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中书街（125）

    戏说中书街（125）

    一二五、宜昌印象

    于是，闲暇之余的盖洛走在宜昌江边因为冬季的枯水期而露出来的大片沙滩上，这个基督教传道士可以看见沿着河街（笔者注：沿江大道西陵一路到陶珠路一线）江边有很多正在忙着建造的各种形状和大小的长长的木船，发现那些工匠几乎还是沿用老祖宗留下的制作工艺，却没有表现出对西方先进机械工艺技术通过模仿来达到吸收的愿望和企图，可是他却发现，同为东方大国的日本却已经在宜昌的江岸上建起了一些又大又宽的仓库或者洋行。

    看了些下游停在江心的那些挂着外国国旗的轮船高高烟囱里冒出的浓烟，也看了那些上游停在江边的如林般的木船的桅杆顶，踏着有些陡峭的石阶和楼梯走上布满垃圾堆和忙碌搬运工人的码头的时候，盖洛开始用他手里的相机镜头真实记录下他所见到的宜昌的一切，其中就有被盖洛说成是“毗邻帝国海关”、苏格兰长老会教团围墙外的那一大片中国墓地。

    而墓地的其中内幕，初来乍到的盖洛肯定是听他朋友介绍而得知的。因为海关当局企图购买这片土地，作为业主的那些中国人自然很不甘心。为了避免被迫出售，他们设计了一个大胆而又荒唐的计划，就是将附近一个寺庙（笔者注：应该是汉景帝庙）保存的几个躺有死人、被盖洛形容成“身体不新鲜”、却尚未被送回到自己家乡的家族墓地的棺材抬出来，也赶紧开始挖坟墓。这种行为被盖洛说成是“令人垂涎的土地”，导致了“违背法律，那么狡猾”的计划。

    盖洛在宜期间所拍摄的那20多幅照片，是有关宜昌城区的第一次用照片的形式留存的上世纪初极其珍贵的老照片。内容涵盖宜昌当时的城市建筑、文物古迹、街道、宗教以及人物，其中的一些建筑，如宜昌府学宫（笔者注：原来的学院街小学，现在的世纪欧洲城社区）内的文庙、站在教会楼顶拍摄的有关宜昌城区的远景、位于县府路（笔者注：献福路）的宜昌知府衙门府衙等，早就杳无可寻，只有通过盖洛的镜头，才能使得今天的我们可以一窥这些宜昌百年前标志性的建筑的旧貌。

    通过“宜昌的苏格兰传教士们”和“宜昌罗马天主教传教使团的住所”等多幅照片的背景，可以清楚地看见虽然随着宜昌商埠的兴起，外国使领馆、教会和洋行纷纷抢滩于一马路到二马路、滨江路到福绥路的那片区域，可是在街道还未形成之前，那里不过也就是不太繁华热闹的城郊而已。从史料中就可以得知，宜昌的真正繁华还得从1920年宜昌兵变之后，开始针对鸦片征收特税开始。

    盖洛镜头里的宜昌城里的模样，通过身穿羊皮大衣的盖洛自己在宜昌衙门院内和滑竿留下的一张照片，以及“宜昌街头的一棵神树”、“宜昌孔庙”和“宜昌衙门”等照片，可以看出当时宜昌官方建筑和民房式样，还有街道形态的正式记载。这就证实了《宜昌开埠后的城市建设》中所介绍的：“城内街道都很狭窄，闹市区之外的街巷还很污秽，低则水窟，高则土山，人走拥挤，车行冲撞，紊乱不堪。”以及埃德温勒德洛的《十年报告》里所写的十分糟糕的宜昌城内的印象：“一条狭窄、及其肮脏、臭气熏天的小街，沿街都是江边破烂的小屋。”

    盖洛将他的镜头更多的集中到了“江和号船上的传教士们”、“宜昌的苏格兰传教士们”、“宜昌罗马天主教传教使团的住所”，以及“宜昌方尖塔前的一位尼姑”和“宜昌附近的一尊凶神塑像”等多幅照片，披露了当时天主教、基督教与佛教、道教在宜昌并存与相互竞争的宗教情况，因为在笔者的《宜昌宗教面面观》里已经对此做过详尽阐述，就不必在此赘言了。

    《扬子江上的美国人》书中还留下了两幅有关农民耕种的照片。一张题为“宜昌附近的人力耕田”、另一张为“宜昌农夫在稻田耕作”，稻田里的农夫用的是水牛耕田，而旱田里的那三个农夫却是一人在后面扶犁，两人在前面用绳索拉犁。可见得晚清民国年间的宜昌，生产力水平不高、其生产效率当然就很低。这也就从一个侧面证明宜昌是一个适合耕种的地方，也证明了埃德温勒德洛的那份宜昌海关《十年报告》描述的真实准确：“稻米、小麦、荞麦、豌豆、青豆、芝麻、油菜全都大量种植，高粱、玉米、小米也在一定范围内种植，中国人通常食用的蔬菜如南瓜、洋白菜、萝卜、甜薯（红苕）、荸荠及其他薯类作物都大量生长，棉花在近郊和下游更远的地区都大面积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