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大公桥（79）

    悠悠大公桥（79）

    ▲宜昌县志初稿

    因为在何成浚身边多年，对民国时期的官场有了极深的了解，知道首要之点就是要在平民百姓中间树立勤政廉明的形象，所以赵铁公上任之初，就在县政府（后来的市公安局看守所，俗称101，现在的美岸观邸）门口竖立起“除暴安民”、“察吏扶民”的一对牌联，在公开场合也总是口口声声说要做到“正大光明”。

    张铁公上任后的首要任务除了拆城墙、修马路，就是强行解除了当年宜昌维持地方治安、防备不测的400人的民团武装，枪支弹药没收，罪名是“把持地方，鱼肉百姓”。这样跋扈的举动当然会引起宜昌商界、教育界的极大不满。可是胳膊拧不过大腿，人家赵铁公上有何成浚撑腰，下有当地驻军的支持，根本懒得理睬。

    经过赵铁公这样的高压打击，宜昌的地方绅士尝到了厉害、吃到了苦头，也就不得不听任他成立了直接听命于县政府的新的民团；在公益捐办事处的人选问题也听从他物色的那个当时演文明戏（现在所说的话剧）、以前唱过旦角（旧时的戏台上，都是梅兰芳一样的男扮女装）的李孟养来担任公益捐办事处主任的指派。重要的是，这不仅给了宜昌的那些土豪劣绅一个下马威，也为赵铁公以后的贪赃枉法、横行霸道、肆无忌惮、一路顺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22年，当年的宜昌商会会长韩慎之与北洋军阀首领吴佩孚计议，成立了一家济宜公司，恢复征收鸦片税，“以济军用”，这就是特税处。后来北伐军来了以后也换汤不换药，依然维持现状，前文提到的烟土税上附加二五，做宜昌地方建设公益事业经费的“油水”就来自于此。侯叔轩先生在《清末民初宜昌面面观》中回忆：“（烟土税）每月按收入（给公务员）发薪以外，还给地方教育补贴，加上各项开支和上缴部分以外，每月达1000万元。”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赵铁公深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真谛，十分高兴的接受了那个北伐军来后失意的宜昌商会副会长李春澄7000元贿赂，强行解散了原来的商会，在选举中又打又拉，使得李春澄如愿以偿的当上了新任会长；在随之开始的拆除城墙、填平南湖、平整铁路坝、修建道路和修建楼房的工程中，李春澄门下的营造厂承担了大部分工程，其中的猫腻谁都想得到。

    赵铁公很懂得提升公信力，所以他大力提倡传统文化，在端午节期间，在长江宜昌江段组织了一次盛况空前、万人空巷的划龙船比赛；他也很会拉拢人，聘请当时的宜昌县党部的整理委员黄乃安（黄埔军校学生）等人为县政府咨议，每人每月的伕马费200元；按照省里的规定，县党部每月的经费只有500元，赵铁公却增加到3000元，这就是笼络人心；

    有一笑话。《宜昌县志初稿》在赵铁公上任之时已经完成，可赵县长不满意，决定重修。于是任命湖北第六行政督察区宜昌专员公署兼宜昌保安司令部秘书长林智伯任宜昌县志局局长兼总编纂，将编志局也设在位于二架牌坊（今新民街裕厚里，已拆）的林智伯（字树藩，号恕凡居士）家里。

    在前任及王步点、张志恒等诸前辈编纂的基础上，林智伯聘请安徽人胡效新（字养愚，北大生，上海《东方杂志》撰稿人）、宜昌人王静波（宜昌三师生，《国民日报》副刊撰稿人）主笔，其用意自然是为赵铁公树碑立传，可是忙乎了三年，直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离任，还是没有完稿。（《宜昌县志》直到1936年才付梓。后残稿为林智伯之子林永湘所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