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围棋

    围棋，国际通行棋种，世界上最古老的棋类游戏之一，是具有高度文化色彩的智力竞技项目，流行于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它是中华民族发明的迄今最久远、最复杂的智力博弈活动之一。南北朝时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流传到欧美各国。 [1] [2] [3-4]

    围棋使用矩形格状棋盘及黑白二色圆形棋子进行对弈，正规棋盘上有纵横各19条线段，361个交叉点，对局双方在棋盘的交叉点上轮流下子，每次只能下一子，落子后不能移动，终局时以目数多者为胜。因黑方有先手优势，故规定局终时黑方要贴目给白方。中日韩等不同国家制定的竞赛规则略有不同。 [4] [6]

    围棋的世界性组织为国际围棋联盟。该组织成立于1982年。世界围棋职业比赛始于1988年。2010年和2023年，围棋两次被设为亚洲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 [36] [56] [62]

    围棋棋理博大精深，蕴含着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被列为“琴棋书画”四大文化之一，是中国文化与文明的体现。2008年，入选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3] [12]

    围棋起源于中国，中国古代称为“弈”，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可以说是棋类之鼻祖。先秦典籍《世本》记载：“尧造围棋，丹朱善之。”晋代张华在《博物志》中继承并发展了这种说法：“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宋代罗泌在《路史·后记》进一步发挥说：“帝尧陶唐氏，初娶富宜氏，曰女皇，生朱骜狠、娟克。兄弟嚣张讼，嫚游而朋淫。帝悲之，为制弈棋，以闲其情。”日本也继承了这种说法。1727年，日本围棋四大门派掌门人本因坊道知、井上因硕、安井仙角、临门入签了一张承诺书：“围棋创自尧舜，由吉备公传来。”1964年版《大英百科全书》也采纳“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的说法，甚至将年代确切地定在公元前2356年。《美国百科全书》则将围棋起源时间定在公元前2300年。 [1] [7] [66]

    除此之外，还有“战国人造围棋”“乌曹造围棋”“容成公造围棋”等说法。唐代皮日休所作的《原弈》认为：“弈之始作，必起自战国，有害诈争伪之道，当纵横者流之作矣。岂曰尧哉！”明代陈仁锡在《潜确类书》中又提出“乌曹作赌博围棋”。乌曹相传是尧的臣子，有的人又说他是夏桀的臣子。后来，董斯张的《广博物志》、张英的《渊鉴类函》等采录了这种说法。明代林应龙在《适情录》中认为，围棋是容成公发明的。《列仙传》记载：“容成公者自称黄帝师，见于周穆王，能善辅导之事。” [3] [6]

    发展

    春秋战国

    围棋自诞生之后，到春秋初期，一直未有确切的文字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最初的围棋记载。例如《左传》中有“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的文字，《论语·阳货》载有孔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的话，《孟子》有记载“使弈秋诲二人弈”的故事，可见当时围棋已经流行。 [6]

    历史上第一次可靠的涉及围棋的记载，是《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卫献公自夷仪使与宁喜言，宁喜许之。大叔文子闻之，曰：‘呜呼……今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此时是公元前548年。 [8] [40]

    史料中第一位有名字的专业棋手叫弈秋，春秋时期齐国人。《孟子·告子上》载：“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 [6] [8]

    秦汉

    秦灭六国一统天下，有关围棋的活动鲜有记载。围棋这时在大多数人眼中只是一种微艺末技，也没有出现专门的棋艺理论著作。到了西汉时期，围棋传遍全国，出现了围棋名手杜夫子。晋代葛洪《西京杂记》卷二载：“杜陵杜夫子善弈棋，为天下第一。人或讥其费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圣教。’”由于统治者不重视围棋，舆论也不看好，围棋发展缓慢。现在发现的最早的围棋实物是在汉景帝阳陵出土的一块陶制围棋盘的残片，同时出土的同坯的陶制六博片数量很多，完整无损的也不少，可见那时围棋之流行远不及六博。 [6] [8]

