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中书街（42）

    戏说中书街（42）

    四十二、张居正的跋扈

    官员的脾气随着其官爵见涨，这几乎是官场的一种普遍规律。

    说来也是，明清五百年来如王阳明、曾国藩这类大儒即便身居高位，还能常存敬畏警惕之心的能有几人？隆庆皇帝朱载垕在位时，内阁中先有徐阶，后有高拱为首辅，张居正正是运用韬晦之术、左右逢源，不能不多有所掩饰；等到徐阶退休，高拱被逐后，万历小皇帝朱翊钧对他这个先生言听计从，又有大太监冯保的亲密协作以及和他有暧昧关系的李太后的大力支持，张居正自然就权大于天，自然就会变得越发专横跋扈。

    史料记载，一天万历听讲下课，顺便向自己的老师问起阁臣吕本在家安否？张居正由此生怒，回到内阁之后随即召来吕本的儿子中书郎吕兑责问：“皇上是怎么知道你父亲的起居？”于是，“兑大恐，即上疏自罢。”想想就可怕，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经张居正插手过问，就居然使得一名高官胆寒得要自动辞职，实属罕见。

    我国封建王朝，在官员见面互访中，按惯例先要“投刺”，即送上自己的名片，在柬面上要书一“正”字，以示正规，这也是官场中的习惯礼仪用语。可是因为张居正一手遮天，可以决定满朝文武的命运，到了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之后，柬面上再也不书“正”字，就因为张居正的名字中有一个“正”字，竟然出现君主才有的避讳，这才是咄咄怪事。

    更为荒诞不经的是，张居正母亲进京，各地的地方官一路护送，用心呵护，诚惶诚恐，到了河南渡黄河时，老太太看到河大水急，心里有些害怕。为使老人消除顾虑，当地的官员安慰她说：“过河尚未有期，临时再当通报。”然后利用这短暂的停留机会，用权柄调动大批舟船首尾相接，在河上连成一片；然后再调动大量的劳工在船舱上面填以泥土，两旁插上柳树，老太太乘坐的船行驶其中，如同进入花红柳绿的小河之中，结果快到北京时，老太太还以为未过黄河呢。

    万历四年（公元1577年），有言官上疏弹劾张居正，其中质问道：“辅政未几，而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其实，他是不了解行情。从古到今，只要官做到张居正那个份上，财富自然是门板也挡不住的。张居正的老师、前任首辅徐阶的个人操守尚可，做官也算清廉，可在松江老家却早已良田万顷，成为江南最大的地主；满清晚期的盛宣怀不过就是一个邮传大臣，其资产就是大半个上海。

    1939年10月，日本特务机关对国民政府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所做的秘密报告中显示，身为委员长的蒋先生的资产有6639万（809万美元）、宋美龄有3094万（377万美元）、宋子文有5230万元（637万美元）、孔祥熙有5214万（635万美元）。后来到了1948年，共军开始战略反击，国军开始前线吃紧，而整个国统区由于贪腐严重，经济困难，加上改币失败，导致金融崩溃，号称“笔胆”的陈布雷好心好意提醒蒋先生劝宋美龄捐一笔钱以充军饷，蒋先生怒气冲冲的拒绝：“夫人哪来的钱？”所以有史学家叹息：必败无疑！

    张居正的独断专横除了助长他的为所欲为，也享有许多人不能有、也不敢有的特权。久混官场的官员们都知道，如果直接把贿赂送到京城张居正的官邸，首辅大人一定会义正词严的拒绝，还会对他们进行反腐倡廉的思想教育，只能采取曲线救国的方略，把各种名义的礼物用各种理由送到位于荆州江陵的张府去。张居正在一封信中也承认：“所却两广诸公之馈，宁止万金，若只照常领纳，亦可做富家翁矣。”他在给湖广巡抚的信中也表示自责：“老父高年，素怀坦率，家人仆辈，颇闻有凭势凌铄乡里，混扰有司者，皆不能制。”

    最叫人拍案称奇的是，当时的史料记载，在张居正患病期间：“两京大小九卿科道庶僚咸祈祷备至，举国若狂。”“自六部卿、大臣、翰林、言路、部曹，下至官吏冗散，亡不设醮词庙，为居正祈祷者，吏部尚书而下舍职业而朝夕奔走，仲夏曝身出赤日中。”“江陵公卧病邸第，大小臣工莫不公醮私醮，竭诚祈祷。御史朱琏暑月马上首顶香炉，暴赤日中，行部畿内，以祷祝奉斋。”不得不叫人膛目结舌。

    虽然张居正在万历儿皇帝即位初期具有一言可使人平步青云，同时也可致人破家亡身的权力，已形同最高统治者，享有无上的威权。可是他忘记了一条在封建王朝颠扑不破的规律：顾命大臣终于难以避免灾祸，因为任何一个帝王，不管是平庸之辈而是有远大抱负，都绝不能容忍首席大臣的威望与权力凌驾于自己之上，更不可能让一个自己的手下官员在自己的身边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在顾命大臣中，最早辅佐成王的周公下场如此，霍光也是如此；张居正如此，此后辅佐顺治帝的多尔衮的下场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