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八章

    大约是出于某种保密需求，信封上没有地址，她也无从猜出他如今正在何处。不过从时间上推算，他所去的地方应该离昆明不远，或许就在云南省内的某个地方。

    到了夜里，温见宁一个人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拆开信封，终于又看到了熟悉的字迹。

    “见宁，

    离开昆明的路上，我心里始终不安定。

    夜里我时常在满车人的鼾声里辗转反侧，心里很是懊丧。我后悔不该留你一人守着家，若不是知道至少你身边还有阮同学作伴，只怕要忍不住跳车做一回逃兵了。

    有天晚上，梦到你与我一同去做翻译，到凌晨时分突然惊醒，才知只是我的一场痴梦。我起来后看向东方隐隐发白的天空，想了又想，总觉得这梦做得十分不妥。美国人的天性过于热情奔放，你向来不喜交际，跟他们共事只怕会让你为难。更何况让你跟那群满嘴胡话的大头兵整日待在一处，我只怕没法静心把这份工作做下去。

    这一路上没有什么危险，到处都是绵绵的山岭、密密的林木，倘若日本人的飞机从天上经过，恐怕也看不到我们的踪影。只是路太颠簸，没法好好给你写信，一直拖到如今安顿下来，才腾出功夫。基地这边的事我不能透露太多，只能告诉你翻译的工作很轻松，基地的伙食也不算太差，不过不如你教我炒的那几个家常菜来得适口。

    我这边一切都好，只是太寂寞。除了日常的翻译工作外，我十分厌倦与人打交道，和同事们能聊的也不多，闲下来仍只是看书、看书。真奇怪，这么多年都是这样过来的，偏偏这一次就觉得日子难捱，明明临行前，我已把能交待你的事都说光了。

    写到这里，我才惊觉自己居然对着信纸滔滔不绝地写了这么多无用的话。

    你看到了或许会吓了一跳，毕竟我在你面前总是沉稳老成的模样，你甚至偶尔还会笑话我像个古板的中年人。可你大约想象不到，我自己也十分讨厌我这无趣的性格，尤其在你面前时。仔细想想，我这冷漠迟钝的性格或许从小时候起就已能初见端倪了。

    关于我的身世，你曾听说过。母亲死的那年我还小，对她全无印象，唯一记得的是她出殡那日，无数人在幼小的我面前匆匆地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突然母亲不见了，阿姊和父亲也不见了，再后来我被二叔公带到身边，整个过程不哭不闹的，甚至没有问过他们去哪里，对于母亲的消失也并不如何悲痛。如今细想，孩子的懵懂实在是一种天真的残忍。

    后来我离家去美国留学，那边对华人的歧视很严重。也是从那时候起，我才真正明白，国家与个体命运的紧密相连。只是人间不平的事看得久了，很容易变得十分麻木，好像连悲喜都是淡的。再到抗战爆发后，我被一股莫名的力驱使着回了国，跟随联大西迁、忤逆家人留在昆明，整个过程全然出于冲动的本能，并没有沉下心来想太多。

    直到后来，又在昆明与你重逢。

    当年你悄然走上藏书楼的二层时，我一眼看到你时，你已是一名清秀的少女了。四年后再遇时，或许你自己不曾意识到，哪怕只是静静地不说话，也是人群中最让人无法忽视的那一个。我的目光始终被你牵引，且久久不愿离开。

    我还记得我们一起教家馆那段日子里总是下雨，伞下的你抱书一边走一边小心地躲开鹅卵石路上的水洼，那时的你轻巧而敏捷，说话轻快，反应又机敏，半点不饶人，和当年书楼上安安静静看书的少女，来信里客客气气、有点老成的女孩都有些不同，却又分明是一个人。

    你递给我一把杨梅，请我吃一碗米线，偶尔请求我帮你写几个字，虽只是平常朋友间往来的小事，可我的心却不像表面上那样平静，总莫名其妙的紧张，手在轻轻地发抖，只能长久地注视着你的侧脸，仿佛才能获得片刻的平静。我无法用任何枯燥的理论来解释面对你时的反常，只好用惯来的少言来掩饰情绪。可你的纤细敏锐、爱憎分明，还是让我的情绪从那些抽象的逻辑符号中挣脱出来，渐渐有了具体的声与形。

    那时的昆明很小，你似乎常常会碰到我；可昆明也很大，我并不能每天都碰到你。但好在我们还是慢慢在靠近彼此，可突然有一日，你不愿理我了。

    当时我有些懊恼，大约是我没能掩饰好心情，在你面前露出了太多端倪，所以你选择了不再见我。我也决定尊重你的意愿，不再见你，于是偶尔在街上或别的地方远远地看到你和你的朋友们，会避开那条路绕一圈再回来。你那时应该什么也没有发现，可能有段时间，或许还渐渐忘了我这个人。