    东汉时期出现了班固、李尤、黄宪、马融等一批围棋理论的奠基者，围棋逐渐为士大夫所重视。而东汉初年，社会上还是“博行于世而弈独绝”。直至东汉中晚期，围棋活动才又渐盛行。东汉王朝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动荡时期，文化思想活跃起来，围棋活动发展迅猛。 [6] [8]

    早期的围棋盘有纵横十一、十三、十五、十七道几种。在考古发掘中从古墓里发现了十五道的围棋局，继而又发现了十七道的围棋局。在中国的西藏和南亚的尼泊尔一带，被称之为“藏棋”的围棋游戏，曾长期流行使用十七道线棋盘。大量的中国古代文献与出土文物证明，中国在两汉时代使用的围棋盘均为十七道线。两汉之际成书的桓谭的《新论》将棋手分为上、中、下三等。 [3] [41]

    魏晋南北朝

    三国时期，围棋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围棋在中国真正兴旺是在三国以后。随着人们对围棋娱乐性、趣味性和竞技性的认识的提高，围棋开始从各种游戏中脱颖而出，成为人们陶情怡性、丰富生活的最受欢迎的游艺活动。三国的魏、吴两国盛行围棋。魏以曹氏家族、“建安七子”为代表，曹操围棋水平也是可以和高手相媲美。东吴围棋风靡一时，名手辈出，也就出现了对局的记录，这就是围棋史上有名的“吴图”。 [6] [39]

    西晋时期，围棋全面兴旺。上至帝王，下至黎民百姓无不好弈。东晋时期，棋风昌盛，逐步理论化，出现了王导、王恬、江虨等弈坛高手。此阶段最出名的品棋专家是范汪，曾与人合注《棋品》五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反映了西晋弈风的迅速发展。 [6]

    魏晋上层统治者以棋设官，建立“棋品”制度，对有一定水平的“棋士”，授予与棋艺相当的“品格”（等级）。当时实行围棋九品制。魏时邯郸淳《艺经·棋品》中规定了九品的名称：“一入神；二坐照；三具体；四通幽；五用智；六小巧；七斗力；八若愚；九守拙。”围棋九品制在两晋已盛行。 [8] [41]

    南朝围棋继两晋蓬勃发展的势头，出现了盛极一时的局面，朝廷设置了大中正、小中正官职，成为实行围棋九品制的管理机构。《南史·柳恽传》载“梁武帝好弈，使恽品定棋谱，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围棋的黄金时代实际上出现在宋、齐、梁三朝，尤以宋文帝、宋明帝、齐高帝、齐武帝、梁武帝在位时期为最盛，具有九大标志：一、南朝帝王比魏晋帝王更热衷、更着力于倡导围棋；二、围棋州邑的建立，皇家品棋活动的兴起，“逸品”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棋品制度进入了崭新的发展时期；三、围棋人口激增；四、高品棋手已形成了独特鲜明的个性与风格；五、围棋专著数量超过前代；六、形成了“天下唯有文义棋书”的社会风尚；七、南朝士人的围棋活动和棋品等级载入史册；八、出现了南北棋艺双向交流的局面；九、围棋文化向周边国家辐射。北朝帝王出身胡族，文化主流是儒教。儒家传统将娱乐之好规范在饮宴、琴书、射御之间，认为博弈有废事、赌博之嫌。这种观念限制了围棋的发展。 [6] [8] [41]

    魏晋时代使用的围棋盘为十七道棋盘。在西晋刘宝墓葬中出土过总数为289个黑白子的陪葬围棋，这也验证了当时流行的是纵横十七道线的围棋。后来通用的十九道围棋，开始盛行于南北朝。当时围棋已经实行“座子制”，即在开局之前在棋盘的固定位置放上几颗棋子。研究者推断，晋代以前的围棋采用的是五个座子，即四角星位加中央天元。至少是从南北朝开始，在实际围棋对局中已经是只下到无争状态为止，即如现在那样收完官子为止。虽然终局时点数双方的子数多少而“子多为胜”，本质上要求“两溢”，但不是真的还在空内填子。数子时剔除相等的空，计数比较剩下的子，即等空比子法。这与现在的中国规则相比，每一块活棋要减2个眼位。 [3] [47] [50]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围棋大流行时期。三国历史人物，如曹操、曹丕、曹彰父子，孙策、孙权和吕范、诸葛谨、陆逊等东吴君臣，关羽以及诸葛亮、费祎两代蜀相，还有孔融、王粲、应瑒等建安七子，都好围棋；接下来的西晋，从司马炎开始，几代皇帝和大臣，以及竹林七贤等文人，无不好弈；到了南北朝，梁武帝、梁简文帝等帝王甚至亲自撰写棋书。 [39]

