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工作暴露出偶像
你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出埃及记》34:17
偶像的泛滥及力量
大卫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默默等待,他的新董事会成员们已经决定要如何回应他的要求。他想,靠着自己在成功的职业生涯中所养成的谈判技巧,“我要让他们同意我的观点”。过去二十年,大卫一步一步成为一家知名度越来越高的科技公司的ceo,而上周终于等到了丰收的时刻。在与分析师电话会议之后的晚宴上,他宣布,公司已被成功卖给了两家着名的公司。他激情洋溢地对同事说:“达成目标!没有比这更好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标!”
现在是离开这家公司、开始下一单生意的时候了。虽然卖出公司的收益不菲——年莒业额三倍的估价和已经到手的百万美元,但这仅是大卫更大抱负的垫脚石。他已经完成了自己来到公司的使命:在技术仍处于领先地位之时,把公司卖出并给公司投资者较高的利润回报。
他的思绪飘到了百万美元上。他的妻子想要一座海滨别墅,他想要一座湖畔小屋;他们精致而高雅的家刚刚重新装修过,孩子们也都很好。他们还可以为双方父母在附近的高档社区买房。能够这样一直支持家庭,大卫感到欣慰。他对家庭十分看重。
许多年前,尽管他父亲拼命工作挣钱,但家里的生活还是捉襟见肘。那时,他发誓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希望能够借助父母竭力为他创造的有限机会,改变生活境况、取得成就。这也是他孝敬父亲的方式,而父亲现在已经离开人世他要自己的孩子不再缺乏。他的妈妈总是说：“大卫,你拥有的已经足够多了。你一定要找下一个更大、更好的公司吗这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这时,门开了,在这次交易中曾与他密切作的一名董事会成员走了进来,坐下说:“大卫,我们希望你尊重合同。你必须在公司干满一年,公司需要你来领导。你是我们同意买这家公司的关键原因之——你聪明,领导能力强,能协调伙伴关系和处理业务,能保持这家公司走在业界的前列。我们不同意你现在离开。”
大卫心不在焉地听着,脑子里对继续留在公司充满了厌烦,并下定决心,即使不履行与公司的合同,也要得到全额收益。他亮出了底牌：如果他明确表示不想留下来,那么公司也无法把他留住。毕竟,如果一个人心不在此,他就无法带领好团队,不是吗？
一周后,大卫不肯作出任何让步,带着钱离开了公司,并很快跻身一间财富500强公司的管理层。这是他真正想要的东西。
当代人听到“偶像”一词,很容易想起娱乐圈的明星:那些被称为“青春偶像”,或是立志成为下一届“美国偶像”的人。这个词也可能令人想起古人向雕塑或神像跪拜的情景。若论及偶像与职场的关系,“偶像一词常作为修辞手法,形容一个人狂热地工作或利欲熏心,对成功或金钱的迷恋达到痴迷的程度。这些都是“偶像”一词的合理用法,但只是圣经所反对的那一强有力的偶像观念的缩影。其实,反对偶像崇拜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十诫”作为世上最着名且最具影响力的道德准则,其第一条就是上帝对偶像崇拜的禁令:“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20:3)
什么叫“有别的神”这条诫命是这样说的:“不可为自己做偶像,也不可做天上、地下和地底下水中各物的形象。不可跪拜它们,也不可事奉它们(出20:4一5)如果我们向“任何”被造之物“跪拜”——热爱它、服侍它、在它里面寻找意义——甚至超过对上帝的追寻，那么我们就是崇拜别神或假神。我们可以把偶像“接到心里”(结14:3-7),因此“做偶像”不一定是外在行为,也可能存在于灵性和心理层面。这意味着幻想或相信其他事物可以提供只有真神才能带给我们的控制力、安全感、重要性、满足感和美善。这意味着视美好事物为终极追求。
许多人都认识到圣经禁止拜偶像这条诫命的重要性,它在上帝对人类生活的诫命中居首位。对此,马丁路德的理解极为深刻。他将拜偶像定义为在被造物中寻求只有上帝才能赋予的东西。因此,他认为即便无宗教信仰之人也在拜“神”——他们相信可以赋予生命意义的某种观念或能力。法国哲学家吕克费里(luc ferry)虽不信神,却同样认为每个人都在寻求“某种可以让自己从容自信地面对生活、无惧无憾地面对死亡的方式”。我们每个人都希望仰仗某种事物来确保自己不会虚度此生。本章开篇提到的故事中,大卫试图将金钱和成功作为悲惨童年的“救赎”,尽管他口中绝不会这样说。
费里说,无论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其实都是某种形式的救赎。这正好契合十诫的第一条诫命。上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要强调的是,上帝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不拜他,就会拜别的神。两者之间并没有留下中间道路可以“解救”我们。
