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初入学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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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
1998年9月9日……星期三……晴
高中的课桌也是新奇的，和以前一排两个人的课桌不一样，每人单独一个。书也不是从后面放进去，而是正上面是一个可以揭开的盖，在边缘有上锁的小搭扣，与后侧板形成一个全闭合的箱子，这样书就可以长期放在抽屉里了。每天只需背个小书包把没写完的作业带回去，换座位也就自己抱着自己的桌椅整体移动。而这样，也就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同桌”了。
一大早，一个干瘦的中年男子抱着个锯了半截腿的矮课桌进来，后面跟着个干瘦男孩，消瘦如柴的躯干顶上坠着个硕大的大脑袋，长而油腻的刘海随意地贴在脑门上，像极了曾经课本里描述的“小萝卜头”。他甩着空空的两个袖管，脚上趿着一双拖鞋，漫不经心地跟在中年男子和班主任身后，随意地晃动着大脑袋四处张望。我总担心他不小心会把那个大脑袋从柴火棍样的身子上晃下来。班主任介绍他叫许瑞生，插班生，把他的座位安排在第一组第一排靠中间的位置，并嘱咐坐在他旁边的尚小庆在他需要的时候给帮个忙，又告诫班上的男生，因为他的特殊情况，不要和他发生肢体上的冲撞。
以前小学和初中是义务教育，班上有几个智力有问题的同学，老师明着告诉全班同学他们“不算数”，不要跟他们比成绩。除此之外，“不算数”的同学在外表、行为上与正常的同学并无太大差异。我从没和身体有残疾的人同过班，有点好奇，但又怕过分的关注和询问会让他难堪。于是，假装一切如常，从他身边经过也目不斜视，避免发生任何交流。
学校要选高一学生会的成员，班主任决定让我去试试竞选学习部长。我十分感谢班主任给我这个机会，但又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学生会成员要做些什么，心里十分矛盾：一方面怕事太多会耽误学习，想来学习部长肯定要求成绩要很好，而我中考分数也就中上，并不是最高的，应该配不上。一方面又不能辜负班主任对我的希望，即使只是个“试试”的名额，但能落在我头上，就足以说明了他对我的认可和信任。班主任都已经让我来试试了，我怎么还能犹豫、退缩呢？
晚自习前，我到面试的办公室外时，其他几个参加面试的学生已经在走廊上等着了。等待的时间显得尤其漫长，那几个等待的学生一会聚在一起担心“他们会问什么啊？”、“我该怎么回答啊？”，一会在走廊上来回不停地踱步、跳脚，兴奋、慌乱、激动、焦虑各种情绪在他们脸上杂糅、闪现。我一边努力故作平静，一边劝他们要心静如止水，别急躁，别紧张。人一个个被叫进去，一出来外面候场的人就像苍蝇一样围上去，嗡嗡地打听里面的情况：问了些什么，怎么回答的之类的。我像军训一样，跨立一旁，静静望着远处的万家灯火，不参与他们的集聚。可谁又知道我脑子里进行着怎样复杂的纠结和撕扯呢！
叫到我进去，我努力保持平静稳定的状态。对面坐着一排人，老师和上届学生会的同学开始轮流对我提问。其中一个叫许敏的，曾是我小学舞蹈队的队友，高我一届，认识，不算熟，现在是校文艺部部长。她一上来就问我当年为什么离开舞蹈队。我努力装出的平静再也难以维持，泪水在眼里打转，极力坚守着它的底线——不流出来。事情虽已过去五六年了，但八九岁时留在心底的伤却至今还未完全愈合。我极力控制着因情绪激动导致的颤抖的声音，努力平静回答她：“舞蹈老师觉得我上下身比例不够好，被劝退。”当时，作为一个几岁的小女孩，不一定对舞蹈有多少执着的热爱，但大多会喜欢唱唱跳跳。老师给出的理由无异于官方对我在舞蹈方面从根上进行了否定。先天条件是我无法选择和改变的，而劝退则代表了连后天努力的机会都不给。我只能无可辩驳地接受，可接受就代表承认了自己身材的缺陷，接受对自己的否定。再提起此事，对自我的否定又一次卷土重来。
我的极力控制并没有获得让声音更平静的效果，压抑反而让双肩不受控地颤抖起来，胸膛的起伏也愈发剧烈。他们看出了我的激动，后来问题就转向了宣传工作。我想他们大概是在考虑让我做宣传部长吧，于是我表明态度，如果是我的事，我一定会尽全力把它做好，也许我做的不是所有人中做得最好的，但一定是我自己能做到的最好。
