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中书街（161）

    戏说中书街（161）

    一六一、靳岗天主教堂

    河南南阳靳岗村之所以著名，是因为那里有一座天主教堂。

    笔者在告诉他们，早在顾嘉蘅就任南阳知府之前的清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法国遣使会神甫刘方济就秘密来到靳岗，发展了若干家教徒。

    “有些印象。”虽然年迈，可顾嘉蘅思维依然和原来一样敏捷：“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有一名法国传教士拿着河南都衙的文书到南阳，本人见过，后来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那些外国传教士在靳岗成立河南天主教区”总堂”，本人也风闻过，只是忙于公务，懒得理睬而已，外国邪教不过就是自生自灭而已。”

    “非也，洋人可是会得寸进尺！”笔者解释说：“大人莫非忘了？其实就在顾大人卸职前一年的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因天主教士企图强占由南阳废弃县衙改建而成的浙江会馆，因而激起广大民众公愤。南阳官绅联合上书，其文为《南阳绅民公呈》，要求“为邪教殃民，恳请驱逐，以安良善事”。其联合署名达144人，人数之多为中国历次教案之最，既有进士又有举人，既有拔贡又有县丞，既有岁贡又有监生，既有武举，又有千总，曾经引起国内外极大震动。”

    “先生不知，那几年，老夫正为罢黜与复位忙得无术。”顾嘉蘅摇摇头，似乎想将那些不愉快的记忆忘却，又十分关切地问着：“朝廷答复是？”

    “顾大人又不是不知道”百姓怕官，官怕洋人”的民谣？”笔者在回答说：“当年外国教会借口保护传教士的生命财产安全，提出在靳岗四周建筑寨墙的要求，不仅遭到附近村民的强烈反对，连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认为，在各项合约条款中均无此项规定，又恐其他各地相互仿效，所以认为不能开此先例。当时从南阳到京城为此事的公函象雪片一样来往不断。”

    顾嘉蘅哼了一声：“如不出本人所想，朝廷会妥协！”

    “大人所言极是！”笔者也长叹了一口气：“经过反复的外交谈判，最后总理衙门与河南巡抚衙门商定出一条既可以保证传教士的人身安全，但又不失主权的折衷办法，那就是从河南盐务附加税项下拨出一万两白银，由南阳府派人打出慈禧太后所批转的”御敕建修”的圣谕，拨付毛瑟枪一百支，调漕州镇总兵来镇压群众反抗。到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7年）11月寨墙完工，共用经费白银一万二百一十两，全由税款开支；更重要的是，寨门上各建炮楼一座，又加筑大炮楼七座，小炮楼十座，并备有铸铁炮百余门，俨然成了一座军事堡垒，其规模浩大和坚固程度居南阳各寨之冠，被称之是东方的梵蒂冈”。

    那个前南阳知府轻轻说道：“朝廷之弱，可见一斑。”

    “据《南阳地方志》记载：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南阳大旱，农作物近乎绝收。群众中广泛流传着”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遮着天；杀了洋人头，吓得满街流”等民谣。”笔者在介绍历史：“也就是那年的7月，被义和团从内黄驱逐而出的外国传教士李约翰等人乘坐的十几辆马车途经南阳南门时，不仅不接受那些民众的拦车查问，反而开枪打死一位农民，导致”砸洋车事件”的发生。”

    魏氏也在表示惊讶：“外国人竟能如此横行霸道吗？”

    “肯定能，因为有慈禧太后和朝廷在背后撑腰！”笔者在继续说道：“在此之前或之后，也就是1900年7月到9月之间，南阳各地就有几万群众，打着义和团的旗号，高喊”扒洋楼，报冤仇”的口号，两次围攻靳岗寨，不仅拆毁了城内的天主教堂，还砸毁了城内贩卖洋货的杂货铺以及那些本地教徒的庄园和财产。”

    到底是官场中人，顾嘉蘅居然还会想起当时的傅凤飏会不会被连累。笔者告诉他，从当时的奏折中可以了解到，官场上的确是有人想以“纵容百姓攻击洋教”的罪名伙同外国教会一起打倒傅凤飏，朝廷便命河南巡抚松寿核证此事。松寿于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奏陈说：“南阳府知府傅凤飏并无仇教情事”，光绪皇帝的朱批是：“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