    再想到如今的我们已有了婚约，成为大家眼中的一对，我仍觉得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有时竟会有些惶惑不安起来，尤其在你每每跟我客气道谢时。我待你好，不是盼着你必然也要待我好，可若是你也愿意待我好，我理应是高兴的，可有时却也没那么痛快，总要疑心自己是以这种卑劣的方式，才让你稀里糊涂就答应了我。

    离开时我对你说回来结婚的事，只是随口一提，你不必紧张。当日我求婚时太仓促又极不讲究，家里那些人又平添许多麻烦，等你慢慢想清楚了，再举行婚礼也不迟。

    写到这里，突然不知该如何写下去，这次的信只好暂时到这里了。

    临行前有些事虽已交待过，不过还是容我再重复几遍。

    你身体还好，可也不要整日闷坐家中埋头看书写作，或者一个人枯坐着想那些令人不快的事，偶尔也主动约和你要好的同学们出去爬爬山、去翠湖边散步，或许会有新的灵感。

    这半年来看你由于学校里的事，意志渐渐消沉，我既有痛心，又有自责。你最好的朋友临走时再三嘱托我要好好照顾你，我也是一直都是如此开始打算的，可最终我还是没能为你做什么，如今更是抛下你一个人留在昆明。希望你不要怪我，等我回去时，一定带礼物给你赔罪，以后长长久久地守在你的身边。

    写完这封信时，窗外的天已隐隐发白，晨星隐没在云后。突然想起那一年的夏日远足时，我曾教你辨识过天上的星宿。你不是个诚心的学生，后来都没再请教过我。”

    温见宁很仔细地把信看了一遍又一遍，时而微笑，时而抿唇，直至最后才双手交叠把信放在胸口上，抬头看向窗外的月亮，下意识抿了抿嘴角，仿佛要把唇边的笑意都藏起来。

    她披了件外套走到院中，九月的夜里，寒气并不重。天上一轮圆月清透如白玉盘，被轻纱似的云堆掩住，却仍旧皎洁明亮，院墙下传来蟋蟀叫，声声不歇。

    温见宁只觉得自己除了当年在齐先生家外，从未看过这样好的月亮。

    想到齐先生，她短暂地走了一下神。

    当初在来云南的途中，温见宁就一心盼着齐先生能到西南大后方来生活，可一晃眼几年过去，如今她眼看快成家，也有了落脚的地方，齐先生却仍留在上海，至今状况未明。

    在齐先生家寄住的那段日子，她曾经一抬头就能看到楼外的月亮。那时她以为，她如今有了一整个院子的月亮了，不仅有月亮，还有漫天的星斗了。

    她站在院子里一个人看了很久的月亮，待心情渐渐平复下来，才回到屋里，在煤油灯下提笔给冯翊写了封回信。

    “阿翊，

    你走后除问筠外，中文系的旧友、还有低年级的一些同学常常来陪我来说话，我并不孤单。院里你种下的山茶花，我有帮忙修剪，傍晚也常和问筠去翠湖边散步，并没有整天躲进小书斋里不问世事。只有爬山不太想去，没有你在，一个人去实在太累。

    收到你的来信，我很高兴它能这样长，足够我看上许久。若你以后在基地里多认识些别处的朋友，把从他们那里听到的趣事写给我，那便再好不过了。

    你的话让我回想起我们少年时那些短暂的过往，不过在我看来，你并不像你所说的那样冷漠迟钝。毕竟，若你的心里只有一潭死水，那我又怎么能听到回音。

    我以为，人的心就像一处空旷的山谷，你的是天阔地远，喊出去要等很久才能听到遥远的回声；而像我这样敏感多思的人，一点微风掠过都会惊起惊涛骇浪，有任何声音都会立刻听到回响。在我为自己的草木皆兵而苦恼时，你却在为许久也听不到回声而惋惜，这样对比下来再看我们对自己所不满的地方，是不是觉出有些滑稽好笑了？

    我向来心思重，性情又极执拗，这半年来让你平白为我担心许久。不过也正因为有你的开解，至少我已经渐渐走了出来，不必和以前一样时时为此郁结于心。

    在钟荟出现前，我和半山别墅的人聊不到一处去，闲暇时也只有把自己囚禁在房间里看书、看书。为数不多主动与人交流的时刻，就是和你还有齐先生写信时。

    齐先生是我最尊敬的师长，我爱她、敬她，可到底也隔了一点距离，只有你算得上我为数不多的朋友。你那时的确是个不太有趣的人，来信总是公事公办的口气，却又细致地对我提出的每个问题、每点感受做出答复，所以我并不讨厌与你通信。