路德看出偶像崇拜与新旧约有密切的关系。旧约反复提到拜偶像,而新约(尤其是保罗书信)主要讲我们要与基督联合及因信称义,即我们得救本乎上帝的恩典,而非自己的努力。路德发现造偶像和试图通过个人努力得救这两件事本质上并无差异。路德在《论善功》(treatise concerning good works)中写道：十诫中第一诫命令“你不可有别的神”,意即“因为我是独一真神,你们要唯独信仰倚靠我,而非其他”。…任何人如不能时刻信靠上帝和他的眷顾、恩典与慈爱,而是在其他事物或自己身上寻求他的恩惠,都违背了这条诫命,都是在拜偶像如果我们不相信上帝满有恩慈地悦纳我们,如果我们擅以为只有通过做工或成就善功之后才可以蒙神喜悦,就是在自欺欺人,外表看是在荣耀上帝,内心深处却是在立自己为假神
路德认为,如果我们不能体会上帝已在基督里完全接纳我们,而是用其他方式证明自己,我们就犯了拜偶像之罪。世人可能会通过攫取权力或体验欢愉获得满足,信徒则仰赖美德、奉献或事工来获得“眷顾、恩典与慈爱”。但其内在动机都是相同的。两者都是把心交给了假神。
保罗在雅典看到“满城都是偶像”(徒17:16)。这里指的是摆放着的神像,但当我们把握了圣经对偶像崇拜的定义,就会发现每一座城市、每一个人的内心都充满偶像。偶像几乎无处不在。
偶像无孔不入且势力强大。为何十诫的第一条就禁止偶像祟拜路德认为,这是因为我们在违背其他诫命之时,必定首先已经打破了第一条。例如,假设你知道在商务谈判中,保持绝对透明会将你置于非常不利的位置,但是说些无足轻重的谎言就可以避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坚持说谎或者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来描述事实,就说明在你眼中,成功比顺服上帝以及顾及“邻人”(谈判对手)的利益更重要。因此,撒谎的背后隐藏着偶像崇拜。可以说,我们所犯的一切过错——损害别人的行为、不诚实的话语、不信守诺言、自我中心——都源于灵魂深处的信念，即有些事物对我们的幸福和意义而言要比上帝的爱更重要。
偶像崇拜之所以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是因为它首先控制了我们的内心。二十二岁的安德鲁在家待业,因为他担心如果去仓库装卸箱子,他的人生将亳无前途——拿最低的工资,做低人一等的工作,在朋友面前颜面尽失,甚至连女朋友也会离开他。他一直想成为职业篮球运动员,所以他精心呵护着这个梦想,幻想有一天在大学打篮球,那样他的人生就能走上正轨了。一旦我们寄希望于偶像,就是在对自己说:“一旦我得到它,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那时我的人生就真正有价值了。”凡是我们视为“拯救”的东西,就是我们认为必须要有的,不可或缺的。如果环境对它构成威胁,我们会因无法遏制的恐惧而吓得失魂落魄;如果某物或某人把它带走,我们会怒不可遏,甚至陷入绝望。
文化与群体偶像
一提到偶像,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扭曲了个人生活的个体偶像。我们知道,权力和地位、赞赏和成就、浪漫和情欲、富足和安逸都可以成为“致命诱惑”。个人偶像极大地推动和塑造着我们的行为,包括我们的工作。崇拜安逸和欢愉会导致一个人工作懈怠,不能尽心尽力,工作也没有成效。另一方面,对权力和赞赏的崇拜会导致人们过度工作,或在工作中表现得冷漠无情。控制狂有几种表现形式,包括强烈的忧虑、缺乏信任和深陷细枝末节。尽管我们对自己的偶像视而不见,却很容易看见他人的偶像,看到这些假神如何将人们带入焦虑、愤怒和沮丧的泥淖中。因此个体偶像的概念并不难掌握,况且,我们已经深入探讨过其中几种了。
然而,偶像不仅导致个人犯罪,也是社会和文化的罪恶根源。个人造神、拜偶像会引起内心的扭曲和混乱;当家庭、群体或国家造神和拜偶像时,则会导致社会和文化的动荡。要理解文化偶像或“集体”(指一群人,而非企业结构)偶像这一概念,我们需要对文化做出更精准的定义,尽管这个定义曾在第3章做过。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安德鲁德尔班科(andrew delbanco)写道：我会用“文化”一词来解释一些故事和象征,通过它们,我们可以抵制源于生活在一个亳无意义的世界中的忧思因此,美国的任何希望之历史都必须留出空间,为与希望如影随形的疑虑让路——我们的得失到头来不过是通向死亡终点的无尽焦虑。
所有的文化都需要连接到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说的“理想电源”(ideal power),从而体会到拥有更宽广人生的感觉远胜于深陷世间蝇头小利
