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苏州水患
六月的雨，依然在下，并没有因为范仲淹的忧心而停止。
苏州城外的河流，终究是承受不住大雨的不停灌涌，水势漫过了河堤，开始往城外的土地蔓延。
也就搭着苏州不靠长江，否则就不是水患，而是水灾了。
原本住在城外的顾深，也在王单的劝说下，离开了自己的小院子，搬到了王家，躲避这次水患。
而这个时候，一心想要调走的范仲淹，反倒是支棱起来了。
不仅没有再上书官家请求调离，反而开始调动起手头所有的物资，开始赈灾，治理水患。
范仲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苏州各县，打开城门，收容各县因水患造成的难民。
紧接着，范仲淹做了第二件事——他在苏州府城设宴，宴请苏州各地豪商。
很明显嘛，咱们老范要化缘了。
事实上，托福于宋朝的仓廪制度，以及苏州本身地处鱼米之乡，仅仅苏州一地的水患，要安抚那些灾民，并不需要咱们老范出面化缘。
但范仲淹做事，肯定是不会只想着眼前的。
范仲淹经过几番巡视河防，对苏州的水利情况也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尤其是视察过太湖河堤后，已经有了一个解决苏州水患的基本方向。
毕竟，老范当年当兴化县令的时候，就已经主持翻修过捍海堰了老治水猛男了。
在范仲淹看来，这次苏州水患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河道疏浚不利，导致大量雨水在太湖内积压，反灌入河，最终导致水患。
那么，要治本，就必须疏浚河道，最好还能重新修筑一道人工河流，引导太湖之水入海。
这可是一个大工程。
粮食好说，苏州这边本就是鱼米之乡，仓廪制度也保持的很好，不管是现在安抚灾民，还是以后工程用度，都还够。
但，钱不够。
虽然说吧，兴修水利这种事情，放在哪个地方官面前都是应该要做的事情，府衙之内也会有预算但没谁会跟老范似的，一上来就打算发动大工程，从根上解决问题的。
这事儿吧，哪怕是范仲淹要做，他也得按照流程，先上报江南东路转运使，然后上报朝廷，请求财政拨款。
可老范到底是从地方做到中央，再从中央做回地方的人，太清楚朝廷的那一套运转体系了等钱下来了，恐怕都得到明年梅雨天了。
老范揪心这個钱的事儿，而身边突然冒出了一个小顾，给老范出了一个主意——实在不行，咱可以学学夏竦嘛。
当年夏竦知襄州的时候，襄州遭遇饥荒，夏竦在开公廪放粮，救济百姓后发现，粮食好像还是有点不够用。
夏竦当即做了一个决定——请襄州富户们一起吃顿饭。
这顿饭，给夏竦换来了十余万斛的额外粮食，成功的赈济了灾民，让襄州百姓渡过了难关，并没有因为饥荒而引发什么民乱。
老范听了小顾的话后，仔细想了一下，觉得很有道理。
这个时候吧，夏竦还不是石介口中的奸佞，而且夏竦在襄州干的那点事儿，其实前朝也有不少人这么干过，能干成的人，基本都是一代名臣。
因此，老范对干这事儿，那还真是没啥心理负担的。
不过呢，老范也听说过，夏竦干这事儿，多少是用了一些威逼利诱的手段老范是君子，他觉得利诱可以，威逼最好还是不要干了。
正巧，献这个计策的小顾，跟苏州本地最大的豪商王家，有着不错的交情，而又正巧，老范现在手头人手不太够用，小顾又有个贡生的身份。
国家养士这么多年，可不就是为了让这些贡生们为国分忧么。
老范毫不犹豫的就把小顾给征调了，让他全权负责跟苏州豪商们“化缘”的事情。
这事儿吧，顾深还真的没觉得有多难。
这种事儿，讲究的就是一个“带头效应”，只要有一个有足够分量的豪商带头，愿意捐款帮助官府，那么剩下的，无非就是钱多钱少的问题罢了。
而顾深呢，确实跟王家颇为交好，要说动王单的父亲慷慨解囊，这事儿，顾深也确实有把握。
