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68章刘少奇返回延安②
9月初，刘少奇在王乐亭的单独护送下，以山东大学教授的身份和赴太行山参观的名义过路。
第1日，刘少奇与王乐亭从沙区办事处出发，经协王村交通站到达辛村（今临漳县辛小庄村）伪军韩守业处暂住。
第2日，韩守业派人用轿车（即骡子拉的带蓬大车，下同）将刘少奇送至冀南临漳县崔家桥（今安阳市安阳县崔家桥乡）王自全处暂住。
第3日，王自全派轿车将刘少奇护送过平汉铁路封锁线，直到所管辖地盘边界，之后刘少奇和王乐亭脱离伪军自行前进。
当日夜间，刘少奇与王乐亭步行穿越水治（今安阳县水治镇）与观台（今邯郸市磁县观台镇）之间的日方封锁沟。
第4日，安全抵达太行根据地边界，刘伯承派骑兵将刘少奇接至豫北任村王伯平办事处。
此时，刘少奇已成功进入太行根据地范围，安全已有保障，王乐亭立即返回安排警卫排过路。
“刘少奇的夫人是由交通员黄世贤护送从南路交通线上伪军队长石老恩的地区通过，石派轿车送往袁金声处转赴任村。”
在警卫排抵达后，刘少奇一行启程抵达“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第一二九师师部所在地——河北涉县的赤岸村”。
在实施通过平汉铁路方案之前，王乐亭与刘少奇交流再三。
一般来说，干部护送多采用秘密的武装护送的方式，这种方式相较于公开“合法”的化装过路更加主动，特别是在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
但因为与平汉铁路附近的伪军已有协定，综合当时情况，化装过路相比武装过路安全性高。
为应对意外，还制定了3个解救预案:一是派谈判代表交涉；二是花钱疏通，以钱赎人；三是为防万一，安排军区1-2个团部队随时准备突袭伪军家属，用以交换人质。
起初刘少奇的“爱人和警卫人员对这样走法不同意，担心少奇同志的安全，表示要一起走”，但是刘少奇依然相信王乐亭的判断并同意过路方案，听从安排，严格遵守“过路干部之言语行动服装等，必须绝对服从交通站及护送人之指导”的原则，最终安全通过平汉铁路线。
9月21日，毛主席致电刘少奇:“安抵一二九师无限欣慰，望休息短期然后来延，并对华北工作加以考察。关于最近时局情况我有电至总部，可索阅。来延路上安全保障，请商刘、邓作周密布置。”
刘少奇在太行根据地停留至10月中旬，然后向太岳根据地方向行进。
拦在太行、太岳根据地之间的主要封锁线，是山西襄垣境内的白晋铁路。
襄垣县委受命护送刘少奇通过白晋铁路。具体由赤壁村（今山西省长治市襄垣县虒亭镇赤壁村）民兵和2区游击队负责警戒任务，4区游击队护送刘少奇过路。
过路地点为虒亭与小河（今山西省阳泉市义井镇小河村）之间的铁路。
经过探查得知，日伪在10月19日要对襄垣县部分地区进行“扫荡”，此时白晋铁路线把守兵力空虚，是过路的最佳时机。
当天，刘少奇一行抵达过路地点，但虒亭与小河据点日伪始终没有任何出动的迹象，推断可能是过路计划有所泄露或是日伪“扫荡”计划有所改变。
为了安全起见，于是决定分派两支游击队和民兵组成的队伍，绕道虒亭与小河两据点外不远处开枪，如遇日伪部队追击，采取边跑边打的吸引战术，适当拖延。
果然，枪声响之后，距离过路点不远处铁路南侧的漳河滩内，提早埋伏的日伪部队现身，兵分两路奔向虒亭和小河据点。
此时，过路时机已到。游击队派一支小队先行过路，确保安全后，交通员保护刘少奇安全通过了白晋铁路。
10月19日，刘少奇一行“到达太岳军区司令部驻地山西沁源阎寨村”。
事后得知，日伪当天计划要进行“扫荡”作战，但是发现赤壁村民兵向虒亭与小河方向异动，判断其可能是要趁“扫荡”兵力空虚袭击据点或破坏铁路。
因此停止出击改为防御，“小河和虒亭据点的敌人兵分两路，一部分钻在据点死守，一部分埋伏于漳河岸边，准备袭击我破路队伍”。
刘少奇一行抵达太岳地区时，正值日军发动“全山西秋季剿共作战”，其华北派遣军第一军参谋长花谷森统一指挥作战，对阎寨村地区包围合击。
刘少奇立即跟随军区司令员陈赓、政委薄一波先转移到临（汾）屯（留）公路以北安泽地区的一个村子，又转移到沁源县东北端的一个小山村，这里地处“沁源、平遥、沁县、武乡四县交界处，离日军据点较远”，相对安全。
刘少奇一行在此停留了一段时间，为过同蒲铁路做准备。
有了此前通过封锁线的经验，护送队伍很有信心。但是此段行程特殊之处在于“过了同蒲铁路到晋西北，中间要横跨一百五十余里的晋中平原，其中密布着日军的据点和碉堡”。
这一长距离的行进，虽后有护送，前有接应，却是整个返回延安行程中不确定因素最多的一段路程。
负责晋绥与太岳之间人员护送、文件传递及物资运送等工作的是晋西南工委与八路军洪赵支队。