对于《传道书》所提出的种种问题,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答案。例如,“人活在世上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积聚财富、尽情消费、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如若没有对这些重大问题的回答,我们就无法生活,也无法做出决策。针对以上问题,每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都拥有一套共同的信念。可见,个人需要为了某种目的而活,社会亦如此。换句话说,每个社会群体都要向其成员灌输某种价值观,由此赋予生命意义。
尼采总结道,每个社会都向其成员提供一套“理想”。古代文化号召人们为上帝(或神明)、家庭、部落或民族而活。现代社会推翻了宗教与传统权威,以理性与个人自由取而代之。尼采虽剑指现代文化,却也注意到一切文化(即使自诩“世俗”)都提倡绝对道德和超验价值,并声称人们拥有价值和意义的基础是遵守这些理念。从圣经意义上说,这些文化理念其实就是偶像,而非“好点子”这么简单。它们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又被近乎宗教崇拜的狂热推向极致，它们被认为可以带给人幸福和满足感(救赎的世俗版本)。所有人都必须服务于这些理想,凡对此理想不屑一顾的人都将被弃绝。因此,古代文化排斥不信神明之人,现代文化则排斥任何偏执或敌视平等和个人自由的人。
如果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偶像,那么这些偶像又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工作呢请记住,偶像是被赋予了终极价值的美好事物。群体偶像则过分强调某个值得称颁的文化特质并将其绝对化。所以,每种文化所推崇的价值都会给工作带来一定的益处,但同时也扭曲了工作观。那些希望能够忠诚、出色工作的基督徒必须辨别他们工作环境中的偶像,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那么有哪些是群体文化偶像呢我会对西方历史上的三大主流文化(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所盛行的偶像进行概述,但鉴于仅是概述,势必会有以偏概全之处。几乎每一个领域的工作都会遇到这些文化偶像的混合物,因为这些偶像以不同方式影响了几代先驱、英雄、领袖,以及主流机构的革新者。
传统文化的偶像
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古今传统文化认为世界有道德标准,而人们主要通过传统和宗教去理解这些标准。透过权威人物,如父母、牧师和统治者,人类智慧一代代传承下去。这种文化教育其成员:他们只有忠于自己的社群并在其中担当责任作为子女、父母以及作为部落和民族的成员,他们的人生才有意义。在这样的文化中,家庭、种族和民族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极其危险的。
这也是在这样的文化中会发生“荣誉谋杀”的原因,即如果家庭中的一员令整个家族蒙羞,那么其他家庭成员就可以将其杀害。这种偶像崇拜也解释了一些文化几乎不支援家庭暴力和儿童虐待事件中的受害者的原因。这也是日本兵在二战中鄙视盟军俘虏的原因,因为他们认为后者把个人生死看得高过国家荣辱,所以不会为国捐躯。西方社会几乎不可能理解这些做法。
在西方社会,我们一直都在努力与种族和种族主义的偶像作斗争。美国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认为,人之所以会将自己部落或民族的利益凌驾于其他部落或民族之上,是因为心中的罪,以及由此而来的“天大的不安全感”。这种通过种族主义反映出的不安全感支撑了我们的自我价值。我们站在道德至高点审视自己的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差异;我们看不起其他种族,我们自认为优越。这个偶像很容易导致残酷的行为。因为如此一来,维护国家安全或文化和种族的纯洁便成为终极目标,使得对外军国主义和对内镇压成为合理行径,或至少可以漠视少数族群的困境。
在更传统的地方和文化中,工作深受这些偶像的影响。种族偶像可能让很多企业将来自不同文化和种族背景的员工及其观念拒之门外,这对公司的竞争力和创造力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当然,民族主义的偶像使得实业家支持军国主义,在当时看来这是爱国的行为,但最终会在历史上让自己声誉扫地。
