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中书街（162）

    戏说中书街（162）

    一六二、截然不同的评价

    “果然如此，到底是恩科出来，就是与众不同。”顾嘉蘅叹了一口气。到底是在官场上纵横二十年，顾嘉蘅的着眼点也就与众不同：“那个事件不是已经盖棺论定吗？先生现在所在的朝代如何评价洋教？”

    “六十年的共和国对某些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分为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其态度和立场大相径庭，完全是各说各话。”笔者在举例说明：“前三十年的观点认为，自靳岗建起教堂起，南阳人民与教会的斗争连年不断。部分传教士和教徒依仗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有恃无恐，勾结官府，欺压人民，霸占财产，包揽词讼，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腐败的清政府对人民的正义斗争不予支持，反而强制地方向洋人赔款，导致民众越来越大的反抗。”

    魏氏有些着急的在一边插话：“另一种说法呢？”

    “也是冠冕堂皇的。”笔者想了半天才想起有关部门的一段论述，就给他们读道：“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意大利安西满主教等自靳岗开始展开传教事业，当时的靳岗尚属一荒凉小土岗，人烟稀少，风气闭塞……惨淡经营，历经百年后，靳岗焕然改观：所建大教堂堪称艺术殿堂，为罗马式西方建筑，可容纳千余人。堂内供奉的耶酥与圣母像，雕塑精致，栩栩儒生，皆出自意大利艺术家之手。每逢礼拜日，岗上钟声齐鸣，其音雄壮铿锵，传闻数里，附近男女老幼，皆整衣洁面，赴教堂参礼；时光绪末年，盗贼经常出入抢劫财物，教堂在靳岗周围筑有寨墙，周围470丈长，一丈半高，四面设有寨门，每逢盗匪骚乱，远近数以万计的平民赴靳岗避难，教堂大开寨门，鼎立相救。”

    顾嘉蘅微微一笑：“还有吗？”

    “中日之间曾经爆发过八年战争，对于那场战争的态度，前后三十年也有各自不同的表述。”笔者在告诉他们：“在后三十年的评述中是这样描述的：1937年抗战爆发后，日寇对中原地区发动空袭，南阳教堂利用一切条件保护百姓在教堂内躲避轰炸。至今老一辈的南阳人还能回忆起当年跟着大人，进教堂，”躲老日”的情形。”

    顾嘉蘅赞扬道：“此乃善举也！”

    “大人，下面还有一段呢。”笔者在按照那篇资料继续念道：“抗战期间，广大信徒积极支持抗战，教会学校的青年学生投笔从戎，为国捐躯。为了救助伤病员教会调集了医护人员医治难民伤兵。在这期间，教堂也受到重创，从戎的学生和奔赴战场的医扩人员大多牺牲在战场上。在动荡的局势下，教会走向成熟，逐渐承担起”时代先知”的使命，匡扶正义，作社会的明灯。许多教徒发表了他们对时局的主张和宣言，呼吁同胞奋起反抗外来侵略，停止内战，停止残杀。建立和平稳定统一的国家。”

    魏氏有些疑惑：“洋教会有此仁义吗？”

    “夫人执意极是！”笔者微笑着回答：“前三十年的历史记录和表达的观点却完全相反。据史料记载，1941年2月，在日本飞机轰炸南阳时，教会中有人爬上钟楼，为日机指示轰炸目标；在日寇攻占南阳之后，教会维持会组织20余人出迎日军入寨，还为庆贺日军胜利举行宴会，并作祝捷弥撒。所以，1942年，驻守南阳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在当地民众的强烈要求下，将居住在河南的全部德、意两国传教士，强行集中在集中营内，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以免向日军传递军事情报。”

    “为什么？”顾嘉蘅在发问：“作为第三国的人员，不是应该保持中立吗？”

    “大人不知道，二战中，德国、意大利和入侵我国的日本可是同盟国！”笔者在接着介绍：“据记载，在民国年间（公元1911-1949年），教会中的一些不法传教士和教徒串通军阀、官府、土豪、恶霸，包揽词讼，盗窃文物，搜集情报，从事间谍活动，所以在共和国成立后，在教徒们的控告下，1950年依法处理了教会中有血债的恶霸。第二年，意籍传教士穆聂蒂、彭士沛殴打婴儿院的儿童常建国、王芳杰事件发生后，南阳学校纷纷起来抗议，举行游行示威，事件经《南阳日报》披露以后，光是收到全国人民的声援来信就有两万多封，所以到1953年，在南阳的外国传教士或被驱逐、或自愿申请离境，全部离开了中国。”

    顾嘉蘅有些惊讶：“不是说官怕洋人吗？”

    笔者只回答了四个字：“换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