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0章 逃亡中的党争1

    【永历政权时期，局势风起云涌，变幻莫测。当时，农民军残部如同一股顽强不屈的力量，在历史的舞台上继续活跃着；李成栋、金声桓等原本降清的将领，又纷纷反正归明，成为反抗清朝统治的中坚力量；而广东、广西、江西、湖南等地的地方政权，亦挺身而出，给予了永历皇帝以有力的支持。一时间，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汹涌澎湃的反清浪潮，势头之猛，令人瞩目。

    然而，尽管如此，这股强大的反清热潮却未能阻止清廷统一全国的坚定步伐。追根溯源，从客观因素来看，清军已然占据了除两广、云南、贵州之外的绝大部分国土，其统治区域广袤无垠。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与治理，各地的统治秩序逐渐稳定下来，社会趋于安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这样一来，清军便消除了后顾之忧，可以集中精力应对其他地区的抵抗力量。

    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一直处于逃亡之中的永历政权内部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党争问题。在这个政权之中，汇聚了多股不同的势力，他们各自心怀鬼胎，彼此之间矛盾重重，难以调和。有的势力只顾自身利益，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有的则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和有效的指挥协调，导致行动混乱无序。这种内部分裂和争斗的局面，极大地削弱了南明的实力，使得原本有可能扭转乾坤的形势最终走向失败。】

    “咱设计了奸党罪，本意就是为了防止这种党争，但唉”朱元璋长叹一口气，心中充满了无奈和惋惜。他当初设立奸党罪，旨在杜绝官员结党营私、勾心斗角，以维护朝廷的稳定和公正。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制度逐渐被忽视和废弃，最终导致了大明王朝的衰落与覆灭。

    朱元璋深知，一个国家的兴衰荣辱往往取决于其政治制度的健全与否。他煞费苦心地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希望能够确保明朝的长治久安。其中，奸党罪便是他精心设计的一项重要举措。这一罪名的设立，使得官员们不敢轻易勾结朋党，以免遭受严厉的惩罚。

    然而，历史的发展却总是出人意料。尽管朱元璋的初衷是好的，但他所建立的制度并未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在后来的岁月里，明朝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官员们不再像明初那样清正廉洁，而是纷纷陷入了权力斗争的漩涡之中。党争日益激烈，导致朝政混乱不堪，国力也随之衰退。

    朱元璋看到了这一切，却无力改变。他曾试图通过加强皇权来遏制党争，但收效甚微。如今，面对大明的衰败，他只能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咱留下的制度，在后世几乎不存了，大明灭亡也就毫不奇怪了。”这句话既是对现实的无奈，也是对未来的担忧。

    “大明的党争以朕所在的时候最为激烈，这些大臣们开始时反对张居正的改革，然后是反对朕立朱常洵为太子，最后简直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只要是和他们不属于同一个党派的人或事，他们都会坚决反对。这种党争让朝廷陷入了无尽的纷争和内耗，使得国家无法有效地治理。”

    万历无奈地摇摇头，对党争感到无比失望。作为统治着数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的皇帝，他竟然也对这股强大的势力无可奈何。党争已经成为大明王朝的顽疾，侵蚀着国家的根基，使得原本繁荣昌盛的王朝逐渐走向衰落。无论大明的万历还是南明的永历，都无法改变这一局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党争将大明推向灭亡的边缘。

    【总体来看，南明弘光、隆武以及永历这三个朝代所存在的党争现象，实际上是由明末延续而来的。然而，若深入探究其本质，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相当显着的差异。

    在弘光时期，那些属于东林复社的人物对于所谓“君子”与“小人”的区分显得过于严苛。在他们眼中，这二者之间仿佛横亘着一条无法跨越的巨大沟壑。对于那些在明末曾陷入阉党阵营的士大夫们，东林复社的人士坚决主张予以严厉惩处，丝毫不给这些人任何改过自新的机遇。

    不得不说，东林复社人士这种过度矫正过往错误且心胸狭隘的做法，成为了致使弘光政局始终深陷混乱局势的根源所在。他们主动挑起的党派争端犹如一场持久不息的风暴，不仅贯穿了整个弘光政权的存续期间，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东林复社人士引发的这场激烈党争，最终将弘光政权推向了覆灭的深渊。

    原本，一个政权的建立应当致力于团结各方力量，共同应对内忧外患。但东林复社人士却因自身的偏执和短视，将大量精力消耗在了无休止的内部争斗之中。如此一来，国家政务荒废，政治生态恶化，人心惶惶不安。当外部压力日益增大时，这个本已摇摇欲坠的政权自然难以招架，最终只能走向崩溃与消亡。

    弘光政权如流星般陨落，但令人遗憾的是，其内部激烈的党争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却并未随之烟消云散。那些曾经在弘光朝廷中任职的大臣们，如瞿式耜、何腾蛟以及吕大器等，无一不是亲身经历或是洞悉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黑暗与腐败。结党营私、专权擅政的现象充斥着整个朝堂，使得国家机器的运转严重受阻。

    而在此后，尽管弘光政权已不复存在，这些大臣们依然选择出仕于永历政权。然而，让人痛心疾首的是，弘光时期那股结党擅政的歪风邪气竟也如同幽灵一般，悄然地在永历政权中蔓延开来，并继续肆虐。

