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6章 一石二鸟

    何长工、潘汉年被确定为红军方面全权谈判代表。

    何长工当时担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粤赣省委常委。

    粤赣军区是与粤军最近的红军防区，其最高军事长官何长工自然是与粤军谈判的最佳人选。

    潘汉年时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

    潘汉年、何长工郑重地接受了任务，与周恩来握手告别。

    封天宇带了胡杏儿、乔立成等上十人来到了中央苏区首府瑞金。李克农亲自给封天宇和胡杏儿交代任务:保证首长的人身安全。

    1934年10月6日，潘汉年、何长工脱下军装，换上西服，戴上墨镜和草帽。

    封天宇等上十人也是便装打扮，他们保护在首长的身边。

    在暮霭沉沉的黄昏，潘汉年、何长工一行赶到了约定会合地点——江西省会昌县白埠镇。

    这时，陈济棠派出的一个特务连早已迎候在那里。潘汉年、何长工坐上轿子，由封天宇上十人和特务连护送前行。

    每遇岗哨盘问，特务连连长便高声喊道:“这是陈总司令请来的贵客。”

    轿夫一路跋涉，通行无阻。

    10月8日，潘汉年、何长工一行抵达谈判地点——江西省寻乌县罗浮镇。

    陈济棠深知此次和共产党谈判事关重大，因此对谈判地点和内容极端保密。

    当双方代表到达后，陈济棠立即命令其心腹严应鱼旅长严密封锁消息，加强警戒，必须确保红军代表的安全。

    双方代表同住在一幢古老的二层建筑里，红军代表和其保镖住在楼上，粤方代表住在楼下。

    严应鱼将站岗的士兵一律换成最亲近的客家子弟，他本人及其他贴身人员在谈判期间都避免进入这座建筑。

    其实封天宇对这座建筑并不陌生。去年他们首次运送物资进苏区，交接点就选在罗浮镇。

    或者准确些讲就是这座古建筑。

    这是座红房子，过去是寺庙的一部分。

    红房子整体结构为上下两层。房子的四面外墙俱是用红砖砌成。而里面则是木质结构，连堂壁、楼板、地板都是用木板做成的。

    记得那天也有两位便装打扮的红军首长，细细想来，还就是这位姓潘的和姓何的首长。

    后来封天宇才听说，他们两位一位是中央局的部长，一位是粤赣军区司令员。

    封天宇悄悄地对胡杏儿说:”杏妹，不知你的那位同门师姐还在这一带么？”

    胡杏儿也悄悄地答:“我师姐丰金娥以及她的游击队都编进红军九军团了。”

    翌日上午，双方代表来到楼上一间不大的会议室。

    这间会议室显然是被临时隔开来的。里面还可闻到木屑的香味。

    按照双方约定，进会议室的只双方代表，警卫人员都被规定在会议室的外面，离会议室保持五米距离。

    这主要是为了防止会议内容泄露。

    潘汉年、何长工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经过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了“五项协议”:

    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2、互通情报；3、解除封锁；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部，陈部撤离40华里。

    谈判过后，由封天宇他们保护首长们离开罗浮镇回到瑞金。

    谈判过后，粤方代表杨幼敏也立即返回广州，向陈济棠汇报谈判情况。

    陈济棠闻听大喜过望。

    杨幼敏问何时开始实行与红军签订的协议，陈济棠心中高兴，人也就变得更加大方起来:

    “明天就可开始，盐布等紧俏物资一律放行，弹药先拨给他们十万发，做个大人情吧。他们多打死一个蒋介石的兵，我们就相应地多安全一分。”

    “是！”杨幼敏高兴地执行去了。

    这次陈济棠方面联系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情况是真的。有人说陈济棠主动联系的可能性不大。说当时的情况并不是没有红军缓冲，他就立即有灭顶之灾。

    而且，他联系红军的举动一旦暴露，也将陷于极端不利的境地，因为当时充当陈济棠政治资源及后台的，主要是胡汉民、萧佛成、邹鲁等顽固反共的国民党右派元老。

    但如果是被动或不得已而与红军联系，至少稍微说得过去。

    其实中国共产党早就对陈济棠的尴尬处境有认识，甚至洞悉蒋介石与陈济棠之间的微妙关系。

    毛主席早在1931年就明确指出，不能使蒋粤妥协一起反共。

    长征前共产国际军事代表就指出，如果陈济棠与红军作战，“将会在军事方面丧失作战能力和被大大削弱”。

    由此可做出判断，“他们的基本任务是自己不和红军作战，至少在最初不和红军交手”。

    虽然不能判断谁先谁后，但苏区方面肯定是有充分准备的。

    早在1933年11月，红军和广东方面一直有断断续续的停战谈判。

    而大约在1934年8月前，双方就已经达成停战协议，并且设立了联络电台。

    红军方面其实早就对陈济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1934年9月，朱德就给陈济棠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首先从民族大义的角度对其进行开导:“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抗日救国舍民族革命战争外，实无他途，而铲除汉奸卖国贼尤为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之前提。”

    可见红军与陈济棠接触，乃基于民族大义。

    朱德又指出了陈狼狈而危险的处境:“惟情势日急，日寇已跃跃欲试于华南，蒋贼则屈膝日本之前，广播法西斯组织，借款购机，增兵赣闽，若不急起图之，则非特两广苟安之局难保，抑且亡国之日可待。”

    外有日寇侵略，内有蒋介石进逼，两广这么一个小格局，不能自保，连亡国都有可能。

    朱德的信还提到，如果陈还保持犹豫状态，则“福建之役可为殷鉴”。

    所谓福建之役，是指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势力，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对蒋介石的义举。

    最后，朱德的信件提出五项条件:双方停止作战行动；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并切实作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请代购军火。

    后来双方的谈判结果，也是以此信提出的五项协议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