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明清
（公元1368年——公元1839年）
贾宝玉说：
“说了半天，并没个明心见性之谈，
不过说些什么文章经济，又说什么为忠为孝，
这样人可不是个禄蠹么？”
浦江清 （1904——1957）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
江苏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区）人，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曾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与朱自清合称“清华双清”。著有《浦江清文录》《屈原》及《杜甫诗选注》（合作）等。
胡适 （1891——1962） 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
曾任北京大学校长、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拥有三十六个博士学位（包括名誉博士），是世上拥有博士学位最多的人之一。他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领域都有 较深研究并开风气之先，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与领袖之一。
《三国演义》
浦江清
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这是晚唐时代诗人杜牧的《赤壁》绝句。赤壁之战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仗，这首短短的绝句也是唐诗中间有名的。当时曹操统领了号称八十余万水陆大军，占据荆州，追击刘备，威胁东吴，他的雄图大略，自然在乎削平天下，绝不是为了铜雀台上缺少两位江南美人。诗人的设想是无中生有的，不合乎历史事实的。不过历史是历史，诗是诗。诗有诗的艺术，有诗的真实性。那一仗是周瑜侥幸成功了，要不然的话，东吴的生灵涂炭，连他自己的妻室被抓到铜雀台去也是完全可能的。通过“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样一个鲜明的形象，把当时东吴的危机和周郎侥幸成功的这个历史事实着重表现出来，是这首短诗的艺术创造。
这里我们想到《三国演义》这部书。“孔明用智激周瑜”那一回书，似乎是得到杜牧诗句的启发的。诸葛亮劝周瑜不必劳师动众，只要肯把大乔小乔献给曹操，曹兵百万之众便可卸甲卷旗而退，并且他假装不知道大乔小乔是谁，还把曹子建的《登台赋》增改了字句作为证据，特地用来激恼周郎。好像不这么一激，周瑜还没有拒曹的决心似的。这些都是小说家凭空杜撰，完全无中生有，不合历史事实的。不过历史是历史，小说是小说。小说和诗密切地接近，都是艺术的创造。那一回书尽管是无中生有，却把诸葛亮和周瑜的两个典型性格表现得很真实。《三国演义》的源头很古，最早在晚唐时代已经有讲述三国故事的通俗说书，所以我们决不定是说《三国志》的由于杜牧诗句的启发添造出这段情节呢，还是杜牧听过通俗说书偶然用来作为诗的典故呢，两方面都有可能性，且不必管它。我们借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小说和诗歌的密切接近和血肉通连。长篇小说，按照文学理论，属于大型史诗这一类型；小说是散文体的史诗。
必须分别，《三国演义》不是历史书而是历史小说。如果一一对证历史，不符合史实的部分很多。前人批评过这部书说“七实三虚”，七分是真人真事，三分是虚构的。照我们看，虚构的部分绝不止三分，就是连真人真事的部分也是经过文艺性的改造的。与其说“七实三虚”，不如说“三实七虚”，更其恰当。越是虚构的部分，文艺价值越高。拿赤壁战争来说，这一仗的描写从头至尾用了整整八回书，写得紧张生动，有声有色，极其精彩的。如果对证历史，三分是实，七分是虚。黄盖献诈降计是实事，苦肉受刑是增设的；阚泽实有其人，密献诈降书是虚；东吴定下火攻计是实，主要出于黄盖的计谋，诸葛亮和周瑜斗智是虚。诸葛亮借箭、借东风更是虚。蒋干偷书和庞统献连环计都是虚。人物是真，事情是假。苏东坡《赤壁赋》说曹孟德“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这是形象化的语言，概括了曹操的精神面貌，可是赋什么诗，怎样横槊，没有交代。《三国演义》就更具体地描写这个形象。曹操正唱着他的得意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那篇《短歌行》，而且一横槊便把个刘馥刺死了。刘馥实有其人，而且确实死在建安十三年，正是赤壁之战的那一年，可是谁知道他死在曹孟德横槊赋诗的当儿呢？小说家信手拈来，不可相信，但也无法批驳，妙在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捏合得情景逼真。
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郭冲三事”：