    隋唐五代

    隋代围棋盘（河南省博物馆藏）

    隋朝的统一，恢复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儒家尊道卑艺的观念限制了围棋的发展。因此隋朝的弈坛一片沉闷。但此时十九道棋盘已确定了主导地位，取代了十七道棋盘。 [6]

    初唐时，围棋活动由宫廷发起向民间传播，使对弈成为不仅仅是士族垄断的活动。盛唐时期，唐玄宗大力倡导围棋，创立了翰林棋待诏制度，这是中国围棋走向专业化、职业化的标志。“棋待诏”，官阶九品，与“画待诏”“书待诏”同属于翰林院，所以又被统称为“翰林”。至此，围棋手开始成为国家高级文职人员，从而确定了围棋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地位。围棋步入又一个黄金时代。在“开元盛世”承平繁荣的社会环境下，在追求琴棋书画的艺术修养已成为社会上普遍的文化观念的情况下，围棋承续唐初的势头，更加普及开来，出现了蔚为大观的局面。“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国势大衰，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但人们的文化观念的惯性和社会文化生活的惯性，仍推动着围棋的发展。整个社会好棋嗜棋之风竟是有增无减，持续炽盛。晚唐时期，围棋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十分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爱好者众多，显得十分繁荣，而另一方面则是格调靡弱，棋艺水平无所提高，停滞不前。唐朝时期，对外交流密切，围棋也被传出，传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 [6] [63]

    五代十国时期，由于晚唐社会好棋之风的影响，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围棋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所发展的。五代围棋的特点与晚唐围棋有许多相同之处，这就是爱好者众多，棋艺水平提高不大。同时，由于五代时期世风日下，人品卑浊，这又使得围棋格调更加孱弱。 [6]

    隋唐五代时期围棋采用的是四个子的座子制，即对局时先在棋盘角上四颗星的位置交错放上四颗子，黑白各两子，类似对角星布局，以防止模仿棋。自唐以后计算胜负的方法从等空比子法逐渐变为等子比空法，即让棋盘上的子数相等，对消不计，计数比较剩下的空。一般做法是，下完棋后，把死子回填到自己的空里，使双方在棋盘上的子数一样，扣除眼位，然后比空决定胜负。 [47] [50]

    宋元明清

    北宋围棋一扫晚唐五代的卑弱之风，充满了活力和生机，出现了崭新的气象。宋初在宋太宗的提倡和影响下，文人士大夫都喜好围棋。北宋中后期，文人士大夫不仅风尚围棋，而且更加注重对棋观、棋理和棋趣的探讨和寻求。宋室南迁后，临安成为围棋活动的中心。南宋历朝皇帝多喜围棋，而尤以高宗赵构和孝宗赵眘为最。两宋围棋之风极盛，上至帝王公卿、文人士大夫，下至平民百姓、市井无赖，都不乏爱好者。同时，其时专业棋手理论修养较以前大为提高。根据《忘忧清乐集》，宋代围棋采用数路法计算胜负（参考），数空需扣除眼位、公气不计。 [41-42]

    元代围棋发展的最重大事件，是《玄玄棋经》的出现。《玄玄棋经》约成书于元至正年间，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均有收录，被历代棋家奉为典范。该书于日本宽永时代传入日本。日本还出了《玄玄棋经俚谚抄》，可见其影响之大。元代棋艺著作，除《玄玄棋经》外，尚有《通玄集》《清远集》《幽玄集》《机深集》《增广通远集》《自出洞来无敌手》等，这些集子撰人不可考，影响较小。 [41-42]