    在面对农民军和反正明朝将领时，他们将民族大义抛诸脑后，全然以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来行事。对待这些力量，他们时而采取强硬的打压手段，时而又施展怀柔之策加以拉拢，一切皆因私利而动，毫无公心可言。这种反复无常的态度不仅让人心寒，更是极大地削弱了南明政权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凡是事事都听你们这些文臣的就是圣主，就是君子，否则就是昏君，就是小人！朕就是最好的受害者，朕知道自己要死了，也就无所谓了。你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可以把朕劲量往坏了写，最好写的连你们自己都不敢相信。让后世的皇帝看一看，作了皇帝可以有多坏，这样你们也就舒服了，目的也就达成了。”

    明武宗在天幕之下，对着手下那些大臣嚎叫着，显然他现在已经是破罐子破摔了，毫不在意自己会在历史上留下什么好名声，甚至遗臭万年也不在意了。

    而那些大臣们这一次却出奇地沉默不语，一个个都低着头，仿佛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有的人甚至抬起头，眼神冷漠地看向皇帝，那神情仿佛在说：“陛下，您可真能折腾啊！”还有些人则不屑一顾地翻起了白眼，似乎在嘲笑皇帝的无力和无奈。

    这些大臣们心里明白，尽管他们亲眼目睹了天幕上的恐怖景象，但他们并不打算改变自己的立场。党争已经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无法轻易放弃。对于他们来说，权力斗争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哪怕是面对如此可怕的威胁，他们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

    更可悲的是，即使他们愿意放弃党争，他们也不敢相信对手会同样做出让步。或者说就算他们放弃了党争，但他们的对手就会相信，他们已经放弃了党争吗？万一我们放弃了，而对手仍然举起了弹劾的奏章，那岂不是如同待宰的羔羊吗！

    在这个充满阴谋与算计的政治舞台上，信任变得异常脆弱。每个人都怀疑对方是否真心诚意，是否在暗中策划着阴谋。这种猜疑使得双方都陷入了死循环，谁也不愿先放下手中的权力，以免被对方趁机击败。

    党争就是一场残酷的阳谋，身处其中的人们别无选择，只能不断争斗下去。无论皇帝如何努力，他始终无法打破这场僵局。因为只要有人存在，党争就永远不会停止。它像一个无尽的旋涡，将所有人卷入其中，让他们无法自拔。

    【回顾永历这二十多年波澜壮阔的逃亡画卷，自朱由榔继位之时起，党争的阴影便如影随形。这场无休止的权力争斗，贯穿了永历政权的始终。最终，它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导致永历政权在无尽的内耗中土崩瓦解，走向覆灭的悲惨结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永历政权是在党争的喧嚣声中艰难建立起来的，同时也是在党争的混乱局面下无奈地走向毁灭。

    晚明时期的党争，起初若还能勉强分辨出朝廷内的君子与小人之别，那么待到永历年间，则彻底演变成了文武大臣间赤裸裸地争权夺利、相互倾轧。此时的吴党和楚党之争，其本质乃是以广西军阀陈邦傅以及广东“反正”勋贵作为后盾展开的激烈朝堂争斗。说白了，这场纷争主要围绕着原本掌控广西实权的陈邦傅，与“反正”回归的广东军阀李成栋二者之间对于朝廷权力的角逐。

    在广东“反正”之前，永历朝廷的实际控制权牢牢握于陈邦傅之手。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广西的原任巡抚乃是瞿式耜，待永历帝登基之后，他被任命为桂林留守。尽管如此，广西的大部分地区实际上仍处于陈邦傅的严密掌控之中。这种局面自然引发了瞿式耜极大的不满。而当李成栋反清归明之后，瞿式耜敏锐地察觉到了改变局势的契机，于是开始积极主动地拉拢李成栋所率领的集团，企图借此一举打破陈邦傅独揽大权、独断专行的既有格局。

    于是在永历这个小朝廷之中，逐渐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集团：一方是以广东李成栋为倚靠的瞿式耜、袁彭年、丁时魁以及蒙正发所组成的楚党；另一方则是以陈邦傅为后盾的堵胤锡、王化澄与朱天麟构成的吴党。这两大党派一经形成，便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权力角逐。

    然而，相较之下，陈邦傅的势力稍显薄弱。于是乎，他绞尽脑汁，企图通过拉拢大顺军和大西军的残余部队来增强自身实力，以抗衡强大的李成栋军阀集团。为此，他们积极运作，先是与大顺军的余部李过、高一功统领的忠贞营达成合作意向，接着又将目光投向了远在云南的大西政权将领孙可望和李定国，并成功地与其建立起联盟关系。

    在吴党的阵营里，有一部分明智的大臣如堵胤锡、朱天麟和王化澄等人，他们清晰地洞察到仅凭朝廷现有的兵力，想要彻底击败如日中天的清廷无异于痴人说梦。因此，他们力主联合农民军，共同制定并实施能够实现明朝复兴的宏伟战略。他们深知，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有可能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中扭转乾坤，重振大明王朝昔日的辉煌。

    当与清廷之间的矛盾逐渐攀升至主要矛盾的位置时，令人惊讶的是，楚党的大多数成员竟然依旧对农民军持有深深的歧视态度。他们盲目地坚信凭借自身的力量能够扭转乾坤，挽救摇摇欲坠的永历朝廷，并使其统治得以稳固延续下去。

    正是由于这种固执己见且短视的行为，使得吴、楚两党之间的斗争本质悄然发生了微妙而重要的转变。原本，吴、楚党争仅仅只是东部和西部军阀为争夺权力而展开的激烈角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局势的演变，这场争斗逐渐衍生成为在对待原农民军的立场和态度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一方坚持对农民军采取敌视和排斥的策略，另一方则可能持有相对温和或者合作的观点。这种观念上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对立情绪，也让整个政治局面变得愈发复杂和混乱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