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40章谑称命硬的司令

    易良品（1910-1943），湖北省麻城县万义乡（现归属乘马岗镇）易家畈村人。自幼在本村读私塾，高小毕业后，考入长沙市第三师范。

    他思想进步，求知欲强，经常接近进步老师和学生，不久即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经老师王树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邱家畈、易家畈小学任教。

    1928年，易良品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副师长等职。

    1933年6月，任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政委。参加了红军长征。因善于夜战，被称为“夜老虎”。

    全面抗战爆发后，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营长、团长。参加了七亘村、神头岭、晋东南反“九路围攻”等战斗。

    后到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到一二九师随营学校任校长。

    1940年3月，调任青年纵队副司令员，参加围歼顽军朱怀冰部的战斗。

    同年5月，冀南军区部队主力编成4个野战旅，易良品任新七旅旅长。他领导新七旅3个主力团转战各地，屡立战功，成为冀南平原抗战的主力之一。

    1942年6月，担任冀南第六军分区司令员。时逢日军对六分区以枣强县为中心大举“扫荡”，使我根据地遭受严重的摧残。他率领新七旅3个团和直属大队以及骑兵团部队，同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经受住了严酷的考验。

    同年10月，他周密部署，成功营救了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志坚。

    1943年3月，参加完在冀县刘庄召开的政工会议后，在枣南县杨庄宿营时被敌人包围，突围时中弹负伤，25日，因伤势恶化牺牲，时年33岁。

    易良品牺牲的噩耗传到第六分区，军政领导、部队官兵和民众无不感到万分痛惜。

    4月12日的《新华日报》(华北版)向全边区人民报道了易良品牺牲的不幸消息。

    易良品，这是一个“命硬”的司令，就这样悄悄地走了。

    以往每回出征前，他都会和妻子开玩笑:“我有一颗敌人千两黄金都买不走的头，和多次受伤却打不死的身体。”

    然而，命硬的司令最终还是倒在了抗日的战场上，倒在了胜利曙光降临的前夜。

    将军一去七十二载，如今讲述他故事的，是他的女儿易珠玲。

    易珠玲今年72岁了，她是个遗腹子，在父亲去世2个多月后才出生。

    尽管从未见过自己的亲生父亲，但易珠玲和亿万中华儿女一样，受惠于父亲留下的遗产——1943年，33岁的易良品去世前，曾嘱咐战友为他“看一看社会主义实现的样子”。

    今天，烈士的女儿将在阅兵仪式上，亲眼见证先烈们为之奉献生命的理想主义，终得实现。

    易良品殉国时，易珠玲的哥哥易柱华才一岁多，他的名字是父亲亲自给起的:“柱华，就做个中华的柱子吧。”

    除此之外，易良品属虎，他用自己的属相给儿子起了个小名——“小虎”。

    两个孩子对父亲都没有印象，这些温情都是他们懂事之后，通过母亲和父亲的战友一点一滴的叙述，慢慢积攒的。

    在冀南战场，易良品的名气大，日本人听说他儿子出生了，一直在四处寻找。

    因此，易柱华出生以后，就被父母寄养在一个老百姓家里，直到5岁前，他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世，管奶妈叫作“娘”。

    易良品的妻子叫王月庭，出生在河北威县。她1938年入党，此时易良品所在的129师正在河北冀南活动作战，经人介绍，王月庭认识了时任新7旅旅长的易良品，并在1941年与他结婚。