既然如此，顾深自然也就接过了这个差事儿老范都在为国为民呢，小顾就在老范的眼皮子底下，总不好偷懒摸鱼吧。
再说了，这其实也是一种积攒名望的方式，尤其对顾深这种还没有考上进士的贡生来说，协助范仲淹治理水患，说出去都得让人高看两眼。
因此，接下这个活后，顾深先跑了一趟王家，在王单的陪同下，面见了王家的家主，大豪商王升。
说服王升不难。
于公，这事儿，是身负天下人望的范公发起的，而且范公在刚到任伊始，就提倡建立苏州郡学，对苏州士绅们都有恩。
于私，王家的王单现在也是贡生身份，也同样没有考取功名，如果这次王家能在范公治水的过程中慷慨解囊，这也是为王单积累人脉和声望的一种手段。
所以，王升对掏钱是没有任何意见的，真正为难的是
“贤侄以为，老夫该出钱几何？！”王升如此问道。
不是王升在故作玄虚的试探什么，他是真心实意的在问这个事儿掏钱，也是一门学问。
虽然说吧，大宋对商人并没有持打压的态度，但是，士农工商四民，商终究是排在末等的。
财不露白的道理，王升太明白了。
这种事儿，出钱多了，有遭人嫉恨的嫌疑，要是有心人给你安上一个“贿赂官员”的罪名，别说王升，连范仲淹都受不起。
但出钱少了吧，范公也许不会计较，但王升作为苏州首富，还是不允许有人在这方面压他一头的。
尤其是程家也就是程玉的娘家。
虽然两家现在是儿女亲家，但事关到底谁是首富的问题，这两家还是有点要掰扯一下的意思。
说什么都不能让程家压王家一头啊。
所以，王升是认真的在询问顾深，自己到底应该出多少钱合适。
而顾深呢，对这个问题也有点含糊。
钱这个东西，不比粮食。
当年夏竦在襄州募取粮食，最后用不完的粮食，大不了往公廪里一放就是了。
可钱这个东西不行啊，放到地方官府上，说不清来源的话，这个钱，谁都不敢接。
这年月可没什么红十字会这样的组织来吸收捐款，官府的钱财往来，都是要走公账的总不能把这些钱充作公使钱吧？！
也没这个先例啊。
为了这事儿，顾深不得不再回去找了一趟范仲淹，问问整个治水的总预算是多少。
有了目标，自然就可以想办法分配捐款额度了嘛。
然后范仲淹就问顾深，啥叫总预算？！
顾深稍加解释后，范仲淹陷入了沉思。
其实吧，大宋朝，也是有预算制度的，三司的设立，其实就是一种预算制度的体现。
但三司的做法，是先按照历年用度情况，囤积一批至少够三年使用的物资，等到朝廷需要使用了，再支度出去相当于是先买，后用。
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每年的收成不同，用度不同，甚至各地方仓储条件的不同，会导致三司存储的很大一部分东西被闲置，而有一些，用度却远远不够用。
简单举个例子，北地兵事频繁，粮食用度紧张，每年都需要三司额外往边地运粮，而江南之地，按照三司规定屯粮，但往往又用不了那么多的粮食，导致很多粮食因为仓储时间过长而出现发霉变质的问题。
而顾深所说的总预算，却是先做好计划要花多少钱，然后根据计划去做事，计划用多少材料就买多少材料，如果钱有剩余，那就把钱重归府库，如果钱不够，那就追加预算。
这么做吧，有好处，至少钱这个东西，它不会发霉变质。
但也有坏处这中间如果有官员监守自盗，那就太容易了。
毕竟，制定预算的人，和执行预算的人，根本就是同一批人。
如果要限制这其中的贪腐现象，就得专门成立一个监督机构，监督预算的制定和执行这么一来的话，那不是凭白又要多出一批官吏出来？！
大宋如今冗官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如今你治理一个水患，都要搞这种总预算制度的话，那整个国家得有多少工程需要官吏监督执行？！
国家财政会撑不住的。
然后顾深又给范仲淹出了一个馊主意不行咱就外包吧。
顾深因此被范仲淹足足训了一个多时辰你这是要乱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