传统文化认为社会稳定和整体利益高于个人的权利,把那当做偶像。这对企业运营产生了重大影响。日本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仍很传统,它一直不接受工人为了获得更好的薪酬而跳槽,或是公司为了维持利润而让员工下岗。直到上个世纪末,日本人的理想是拥有一份可以工作一辈子的职业,即员工一生待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在传统文化中,企业不以盈利为目的(他们认为自己有强烈的社会责任,为人们提供就业机会),而员工更关心的不是自己的薪酬,而是公司的地位和声誉。
不难看到,强调忠诚度和社会稳定有其益处。不过,这也可能导致当工人受到剥削时,他们提出加薪或提高社会福利等(西方社会认为的)合理要求会遭到社会谴责。这也可能导致在经济低迷时期的经济危机。1992年经济衰退时,《纽约时报》一篇名为“不裁员的理念让日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的文章解释了美国公司如何在经济衰退时通过裁员更快复苏。日本这种不让公司裁员的文化导致许多公司彻底倒闭,甚至给人们的生活造成更大的伤害。
现代文化的偶像
西方社会在过去五百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现代科学和被称为“启蒙运动”的哲学运动的兴起,现代社会废除了宗教、部落和传统偶像,以理性、科学和个人自由取而代之。
“理性”这个概念包括几个要素。其中一个是进步的理念,对此,我们从人类科学技术不可阻挡的前进步伐中可见一斑。现代社会认为“科学和技术的传播会带来快乐,而这个理念也塑造了历史和政治”。科学通过严谨的方法验证其结果,而非依靠感觉。按照现代世界观,任何事物必定都有一个自然的、因而也是物理的原因。这一观点仍具有巨大的文化权威性。大多数人要在公共场合发表意见,就要根据“科学证据”,因为科学论证被看作是客观的和无懈可击的。这里隐含的是,若有足够长的时间,科学就能够回答、解决所有问题。现代文化不再倚靠古人的智慧或宗教权威的启示,除非是有选择性的、私人的“精神”安慰。为建设一个繁荣的社会,我们只需要以科学的方法建立人类的逻辑思维。
与这种对人类理性寄予极高希望密切相关的,是将个人自由绝对化。现代社会不再认为世界拥有统一的、所有人都应当服从的道德规范。相反,他们认为一个人自由地选择他或她想要过的生活的权利是至高的。从这种观点看来,唯一的道德错误是阻止他人选择他们自己认为充实的人生。这意味着,最终没有任何道德权威或理由能够凌驾于个人幸福之上。正如许多人指出的,这就将“选择”神圣化了。在当下的现代社会,“个人是宇宙的中心,是一切被造中唯独应受尊重的。换言之,自我取代了上帝。
现代文化的偶像对工作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牺牲自己的利益、欲望,以服侍更高的权威,例如上帝、家庭和他人,并以此发现自己的意义和价值。而现代社会中,个人利益和欲望至高无上。这种观念上的转变也给工作在人们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带来变化:如今工作变成实现自我的方式。传统文化认为,每个人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是由出身或习俗所决定,每个家庭在社会中“各居其位”，个人才华、抱负和辛勤工作无法决定一个人最终的成就。而现代社会却又过于看重个人的自主。哲学家费里解释了现代社会的新个人主义对工作的影响:
在权贵(传统)世界观中,工作充满瑕疵、颇有奴性,实际上是为奴隶所预备。而现代社会认为工作是实现自我的舞台,不仅可以提升自我,而且是自我实现的方式工作成为界定人类意义的一项活动人类的目的是通过改造世界而创造自我
因此,现代个人主义的偶像往往将本是美好事物的工作高抬为人类救赎的一种方式。同时,现代理性和经验主义的偶像通过追求不断升高的产值而给人造成压力,这也增加了工作的经验。十九世纪末,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w taylor)创立了“科学管理”,又称为生产的“合理化”。这就是将科学方法应用到商业流程中,从而将利益最大化的一个实例
当时,使用泰勒的方式进行管理的工厂中的工人对此很愤怒。他们认为这是非人化的管理,因为他们被完全剥夺了个人判断和行动的权利,每日像奴隶般地工作。泰勒的科学管理强调对每项流程进行简化及标准化,每个环节都以绝对统一的方式完成。很多人认为这是机械工作方式。泰勒式科学管理的最着名的批判者是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他认为将工作极端理性化的确是对待工人如机器齿轮一般。他写道:“若让一台机器发挥最佳水平,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它们仅做一件事情,而且不断重复、尽量简化但人是一台设计非常糟糕的机器。人类的过人之处在于协调。人类善于将感知与行动连在一起。只有当整个人肌肉、感官和心灵都调动起来,投入到工作中,才能将其能力发挥到极致。\"
