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44章曹甸战役③

    战役于11月29日拂晓发起，八路军、新四军参战部队轮番进攻，猛打猛冲，开始即重创韩八十九军所部。

    韩顽守军猝不及防，溃败不支，不得不将兵力收缩在曹甸、平桥、安丰一线，以图顽抗。

    我参战部队一鼓作气，乘胜进击，断顽军平桥与曹甸及安丰之联系，并完成对该诸据点的包围。

    曹甸是宝应县东北的一个集镇，西临宝应湖，周围是水网地带。

    曹甸工事坚固，内有碉堡、暗堡四处相通，易守难攻。

    时驻有韩德勤保二旅一部、八十九军三十三师两个团及直属工兵营、特务营、炮营等共约5000多兵力。

    而韩德勤在兴化及其附近之保六旅、独六旅等亦约5000多兵力，随时可以策应曹甸。

    为此，曹甸已成为消灭韩德勤的最大障碍。

    12月4日，华中总指挥部要求各参战部队攻击前进，在曹甸一线会合，以求得在曹甸彻底消灭韩之主力。

    苏北的战况深深牵动着延安的心。当毛主席得知战役进展情况后，立刻电示华中总指挥部:“只待曹甸、安丰等地占领，此次战役即可结束，仍留兴化、高邮及它处不打，保存韩德勤与蒋介石讲价钱。”

    5日晚，八路军五纵队一支队两个团率先向曹甸发起攻击，但由于曹甸易守难攻的特殊地势，加之顽军拼死抵抗，故苦战一夜未能奏效。曹甸战场遂形成对峙。

    闻讯后的陈毅专抵距曹甸百米之遥的小马庄，与几个参谋人员乘坐小渔船，穿芦苇，隐草丛，察看地形。

    回到指挥室后，陈毅决定仍以突击的办法，用猛烈的火力扫清外围，然后向纵深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参战部队同时攻击。

    黄克诚闻知曹甸情况后，根据以往作战经验，致电华中总指挥部并报中央军委，对曹甸战役的具体打法提出建议:

    “我军无攻坚武器，历史上用速战速决、猛打猛冲战法攻击巩固据点，极少成功。曹甸、车桥等处工事较前坚固，兵力更多，如猛打猛攻，不但胜利把握不大，且有招致重大消耗伤亡可能。我的意见是用持久作战的方法攻击。”

    黄克诚随后又提出6点具体战法:“(1)首先在4个据点(曹甸、安丰、车桥、泾口)间构筑据点，截断其联系与增援；(2)肃清4据点周围之敌据点及附近村落中敌人，将其完全逼入4个据点内；(3)逐步筑垒掘沟推进；(4)用小部队不断接近，消耗其弹药，增加其疲劳；(5)派小组潜入，放火烧其房屋；(6)探悉哪有弱点可乘时，即以主力猛击而消灭之。我如决强攻，请集中新四军、五纵队全部迫击炮、小炮轰击之。”

    黄克诚的建议非常具体，也很有效，但不可取的是时间太长。当时无论是延安还是华中总指挥部都希望能尽快结束此役。

    尤其是中央专门电示强调:“国民党甚关心苏北冲突，你们应坚持原定方针，不打兴化，保留韩德勤。并望10天内结束曹甸战役。”

    黄克诚的意见未被采纳。华中总指挥部下达了13日总攻曹甸的命令。

    关于曹甸战役详情，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一书中是这样记载的:

    “12月13日16时，攻击部队开始运动，19时半总攻开始。因地势平坦，河沟阻隔，韩军炮火攻击，至21时许，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团攻入曹甸西北角炮楼，但此时新四军在东北、东南两线的攻势尚未展开，使韩军得以集中兵力在西线组织反击；22时许，新四军第一纵队经过近迫作业，越过濠沟，不久突破东小圩，占领了部分阵地。可是，此刻八路军在西线的进攻都处于间歇期，致使韩军得以在东线进行反击。进攻先头部队未能巩固住前沿阵地，后续部队受韩军炮火压制，无法向前运动。直到14日拂晓，曹甸东、南、西三面均各自为战，未能形成统一的进攻步调。虽突破韩军前沿阵地，但未能突破曹甸韩军的基本阵地。”

    曹甸久攻不下，而且伤亡较大。为此，陈毅及时地命令部队撤出战斗。

    面对这样的局面，刘少奇于12月15日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称:“我攻曹甸未下。此次战役，我伤亡共约2000人，消耗甚大，平桥虽被我占，但韩部及东北军尚有8000多人在车桥、泾口、安丰、曹甸一带……此次战役大概只能如此结束。苏北问题已成僵局，急切不能彻底解决。”

    中央亦默认了这样的结果。毛主席复电刘少奇说:“华中斗争是长期慢性斗争，我们要有决心和耐心。”

