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57章击退第一次反共高潮②
自“七七”全民抗战到1938年10月，日军虽相继侵占了武汉、广州，但也遭到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损失惨重。
随着战场的扩大，战线的延长，解放区的扩大，沦陷区游击战的广泛开展，迫使日军不得不放弃速战速决的战略。
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基本停止，抗日进入相持阶段。这时日本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力图分裂国共合作。蒋介石暗中还同日本谋求妥协。
1939年9月，德军进攻波兰，欧洲战争爆发。英、美、法妄图牺牲中国，诱使日军进攻苏联。但远东慕尼黑阴谋未能得逞。国民党统治集团发生动摇和分裂。
1938年12月29日，亲日派汪精卫发表声明公开投敌当了汉奸。蒋介石集团一直惧怕共产党和人民武装的壮大，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的影响下，也明显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
从1939年12月到1943年7月，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依靠广大人民、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正确政策，形成了一整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策略和方针，击退了敌人的阴谋，促进了全面抗日战争的进展。
（一）坚持全面抗战，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
在此前后，蒋介石曾一再宣称:“抗战到底的意义，是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况；中日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召集太平洋会议；对共产党政策，目前是联共和防共，最后达到以三民主义溶化共产党的目的。”
这次会议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成立了反共的“特别委员会”，通过了整理党务的决议案。
全会以后，陆续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秘密文件。
蒋介石集团的斗争矛头，已由对外转向对内，加紧了溶共、防共、限共和反共的活动，加紧了反共宣传，设立了许多监狱、集中营，囚禁、屠杀共产党人，向边区、解放区派遣大批特务，进行破坏活动。
国民党顽固派政策的逆转，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国际背景的。
“是由于他们对抗战的不彻底性和对外依赖性，以及对本国真正革命力量壮大的恐惧心之再一次暴露。同时，也是由于目前战争形势，国际情况及日本情况所促成。”
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间，他们由制造小规模的军事磨擦，发展到在几个地区向根据地军民发动较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
这次反共高潮的重点地区是陕甘宁边区、山西和河北地区。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这次反共高潮的根本目的，是企图削弱以至逐步消灭共产党在华北的力量，掌握对华北敌后的控制权。
国民党顽固派首先把矛头指向陕甘宁边区。1939年12月，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纠集地方反共势力，首先在边区西部陇东地区和南部关中地区发动进攻。
他们到处袭击八路军，摧毁地方政权和群众抗日团体，捕杀工作人员，并先后袭占八路军驻防的宁县、镇原、枸邑、淳化、正宁等县城。
在边区东部绥德地区，他们煽动反动分子叛乱，迫害共产党的军政干部和人民群众，破坏边区治安。
这些进攻，直接威胁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所在地延安。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大局出发，一再忍让，并派谢觉哉为代表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力求避免冲突。
八路军总部和留守兵团先后致电蒋介石并通电全国，呼吁停止进攻边区，反对枪口对内，要求撤退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
在山东，国民党军委别动总队第五纵队司令秦启荣部，于1939年4月，残杀、逮捕了八路军干部和战士200余人。
6月，国民党河北省民军总指挥张荫梧部，袭击了河北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残杀八路军干部和战士400余人。
11月，河南确山新四军留守处200余名伤病员和家属，被国民党和特务杀害。
12月，阎锡山制造了“晋西事变”，对晋西的决死队发动突然袭击，屠杀共产党员和群众500余人，逮捕1000余人。
华中新四军也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压迫和进攻。
1940年3月，韩德勤部和桂军李品仙等部在津浦路两侧进攻皖东的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直逼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企图割断新四军同八路军的联系，并把新四军压迫到长江以南，伺机消灭。
对这一系列破坏活动，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早有警惕。
1939年3月，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对非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能轻易让步。
我们的对策是:应保护同情者，孤立与打击与我积极磨擦的分子。
1939年7月7日，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
9月16日毛主席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又明确指出:
“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在陕甘宁边区1939年冬天，八路军总部将三五九旅部队从华北敌后根据地调回，协同留守部队，给胡宗南部队以沉重打击，摧毁了绥德分区五个县的反动政权，恢复或建立了人民政权，使陕甘宁和晋绥连成一片。
在冀西南，面对国民党朱怀冰部的进攻，八路军一二九师忍无可忍，奋起自卫。对朱所属的投敌有据、罪恶昭著、人民愤恨的侯如墉、齐明礼等部，给予毁灭性的打击，将其8000多人大部消灭。
同时，集中25个团的兵力，对附敌反共的石友三部以坚决打击，毙伤3000多人。
尔后又对顽固反共的朱怀冰进行了第二次打击，经过四天战斗，消灭朱怀冰三个师。
中原局和新四军一方面申明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一方面紧急动员力量，先后组织定远和半塔集两次自卫反击作战，打破顽军的围攻，同时镇压屯仓等地反动地主的暴乱。从而为坚持津浦路两侧的阵地，巩固和发展皖东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这一系列的举措，使蒋介石挑起的第一次军事反共高潮，在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反击下，土崩瓦解了。
在军事上打退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共产党还反击了国民党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进攻。
“玄学鬼”张君劢、反动文人叶青等鼓吹“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不需要存在”，“中国人不需要社会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等谬论。
在反共声浪甚嚣尘上的情况下，人民忧虑，朋友疑虑，有些人还想在国共两党主张之外走另一条道路。
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于1939年10月到1940年1月，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文章。
从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特点出发，科学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特点。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论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
从革命的性质和阶段出发，明确了新民主主义的总路线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具体纲领。
既批驳了敌人的谬论，同时给全党和统一战线内各方面人士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对中国革命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二）毛主席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中论策略方针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反共高潮，党内“左“的倾向普遍增长，他们认为蒋介石发动的反共高潮，是新的“马日事变”，统一战线已经破裂，合作抗日没有希望。
针对实际情况，1940年3月，毛主席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
同年12月，又为中共中央写了《论政策》的党内指示。阐述了几个重大问题:
