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中书街（17）

    戏说中书街（17）

    十七、《永乐大典》的最后

    最令人痛心的就是那些文官大臣的监守自盗，有些行为实在令人发指。

    早在那部由乾隆皇帝主持，纪昀（纪晓岚）等360多位高官、学者参与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因为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共有3500多种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的《四库全书》修成之时，一些大臣就开始打《永乐大典》的主意了。

    那些人首先以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量佚书，其中有385种已经收入《四库全书》为由，奏称《永乐大典》“菁华已载，糟粕可捐，原（书）可置不复道”，却被更聪明的乾隆皇帝坚决驳回。于是就开始了监守自盗。想想鲁迅笔下的那个孔乙己，就曾经说过：“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按照现在的说法，即使是贼，偷书也可视为雅贼，可翰林院的官员的监守自盗似乎性质更严重得多。

    据那位清代藏书家、现在被说成是中国图书馆学鼻祖的的缪荃孙（公元1844-1919年）记载：翰林院的文官一般选择在冬天进行偷窃。早上进翰林院的时候借口御寒，随带棉袍一件，其实并不穿在身上，而是打成包袱形状带进去。下班的时候，将两本相当四开纸大小的永乐大典包入包袱里，却把原本包在包袱里的棉袍取出穿在身上，翰林院的守卫只看见早上带包袱而来，晚上带包袱而去，也就不起疑心。

    到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设四库全书馆，清点嘉靖版的《永乐大典》时，就发现缺少了1000余册；而到了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修缮翰林院建筑时，再次清查《永乐大典》，全书已不足5000册，据记载，光绪年间的一位翰林侍读、维新派人士文廷式（公元1856-1904年），一人就先后盗走100多册《永乐大典》。文廷式死后，那些皇家经典又被其后人拿出来出售，卖给洋人或者古董商。

    清末时期，朝廷腐败，内忧外患，皇室都自己朝夕不保，翰林院秘阁对所收藏的书籍的管理自然就更加松懈，尤其是那些不良翰林大臣偷窃《永乐大典》之后既没人追究，也无人过问，于是就越来越胆大，连那里面的小官、守卫、太监也纷纷予以效仿，而那些知道《永乐大典》真正价值的洋人也与京城的一些书贩和古董商暗中联络，以每册10两银子的高价进行收购，致使大量的《永乐大典》秘本被带出国内、流入洋人手中。

    因为一衣带水，日本一直对中华文化怀有极大的尊重与兴趣，也一直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地收购中国古籍，特别是皇宫秘籍。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那个曾任过刑部郎中的董康（公元1867-1947年）私自携带17册《永乐大典》前往日本，被日本以低价收购；英国人莫利逊在庚子之变中抢到了6册《永乐大典》，他逝世后，日本人从他妻子手中买到了那些稀世珍宝；抗日战争期间的1943年，日本侵略者又强行收购了嘉兴大藏书楼嘉业堂出售所珍藏的《永乐大典》49册，藏在东北的满铁图书馆。据记载，日本收藏中国皇宫秘本《永乐大典》多达55册。

    监守自盗愈演愈烈，到了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六月，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公元1830-1904年）奉旨入翰林院查阅书籍，发现共计11095册的《永乐大典》只有区区800册了。令人发指的是，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六月十一日，英使馆为了修补中英关系，主动交回被八国联军抢劫的《永乐大典》330册，居然不久之后又遭到包括翁同龢在内的监守者的瓜分。再后来，除了监守自盗，还有太监的盗窃，连末代皇帝溥仪（公元1906-1967年）也开始加入进来。到1912年，翰林院将所藏的《永乐大典》移交给京师图书馆的时候，《永乐大典》仅剩区区64册。

    当然还是有不少有识之士很爱惜自己本国的文物与典籍。1920年，叶恭如在伦敦发现了《永乐大典》戏字韵1册，立即买下，带回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将所藏的当年俄军抢劫来的《永乐大典》11册归还给中国；1954年，苏联列宁图书馆将从日本满铁图书馆收缴的《永乐大典》52册转交给北京图书馆；同年，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苏联科学院将所藏的《永乐大典》梦字韵1册归还；1955年，东德总理访问中国时，将在庚子之变中抢劫到德国、一直收藏于德国莱比锡大学图书馆的《永乐大典》3册归还给中国。

    综合统计，中国方面，包括北京图书馆（如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加上私人收藏的约14册，加上被当局1949年运往台湾、被有关机构所收藏的，海峡两岸共拥有《永乐大典》226册。再加上散落到世界各地的，总数也不过几百册，相对于《永乐大典》的一万多册，目前全书仅有不足百分之四，令人嘘唏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