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三章 两税法
林煜的燕国地图，短得连匕首都藏不住了。
夏原吉几乎是马上就想到了元朝盛行的包税制，以及洪武四大案之中牵连最广，也最冤枉的空印案。
两者的共同点就是都有着放权给地方，而且都给大明的税制带来了深远影响。
夏原吉感到警惕，单纯是因为熟知包税制与空印案的危害。
前者让元朝税制混乱，国势不稳，后者更是牵连被诛数万人。
林先生可是好不容易才“脱罪免死”，后面等等机会就能等到大赦天下，把流放罪也给免了。
大赦天下，虽然算是封建专制下的例行恩典，但大多只在特殊场合颁布，比如新皇登极……
去年朱高炽实际已经用过一次，但林煜当时属于谋逆死囚，不在大赦之列，再加上也没人知道他。
今年继续大赦天下，严格来说合规，但不太合理，因为有些太频繁了。
可以说，朱高炽为了找借口也是拼了！
夏原吉自然得提醒一下，别把陛下的好心给一不小心弄没了。
林煜眼瞅着对方如此紧张，不由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这才宽慰道：“莫慌莫慌，你所想的我都知道，洪武四大案和包税制嘛。”
“这两者真正的核心，能够颠覆王朝，让朝廷、地方博弈失衡亏输的只有土地税，也就是田税。”
“所以，只要不涉及到田税，那分税制就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从包税制的历史来看，虽然是在后唐末年才开始，但实际上它也不是一下子就冒出来的。
五代以前，大唐还未灭亡，经历过了安史之乱的颓势，唐王朝迅速进入到了“反复中兴、衰弱”循环副本的中唐阶段。
因为安史之乱的影响，地方节度使逐渐藩镇化，朝廷难以控制愈发膨胀的藩镇，而且藩镇的割据化也让朝廷财政运转不灵。
唐初的租庸调制名存实亡，朝廷收不上来钱了。
怎么办呢？
自然是改革税制，重定新法，想办法捞钱了！
林煜接着说道：“所以，在唐代宗广德二年，朝廷便下诏令：天下户口，由所在地刺史、县令据当时实在人户，依贫富评定等级差科（差派徭役和科税），不准按旧籍帐的虚额（原来户籍上的人丁、田亩、租庸调数字）去摊及邻保。”
“这实际上就是用户税的征收原则去代替渐渐失效的租庸调税法，只不过并没有被中基层官吏贯彻下去。”
“到了永泰元年，唐廷发现之前的改革行不通后，索性破罐子破摔，干脆强行恢复古代（夏商周）的十一税制，实际上就是将地税加重，从而达到为朝廷敛财的目的。”
“一直到大历十四年末，李豫驾崩了，换了李适上台，重新被召回朝堂的杨炎，首次提出了‘两税法’，并彻底废除租庸调制与两税以外的所有杂税。至建中元年（李适登极改元）的正月初一，李适采纳了杨炎的建议，正式下诏强推‘两税法’。”
“在两税法的制度下，朝廷中枢会先定一个财政支出的总税额，也就是国家一年的财政预算，再按照这个预算向各地百姓征收。”
“而且，与历朝税法都不同的是，两税法下众生平等，两税法的基本依据就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这意味着朝廷征税不再区分土户（本贯户）和客户（外来户），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就算当地人，就需要上籍征税……”
夏原吉适时地补充一句：“包括门阀权贵。”
对唐代税法改革并不熟悉的于谦，先是感到惊讶，旋即就是眉头紧锁：“唐朝的门阀势力极大，哪怕有着科举进行掣肘，但至少终唐一朝，门阀权贵的力量都没有遭到太大削弱，就连唐太宗当年修撰《氏族志》，也是掣肘颇多……”
林煜摇摇头说道：“何止是掣肘颇多啊！李二凤……李世民想把自家的李姓排第一，五姓七望都不同意，后来他们还私下里自己又编了一本，不带李世民玩。”
这么一说，那就属实太过分了。
李世民可能都知道这件事，但依旧要做出妥协，假装不清楚。
因为说白了，李唐皇室原来的身份也是门阀豪族，真以为李渊晋阳起兵，最后是靠着手段才在“隋末乱世吃鸡大赛”中获胜的？
实际上，隋文帝杨坚，他家是北周八柱国顶级权贵，鲜卑姓普六茹，也叫普六茹坚。
至于李渊，他先祖是八柱国，往下也是十二大将军，妥妥的天潢贵胄。
正因为这个，李世民才被谣传是鲜卑血统。
按照北周八柱国的传统，都要取鲜卑姓来融入贵胄圈子，李家的鲜卑姓叫大野，不是说人家取个鲜卑姓，就是鲜卑人了……
能与秦皇汉武齐名并列的李世民，都没办法把门阀干掉，更何况在安史之乱后已经陷入颓势的唐德宗。
林煜接着说道：“唐德宗推行两税法不过三年时间，国家的赋税就从一年的600万贯，增加到了1300多万贯，翻了一倍还不止。”
“如此巨额的两税收益，极大缓解了唐王朝的财政负担，也为后来的‘元和中兴’打下了基础。”
“但这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两税法的本质似乎是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但废除租庸调制同样也意味着国家对百姓的控制力减弱，只能从田税来找补，否则就会收不上来税。”
“而且，两税法以货币代替实物税，让地方得到了巧立名目的机会，因为唐朝根本没那么多货币，也没有将货币下行到百姓手中。”
“两税法推行不久，就出现了钱重物轻，农民被迫贱卖绢帛、谷物来交税纳钱的情况，再加上朝廷只负责每年定额，并没有对实际征税做出限制，地方官吏便在两税之外巧立名目，比如间架税（房产税）、除陌钱（买卖税）等……”
“最重要的是，两税法并不抑制土地兼并，这导致唐德宗看似锐意改革，但实际上他在位的时候，土地兼并反而也是最严重的时候，许多农民失地变为佃户、庄客，也让唐朝能控制征税的地产迅速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