    尽管当时的我不会跟你说心里话，可那些琐碎的心情至少有了一个宣泄的出口。那是你最早给我的慰藉，尽管最初的我们谁都没有意识到。

    在我当时的印象里，尽管你家世煊赫，可似乎与学校里的男同学没什么区别。直到那封信里你提醒我国内外的情况后，你在我心中的形象才突然高大起来。

    要是当时你在我面前，我一定会用崇敬的目光来仰视你。虽然这样说，那时的你在我心里的面目仍然模糊而刻板，毕竟我们已有许久没见过面了。

    后来我们在昆明重逢，或许真是上天注定的缘分。

    那时我们常常一起教完课从陆公馆出来，回学校的路上你始终撑伞走在我身边，昆明的雨季似乎绵绵无尽，街那样长，仿佛我们可以一直走下去。你愿意帮我们的壁报题字、给我以指点，似乎只是同学之间交往的小事，可一点点消弭了我们之间的陌生与疏离。你的平和让我心安而自在，我本能地信赖你、愿意亲近你，若我有待你好，只因你也曾待我好。可只有这些还是不够的，我一度犹豫和退缩过。

    每次警报响过后，看飞机在云层中轰鸣，炸弹落在大地上，一次又一次地亲眼看到生命的脆弱与无常，所以后来在你求婚时，我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了。

    在我过去的十几年中，我从未设想过以后嫁人的日子。在半山别墅的那些年，让我意识到，男人大多轻浮可鄙，尤其在对你别有居心时。这样的想法大约不够严谨，不过我的确是那样想的，不能骗你。过往我所经历的一切沉淀下来，形成了那时的我。

    我的早熟和世故，让我绝少有普通少女单纯炽热的恋慕，以至于让你有了这样的误会；我的别扭与不成熟，也平白为我们两人增添了许多波折。

    唯一能庆幸的是，兜兜转转过后，我们已订下了婚约。

    你是我的友人，亦曾为我领过路，今后或许也该换我拉起你，走完接下来的一程又一程。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与君共勉之。

    最后一件事我需要为自己申辩，你也不是位关心学生的好先生，过去不曾亲自来问，如今却怪我不够心诚？不过你曾教我的那些，我都已记住了，余下的只等你回来再学。”

    从第一回通信后，他们两人几乎每天都在不停地写信给对方，往往这一封信还没寄出去，另一封又来了，以至于连送信的人每天登门时都要打趣她几句。或许是由于心情渐渐转好，温见宁终于不再整日闭门读书，跟阮问筠一同去了图书馆帮工。

    除此之外，她也没少埋头写作。

    当初《苦儿流浪记》在艺术上的尝试并不算太成功，由于她把握得不算太好，一些评论家更多把它当成通俗文学作品来看，甚至也有将其当成儿童文学来分析的。

    温见宁起初对此有些哭笑不得，不过仔细一想，似乎也没什么不对。

    去年回香港时，钟父询问她是否愿意再写《苦儿流浪记》的续篇，她当时没有给出确切答复，直至近日她才有了续写的念头，打算把续篇的背景放在她所熟悉的港岛地区，写苦儿被拐卖至那边的所见所闻。

    这样的日子持续到了十月，温见宁突然接到来自香港冯家的电报，说是二叔公重病在床，让他们俩人尽早回来看看他老人家。这边她还没来得及回应，又收到温柏青让人发来的电报，说是廖静秋近日怀孕，正在香港家中养胎，让她年底有空闲时去陪陪她。

    她索性先写了封信寄给冯翊，问他自己是否应该回香港一趟。

    其实温见宁是很想回去的，毕竟二叔公是冯翊的至亲，他老人家生了病，冯翊那边又轻易抽不开身，她这个做晚辈怎么也该去床边侍疾才对。更何况廖静秋怀孕，温柏青那边难得开口，这两件事恰好撞在了一处，合该她回一趟香港。

    不过这件事总要先和冯翊打声招呼，顺便再劝劝他，免得他又要担心。

    冯翊也看出了她的意思，来信里只说若是她想回香港，就回去一趟好了，二叔公那边他也确实有些不放心，有她代为照顾也好。至于冯家其他人，让她不必在乎。若在冯公馆里住得不开心，可以先去钟家暂住，或是在浅水湾饭店订个房间住下。

    温见宁转头把昆明这边的少许琐事处理完，就踏上了回香港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