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大公桥（170）

    悠悠大公桥（170）

    ▲冯中衡1958年：宜昌港

    旧中国的码头工人地位如同奴隶，生活不如牛马，装卸货物基本上全靠人力，劳动工具极其简陋，除了码头上提供的跳板、箩筐和少量人力板车、手推车之外，工人还要自备杠棒、绳子、铁钩和搭肩布。劳动条件十分恶劣，上千斤重的货物也都靠多档杠棒加人力搬运，劳动条件十分恶劣。货包常常重二三百斤，码头工人就凭着肩膀扛着沉重的货包奔走于码头与仓库间；秋冬季节遇到江水退潮，江岸后退，还要扛着货包爬几十级青石阶梯才能上码头。

    而在散货码头装卸煤炭和砂石，就会用一尺多宽，一丈多长的木跳板，一头搁在船边，一头架在高凳上，然后一块接一块地用跳板延伸至岸边煤场上的“煤山”作为走道。两个码头工人抬着200多斤的煤箩在这样的“过山跳”上奔走往返，一步一颤，稍有不慎，就会跌下跳板，不死即伤。在笔者多年前对码头工人的街访中，那些老工人还记得有些因工伤致残，不能再从事搬运的同伴，因为没有了收入而沦为乞丐，夜里就睡在街边的屋檐下，最后悲惨死去的往事。

    和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样：对于码头头佬“只有在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之间存在差额的情况下才会使用机器。”由于近代中国劳动力的价格低廉到令人吃惊的地步，而机器的购买、使用和维护又是很昂贵的，所以在中国所有港口的装卸机械发展非常缓慢，到解放时，码头上的装卸作业几乎仍然处于原始状态。

    解放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虽然宜昌长江江面上已有少量蒸汽机机船出现，但木帆船运输仍是主力军，而码头工人依然还是用脊梁背货，凭体力干活，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和“我们是新中国的主人”深入人心，加上国家对码头工人衣食住行的关心，加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老病死不再担心，加上工人地位的提高，劳动福利的加强，码头工人的生活质量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而极大的调动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也促进了宜昌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

    就和水运是人类最古老的运输方式，而木帆船运输是水运最主要的运输手段一样。数千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水运工具虽然有所发展，但没有实质性改变。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木帆船才逐步被淘汰，并逐渐被钢制机动船取代，古代诗人笔下宜昌江面千舟竞发，百舸争流的画面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几千吨、甚至上万吨（在三峡库区）的钢质机动船一路远航。

    就和人力拉纤撑篙、桅杆挂帆为船舶动力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一样，码头上货物装卸全凭肩挑背负，作业工具是扁担箩筐、棍棒绳索的历史在宜昌是从解放后开始逐渐终止的。先是在斜坡码头上安装了牵引机，使得人力板车的运输形式大量出现；随着宜昌自制的“起宏图”柴油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投入使用，九十年代大量使用皮带运输机传输散货，到本世纪初，宜昌码头上肩挑背负的装卸工人越来越少，多被吊车司机、叉车司机所代替。而进入本世纪头十年，人力装卸已从码头上消失，装卸作业多被固定岸吊和龙门吊车所取代，而货包也被集装箱所替代。

    又想起了马克思的那句话：“只有在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之间存在差额的情况下才会使用机器。”这也同样说明，如今码头工人的人力成本已经上升到一个令人吃惊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