    古代围棋图

    明朝围棋在朝廷的禁锢中曲折发展，围棋已经成为社会各阶层人民的传统爱好。明太祖朱元璋爱下棋，且善下模仿棋。明中期以前，朝臣中屡有围棋高手出现。到明武宗时，名手已多如牛毛，并逐渐开始形成流派，各派的棋风显示出不同的特点。据《弈旦评》《宛委余编博物志》记载，明武宗时，棋界形成三派：永嘉派，以鲍一中为代表；新安派，以汪曙、程汝亮为代表；京师派，以颜伦、李釜为代表。 [59]

    清代棋院

    清朝是中国围棋发展的鼎盛时期，取得了前代所无法比拟的成就。清代士大夫阶层，案头置一枰棋局，与典籍、文房四宝并列，成为知识与身份的一种标志。闲暇以围棋遣兴，已是官吏士绅家庭生活中极为普通的娱乐活动。在围棋广为普及的基础之上，清代接连出现了一些无愧于时代的国手。但清朝末期围棋逐渐衰落。从清末开始，随着交通工具的发达，中日两国开始频繁的围棋交流。日本围棋新法从此引入中国，为中国围棋的变革，注入了新的生命。 [60]

    围棋计算胜负方式从明朝开始演变为单方点数，终局时任何一方只要实际地域超过361的中数即归本数1805子，就是获胜。扣眼位也就变成了“还棋头”，即某方活棋数多一块，就减掉一子补给对方。黑白双方先后顺序也有变化。早先围棋没有规定黑先白后。《忘忧清乐集》中收录的宋朝的棋谱全部是黑先，而宋朝以前的棋谱黑先白先均有。明朝开始流行白先黑后。水平相当的（敌手棋），一般执白者先下；水平高的与水平低的下（饶子棋），高手执白，水平低者执黑先下。 [48-49]

    近现代

    近代以来，中国围棋经历了很长时期的低潮。清末宣统年间，日本的一个四段棋手高部道平来华，横扫中国棋手，把当时中国最高手打到让二子、三子。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棋手对阵日本超一流棋手几无胜绩。中国国内第一次举行正式围棋比赛，参赛者不足30人。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围棋事业的发展，中国围棋地位逐渐上升。 [55] [61]

    中华民国时期，围棋还保留四个座子的制度，虽然由于受到日本的影响，清末以后已经开始不设座子了，但在民间还是保留了座子习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正式废除座子制，还废除了还棋头，并实行黑先白后、黑方贴目的制度。 [47]

    1988年，富士通杯和应氏杯两项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相继开赛，世界围棋进入了一个新时代。1988年也被称为“世界围棋元年”。 [56]

    长期以来，围棋一直被看作是艺术、文化，而非竞技体育项目。直到2010年广州亚运会，围棋才首次成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 [62]

    2015年10月，职业围棋选手樊麾以0比5完败于谷歌开发的人工智能程序“阿尔法围棋”（alphago）。这是人工智能首次在未让子的情况下击败职业围棋选手。2016年3月9日至15日举行的围棋人机大战中，阿尔法围棋以4比1的比分战胜了围棋世界冠军、韩国棋手李世石九段，在围棋上显示出赶超人类的趋势，标志着围棋进入人工智能时代。 [15] [19]

    传播

    围棋根源在中国，后以不同的途径、方式，或直接传入，或由其他国家和地方间接传到世界各地。围棋从中国向世界各地的转播总体分为四个阶段：公元2世纪前后，即东汉、三国时期，围棋开始向古代中国中原以外的民族地区传播；公元5世纪前后，即南北朝时期，围棋开始向周边国家传播；公元16世纪前后，即明清之际，围棋开始向欧洲国家传播；公元20世纪前后，围棋逐步走向世界。

