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大公桥（122）

    悠悠大公桥（122）

    ▲战争对城市的毁灭

    随着轮船运输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宜昌到汉口、沙市，宜昌到万县、重庆的航线之间，也由于宜昌码头的局限性，除了春夏涨水期轮船可以靠到岸边码头，在秋冬这样更长的枯水期都必须依靠别的吃水更浅的船只进行转运。这样，以转运为主的驳船业便在宜昌大南门外以下江段各港埠应运而生。

    史料记载，时有划工何有元，以自己的大木划往来于轮岸之间，接揽招商局轮船的驳运业务。随着英商太古、怡和、日商大阪等洋行加入宜昌航运，驳运作业开始繁忙。于是何有元便添造数只货驳，报海关批准，成立“宜昌公兴驳船公司”，专为轮运货物装卸服务。为提高装卸效率，公司创制了平板平仓的“宜式木驳”，形成一套独有的驾驶方法，实行一套严格的操作管理制度，保证公司装卸业务顺利进行。

    到民国初年，公司已由何有元儿子何子源继任经理，办公地点设在隆中路。此间，宜昌太古洋行职员吴竹君也与人出资在日光里（邮局巷上手一小巷）办起“联益驳船公司”。吴氏公司的出现，打破了何氏公司的一统天下，加剧了驳运行业的竞争。但由于何子源经营有方，所以公兴公司的业务不仅没有萎缩，而且日益兴盛。

    到上世纪20年代，何子源在驳运行业竞争中，感觉自己年事已高，力难从心，便将其职位让给排行老三的儿子何良辅。何良辅精明强干，善于交际。继任后对内壮大实力，对外扩展业务，使公司驳船业务更趋发展。但民国十四年和十六年力行一街和力行四街与转运街一带发生的两场大火，殃及到发展中的公兴公司，一时间搅得何良辅心灰意冷。

    进入上世纪30年代，宜昌驳船业出现驳运公司专营与轮船公司自办并举的局面。对此，何良辅除了在加强公司管理上下功夫，还加紧对公司职工的剥削，将员工的待遇定得非常低，使得公司内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而在对外经营中也逐步力不从心，险象环生。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1年）何良辅身染重病，不能理事，由其四弟何徳辅接任经理。不久何良辅病逝，公兴公司开始走下坡路。

    抗战爆发后，因大批物资西运（俗称“宜昌大撤退”）致使宜昌驳运业一时又变得繁忙起来，而且供不应求。但次年何子源病故，随即公司房屋财产、驳船一分为五，驳运码头也划分五处，仅公司招牌不变，其主体已就四分五裂。加之不久后日军占领宜昌，何家人外出逃难，公兴驳船公司也就黯然结束。

    当然，对城市建筑破坏最大的还是战争。位于川鄂咽喉要地的宜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明清之际，因为交战，宜昌经常是“城无完堞，市遍蓬蒿，”这从一些宜昌志书记载中不难窥知：比如“（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逆贼张献忠自荆入彝，据其城（时为东湖县）十九日，驱妇女平城，官私衙舍焚毁无遗。”后来在民国初年，北洋军与川滇军、北洋军与北伐军之间为争夺宜昌城而你来我往，打个不停，其对城市建筑的摧残更是厉害。

    不过宜昌被战火毁坏最厉害的还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据史料记载，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6月21日上午，日机6架轰炸宜昌，炸死11人；下午日机投下硫磺弹，大公路、力行四街一带房屋几乎全烧，江边几十只木船被烧，死伤200多人。而从宜昌1940年6月12日沦陷以后，原老城区成了难民区，新商埠区到大公桥成了“日华区”，建筑被毁十之八九，被说成是“破坏之甚，为全国冠”。

    这也难怪杨文华站在大公路上，居然认不出家乡原来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