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中书街（51）

    戏说中书街（51）

    五十一、张居正之死

    《明史》神宗（万历）的本纪结尾称：“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据说这个“论者”就是清康熙皇帝（公元1654-1722年）。很多史学家都有同样的观点，对于这个在大明王朝享国时间最长、却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皇帝，专家也有几乎同样的评论：“朱翊钧在位初之十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政务，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亲政后，励精图治、生活节俭，有勤勉明君之风范，开创了‘万历中兴’局面。执政后期荒于政事，使大明王朝逐渐走向衰亡。”

    明神宗朱翊钧是一个人格极为矛盾的皇帝，上台亲政初始时兢兢业业、恪职尽守，万历十二年八月至十三年五月（公元1584-1565年），京师大旱，朱翊钧甚至步行十余里至天坛，不顾劳顿，拒乘龙辇，亲自祭天祈雨，所做所为让百官和百姓大为感动。可是到了万历十四年九月，也就是祈雨的第二年，他就以“头晕眼黑，力乏不兴”为由开始不上朝，到后来甚至连元旦朝贺、太庙祭祀也免了。以至于直到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朱翊钧再次出现在金銮殿，许多朝臣竟然是第一次见到皇帝，如此荒废朝政，和他爷爷嘉靖皇帝居然有异曲同工之妙。

    然而有史学家却认为，明之亡，张居正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首先是教育失败，在上十年对明神宗朱翊钧的教育中，课程是自己选的，老师也是自己充当的，却没能教育出一个好皇帝；同时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专权跋扈、目中无人，导致满朝文武要么对他歌功颂德，要么敢怒而不敢言；更重要的是，虽然推行经济改革极大地丰富了国家钱库和粮仓，却由于上行下效，地方官员苛捐杂税数不胜数，民间连养只鸡也要缴税，所以怨声载道。

    明代的张居正的改革，其声名可与宋代的王安石并列，而其取得的成功则又远在后者之上。王安石改革失败在当时便已众目共睹，民愤极大；而张居正的改革成功在当时却是世所共知，深受当代人的推崇，这是二者之间的差异。可是两者之间也有相似之处：王安石的改革在史学家的眼里公认是毁了北宋，成为半个世纪后靖康之难的始作俑者；而张居正的改革虽让明朝出现短时间的回光返照，其暗藏的隐性危害之大同样在半个世纪后也毁了大明王朝。在这种观点面前，王安石和张居正分别算得上是北宋和明朝的最大掘墓者。

    不管明亡的罪魁祸首来自明神宗还是张居正，反正在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六月二十日，一代名相张居正病逝于北京，享年58岁。在病重期间，他曾写过一首《病怀》的七律诗：“白云黄鹤总悠悠，底事风尘老岁年？自信任公沧海客，敢希方朔汉庭仙？离居可奈淹三月，尺疏何因达九天？独坐书室不成寐，荒芜虚负北山田。”在病榻中，张居正依然信心满满，把自己比作庄子寓言中神力无穷的沧海客，汉武帝所器重的那位仙人东方朔，当然也想念自己的家乡。

    张居正死后，明神宗赐给张家搭建丧棚用的孝布五百疋、接待赴吊的大米二百担；两宫皇太后也赐给孝布二百疋、大米二百担；皇上还和同母的弟弟弟璐王一起合赠银子2300两、香油1000斤、香烛1000炷、薪柴10000斤，皇亲国戚、同朝文武送的就更多了。朝廷还特许京城设祭坛九座，供官民吊唁，后来因赴吊的人实在太多，又紧急增设七座祭坛。

    万历追封张居正为上柱国、谥文忠，下旨派在京的四品堂官、以及锦衣卫的人员参与护送张居正的灵柩归返故乡荆州江陵，并特委司礼太监陈政为整个护丧队伍的总管事：于是，我们就能想象到，在夏天的烈日下，张居正的灵车及辎重车前后七百余辆，在三千名军卒夫役的推拥下，浩浩荡荡地沿着官道向湖广方向缓缓行进，这支队伍前后近十余里延绵不绝，沿途路祭的各地官员和百姓更是看不到头……

    《明史》是这样记载的：“（张居正）及卒，帝为辍朝，谕祭九坛，视国公兼师傅者。居正先以六载满，加特进中极殿大学士；以九载满，加赐坐蟒衣，进左柱国，廕一子尚宝丞；以大婚，加岁禄百石，录子锦衣千户为指挥佥事；以十二载满，加太傅；以辽东大捷，进太师，益岁禄二百石，子由指挥佥事进同知。至是，赠上柱国，谥文忠，命四品京卿、锦衣堂上官、司礼太监护丧归葬。于是四维始为政，而与居正所荐引王篆、曾省吾等交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