经过周密安排，洪赵支队的2个连在二沁大道（沁县至沁源）交口镇（今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交口乡）南附近与刘少奇一行汇合，随即向北行进，于当日傍晚到达沁源县东北处的涧崖底村（今沁源县赤石桥乡涧崖底村）暂作调整。
该村有100多户人家，群众基础较好，还设有党支部。刘少奇住进了村北山坡上的一户普通人家。
次日，洪赵支队的另外3个连也到达涧崖底村，并在村外担负警戒。
刘少奇一行在这里前后停留了10日左右，主要对前行路线进行详细侦察，为通过同蒲铁路与晋中平原敌占区作准备。
经过研究，护送队最终决定先武装护送刘少奇过同蒲铁路，后由晋西南工委依靠群众掩护通过晋中敌占区。
“刘少奇仍装扮成商人，化名许行仁”，中共平（遥）介（休）县委书记成克奉命赶赴涧崖底村，负责护送刘少奇通过同蒲铁路、晋中平原到达晋绥根据地。
11月下旬出发前，成克再次“把情报站、交通站、宿营地的工作，做了进一步的检查与布置，并在同蒲铁路线和汾河渡口，设置了武装交通队，秘密游击小组，和地下党员等候接应。各据点附近都安插了群众武装监视敌人”。
一切就绪后，刘少奇一行以平介县委交通队队长任莆为向导，出发奔赴同蒲铁路，并在平遥城与洪善镇（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洪善镇）之间，顺利通过同蒲铁路及封锁沟。
过路不远处，提前安排的接护人员备有20余辆自行车，载刘少奇一行“直奔徐家镇渡口，连夜准备渡过汾河”。
渡口船只就绪，分两批把他们运送过汾河。
随后，他们一路急行，安全抵达平遥仁庄（今平遥县杜家庄乡仁庄村）。
刘少奇被安排在一个偏僻的院落里，房主是小商人，院内有暗室可以暂时隐蔽。
此时，行进前方是晋中敌占区以及进入晋绥根据地的最后一道日方主要封锁线——太（原）汾（阳）公路。
过同蒲铁路后，为避免暴露，护送形式不再是武装护送，而是采取化装行进。为了安全通过太汾公路封锁线，多方护送人员参与进来，并制定了周密的计划。
首先，洪赵支队一部在同蒲铁路东侧，为配合掩护刘少奇从晋中顺利通过，展开对敌活动，有意识地钳制日伪力量，转移日伪对护送队伍的注意力。
其次，晋绥方面安排120师第358旅7团政委杨秀山率领7团一部和716团第1营，以及晋绥军区侦查科副科长马森共同负责接护刘少奇一行。
考虑到部队太过接近太汾公路不仅容易暴露，更会产生不必要的紧张氛围从而给封锁线东侧刘少奇一行制造危机。
因此决定在太汾公路西侧的崖头村（今山西省运城市平陆县崖头村）隐蔽待命，由杨秀山和马森率小部越过太汾公路，与刘少奇一行在约定地点汇合，再一起跨越太汾公路封锁线。
虽然多方协调就绪，但随后的过程仍然充满危险。
过路当天，杨秀山和马森顺利到达计划的中转地点，杨秀山就地隐蔽并监视，而马森立即奔向约定地点。
但是很快便返回杨秀山处，因为敌人在上贤村（今山西省吕梁市文水县孝义镇上贤村）设下了埋伏，所以和前面刘少奇一行联络不上。
约定地点在苏家堡（今平遥县杜家庄乡苏家堡村）外的一处古庙，上贤村距离约定点只有5里左右的距离。
但刘少奇一行对于上贤村有日伪设伏的情况并不知情，护送队很快到达约定地点，等待了数小时，马森始终没有出现，护送队派出侦察员，也没有获取有价值的信息。
太汾公路“就在眼前”，此时成克十分犹豫，“强行通过，真怕中了敌人埋伏；不通过吧，在敌后多住一天确实存在着更多的危险”。
最终，经过慎重考虑，护送队还是决定原路返回平遥仁庄，这次刘少奇被安排在庄西的一户人家中暂住。
刘少奇一行携带电台，经过前后联系与协商，决定铁路东侧的洪赵支队加大对日伪据点的袭扰，晋绥的接护部队在太汾公路西侧接应。
刘少奇一行则以现有的护送队伍穿越太汾公路，天黑后从平遥仁庄出发，在天亮之前必须到达康家堡（今文水县马西乡康家堡村），全程约60华里，其中大部分是敌占区，少部分是游击区。
整个行进不乘不骑，以缩小夜间行军的目标；不走大路，以防被伏击；速度要快，以快速的行动穿过太汾公路封锁线。
不乘不骑，又无好路可走，而且还要长距离快速行进，成克十分担心刘少奇的身体状况，但是刘少奇依然要求按计划执行。
准备就绪后，刘少奇一行顺利通过太汾公路，抵达康家堡，次日继续向崖头村方向前行，最终与晋绥接护部队汇合，于12月上旬到达晋西北区党委所在地山西兴县。
刘少奇在晋西北停留了2周后继续前行，随后的行程已不需要部队护送，一行22人跨过黄河进入陕甘宁边区。
刘少奇取道米脂、绥德、清涧、延川等地，在年底到达延安。
1943年1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在中央大礼堂举行干部晚会，进行团拜庆祝新年，并欢迎刘少奇从华中回到延安。
刘少奇从新四军回延安后，向毛主席推荐了粟裕，说他是新四军里打仗最好的男性师长。
1942年3月，时任新四军政委、华中局书记的刘少奇接到中央指令，动身返回延安。
在离开新四军前，刘少奇主持召开华中局扩大会议，对过去工作做一个总结。