    全面抗战爆发后，尽管夫妻俩都身在冀南，却聚少离多。易良品作为指挥员，战事不断，王月庭在妇救会，工作也非常忙碌。

    在战争间隙，易良品回到村里，第一时间就是去老乡家看儿子。“他把哥哥抱在怀里，亲了又亲，离开的时候总是依依不舍。”易珠玲说。

    易良品牺牲时，王月庭怀着7个多月的身孕，腹中的孩子便是易珠玲。这个素未与亲生父亲谋面的女儿，却对易良品怀着极为深切的情感。

    半个多世纪来，易珠玲总是带着父亲遗留下来的，唯一一张早已发黄的照片。

    十多年前，她偶尔得知老红军熊登钦是父亲牺牲时，唯一守在他身边的人，易珠玲立即像对待自己的父亲那样，去老人的病房看望他，为他忙前忙后，做饭送饭。

    从老战友那里，易珠玲知道了父亲生前更多的细节。

    他1910年出生于湖北省黄麻县易家畈，家里非常贫穷，小时候给地主当过放牛娃。

    1927年，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当地的党组织举行了黄麻秋收起义，易良品跟随家乡父老们一起打土豪、斗地主。

    然而，起义很快遭到残酷镇压，17岁的易良品目睹数千名农民被杀，内心从此根植下了革命的火苗。

    次年，由于国民党第十二军同桂系军阀发生冲突，撤离至河南。

    由农民自卫队改编的工农革命军重返黄麻，建立了鄂豫皖红色革命区域，并改组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第31师。18岁的易良品主动要求参加了红军队伍。

    那以后，他就跟着红军离开了家乡。

    王月庭曾告诉自己的孩子，爸爸生前聪明、骁勇，尤其擅长打夜战，因而有一个外号叫作“夜老虎”。

    从1928年起，在粉碎蒋介石军队“围剿”战役的过程中，易良品屡立奇功，从一名小战士被迅速提拔为营长。

    1931年，鄂豫皖地区革命武装部队被正式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易良品被调任至军总部特务连工作，次年又被提升为团政委。

    此时，易良品已经从一个“红小鬼”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基层干部了。

    由于红军队伍发展极快，部队急需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易良品根据军队素质、敌军情况和地形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了训练工作。

    在技术上，他强调射击、投弹、劈刺和土工作业的训练。

    在战术上结合川北道路崎岖，敌军大多居险固守，但害怕夜战的特点，加强了山地战斗、河川战斗和夜间战斗的训练。

    在政治教育上，他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强调培养坚持持久战、英勇顽强的作风。

    1934年，易良品被提拔为31军91师的师政委。

    此后不久，最艰苦的长征就开始了。

    易珠玲说，那个时候，父亲肯定对长征的凶险和艰苦有所预料。当时，他的身边跟着一个14岁的通讯员，姓彭，大家都叫他小彭。

    长征开始前，易良品把这个小通讯员送到了一户少数民族老百姓的家中，并约定胜利后再来接他。

    然而红军离开以后，小彭想了想，还是决定要跟随大部队。他带了两袋粮食，追上了大部队，找到了自己的首长。

    易良品开始还想劝小彭回去，但小通讯员说:“首长，我不走。你看，我带粮食来了，还给你带了一袋。”

    易良品只好带上了他，一路照顾着他。最后，小彭平安走过了大草原，并一直追随着首长，直到1938年才和他分开。

    漫漫长征路，走一回下来便是英雄，易良品却一共走过三回。

    第一次是“懋功会师”之后，当时，易良品和全体指战员需要经过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原，数百里荒原渺无人烟，没有道路，沼泽遍地，那里的水都含着毒汁，粮食也十分缺乏。

    经过5天行军，易良品带着红军终于到达阿土坝地区。

    第二次是1935年9月。当时，川北地区已经寒风凛冽，许多战士只着单衣，粮食也极为缺乏，要再次经过草地，困难远超之前，许多人被极度恶劣的自然条件夺去了生命。

    他们所行军的丹巴、道孚间横亘着连绵的雪山，还要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折多山，山头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也反复无常，时常狂风夹着冰雹扑面而来。

    红军就是要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一边行军，一边防备着敌军的偷袭。

    那时，易良品身先士卒，冒着随时可能跌落到悬崖下去的危险，于漆黑的夜晚，在陡峭的山路上刨开冰雪，不懈前行。

    由中共枣强县县委党史办公室整理的《易良品传》中，有这么一段描述:

