决定在华中军区成立野战军,粟裕担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负责指挥前方打仗。

    此外,当时中央做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华中局和陈毅提出新四军除三师全部调往东北外,其余都部分抽调去山东或东北。

    但粟裕认为这样不利于部队建设,不应该打破原有建制,在多次向华中局提建议没被采纳后,粟裕冒着“本位宗派主义之嫌”向中央陈述自己的意见。

    刘少奇从善如流,采纳了粟裕的建议,为后来强大的华东野战军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1948年初,在中央决定华野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后,粟裕再三“斗胆直陈”集中兵力打大仗的意见。

    1948年4月29日,粟裕在接到中央军委的电令后,赶到西柏坡,参与讨论“陈粟兵团的行动问题”

    4月30日,粟裕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一起到达阜平县城南庄毛主席住处。

    当天,毛主席一改会见党内同志不迎出门外的习惯,大步走到门外,同粟裕长时间握手:“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欢迎你,粟裕同志!十七年了啊,有十七年没见面了吧?”

    毛主席的语气颇为激动。

    粟裕说:“是的,十七年不见了,主席。主席好吧?”

    粟裕同样非常激动,当年分别时,他还是个二十三四岁的“青年战术家”,如今已经成长为担负战略区指挥重任的战略家,在解放战争中打了许多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大歼灭战。

    就在当天,“五大书记”一起听取了粟裕的汇报。粟裕阐述了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的方案,详细说明了提出这个方案的依据。

    “五大书记”听了汇报后,当即研究决定,同意了粟裕的方案。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构成了以后淮海战役设想的最初蓝图。

    这不得不说是一桩美谈,而促成这桩美谈的,除了粟裕敢于斗胆直陈外,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胸襟同样十分难得。

    最后,中央不仅同意了粟裕的方案,还决定将陈毅调任中原野战军工作,让粟裕接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

    在粟裕再三要求下,陈毅仍兼任华东野战军的职务,本人到华中工作,由粟裕代理司令员兼政委。这是粟裕“二让司令”,同样成为美谈。

    1955年,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在讨论粟裕军衔问题时,毛主席考虑到粟裕的资历、威望和战功,给予了粟裕极高的评价,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以领元帅衔”,要给粟裕授元帅衔。

    但粟裕又一次选择辞让,不当元帅。

    在粟裕提出辞帅后,刘少奇还曾在负责决定元帅人选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极力推荐粟裕。

    当时,刘少奇提出,担任常务副总理的陈毅主管科学院、政法、文化,并准备做外交工作,按照工作方向在地方不参与授衔的标准,显然也可以不授衔。

    如果陈毅元帅不参与授衔,那么南方游击队、新四军、华东野战军(三野)必然要有一位代表授衔元帅,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粟裕势必将成为当然人选。

    后来在周恩来的坚持下,陈老总被授予元帅军衔。而周总理也表示:“粟裕二让司令一让元帅,人才难得,大将还是要当的。”

    毛主席补充说:“而且是第一大将”。于是,粟裕便被授予了共和国的大将军衔。

    粟裕不仅在军事指挥上享有盛誉,而且在对待个人得失荣辱上也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两让司令、一让元帅”的故事,实在令人肃然起敬、感慨万千。

    而粟裕的这一品格,也得到了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伟人的称颂。

    1961年,毛主席在武汉会见英国名将蒙哥马利元帅,谈及解放军的军事统帅时说:“我的这些战友中,数这个粟裕最会打仗。”

    作为一名将军,这或许是对于粟裕最高的评价了。

    让我们回过头来对刘少奇回延安的那些惊险经历作些铺陈吧!