    其中，向朝鲜半岛的传播，在围棋传播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是围棋由中国向整个东亚地区传播的起点和桥梁。中国史学界和围棋界一般认为，围棋是在南北朝时期传入朝鲜半岛，并由此传至日本。传入日本后，随着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频繁与深化，日本棋艺水平迅速提升。唐朝时期，日本先后派出十九批遣唐使和留学生。其间，围棋不仅是游戏娱乐，更是他们留学和交往的重要内容。据记载，唐玄宗当太子时，就多次召随遣唐使来长安的日本学问僧辨正（一说弁正）切磋棋艺。日本天平年间（730年前后），圣武天皇在派往唐朝的留学生中，特意安排了一位名叫小胜雄的人专门学围棋。藏于日本奈良的正仓院古棋盘，相传就是唐玄宗赠予圣武天皇的礼物。 [2]

    围棋在越南开展流传的情况未见史籍记载，但估计不会晚于12世纪。元代至元年间，曾派徐明善出使安南（即越南）。他在安南曾观当地贵胄子弟弈棋，作了《安南春夜观棋赠世子》一诗，中有“绿沧庭院月娟娟，人在壶中小有天。身共一枰红烛底，心游万仞碧霄边”等语，足见当时越南围棋已很流行，而且也很讲究高雅的情趣。明代郑和下西洋时，曾看到围棋在东南亚国家很受欢迎的情况。据随同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瀛涯胜览》中记载：“三佛齐国俗好……弈棋。”三佛齐国即今印度尼西亚的一部分。这说明围棋在明代以前，就已传入东南亚各国。 [64]

    围棋传到欧洲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葡萄牙航海家门德斯·平托在他的《费南·门德斯·平托航海记》中说，16世纪时，葡萄牙航海人员曾在日本学过围棋，并将它带到了欧洲。一般认为，围棋传到欧洲是在17世纪中叶。最初把围棋介绍给欧洲的是三位传教士：意大利的利玛窦、比利时（一说法国）的金尼阁和葡萄牙的曾德昭。他们都来过中国，都是受罗马教廷派遣的耶稣会教士，且都在著述中讲到围棋。《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本）第一卷第八章《关于服饰和其他习惯及奇风异俗》中，就记述了当时中国围棋活动的情况，包括围棋的基本特点、规则和着法等。17世纪，欧洲对围棋的了解基本来自利玛窦的描述。直到1694年，得益于到访伦敦的中国天主教徒沈福宗的帮助，英国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在其名著《东方游戏》（又译作《东方局戏》）中提供了有关围棋的新资料、新描述。尽管此书关于围棋的表述并不完整甚至有失误，但在围棋史上仍占有重要位置——其比利玛窦的记述为更多人所知，使围棋在欧洲人眼中被视为一项严肃的游戏。 [2] [64]

    到19世纪，有关围棋的准确信息主要通过被派往中国、日本等国的外交官传至欧洲，且开始出现中、日两种同源但不同规则的围棋传播体系。汉学家、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赫伯特·艾伦·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于1877年所写的《围棋，中国的战争游戏》第一次用英文对围棋作出完整准确的说明。同年，担任清朝驻法国等欧洲国家外交官的陈季同，则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式围棋在欧洲的发展。他于1895年所写的《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一书中，有一节专门介绍了围棋，成为第一本由中国人为西方读者撰写的提到围棋的书。 [2]

    围棋运动现已遍布世界各地，而在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最为兴盛，在西方各国也已相当流行，东南亚正在发展中。这些国家有许多棋手，经常举行围棋比赛。 [2] [64]

    围棋棋盘别称“棋枰”，以木制为宜，略呈长方形。上面横竖各画19条平行线，构成361个交叉点。盘面上标有9个小圆点，称为星位，中央的星位又称“天元”。下让子棋时所让之子要放在星位上（让先除外）。

    棋盘总长46厘米，总宽433厘米，厚度3厘米或3厘米以上。棋盘整体形状以及每个格子纵、横向相比，横向稍短，通常为每格24厘米x23厘米。线宽1毫米，“星”小圆点直径25毫米。棋盘可分为“角”“边”以及“中腹”。另外，围棋启蒙学习中有13x13、9x9路棋盘，现代出土文物中还有罕见的15x15、17x17路棋盘。 [23] [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