    “他们上山时汗流浃背，到了山上全身的衣服就顿成冰桶。阴天风卷残雪，他们立脚不稳；到了晴天，冰雪反射的阳光使他们难以睁眼。加之高山缺氧导致的呼吸困难，使人头晕脑胀、腿脚酸软……”

    这一次长征给红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队伍人数由10万人减至不足3万人。为此，部队进行了改编。

    为了充实基层，易良品被安排到31军93师271团任团长。

    从师政委到团长，名义上来说，这算是一次“降级”，但易良品并不在意这些。他的老战友告诉易珠玲:“不管在什么位置，首长都豪情满怀，战斗不息。”

    1936年7月2日，红二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于甘孜，随后分为左右纵队，再次北上。

    在向包座、毛儿盖的行军中，易良品随军第三次穿行在茫茫数百里的草原上。

    粮食紧缺，就以野菜、草根、皮带、牛皮充饥，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走出草地，到达包座地区。

    行军中还参与了夺取洮州旧城的战役。

    那年10月10日，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胜利在会宁城会师，从而结束了历经艰险，转战一年零七个月的长征。

    在四川这段时期，曾与他共事过的93师274团政治部主任袁文，对易良品的印象非常深刻:

    “每天早晨，他4点多就起床下操。跑步时，他在前面领跑；爬山时，他在牵头带爬。到了山顶，他鼓励战友们用劲快爬、快跑，发动比赛看谁先上来。”

    袁文和易良品的感情很深，在长征时，有一段时间，袁文曾患上伤寒症，无法骑马，是易良品背着他转移的。

    由于战斗需要，他们俩共事了10个月就分开了，多年没见，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才在129师重新会面。

    袁文说，再见面时，这个老朋友的优良作风，仍然如故。

    1936年以后，日本加紧了侵华战争的步伐。

    1937年，红军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易良品所在的31军93师271团被改编为八路军129师386旅772团三营。

    易良品担任了营长，他和战士们第一次得以坐火车，由山西侯马到达阳泉，开始在战事吃紧的娘子关等地开展抗日活动。

    华北沦陷后，易良品又率部挺进敌后，在冀南开辟抗日根据地。易珠玲曾听母亲说过，父亲作战异常勇敢，胆子出奇大，什么事都第一个冲在前边。

    在冀南地区，他清除敌伪的武装、炸毁敌人的铁路，在正面交战中也不落下风。

    当地的老百姓看到八路军打了很多胜仗，人心振奋，军队经过时，群众纷纷争着抬担架、送开水。

    易良品最知名的一场战斗发生在1941年10月，即“武城战役”。当时，他已经是新7旅的旅长了。

    在攻打县城前，易良品率部扫清外围的日军据点，其中有一个叫刘官屯的据点，被一小队日军坚守着。

    这座炮楼有4层高，修在公路边，距离县城仅4公里，是通往武城的要道。

    日军在炮楼四周挖了2米深的壕沟，将土砌成围墙，中间的鹿砦吊桥高高拉起，壁垒森严。

    炮楼易守难攻，八路军没有好的武器装备，没有办法强攻。易良品与众人合计，想出了一个将地道挖到日军据点底下炸炮楼的办法。

    他命两个连战士，从日军炮楼外的壕沟往里挖，先挖明沟，后挖暗沟，两沟并进。日军从炮楼内往外扔手雷，用机枪扫射，却打不着在深沟里的八路军，只能眼睁睁看着八路军将地道挖到了炮楼底下。

    那时，他们只有土炸药，是老百姓自己做的，里面加了芒硝，威力远不如正规的火药。

    安置炸药的时候，有人建议往地道里放五百斤，有人说放八百斤，最后，易良品拍板往地道里放了一千二百斤炸药。

    点火前，易良品命令官兵们炮弹齐发，通过佯攻，将鬼子们全部赶到了炮楼内。然后由爆破员点着炸药引线，连声巨响后，炮楼拔地而起，从空中落下，变成一堆碎砖头，躲在里头的日本人也被炸飞。