    1942年3月18日,刘少奇与随行人员都换下了灰色的军装。刘少奇化装成老板,警卫班战士化成跟班,马夫。

    他们一行22人,在一切都准备就绪之后,在19日上午出发了。

    在路途中,他们需要渡过两条河,如果在这两河之间被敌人发现,那时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的。于是,便派了几批人员去侦察情况,准备渡船。

    可是,后来下起了瓢泼大雨,派去侦察的人也一直都没见回来。最终,曾国华在跟刘少奇商量过后,决定转移到沭河以东。最终顺利渡过沂河,脱离险境。

    当时,敌人集中了五六万的军队对太岳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刘少奇一行人在进行反扫荡斗争的过程中,敌人在山下烧伤抢掠,他们从山上走。

    敌人在前村扫荡,他们就在后村煮饭。等到敌人向后村搜索的时候,他们已经吃完饭了,再转到敌人屁股后边。

    刘少奇一行人在进入晋西北地区的时候,已经是12月了。这也是回延安的最后一道封锁线。

    当时的日军为了分割三分区与晋西北军区的联络,他们的战车与坦克昼夜不分的轮流在交离公路上巡逻。

    他们一行人想要回到延安,还需要在这样的天气环境中继续做夜行军。

    只是在此过程中,每一个人都十分痛苦,但是刘少奇坚持给大家讲故事。

    他说:在前边有一座很高的山,那就是吕梁山,山上有个人祖庙,我曾经也上去过。有传说是人类的祖先就是从这里起源的。大家以后有时间也可以上去看看。

    就这样,大家在刘少奇的鼓励下,也忘记了寒冷与饥饿。

    12月30日,经过九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刘少奇一行安全回到延安。

    刘少奇千里回延安,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铁道游击队的护送,让毛主席听后也称赞不已。

    当时刘少奇代号为零号首长。

    铁道游击队接到命令后,和敌人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游击战斗,安全把零号首长护送到目的地。

    刘少奇回到延安,特意把铁道游击队的故事讲给了毛主席听。毛主席听后对微山湖畔的铁道游击队大为称赞。

    陈毅元帅1946年在《西江月·忆滨海》中写道:

    滨海岁月几度,罗陈朱萧谷符。抗日将士拼九死,英雄豪杰无数。更有少奇来鲁,指点胜利之路,转战千里沂蒙山,卧虎藏龙临沭。

    其中“少奇来鲁”说的就是刘少奇1942年回延安途中奉命来山东检查工作,为山东“指点胜利之路”,可谓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建设中的一个转折点。

    正如毛主席在电报中所言,山东缺乏统筹之人,从侧面说明了山东在抗日战争中的被动地位,山东人民在抗战中无疑是最艰苦的。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山东一直就是兵家多争之地,从巴黎和会到五四运动,山东一直是中国人民担忧的地方。

    抗日战争爆发后,这里的人们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为山东地处东部沿海,日军侵华期间,大部分日军都从此登陆,这里无疑成为了日军的高级指挥部。

    从数据来看,日军在山东发展了大量伪军,也就是汉奸,同时还建立了碉堡政策,他们通过挖封锁沟、筑封锁墙的方式在我抗日根据地中心及周围建设据点,把我根据地分割成“井”“王”“田”字形的若干小块,妄图把山东抗日军民困在囚牢之中。

    从1941年开始,日军对山东地区的扫荡更为频繁,特别是1941年冬,日军调动5万日伪军对我鲁中地区发动大规模扫荡,所到之处,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给人们带到了无尽灾难。

    更加可气的是,当时驻守在山东的国民党军队,居然公开投敌甘愿当汉奸,这导致了伪军数量大量增加,直升8万余人,比日军的数量还要多一倍。

    这些伪军部队与日军同流合污,不断骚扰我抗日根据地,给人们生活生产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除了战争的艰苦,还有自然的艰苦,恰逢这几年,山东地区遭受了几十年不遇的灾荒,连年干旱,导致人们吃饱都是问题。

