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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从农民到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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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姥爷的离世早于爷爷3年。

    生于1940年12月12日,卒于2020年2月2日。农历正月初九。享年79岁。

    姥爷的祖籍是河南濮阳范县,童年、少年、青年也都是在范县度过的。

    据说,濮阳也是张姓的发源地。若是真的,可谓根正苗红。

    姥爷祖上世代贫农,真正褪去农民阶级的外衣,换上工人阶级的蓝领,也是从姥爷这一辈人开始的。

    姥爷兄弟四个,还有几个妹妹,大部分都在老家务农。

    除最小的弟弟,我称之为四姥爷的那位,常年在邻县的工地上给人做饭外,其他人基本都长期蜗居老家。

    可谓: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年轻的时候在家种地,偶尔去镇上找找活儿,打打零工,养家糊口过日子,老婆孩子热炕头。

    上岁数了,儿女们该娶亲娶亲,该嫁人嫁人,也算完成了祖上无形之中交给自己的“历史任务”。

    万事皆备、尘埃落定。剩下的就是尽享天伦、安度晚年了。

    身在农村,条件有限。

    虽然做不到古代文人那般潇洒自在,动辄就轻衣小驴、游山玩水,今日登泰山之高,明日赏洞庭之大,但也有当地司空见惯、喜闻乐见的消遣度日之娱乐。

    例如:跑去谁家,凑两桌八个人,搓几盘麻将,旁边还不乏站着几个观棋不语的“真君子”。

    或是几个年龄大差不差,拥有几十年交情,彼此知根知底的老哥们儿,老伙计,偶有一日闲来无事,拿上几瓶老白干,弄只烧鸡、一盘糟鱼、外加油炸花生米,聚一块儿吹牛逼、侃大山,不喝到半宿绝不散伙。

    抑或是领着孙子孙女,蹬着辆尽显时代沧桑感的二八大杠自行车,跑到黄河边儿上,靠钓鱼或挖野菜打发时间……

    相比之下,姥爷的晚年就没有这般清闲自在。

    因为自他五十岁后,六十岁前,高血压、脑梗、中风、脑血栓等一系列疾病便如同过江之鲫般蜂拥而至。

    几乎每年都会因各种突发性疾病或其他并发症的缘故,至少住上两到三次医院,一住基本都是三天到一礼拜起步。

    这或许也与他年轻时的经历有关。

    上面有说到,姥爷是上世纪40年代生人。

    而他的青年时期,正值60年代中叶,那时的中国,正处在一段火热且充满激情的岁月里。

    从世界大格局上来看,当时的中国,仍处在从农业国家转型为工业国家的摸索和起步阶段。

    而随着中苏关系的持续性恶化,中国东北地区的战略局势也愈发紧张,鸡头位置仿佛时刻高悬着一把利剑……

    只是不知这把利剑会在何时及何种境况下突然斩下,令人猝不及防。

    这一悬念仅仅在四年后就被揭晓。

    那一年,中苏就在边境珍宝岛一带爆发了军事冲突,国际形势迅速恶化……

    对于出身寒微,亦无从军经历的姥爷来说,作为普罗大众的一员,对于那个时期的国际局势不能说是一知半解,只能说是浑然不清。

    本身大字就不识几个,写起自己名字来都费劲,你要非逼得张飞绣花、李逵识字,那也着实有点强人所难了。

    不过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他们会有一个统一的口号和信仰,那就是听他老人家的话,坚定不移跟党走。

    不夸张的说,他们对于那位老人的信仰、热爱和支持,是深深烙在每个人的骨子里的。

    若是没有他,或许中国人民至今都还在黑暗里摸索和徘徊。听他的,准没错。

    60年代末,同爷爷一样,因众所周知的缘故,姥爷也被“光荣”地送上了开往新疆若羌县的火车,留下姥姥和以大姨、大舅为首的几个孩子在老家,各有分工。

    据大姨和母亲回忆说,她们白天会去学校读书,下午放学以后也捞不着玩,回到家放下书包,就要去帮着种地、薅草、喂猪、捡柴禾。

    累、苦,很不容易。

    但回想起来,他们的童年也并非就见得是难以名状、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反而对那个年代的生活有更多的感怀和留念。

    70年代初,姥爷结束了短短两年的生产劳动,国家也给他安排了工作,调到江苏沛县的姚桥煤矿。

    先是做钻井工,没多久就被调到了地面。

    最后又进到了矿里的食堂,当上了食堂小班长不说,还入了党。

    为此,我父亲后来曾不止一次的跟我调侃说:

    受那个文盲率还未被完全扫除的年代的影响,大字不识一箩筐的人入党的可谓比比皆是,思想觉悟就甭提啦。

    反正领导说啥,党员带头叫好就行。

    不然还能怎么要求他们?

    真要较起真来,让这帮大老粗照本宣科地念上一遍党章或背诵一遍《共产党宣言》,怕是都得支支吾吾,半天还吐不出一个字来……

    以至于在我姥爷的晚年,已然是半身不遂,并丧失语言功能,身体已经很不好的情况下,还有一个老头会不遗余力地敲开家里的门,一本正经的跟我姥姥说:

    “告诉老张,明天到绣琦园派出所后头的老年人活动室,要开一个党员大会。另外,他现在一个月退休工资多少?要是5000以上的话,明天来开会的时候,带个30块钱,顺便把这个月党费交了。别的没啥……”

    还没等老头走呢,我姥姥就略带有一些嘲讽的语气回应了:

    “哎哟,你进屋看看他现在什么样。吃饭都得人喂,解手都得人搀,还参加啥大会小会的……那你得找几个人来,抱轮椅上推着过去,我一个人是弄不动他。还党费呢,他多大官儿啊?年轻时候在食堂干过几天,发过几年的纪念章,就成党员啦?你可散伙吧。他现在这样能干啥?我交了党费,党替我管他从早到晚的吃饭屙屎不?”

    老头听后竟哑口无言,只得轻叹一口气,拿不可救药的眼神看我姥姥两眼后,便悻悻地走了。

    不过我估计,像我姥爷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估计大部分都这样。

    本来嘛,既没读过什么书,也没有经历过什么艰难的挫折和特殊的考验,思想觉悟这块儿腐朽没落就甭提了,不是一脑门子浆糊也差不多。

    说句不好听的,能做到不整天惦记着多拿多占算好了,你还想从他们口袋里拿钱?这不成了老虎嘴里拔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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