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毛主席在分析当时形势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政策是要灭亡中国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是局部的，不是全国性的。所以，中日民族矛盾还是主要矛盾。
美英帝国主义还是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壮大，受到全国人民拥护，国民党还不敢贸然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
所以争取时局好转，克服逆转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能改变。要维护国共继续合作，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
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放手壮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要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向敌人占领区域发展，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
发展进步势力，才能争取中间势力，才能有效阻止顽固势力。
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中间势力往往是我们和顽固派斗争决定胜负的因素，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孤立顽固势力，就是孤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对他们还能抗日，不愿破裂国共合作方面加以联合，对其动摇妥协、坚持反共反人民方面则进行坚决斗争，加以孤立。
关于同顽固派进行斗争必须遵循的原则。毛主席说:“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政策。”
“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有理，就是自卫原则；有利，就是胜利原‘则；有节，就是休战原则。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的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作为统一战线主体的国共两大政党，分别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和社会发展方向。
抗日战争时期，虽然中日民族矛盾始终是基本的和主要的，国内阶级矛盾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但国内阶级矛盾有时还会以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是民族战争条件下的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两党、两军之间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摩擦。
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磨擦的斗争中，共产党内有一种认为国共合作将要破裂，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的“左”的倾向逐渐发展起来。同时，不敢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右的倾向，也还存在。
为了总结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教训，纠正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出现的错误倾向，毛主席在1940年间，先后写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论政策》等重要文件。
他总结全国抗战以来实行国共合作及反磨擦斗争的经验，全面阐述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和各项基本政策。
毛主席指出，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根本指导原则，是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对于党内在策略问题上的片面观点和由此而来的“左”右摇摆，必须从历史上和目前党的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上，作全面的了解，方能克服。
党的历史经验表明，在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这两个极端，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
二者的辩证关系在于，“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毛主席提出，要在阶级关系的“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
具体来说，就是要把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
把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
把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和法西斯派加以区别。
把汉奸亲日派中的两面分子和死硬汉奸加以区别。
在正确的阶级分析基础上，中共中央提出的对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发展进步势力，就是要放手发动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斗争和民主运动，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力量，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
进步势力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支柱。发展进步势力，是一切革命工作的基础，是有效地争取中间势力和孤立顽固势力的基本条件，是这个政策中三个环节的中心一环。
争取中间势力，主要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这三部分人。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中间势力包括了国民党中的多数党员，中央军中的多数军官，多数的杂牌军军官，各抗日小党派等。
中间势力各依其阶级性的不同，对土地革命、对民主、对顽固派的态度也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可以同共产党合作抗日。
共产党应该而且可以争取他们作为反对日本侵略和孤立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活动的同盟者。
争取中间势力的主要条件是:(一)共产党有充足的力量；(二)尊重他们的利益；(三)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步地取得胜利。
争取中间势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极其重要而又复杂的任务。中间势力往往可以成为进步势力同顽固派作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和恰当的政策。
孤立顽固势力，主要是孤立抗战阵营内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的代表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他们是当权的统治者，在抗日战争时期采取合作抗日和摧残进步势力的两面政策。
共产党必须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付之，既要坚持团结抗日，争取他们继续留在统一战线内，又要同他们的反共言行在思想上、政治上、直至军事上进行坚决的斗争。
只有同顽固势力进行坚决斗争，才能限制和缩小他们实施反动政策的范围，使进步势力得以发展，使顽固派承认进步势力的地位；才能有效地争取中间势力，而使顽固势力陷于孤立。
在对顽固势力的斗争中，必须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
有理，即自卫原则，体现了斗争的防御性，决不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有利，即胜利原则，体现了斗争的局部性，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有节，即休战原则，体现了斗争的暂时性，决不可无止境地斗下去，必须适可而止。
这些原则，同样是紧密联系，相互配合的。坚持这些原则，就能使这种斗争分寸适度，取得成效。
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还相应地制定和重申了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关于政权组织，提出必须坚决贯彻“三三制”(即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切忌党包办一切，只破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并不代之以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关于人民权利。提出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以及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
关于锄奸政策，规定坚决镇压那些坚决的汉奸分子和坚决的反共分子，但决不可多杀人，决不可牵涉到任何无辜的分子。
关于军事政策，提出发展扩大八路军、新四军等革命武装，对国民党军队尽量开展交朋友的工作，并实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