    而抗日军民更是靠着吃地瓜干以及带皮的花生饼和日军作战,最艰苦的时候只能用野菜和树叶充饥。

    复杂的形势,残酷的斗争,艰苦的环境,一系列问题让中央领导对山东地区极其担心。

    当时时任八路军115师政委的罗荣桓对这些问题十分焦虑,便向组织做报告,他接连致中央,请求派人到山东指导工作。

    1942年2月,中央致电“胡服”,委托“胡服”去山东指导工作,并希望其“设法调整”。

    胡服是刘少奇的化名,之所以派刘少奇来山东是因为刘少奇在1941年1月曾在山东根据地工作过,对此地较为了解。这年春,刘少奇路过山东,正好可以为山东指导工作。

    3月18日,春寒料峭,刘少奇一行来到了115师的师部,即山东临沭朱樊村。

    得知刘少奇来了,罗荣桓命令一定要招呼好这位中央首长,但刘少奇不搞这些虚的,农民吃什么他吃什么,农民住在哪里他就住在哪里。

    4月26日刘少奇召集山东分局委员开谈话会,首先从核心领导上解决思想路线问题。

    刘少奇是陪同毛主席作战多年的重要领导人,他听取报告和讲话的方式都是一针见血,以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山东的问题所在。

    “村里有农救会吗?老乡愿不愿意都参加?农救会开不开会?减租减息减了没?……”

    刘少奇不顾个人安危,主动走访农民群众,从群众中寻找原因,他说,群众是共产党的母亲,党是群众的儿子,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要和劳动群众结合起来,无论做什么都要做群众工作。

    换句话说,刘少奇的意思就是现在山东问题严重,只有做好群众工作,首先让这里的群众相信八路军,相信共产党,才能有效地和日伪军对抗。

    对此,刘少奇在战略方针上制定了4条:

    (一)建立山东有力的政治军事统一领导中心,一切领导集中于山东分局,下设一军政委员会。

    (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山东纵队司令部及山东分局合并办公,三个机关原有直属队共万余人,缩减至3500余人。加强各战略单位的工作与领导能力。师部、分局、山纵的干部统一分配。

    (三)山东纵队一旅拨归一一五师建制,胶东五旅亦成为机动部队,将来亦拨归一一五师。山纵其余各旅均拨归各军区,并将大部分散插入各地方独立团、营。

    (四)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和副书记黎玉均驻一一五师师部,与陈光、罗荣桓一块办公。

    实际上,这个部署是让山东分局和115师以及山东纵队实行一元化领导,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创举,不过在当时的山东,这个创举对统一思想和巩固根据地的稳定起到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此外,刘少奇接连几天召开会议,发布决定,边说边改,仅仅5月一个月内,山东发布了《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山东省租佃暂行条例》等文件,一场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像暴风骤雨,在山东各抗日根据地迅猛开展起来。

    萧华曾回忆说,山东地区在刘少奇的指导下,减租减息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人民从土豪劣绅如山的重负下得到了喘息,从切身利益中感到共产党、革命同他们的生存息息相关,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战热忱,根据地的每座村庄就变成了坚强的堡垒。

    实际上,刘少奇在山东的指导工作远远不止这点,从这年春到夏,刘少奇从鲁南到湖西,先后对群众和八路军部队做了很多部署,在这个不平凡的一年,刘少奇无疑是给山东地区打了一针兴奋剂。

    当然,刘少奇在山东的日子还有个重要的问题,那便是他的安全问题,是从滨海到鲁西,再到微山湖,想要穿过敌人层层的封锁线不是一件易事。

    而且在当时的山东,到处都是日军的碉堡和铁路运输线,甚至还有巡逻的装甲车,刘少奇的安危是重中之重。

    期间,时任山东分局书记黎玉曾给刘少奇制定了两个方案,一是让八路军主力部队派出一个护送队,随时保护刘少奇同志的安全,二是由鲁南的铁道游击队化装护送。

    两个方案都可行,前者是一线同志有护送经验,但后者也有优势,铁道游击队擅长游击战,对地形比较了解。

    没有过多思考,刘少奇同意让铁道游击队担任护送任务,自己则以战士的身份参与其中,代号零号首长。

    刘少奇还未到山东之前就听说过铁道游击队。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山东青年洪振海、王志胜等共产党游击队成员,常年为党组织秘密提供情报工作,在敌人的火车上活动,这就是铁道游击队的前身。(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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