    这就是由易良品开创的，让日本炮楼坐“土飞机”的典型案例。战役过后，日军大批高级军官和技术人员来到现场，研究八路军的攻坚战术和爆破战术。

    1940年，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以及副参谋长左权联合下达了命令，要求破袭华北日军的交通线。

    当时，八路军在晋察冀等地共出击了104个团，成为抗战中八路军最大的战役行动，史称“百团大战”。

    在“百团大战”中，易良品率队破袭平汉铁路、德石铁路，并在河北故城县西高村，伏击了从德州赶来扫荡的日军一个大队及数百伪军。

    他出其不意，大败日军，日军溃逃时，丢下了一门“八八”型野战炮及六发炮弹。

    当时，八路军装备低劣，部队仅有简陋的步枪、少量机枪和边区造手榴弹。这门“八八”型野战炮，是新7旅拥有的第一门大炮。

    易良品令军械股长火速从后方调来技术工人，连夜将炮管、炮栓、炮膛、引信等分解，涂上厚厚的凡士林油，用白布紧紧包裹，并调来骡马大车，将炮管拉走掩埋。

    一年后，这门野炮果然派上了大用。

    1941年7月，为打破日军封锁，易良品率新7旅，在清河县王官庄至南宫县大高村的公路发起战斗。

    那时，日军抽调了皇协军两个团，驻守王高公路中段的马固庄一线，据点外围有两座炮楼，火力凶猛。

    易良品率部攻了一夜，因没有重武器，无法拿下炮楼。情急中，他想起去年缴获的那门“八八”型野炮，当即让人将拆散的部件挖出来，送到后方工厂连夜擦洗组装。

    第二天中午，野炮登场了，易良品亲自指挥向马固庄炮楼发炮。谁知第一炮射出去，由于经验不足，没打着。但隆隆的炮声震动了沿线各据点，当时，中日双方谁也没料到，这是八路军的大炮声。

    一击未成，易良品命令把野炮拉得离炮楼再近点，第二炮射出去，炮楼起火了，浓烟滚滚，炮楼的半截都被轰去了。

    易良品乘势率军冲进据点，击毙了日本守军，俘虏了二百多名伪军，缴获了大量战利品，光洋面就拉了十几大车。

    在野炮的威慑下，多个据点内的守军未等放炮便自动投降，激战三天，王高公路沿线十六个据点均被拔除，日军在王高公路的封锁线被彻底摧毁。

    数天后，当日军携坦克和火炮，从邢台和临清赶来增援时，易良品早已率部转移。

    “百团大战”之后，日军集中在华兵力，对敌后战场进行残酷的“扫荡”、“蚕食”、“清乡”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三光”政策和经济封锁。

    往后一年，八路军部队由四十万骤减到三十万人，对敌全面斗争进入到了最激烈、最残酷的阶段。

    易良品在河北平原坚持抗战时，正是冀南抗日根据地生活最困苦的时候。河北还在闹灾，老百姓和战士的生活都非常苦，在非作战期间，易良品就组织战士到芦苇荡中抓鱼虾、青蛙、螃蟹等。

    “很奇怪，北方人不习惯吃这个。但我父亲是南方人，他不允许战士们去吃老百姓家的粮，就带他们吃这些老百姓不吃的东西。南方的战士们都很喜欢这些美味。”易珠玲说。

    她还听母亲说过一些趣事:父亲在战斗间隙，还有个爱好是照相，不知跟谁学的。那时他留下了不少照片，由于怕这些照片被敌人搜了去，易珠玲的姨妈把它们保存在铁盒里，埋在地下，后来受了潮，就没用了。

    易珠玲保存着父亲的一张照片，是当年易良品送给老战友的。老战友生前十分珍惜，舍不得送给任何人，直到他去世后，易珠玲才得到这张照片。

    时光倒回至1943年，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八路军的大部队转移了，易良品留下坚守敌后抗日根据地。