1998年9月10日……星期四……晴
小学的“老班长”现在也还跟我同校，她跑来告诉我看到红榜上学生会记者团有我的名字，要我请吃糖。我不信，跑去看，的确是事实。这才意识到昨天要我做宣传工作的事指的是这个，但我并不想当记者。于是昨天的满脸笑容变成了此刻满腹的牢骚和烦闷。
“你中考语文考了多少分？”
“80分。”
“那他们是凭什么选的你？”老班长问。
我烦极了，随口说：“不知道，也许是抓阄抓中的。”
“不可能吧。怎么会这么儿戏？听说不是还有面试吗？”
……
唉，人长大了，愁的事真多，不再只是学习，要是人能不长大那多好啊！小时候真傻，总盼着长大，而现在却又……也许这便是人生吧！
课间，一个不认识的高个儿男生在教室门口找我，他戴着眼镜，有点瘦，把手里的一叠表格递给我说：“这是面试小记者的表格，上面有评分标准。下午第三节课后到音乐室来。”原来是学生会宣传部的。
牢骚和烦闷慢慢被对工作的好奇所替代。给人评分似乎有点主宰别人命运的感觉，这就像法庭上的法官、球场上的裁判、学校里的校长。终于到了第三节课，我实在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一下课快速收拾好书本，飞奔到音乐室门口，准备做我的“美梦”。到了才发现只有2个人来报到，是只有两个人报名还是其他人迟到了没来呢？和高年级的那个男生商量，决定再等等看，这渺茫的“等”字也令我的心凉了一半。也许是我来早了罢，看看表，五点十分，十五分，五点半……
“五点四十八了，怎么还没别的人来？”高年级的男生终于忍不住抱怨道。
“也许只有我们俩吧！”那两个报名的同学怯生生试探地回应。
“怎么可能呢？”男生不悦地又看看表，回过头问我“一共录取几个？”
“八个。”我回答。
报名的同学又问：“还等吗？”我没了主意。
“好吧，就先录你们吧”高年级男生对她们说，又回头对我说：“给她们登记，把她们交的稿子给我。”
“你叫什么？”我问向报名的其中一个。
“张艳。”对方回答。
“你来把这个表填一下。”我对她说，她欣然接过表格。办完手续，报名的两个同学雀跃地奔向食堂，离开的途中还叽叽喳喳分享着没经过面试就被录取的欢乐，而我却因没行使到想象中的“权力”心有不甘。唉，空欢喜一场！
1998年9月12日……星期六……晴
身穿厚实的春秋校服，手捧一束束绢花，在炎炎烈日下，几百个学生笔挺地站在进县城的必经主干道一侧。我也是这些学生中的一员，学校安排我们这副打扮站在这里，迎接从抗洪第一线回来的士兵。
据说今年是几十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很多村庄农田都淹了。也有说为了保障下游武汉的安全，我们县几个村要作为泄洪区。村里的大堤上二十四小时守着人，以防不备，随时待命准备决堤泄洪。县城的江堤上也有很多防汛的人不断巡查和加垒沙袋。县城里还不算很严重，几个月前，中考前后连续下了很久的大雨，引发了短时内涝，街上的水淹没至脚面，个别水深的地方能到膝盖上下。对于住在江边的人来说，打小常会听老人讲古，说某年某年发大水把房子冲跑了，相较而言这点水并不算什么。后来雨停了，街面上的水也就退了。现在我们迎接的就是驻扎在本地、去支援了宜昌和石首抗洪抢险的武警部队。
烈日、校服、绢花，我们就这么在公路旁等着。一开始还有人组织着演练喊口号，随着时间推移，日头攻势不断加强，队列慢慢就安静了下来。人们都蔫吧地看着远处进城的路口，静静地等待，望眼欲穿也看不到橄榄绿的影子。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队伍开始散乱、骚动，已经四个半小时了，有几个同学晒得几乎晕倒。这时，组织者已不知所踪，人群小团集聚在一起讨论，是去是留也没个定论。
你们怎么还不回来啊？你们几百人在抗洪抢险第一线保住了近千人的安全，他们近千人不让你们走，而我们几百上千人却在这公路两旁干等着你们回来。这是什么事？！学校就不能弄清楚他们准确的回程时间吗？
脱下罩在外面厚厚的校服外套，里面的衬衫已经湿透，头发成绺地贴在脸上，顺着发尖滴着汗。我不愿这么不清楚时间安排和后续计划地干耗下去，于是跟其他打算撤退的同学一起偷偷离开。在回家的路上，一个不认识的青年（大概是个司机）坐在环城车上探出头，憋着嗓子学女声，摇头晃脑地对我们讪笑地调侃：“小妹，你们敬爱的解放军叔叔还没来呀？！要不要坐车啊？走回去多累啊？！……”我没搭理他，只是一个劲的安慰自己，对自己说：“并不是我不想等了，而是已经十二点半了，你们大概一定在吃饭吧！老师不会发现我们走了的，倘若察觉到少了人，大概也会原谅我们吧……”