现代文化的偶像是否给我们今天的工作带来正面的影响这其中可能会有正面因素,但最终答案是否定的。与古代文化相比,现代文化的偶像确实赋予了某些工作更大的尊严,从这点来看,它与圣经的工作观更为接近,但却在很多方面“过犹不及”。如今,我们的效率和生产力都有了飞跃,但代价也很大。从我祖父的经历便可以很好地看到现代文化给工作带来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我的祖父1880年出生于颇具传统文化的意大利,他是陶匠之子。他告诉他的父亲,他不想子承父业。然而家人告诉他,在那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人们不可能从家族行业之外得到任何一份工作,甚至不可能搬到另一个村庄。于是,他在1897年移居美国,来到了这个比家乡更加现代、拥有家乡所无法想象的社会流动性的国家。祖父开始在纽约的地铁工地做工,这里的工作强度简直无法想象,且没有配套的安全保护措施。这在家乡也是无法想象的。后来他在一次事故中几乎失去一条腿,于是他搬到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在那里靠着自己的力量开了一间肉铺,这在家乡的村庄也是无法做到的。他在新的国家找到了自我。回顾他的一生,他一直受到现代文化的影响,被释放,被打压,也被重塑。
后现代文化的偶像
自哲学家尼采发表其着作开始,西方社会开始了一个新的文化转型。世界大战以前,尼采曾宣称,科学必然会带来人类进步的观点实则是一个偶像——一种新的类似宗教的信仰,且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科学只能告诉我们某一事物是什么,却不能回答它应该是什么。人类既可以善良、无私,也可以残忍、暴力,而科学只为当权者的利益服务。他指出,没有理由认为科学会带领我们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它只会轻易地借着核冲突、生态灾难,或使用科技控制社会的独裁者把我们带进惨淡的未来。
尼采抨击的不仅是理性和科学这个现代偶像,也包括个人权利和自由这一现代新道德。他花很大力气指出现代理念中存在的深刻矛盾。现代文化声称,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每个人必须选择自己的是非标准,同时又认为,我们必须尊重人权以及每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可是尼采问,谈论这些的基础是什么如果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那么你怎么能武断地宣称有呢如果人类的形成如同铁锈和岩石,乃是自然过程的产物,为什么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平等和有尊严的对待
尽管尼采的观点令人深感不安,他的基本观点却很能说明问题,二十世纪发生的灾难在许多方面将其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尽管在西方社会仍然有基督教等传统世界观的诸多影响,还有现代科学、人性尊严和进步的乐观理念,但还是出现了普遍流行的被称为“后现代”的转型。它更多的是一种情绪,而非一套富有内在逻辑的信仰。后现代文化对所有社会的真理标准和计划一一无论来自旧传统还是自由、现代文化都表现出不屑的态度。二十世纪中叶的电影和小说常常将人类未来社会描写成在健康、教育、科学知识和社会和谐等领域不断有着新成就。今天,几乎所有的电影和小说都比以往更为悲观,讲述着各种反乌托邦的结局。
尽管尼采希望摆脱偶像文化,许多人却指出,后现代思想最终将现实变成偶像。作家爱德华多克斯(edward docx)在他的文章《后现代主义已死》(postmodernism is dead)中对此进行了很好的批评。他指出,如果像后现代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所有的道德只是权力游戏,是一个人所处社会和文化的产物,那么就不可能批判社会中的任何问题。没有人有能力去进行改革或谴责不公。后现代主义太过高举现实,进而将其绝对化。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是尼采与后现代主义最主要的批判家。当他称我们的世界为“技术的世界”时,他其实是指出了我们当今文化的偶像。吕克费里如如此解释海德格尔的观点:
首先,技术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现代经济不是来自超验的灵感而是如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没有人(今天)可以理性地相信,这种丰富、具有破坏性的进化冲动一定会带来更好的结果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个物种控制了能摧毁整个地球的方式,而这个物种不知道这样走下去,最终结局会如何。
