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 章 德宗的政策

    李适在位前期，对自己非常有信心，也坚持信用文武百官，严禁宦官干政，颇有一番中兴的气象。

    李适即位后，把名将郭子仪尊为自己的尚父，给郭子仪加封了个太尉兼中书令的职位，并让郭子仪从副元帅等高危职位上退休，让他的部将李怀光、常谦光、浑瑊等分别统领节度使。同时，李适把“恃地险兵强，恣为淫侈”的西川节度使崔宁传召入朝，把他留在京师居住。

    李适即位初期，就在任命崔佑甫为相的两天后，诏告天下，停止诸州府、新罗、渤海岁上贡鹰鹞，以免王公大臣们玩物丧志，乐不思蜀。又隔一天，李适又下诏要求山南枇杷、江南柑橘每年只许进贡一次供给宗庙，其余的进贡一律停止。

    几天后，他又连续颁布诏书，宣布废止南方一些地方每年向宫中进贡奴婢和春酒、铜镜、麝香的规定。禁令天下不得进贡珍禽异兽，甚至规定银器不得加金饰。为了显示自己的决心，他又下令将文单（今老挝）所献的三十二头舞象，放养到荆山之阳；对那些专门供应皇帝狩猎的五坊鹰犬更是统统放出。同时，还裁撤了一大堆吃干饭不干活或者是干乐器表演活却拿高俸禄的人，一共裁掉了三百多人，需要不适合开除保留的全部归属到太常寺。为了显示皇恩浩荡，他还诏令放出宫女百余人。在自己生日时，又拒绝各地的进献，并将藩镇李正己、田悦所献的三万匹缣全归度支，以代租赋。李适的作为，的确显示出新君王登基以后的新气象。

    李适初即位时，总的情况是“疏斥宦官”而亲近朝廷官员的。

    李适的父亲唐代宗李豫，因为自己是由宦官拥立，所以对宦官很是优待宠溺，特别是派往各地出使的宦官，李豫任由他公开索贿、大肆搜刮，丝毫不管。在李适还是皇太子时，就已经很清楚其中的弊端了，所以他刚刚即位，就下定决心对这些宦官加以整治。

    在即位当年的闰五月，李适派宦官往淮西给当地节度使李希烈颁赐旌节（一种礼器，可以说是权利的象征）。在这个人回到长安后，李适得知李希烈不仅送了他七百匹缣、二百斤黄茗，还送了他骏马和奴婢。李适生来最痛恨宦官专横，于是大怒，打了他六十大棍之后又把他给流放到了荒凉之地。此事很快就传出了京城，那些奉使出京还没有回来的，都悄悄地把礼品扔到山谷之中，没有收到礼品的也就再不敢乱来了。

    不仅如此，在即位的当月，李适还将暗怀异图的宦官刘忠翼赐死。

    在“奉天之难”后，李适委任宦官为禁军统帅，在全国范围内增收间架、茶叶等杂税，导致民怨日深。对藩镇多事姑息，使藩镇的势力渐渐增强。

    朝廷之上频频发生人事变动，尤其是频繁地更换宰相，显示了李适对高级官员的不完全信任。这就使得李适在位时期的朝政，即使偶尔能够呈现令人鼓舞的新气象，也都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无法保持下去。人事的纷争使李适徒有宏图壮志，而不能实现救国兴邦。

    李适在遭受削藩的挫折以后，特别是由此引发的“奉天之难”，他对藩镇由强硬的武力慢慢转为姑息。据说，李适在离开京城时，还曾经打算逃亡到成都，说明他在朱泚反叛以后对自己能否重新回到京师感到绝望，对能否消灭叛乱的藩镇和长安的朱泚感到前景渺茫。如果不是李晟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的劝阻，他也许就真的远逃四川，安享晚年了。李适这个人一旦遭受挫折就立即锐气大伤的状况，从他对待藩镇的态度上就可见一斑了。李适对待藩镇态度的转变，使登基以来解决藩镇问题的大好形势和良好机遇变得转瞬即逝。藩镇割据愈加专横，慢慢积重难返。

    在遭遇“泾师之变”出逃避难的过程中，李适逐渐改变了对宦官的态度。原因是他之前所信赖的禁军将领在叛军进城时竟然不能召集到一兵一卒来保卫宫室，而他仓促逃亡时身边最可以依靠的，竟然是自己在皇宫时的内侍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及其所率的百余名宦官。宦官的忠诚可靠与朝廷武将的难以依靠给了李适深深的刺激。慢慢地，李适开始将统领禁军的事宜交给了窦文场和霍仙鸣等人，这说明他已经开始改变了即位之初疏斥宦官的态度。

    兴元元年（784年），距离李适重新返回京师刚过三个月，李适就将神策军分为左右两厢，同时让窦文场和霍仙鸣（开始为另外一个宦官王希迁）担任监神策军左、右厢兵马使，开启了宦官分别管理禁军的先河。自从李适重返长安以后，神策军就开始驻扎在京师四周和宫苑之内，成为比羽林军、龙武军更加重要的中央禁军和精锐机动武装部队。

    贞元二年（786年），李适将神策军左右厢扩建为左、右神策军，窦文场等宦官仍然担任监军，这一情况被称为“监勾当左、右神策军”，反映出李适对宦官的信赖和宠重。到贞元十二年（796年），李适又设立了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分别由窦文场和霍仙鸣担任，这一职务直接由皇帝授任，成为地位高于神策军大将军之上的实际统帅。从此，神策军的统帅权掌握在了宦官手中。在贞元十一年（795年），李适还把宦官担任各地藩镇监军的办法固定下来，专门为担任监军使的宦官置印，不仅提高了监军的地位，也使得宦官变得制度化。

    李适对宦官态度的转变，使宦官由刑余之人而变得口含天宪，成为李适以后政治中枢当中重要的力量。不过凡事有利有弊，虽然有的时候宦官可能会更加忠诚，但是李适以后的唐朝皇帝当中，就有两位死于宦官之手，由此可以见到宦官的吓人之处。历史学家往往把宦官专权称为唐晚期政治腐败和黑暗的表现之一。这一状况的最终形成，与李适对宦官态度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

    李适在建中（780年－783年）年间崇信奸相卢杞，不仅使颜真卿等忠臣身受其害，而且加剧了建中年间的政治动乱。一直到贞元年间，他又宠任奸臣裴延龄掌管国家财政，裴延龄为人奸诈狡猾，欺君罔上，为了迎合李适的贪欲，不顾百姓贫困，大肆聚敛财物。宰相陆贽上奏书极力揭露裴延龄的奸诈欺妄，不可信任，其“侵削兆民，为天子取怨于下”，将会招致祸乱，言语极为深切。但李适却不听他的忠告，反而贬斥陆贽等人。

    自李适以后，大唐的国运仿佛就陷入了一滩泥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