    曹甸战役未能达成战役目的，最终以消灭韩顽8000多人，八路军、新四军亦付出较大代价而结束。

    对于曹甸战役的失败，刘少奇、陈毅后来作了认真深刻的自我批评曹甸战役结束了。苏北战场也随之出现了短暂的宁静。面对这样的结果，刘少奇显然是不满意的。

    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中原局与华中总指挥部随即开始检讨曹甸战役。

    应该说这一检讨很有必要，需总结的内容也很多。比如战役的指导思想、战术的确定原则以及两军部队的协同指挥与作战风格的统一、缺乏攻坚武器和水网地带作战经验等。

    但刘少奇认为，曹甸战役失利的主要原因是黄克诚的作战消极，有右倾表现。

    这样的判断，黄克诚觉得很突然，也很吃惊。他心有不服，但已不能改变中原局领导所形成的结论。

    刘少奇认为黄克诚长期担任政治委员职务，做思想工作是他的强项，但不适合带兵打仗。

    于是，他以中原局的名义电报中央，建议撤销黄克诚五纵队司令员职务，保留政治委员，由陈毅兼任五纵队司令员。

    这就是以后黄克诚在回忆录中所说的:“曹甸战役没有打好，华中局（中原局）领导认为我右倾，作战不力，撤了我第五纵队司令员职务。”

    但“陈毅作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需要照管全局，并没有到第五纵队视事。因此，我这个政治委员还得兼管司令员的工作”。

    这一结果，黄克诚虽然有些委屈和无奈，但也只能接受。然而，出乎预料的是，这一切还没有结束。

    1941年7月，日军对华中敌后的指挥中心盐城实施大“扫荡”。当时，中原局已改称华中局。

    围绕是否保卫盐城问题，黄克诚又与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领导刘少奇、陈毅发生争论。

    这年秋天，华中局在阜宁停翅港召开干部会议。会议对黄克诚提出了措词激烈的批评，指责黄克诚“不服从指挥”、“机械地保存主力”等。

    当时气氛比较紧张。因为黄克诚对这样的指责并不服气，而且据理争辩。

    他说:“作战前我提的意见，我至今认为是对的。作战未达到预期目的也不是我不服从指挥，而是上级指挥失当。本来有的仗不应该打，要打也不是这种打法。”

    黄克诚随后联系曹甸战役和盐城反“扫荡”作战的情况进行分析，结论依然是“上级处置失误”。

    黄克诚争辩的观点并未被刘少奇和陈毅接受，他们坚持黄克诚是错误的，应对此负责，并要求他在干部会议上作检讨。

    以后，黄克诚在回忆录中说:“我为了顾全大局，服从组织，虽对于所争论的问题并没有改变看法，仍按组织决定在旅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检讨。我当时考虑，可能是由于我从八路军刚刚划归华中局指挥，相互缺乏一定的了解，所以才会产生我‘不服从指挥’的误会。”

    为了消除误会，事后黄克诚专门找到陈毅说:“你是我的老上级，我有什么不服从指挥的”

    一年后，陈毅对曹甸战役还是有过理性地反思和总结的，他说:“曹甸战斗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的。”“我很轻敌，仓促作战，准备不够，变成浪战。”

    “我们的战斗手段是攻坚，这就要有很好的准备和按攻坚战的原则作战才行。当时我们这方面就差了。光是猛扑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我们采取坑道作业，就有可能成功。”

    黄克诚听到陈毅这番讲话后，深为认同，称这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抗战胜利后，黄克诚率三师进军东北，途经山东临沂与陈毅相见。

    陈毅在送行时，当着政委罗荣桓的面再次诚恳地对黄克诚说:“过去我也有批评错的地方，请你多加原谅。例如曹甸战役，我和少奇没有认真听取你的意见，坚持要打，结果没有打下，我军伤亡很大，最后批评你三师配合不力。撤了你的职，其实责任在我。”

    陈毅还说:当时“不看你的功劳，指责你态度不好，指责你把问题直捅延安……是我有错，向你道个歉”。

    没想到分手在即，陈毅竟然说出道歉的话，而且还是为了多年前的曹甸战役。这让黄克诚十分惊讶和感动。

    对曹甸战役，刘少奇后来也有过客观的反思和自我批评。

    1944年6月，随着整风反省在各个根据地展开，黄克诚又面临着对曹甸战役失利原因的责询。

    他为此专门致电时在延安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并继续负责指导华中工作的刘少奇。

    时隔数年，刘少奇已经能够较为冷静而且从更高层面来审视这一问题。

    7月10日，他复电黄克诚说:“我们在华中工作，都是执行了中央正确路线，因此，我们能够合作，并能够完成中央所给予的任务。然而在具体工作中，对各种具体问题的处理，则仍有不少错误。例如，曹甸战役，本来是可以不举行的，因为当时过分估计了汤恩伯东进的威胁，二师(指江北指挥部，新四军重建军部后改编为第二师)在桂军进攻下呼救甚急，使我没有细心考虑，急促下决心向顽军进攻，这是我应负责任的。后来强攻曹甸，也是不应该的。当时你反对强攻是对的。”

    继之，刘少奇还特别强调:“曹甸战役未能完成任务，当然不能由你负主要责任。当时有此种说法是不妥当的。”

    刘少奇的电报，是他几年后对曹甸战役的重新认识，同时也廓清了关于曹甸战役的历史真相。

    虽然迟至4年，但电报内容还是让黄克诚感到无比欣慰和释怀。刘少奇这种敢于否定自我的勇气和胸襟也让黄克诚非常敬佩。

    曹甸战役的硝烟早已散尽。今天我们梳理这一历史，可以看到当年决策者在风云变幻的情势下对时局的判断和勇于负责的决心，刘少奇、陈毅坚持实事求是、服从真理和自我反思的精神可敬可佩。

    当然，作为军事家黄克诚的深邃战略思想以及敢于坚持真理的人格魅力也彰显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