在会上，刘少奇特意提到了一师:我一师几年来工作是获得了最大的成绩，在抗战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劳。在我军中以第一师部队作战最多，战果最大。
随后，刘少奇还具体列举了一师的一些战例，以及其他许多工作的成绩。
当时，一师师长粟裕跟其他各个师长都在场，可以说是华中区的一把手对他进行的当众表扬了，意义当然也不一样。
这时候，苏南的新四军六师打得不够好，有不能立足之势，刘少奇很快向毛主席建议，由粟裕统一指挥一、六两个师。
毛主席也很快就予以批准，粟裕也就独挑大梁，成为唯一同时指挥两个师的师长。
刘少奇从新四军回延安中央，向毛主席推荐粟裕:打仗最好的师长就是粟裕。
从上面的事件可以看出，刘少奇对于粟裕是相当器重的。
而当刘少奇经过九个月长途跋涉的“小长征”回到延安后，向毛主席汇报他在华中局和新四军的工作时，还非常高兴地告诉毛主席，自己发现了两个人才，其中一个就是粟裕。
刘少奇跟毛主席说，粟裕是新四军七个师中，打仗打得最多和最好的一个师长。
事实上，刘少奇跟粟裕认识比较晚。1939年底1940年初，作为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到了皖东，领导分析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问题。
主要是号召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要坚决地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独立自主地向东、向苏北发展，确定“反摩擦”的方针。
为响应中央指示，陈毅、粟裕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主力于1940年7月渡江抵达苏北，改称苏北指挥部，时年33岁的粟裕担任副总指挥。
刚刚到达苏北，粟裕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争夺抗日领导权。
为此，他策划发起了著名的黄桥决战，以5000人击败了蒋介石指派的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的30000余人。
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原局原来的意图，是要等黄克诚率领的巴伦增援部队南下后，与苏北新四军一起解决韩德勤。
但粟裕分析形势后，认为苏北局势已经到“箭在弦上”的紧要关头，离决战的时间不多了，苏北新四军必须立足于独立解决韩德勤部，而不依赖八路军南下部队的远道增援。
为此，粟裕曾以个人名义报告中央、叶挺、项英、胡服（刘少奇），提出对付韩德勤挑战的部署。
尽管在兵力上处于绝对的劣势，但粟裕还是向刘少奇等人表示了自己的决心:“积极准备单独解决决战任务。”
刘少奇作为中原局的领导人，当即表示支持粟裕的部署，并决定“以9个团从苏北全部南下”，配合陈、粟解决韩军主力。
但后来事实证明，八路军南下部队只是做了战略配合。粟裕凭借着神奇的排兵布阵，加上政治手段的辅助，打出了震惊国人的黄桥决战，一举解决苏北问题。
中共中央书记处评价黄桥决战，称胜利“对全国有绝大意义”。
正是通过黄桥决战，刘少奇开始留意粟裕的军事才能。
战役胜利后，苏北新四军部队与黄克诚率领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会师。当年长征的红军主力与留在南方丛林的游击队，六年后终于再次融合在一起。
1940年11月7日，粟裕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副总指挥的身份，在江苏海安主持大会，欢迎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以及他带来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黄克诚等人。
刘少奇评价黄桥决战“有伟大的决定的意义”。
皖南事变后，刘少奇担任了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成为华中战略区的一把手，一师师长粟裕正式成为他麾下的战将。
粟裕率部队开辟了苏中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内打击汉奸部队，粉碎日军的扫荡。
在短时间内，刘少奇就敏锐地看出了粟裕的出色才干，因此才极力向毛主席推荐粟裕。
其实，毛主席认识粟裕比刘少奇要早得多了。