海德格尔、多克斯以及如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这样的作家认为,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已经成为后现代社会的偶像。因为在后现代社会没有人知道人类最终的“目的”和目标,或就此达成一致。我们现在拥有的只是“手段”或技术。因为我们对美好的人类生活或社会没有统一的愿景,我们只剩下竞争——争取个人的成功和权力。如果技术能够完成一些事情,它就会做成,因为我们的技术没有更高的理想和道德观念来对其进行指导或限制。
后现代主义造成社会分裂,这也成为学术界一个盛行的话题。罗伯特贝拉和安德鲁德尔班科认为,任何有凝聚力的社会都需要给人们一个超越个人欲望的更宏大、更高尚的生活目标。德尔班科认为,讽刺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新左派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右派在其鼎盛时期,“联手将即时满足作为美好的标志所失去的是值得流泪、牺牲甚至舍命的休戚与共的观念。”
德尔班科同意,到了最后,后现代主义偶像使得个人被广告商所愚弄,“下意识地对市场中其他可相互替换的产品表示认同。”很多作家颇具说服力地写道,作为市场经济价值的消费主义和成本效益观念,已蔓延、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家庭生活都未能幸免。这是因为,现代资本主义不再是对商品和服务进行分配的工具,而成为ー个几乎绝对化的偶像。而即使在诸如美国等最成功的资本主义社会,许多人也承认“资本主义的文化冲突”。即消费主义削弱了自我控制和责任心,而资本主义正是建立在这两种美德的基础上。
但这种情绪和意义的转换如今如何影响我们的工作呢我曾同一位已至耄耋之年的老者交谈,他是对冲基金行业的先驱之一。他告诉我,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最优秀、聪慧之人大多不想进入金融界,而是想从事教育和科学。他们想教育年轻人,把人类送上月球,解决全球饥饿问题。当时主流声音告诉他们:你们能做到这一点。而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他感到社会发生了变化。人们对社会进步远不如以往那般乐观,甚至都不知如何为此下定义。文化之争将人们分帮分派,犬儒主义开始盛行,随着时间的推移,最雄心勃勃、最富有才华的人都想进军商界和金融界。当时的看法是,除非你是拥有高薪的专业人才,否则你无法有一个充实、自由的人生。老人告诉我,“这种想法是不健康的”,他是对的。他对哲学家与学者的分析表示认同。但他的结论不是来自对思潮的观察,而是看到这种社会变化如何具体地影响了年轻人的职业选择。他经历了社会工作观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变迁。
后现代主义崇拜“无目的的手段”,在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余波”中,这种偶像崇拜透过虚夸、欺诈和利己行为体现得淋漓尽致。纳奥米沃尔夫(naomi wolf)在为英国《卫报》撰写文章时,回顾了2012年6一7月的报纸头条。她看到:巴克莱银行和其他银行串通操纵利率;汇丰银行集团因2004-2010年未阻止洗钱(“没有阻止一场非常有利可图的活动”)被罚次10亿美元;215亿美元的客户资金在百富勤资本“失踪”,其创始人自杀未遂,面临刑事指控;富国银行同意支付175亿美元的罚款,因为在具有相同的信用评级的条件下,银行自动调高非洲裔和拉美裔次级抵押贷款的利率,使其高于白人借贷的成本(“这又是一桩很有利可图的行为”)。美国银行和太阳信托抵押贷款也因同样的原因被罚款。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就是银行家们通过将大量的抵押货款打包,以此隐瞒了这些贷款本身较低的价值,再将这些打包的贷款出售给市场,从中获利。
伍尔夫的一篇文章的副标题向我们展示了这一连串令人悲哀的现象的结果:“媒体“坏苹果"的理论不再起作用。我们看到整个银行系统都在腐败,而且是系统性的相互勾连。”
拥有更多政治自由主义情感的人很快就能够察觉商业领域中“无目的的手段”的后现代主义偶像。但他们对另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却不甚敏感,即我们并非从家庭和社会关系中,而是作为消费者来确认自我。我们通过选择购买某些品牌,为自己打造一个面具,并通过网络世界为自己创造新的身份。
