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中书街（50）

    戏说中书街（50）

    五十、天官牌坊

    据那个因为写了《张居正》而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熊召政分析：在处理人事问题上，张居正从不意气用事，就是所谓的“宰相肚里能撑船”，就是像弥勒佛那样“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而在用人方面，坚持重用循吏，慎用清流；有的地方重才能，有的地方重道德。而对于他身边的王篆那位大红人似乎属于特别能办事、听指挥的循吏，具重的当然是他的才能。

    在宜昌几乎所有的地方史志和民间传说中，王篆是一个家有风水宝地佐佑、从小就是神童，长大走出宜昌当官又是处处清正廉明，还刚正不阿的好官，所以才会被张居正所器重；“历官两京都御史，晋位少宰，扬历中外三十余年，固有‘铁御史’之号。”不过，这仅仅代表的是当地人出于对当地名人的完美而丰满的历史形象的刻意塑造，因为，无论是在国家层面的历史还是在一些历史记载中，王篆的形象都似乎缺少足够的正面价值资料的支撑。

    《明史》没有为王篆立传，但可以从相关的记载中找到不少关于王篆事迹的叙述。比如《明史张居正传》中记有：“居正度不起，荐前礼部尚书潘晟及尚书梁梦龙，侍郎余有丁、许国、陈经邦，已，复荐尚书徐学谟、曾省吾、张学颜，侍郎王篆等可大用。帝为粘御屏。”张居正之所以在垂死之前举荐王篆和其他人，除了王篆本人的能力外，既跟王篆是张居正的湖广老乡有关，也跟王篆善于巴结逢迎有关，更与王篆是张居正的心腹有关。

    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因为张居正父丧夺情视事，翰林院庶吉士赵用贤和其他官员上疏反对，先受廷杖，旋被罢官。而御史吴之彦本来已跟赵用贤订了儿女亲家，可是害怕受到牵连，虽欲毁婚又恐担责，于是王篆想出一妙计。《明史列传第一百十七》中记载：“（赵）用贤有女许御史吴之彦子镇。之彦惧及，深结（张）居正，得巡抚福建。过里门，不为用贤礼，且坐镇于其弟下，曰：‘婢子也’，以激用贤。用贤怒，已察知其受居正党王篆指，遂反币告绝。之彦大喜。”

    不知各位看官明白王篆的手段没有？王篆之计不仅故意激怒赵用贤，而且把悔婚的恶名落到赵用贤的头上，到最后居然有苦说不出，不可谓妙计也。后来吴之彦还让儿子去控告赵用贤“论财逐婿，篾法弃伦”，皇帝只好“诏礼官平议”。不知后来的那一点是不是王篆指使所为，如是，那就叫连环计。

    如果说王篆将许孚远等人说成是高拱的朋党，是为了张居正群体的利益，为张居正搭建自己的班底和工作平台创造条件，那么，他打击颜鲸（公元1515-1589年）就纯粹就是为了发泄私愤。《明史颜鲸传》里这样说：“在湖广，王篆欲祀其父（王良策）乡贤，（颜鲸）执不许。至是，（高）拱掌吏部，（王）篆为考功，遂以不谨落鲸职。”这就是说，在湖广，王篆欲祀其父乡贤，负责审批的（鲸）执意不许。到了（高）拱掌吏部之时，王篆就找了一个理由罢了那个家伙的官。可见，王篆之私心，并不仅仅在于讨好张居正。他还想滥用职权，光宗耀祖。颜鲸不同意王篆列其父为乡贤，王篆就不让颜鲸考核合格，一报还一报。

    不过，虽然颜鲸能够拒绝将王篆的父亲的名字纳入乡贤之列，可并不妨碍那个因为家里出了个首辅大人面前的大红人、正三品的吏部左侍郎被宜昌人称为王天官，也并不妨碍王家早就从江南点军的碑湾搬到了城里的南正后街居住，更不能阻止王天官的父亲为了显耀门庭，于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在自己宅院门前竖起一座石牌坊，上面镌刻“天官封宠”四个金色大字。

    而据清代的《东湖县志》营建卷之九称，明代的时候，宜昌还为王文选、王杰、王燧、王良策立了“新四牌”，其中为王燧立了“夺锦坊”和“中书坊”，为王良策立了“天章三赐”，还为王篆在南正后街立“天官封宠”大石牌坊，成为当时宜昌古城所立牌坊品位最高的盛事。据现在的一些资料介绍，天官牌坊为四柱三间，中有正楼，两侧有次楼和边楼，牌坊上雕有花纹，繁饰至极。

    在宜昌的史料中，王篆的高祖父王文选，以子王杰贵而受封，赠保定通判；曾祖父王杰，以子王璲贵而受封，赠奉政大夫修政庶尹；祖父王璲，以孙王篆贵而受封，赠吏部左侍郎，祀乡贤。清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和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的《东湖县志》更是说：“王良策，号柱山。少宰篆父也。与父璲并以篆贵，赠吏部左侍郎，祀乡贤。良策少事亲以孝闻。折节读书，遇事独慎。自为诸生，文行益著。子弟有过，痛绳之。使必改乃已。与人醇厚，邻有侵其宅地者，置弗较。乡里服其德量。”这就吹牛吹的有些太过了，那个中书街立过中书坊的王汝玉（王燧）与王篆半毛钱的关系也没有，可见得有些史料极不严肃。

    不过，王家在南正后街竖起了那座俗称为“天官牌坊”的事可是真的，那条南正后街也就因此在以后被改成天官牌坊街了，民国的时候，天官牌坊早就不见了踪影，那条街就改为四维街（取自礼义廉耻），解放后又改为民主路，新世纪后，民主路一边变成了欧洲世界城的住宅小区，一边还是杂乱破旧的棚户区，就被戏称为中英街，再以后呢？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