粟裕曾就读于湖南三大著名学校之一的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另外两所则是毛主席曾就读的第一师范以及位于衡阳的第三师范。
1927年，粟裕随叶挺领导的24师教导队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跟随朱德、陈毅一路上了井冈山。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粟裕在井冈山一直跟着毛泽东、朱德学习打仗的本事。
后来，粟裕回忆这段经历，曾深有体会地说:
“我跟随毛泽东、朱德同志学习打仗所得到的最深刻的体会，是战争有它自己的规律，克敌制胜的办法必须依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战争内在规律去寻找。我学到的这条道理，使我终身受益。”
在毛主席身边，粟裕学到的远不止这些，还包括建军主张和根据地建设思想，都在他心中扎下了根。
后来，无论是在南方游击战时期，还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粟裕都极其重视政治工作，对于根据地的开辟更是始终坚持。
1929年，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到闽西主持地方工作，一度身染重病在山中休养。
粟裕当时便率领警卫连，担负保卫毛主席的重任。那段时间，粟裕可以说是和毛主席朝夕相处。
而在当时敌人环绕的情况下，粟裕也非常好地完成了保卫任务，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毛主席重新回到红四军领导岗位时，22岁的粟裕由连长升任为一纵队二支队党代表，一年后又成为红22军第65师师长。
在师领导的位置上，粟裕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的反围剿行动。第五次反围剿中，粟裕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第七军团参谋长兼第20师师长，军团长是寻淮洲，政委是肖劲光。
现在很多人都认为，粟裕在红军时期默默无闻，直到解放战争时期才展露军事才华。
但实际上，红军时期，20岁出头的粟裕已经是师级干部，参加过多次反围剿的战斗。只是因为没有参加长征，而很多后来被人传颂的重要战斗都发生在长征时期，所以才显得粟裕默默无闻。
正是这个第七军团，在1934年红军主力长征前，被改编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赣皖进军。
这支队伍孤军深入，历经万难，最后在浙南丛林里进行了三年游击战争。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后，才走出丛林，踏上抗日战场。
自从粟裕离开中央苏区后，毛主席一直挂念着这位井冈山时期智勇双全的青年将领，但由于通讯联络中断，三年得不到粟裕一点消息。
当闽浙边临时省委和中央接上关系后，毛主席很快就来电询问粟裕情况。但这时候粟裕也失去了联系，临时省委几次派人寻访都没有消息，便如实报告中央:粟裕同志可能已经牺牲。
1937年5月陕北召开苏区代表会议，开幕前宣布了李大钊等烈士名单，其中就有粟裕。
直到1938年初，闽浙边临时省委派人到南昌新四军军部向项英汇报工作，专门介绍了粟裕在浙西南坚持斗争的情况，并告知粟裕已经回到省委。
刚从延安过来的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听到后，立即把这个喜讯报告延安。
听说“粟裕还在”，毛主席感到非常高兴。
当刘少奇兴奋地推荐粟裕这个人才的时候，毛主席听了会心一笑。
其实，刘少奇推荐的第二个人才，也是毛主席的老熟人。那就是邓子恢，刘少奇称他是农村工作的专家。
邓子恢很早就在闽西开始革命，当毛主席在粟裕的警卫下，到闽西指导工作时，邓子恢是中共闽西特委书记。
邓子恢后来担任了中华苏维埃的财政部长，但因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受到批判。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邓子恢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皖南事变后，邓子恢担任了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同时也是华中局委员，成为刘少奇工作上的得力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