人为什么会犯错误？人犯了错误后又为什么要心虚呢？我又为什么要自欺欺人地安慰自己呢？……
1998年9月15日……星期二……晴
中午烈日当头，有风，却并不冷。接到通知：下午放学后，学生会成员到阶梯教室开会。五点多时，天阴了下来，风越刮越大，穿短袖薄裙的我不觉有了几分寒意。偌大的阶梯教室里坐着屈指可数的几个学生会成员，空旷，通风，愈发觉得冷。听觉突然异常敏锐起来，似乎能听见手表里的指针走动的声音，“滴答”、“滴答”、“滴答”……如此清晰，如此重复，让时间的流逝如肉眼可见般不可忽视。晃动椅子的吱呀声、咳嗽声此起彼伏，正在讲话的年级组长并不受这些干扰，仍自顾自“慢条斯理”地讲着，时间继续流逝，脑子放空，眼前似乎看到生命的光彩在逐渐褪色。
“好了，就这样，散会。”年级组长终于结束了他冗长又无趣的讲话。看表，六点十分，唉，又不能回去吃晚饭了。
出了阶梯教室，我和一阵狂风撞个满怀，又冷又饿的我几乎快被吹倒。疾步走进教室，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暖和，但晚自习后，走出教室，我又该怎么办呢？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奚萍，你有多的衣服吗？厚的。”我问向旁边还不很熟的另一组的女生。她是住读生，长得十分清秀，话不多，总是低声细语，爱读诗，并写得一手与柔弱外表截然不同的遒劲有力的钢笔字，只可惜眉眼间有一块明显的胎记。
“有，跟我去寝室拿去。”她毫不犹豫地回答，看我穿得单薄，又关心道：“冷了吧？”
“嗯！”我对她的关心有些感动，“食堂还有吃的吗？”
“大概没了吧！”她的回答使我大失所望，看来要饿到晚自习回去才有吃的了。
到寝室，她给我找了件春装，我接过衣服，赶紧穿上。“你还吃饭吗？”我听了她的话有些吃惊，想着刚不是说食堂没吃的吗，“我这里有些饼干零食，你吃吗？”她边说边打开背包，摊出许多饼干，果冻之类的，塞了我满满一手。我很感激她，但又不知该做些什么，只是一个劲儿地说：“谢谢，谢谢……”她看着我激动的样子，微微笑了笑说：“没什么，别放在心上。”顿时，我被一股暖流包围了，由外而内，从上至下，全身都暖了。对她雪中送炭的感激之情简直无以言表。
我正在感激之时，突然又想打自己一个耳光。一个同学对我只做出了这么一点事，说了一些朴实的话就让我如此感动，而父母，特别是妈妈从小到大，为我做了多少事，说了多少关心我的话，而我却受之理所当然。我应当如何回馈才能报答生育养育之恩？类似的拷问直至灵魂最深处。
1998年9月17日……星期四……晴
今天又进行了一次小记者面试，选了11个人，并接到通知，让我和那天刚招的小记者张艳负责办双周校刊的《学海扬帆》栏目，写一些学习的新气象。可哪有那么多要写的呢？至今为止，我都没见过学校的校刊在哪儿。唉，开会，又要开会，开会、开会、开不完的会！学生会就是开会的么？又不能回家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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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总是简单而单纯的，容易为一点小事开心或难过，时而热血沸腾、踌躇满志，时而又灰心丧气、患得患失。即使有些事，现在看来都不值得引起情绪变动，当时却认真而投入。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离开舞蹈队留下的心伤早已忘记，不看日记也不知它曾经竟是那么难以磨灭的印迹。再次提起，曾经内心波澜的一幕幕又陆续显现，只是现在可以坦然面对，平静如常。
时间真的可以抚平一切伤痛，如果痛，那是时间还不够久。时间可以抹去一切印迹，前半辈子形成的思维和习惯，可能需要几十年或者一辈子去对抗、去改变，但终究还是会有所成效。比时间见效更快的方法是主动面对，正视问题，想办法解决，无法解决就调整心态，接受现实和结果。揭开伤疤，挤出让你痛的脓肿，再等待愈合。这需要强大的内心，也需要对自己狠一点。在“对自己狠”方面，经过多年的锻炼，我现在倒已驾轻就熟、习以为常了。
今年又是防汛抗洪任务艰巨的一年，不知道洪峰过后，迎接抢险英雄归来的队伍里还有没有像我们当年一样身穿校服、手拿鲜花、在街边彷徨等待的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