此现象不仅冲击了金融界,同样也对媒体、娱乐和营销领域产生较大的影响。我和教会里许多从事营销和广告业的会众交流过,现在业界已经从宣传产品能带来的益处,转向宣传产品能带给消费者身份和生活质量。耶鲁大学哲学家尼古拉斯沃尔特斯多夫(nicholas wolterstorff)指出,现代文化将幸福生活定义为“顺风顺水”,充满了可体验到的享受,而在古人看来,幸福生活的意思就是活得更好——有品格、勇气、谦逊、爱和正义。因此,市场营销的工作和促销手段就是向顾客保证他们的产品不仅性能优良，而且能给顾客带来幸福。
我曾与一位男士和一位女士交谈,他们都是广告经理,而且都正在考虑离职。那位女士的公司仅有两家大客户,都是化妆品公司。“这些化妆品公司希望我们传递的信息是,他们的产品能帮助你最终找到爱,并且爱自己。而这种观念害人不浅。”男士的客户是跑车公司。他不止一次以性感作为卖点来进行营销。他为此备感压力。他们两人曾拒绝这种作法,但遭到强烈反对。最终男士没有离职,而是继续工作,因为他把卖点从“性感”变为“高性能跑车”。他的方式十分巧妙、令人信服,让客户和他的公司都感到满意。而那位女土却没有成功,她不得不离开公司,重新创业。
基督徒认为,当我们售卖和营销产品时,我们需要向潜在客户展示,我们的产品能够为其生活带来“附加值”。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产品可以提供给他们某种生活。但是因为基督徒对人类“美好生活”有着更深的理解,我们常常会发现自己在当下文化的群体偶像中挣扎。
为我们的工作寻找希望
我们一直在描述工作的目的以及所出现的问题。即使我们找到了自己想做的工作，而且身处最好的工作环境,工作破碎的本质仍会让我们身心俱疲。你可能会问:“工作的希望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正确地工作”我们如何看待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并意识到上帝的旨意和计划这个目标能实现吗还是仅仅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但对明天的会议或明年的职业生涯变化没有任何益处
我们可以回答说,首先让我们坦然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正如保罗所说,在历史终结、“基督耶稣的日子”到来之前,没有完美之事(腓6,3:12)。在此之前,所有创造物都“痛苦呻吟”(罗8:22),受到衰败和软弱的辖制。因此,只有当天堂与世界重新合一,我们身处“真正的国度”,工作才会彻底恢复其本身的美好。现在去谈论完全救赎工作,未免会显得天真,甚至傲慢。
然而,并非没有任何希望。我们从《尼格尔的叶子》中看到这种超越的希望,以及工作可能带来的创造热情,能够帮助我们在这充满局限性的世界上满意地工作。亳无疑问,福音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灵感,去做更为实际、更令人满意和忠诚的工作。这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首先,福音给了我们另外一种对工作的理解。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所有工作都是由世界观或对人类生活的理解所驱动,它告诉我们,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以及我们怎样才能兴旺发达。第二,福音给了我们一种新的、丰富的工作观,那就是在上帝的爱和对世界的护理中与他同工。此圣经观有助于我们欣赏所有的工作,从最简单的到最专业的,无论是信徒还是非信徒都是如此。因此,真正明白圣经中的工作神学的基督徒,不仅重视并且参与到各个工作岗位中,而且也以基督徒独有的观点看待工作。第三,福音给了我们一个新的道德指南,因为我们有一系列健全的道德准则以及对人类心灵的智慧建议来帮助我们做决定。最后,无论我们的境况如何,福音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工作动机,并且给我们一个新的、持久的内在动力。
帮助人们们将信仰融入工作的大多数书籍和活动,往往只关注上文提到的四个因素中的一个或两个。例如,有些强调第一个因素。他们采取了更多的认知和学术方法,强调通过神学原则重塑某一职业领域,构筑一套“基督徒方法”,并且将这种方法应用到艺术、政府管理和经济等领域。也有些几乎只关注第二个因素。他们担心过分强调圣经中的工作观会导致成功主义,使人无法欣赏上帝广阔的护理。其他人则采取更加个性化和体验型的方式,让人们们以一种新的方式遇见基督,并强调源自内心被福音改变的内在动力。还有一些人担心专注于内心改造会把全部重心都放在个人的平安和成功上,忽略了福音在社会公义中的应用,但是基督徒有责任通过自己的工作服侍他人。
所有这些都是正确的。在本书最后一部分中,我们希望表明,这些观点其实相互补足、非常实用。圣经中的工作观之所以对各种不同文化、社会和职业背景的人都大有助益、令人折服,就是因为这种工作观的丰富和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