    3月，华北的早春，雾气如冬，易良品开完六分区机关会议后，带分区直属队及警卫部队，在枣南县杨庄宿营。

    第二天清早，凄厉而密集的枪声响了起来，惊醒的易良品意识到，村子已经被日军包围了。

    易良品跳下土坑，冲出老百姓家的小院，果断指挥开会人员与警卫部队分几股应战突围。

    他自己率一个警卫排边打边撤，这时一颗飞来的流弹击中了他的腹部，易良品顿时倒在了地上。

    他随身的警卫员见状，顿时惊呆了，这时正见到县大队政委广育带着一个排边打边靠拢，警卫员哭喊着说:“广政委，易司令员负伤了。”

    当时广育听闻，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牙齿都打颤了。他和警卫员将易良品抬到沟里，看到汩汩鲜血透过他的棉军衣从腹部流出来，警卫员连忙用衣服紧捂住正在流血的伤口。

    负伤的易良品轻轻出了一口气，对广育说:“广育，你是共产党员，我也是共产党员。是死是活，你一定要把我抬下去。”

    广育明白，当时日军正在悬赏捉拿易良品，他不愿意落入敌人的手中，于是点头道:“放心，有我在就有你在。”

    他们决定将易良品抬到比较安全的村庄中救治，侦察员找到了住在油古村的分区医疗所所长熊登钦。

    熊登钦听到消息，思前想后，决定将易司令员接到底阁村里救治，那个村落比较大，好掩护，有情况也便于疏散。

    为怕走漏消息，他让侦察员进村，将村长带出来。在村外，熊登钦吩咐村长安排一户可靠的老百姓，将易良品送到那里去。

    易良品被抬到老乡家的时候，夜已经深了，村里没有灯光，只有远处的狗吠声。

    熊登钦在大白杨树下守候，不多时就看到一团黑影，那是村长、担架队员和两个警卫员，抬着易良品匆匆地来了。

    担架上的易良品面色苍白，已经半昏迷了。在检查伤口时，熊登钦发现他的肚子很胀，估计是子弹伤到了膀胱，排不出尿，于是就用了一根小皮管为易良品排尿。

    尿排出来了，里面都是鲜血，熊登钦心里一沉，知道易良品伤得很重。在条件艰苦的敌后，医疗器械和药品都奇缺，熊登钦也只能用盐水再清洗一下伤口，并涂上一点红汞。

    熊登钦知道，此时，只有手术才能救司令员。然而，当时路上五里一碉，十里一堡，处处沟壑。敌人已经知道易良品受伤，转院便是把他送到敌人手中。

    于是，无法转院，又无法救治，易良品的伤势一天比一天重，他开始发高烧、吃不下东西，时而昏迷、时而苏醒。

    7天后，易良品在河北枣南县李家侯滩村老乡家的土炕上停止了呼吸，时年33岁。

    易良品临终前，将熊登钦叫到身边，说:“我知道你为了我费了不少心，你不说我也看得出来。如果你能把我救过来，我们一起看看社会主义多好。”

    易良品去世后，战士们清理他的遗物，发现他身无分文，只有一块从日军那里缴获的手表。战士们上满弦，对好时间，郑重地戴在了易良品的手腕上，将他下了葬。

    第二天，怀着身孕的王月庭才赶来。于是战士们又打开了棺木，让易良品与爱妻诀别。打开棺木后，王月庭看到丈夫已然长眠，手腕上的表还在滴答走动，不由悲痛欲绝。

    易珠玲有记忆后，就知道父亲在冀南地区是个很有名的人物，“是鬼子的克星，老百姓的保护者”。

    那时，母亲因为抗日工作，北上延安，她和哥哥就在老百姓的保护下长大。

    这对遗孤，“躲在麦垛里，藏在青纱帐中”，东躲西藏地长大了。

    “没有冀南的老百姓，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易珠玲说，“他们说的话很朴实，这是易司令的后代，一定要保护好。在我的心中，永远感谢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我长大的冀南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