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唯留万人守城，晋宣帝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逼，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
以上为郭冲三事文，注下有难者曰云云，驳此事之非实。加以论断曰：“故史书，对人民大众讲说历史上的战争故事和英雄人物，讲说某一个朝代的兴亡始末；原来是口头的文艺创作，从他们的累代相传的讲说底本称为‘话本’的东西，通过文艺作家的加工编写，产生了大批演义小说。”《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都属于这一类，向来被称为演义小说的，按照它们的内容，可以叫作历史小说。它们是民族形式的历史小说。这类东西有点像欧洲中世纪流行的历史传说和英雄故事书，同样渊源于人民口头创作，同样是封建时代的文艺作品。《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初（约1330——1400），是一位伟大的通俗文艺作家。三国故事的流传到了他的时代已经有五百年的历史，他继承了丰富的民间文学遗产，再参考了史书里的材料，编写成这部历史和文艺融合得恰到好处的天才杰作，在演义小说中是一部典范的、最成功的作品。
晚唐诗人李商隐在《骄儿诗》里描摹他小孩的淘气情况，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两句诗，可见在晚唐时代三国故事已经普遍流行了。《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首都汴京（今开封）的“京瓦伎艺”中间有“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京瓦是京城的瓦市，热闹的人民市场，活跃着各色各样的大众化的娱乐杂伎。霍四究不知是何等样人。“常卖”是京都的俗语，指在街头叫卖小商品的，大概讲五代史的尹先生曾经是这样一个行当出身的。由此推想，霍四究也不会是怎样博雅的人物吧？从记载，北宋的汴都和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杭州）里，演说史书的名家有孙宽、李孝祥、乔万卷、许贡士、张解元、张小娘子、宋小娘子等。这里贡士、解元等称呼不是真的科举上的身份，乃是社会上对于一般读书人的美称。演史家要按照史书编造故事，其中尽有些有相当学问的读书人，不过这班读书人必定是穷得可以的，在科举上断了念头，不想往统治阶级里爬了，他们转向（为）人民大众服务，坐在茶馆里说古书了。这样他们把掌握在封建统治阶级手里的历史知识搬运给人民，同时结合人民的道德标准批评了历史人物，结合人民大众的艺术创造能力把历史事件越发故事化了。在说书界中还有和演史家并立的“小说”家，讲说传奇、鬼怪和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短篇小说的，这派的说书艺人捏合故事的本领更高，不像演史家的一定要依据史书，带点书卷气的。这派的有名艺人中，有故衣毛三、枣儿徐荣等，从他们的称号可以推想他们的阶级出身，大概是卖过旧衣服，开过枣儿铺的。总之，无论读书人也好，做小买卖出身的也好，他们现在同属于一个阶级，就是在市场里说书讲故事的伎艺人。讲说的是他们，编造话本的也是他们。他们属于小市民阶级，处在社会下层，是被压迫者，是老百姓。他们的口头文艺创作，主要反映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不过在都城里活跃的说书业者，原是从各个城市里集中得来的，说书业普遍于全国，普遍于城市，也深入到农村。说书的是走江湖卖伎艺的，他们接近广泛的人民大众，所以他们的文艺创作合乎人民大众的口味，反映人民大众的愿望的。封建时代有两种文化，一种是封建统治者的文化，一种是人民大众所创造的文化。说书艺人的口头创作集中表现了人民大众的文艺创作才能，从这里成长出民族形式的小说，替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吴敬梓、曹雪芹的文艺天才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宋代说三分的话本可惜没有能够流传下来。我们所看到的最古的三国故事的话本是元刊本《三国志平话》，书分三卷，上面是连环图画式的插图，下面是话本的本文。我们可以看到老百姓所创造的三国故事，是生动灵活的，可是但具轮廓，缺乏细致的描写。三国故事经过多少人的讲说，若干代的创造，面貌未必相同，这不过是某一时期的某一种本子罢了。那些话本本来是简陋的，留出供说书者铺张增饰的地步，从师父传徒弟，徒弟再传徒弟，各有巧妙，各有创造，不可能完全记录下来。在元代戏曲文学里，涌现出好些三国故事的剧本，这些剧本帮助增加三国故事的情节和三国人物的性格刻画。罗贯中总结了这笔丰富的文艺遗产，重新创造，重新考订史实，在不违背历史事实的原则下进行文艺创造的工作。三国故事到了他的手里，才成为完整的杰出的文艺读物，比之元刊本《三国志平话》大不相同了。
宋人笔记说：“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讲史”一称“演史”，各人标榜一部正史，有讲《汉书》的，有讲《三国志》的，尽管讲得很野。“演义”就是演说大意的意思。讲史家的话本，叫作“平话”或者“演义”。（在当时，它们不叫作“小说”，“小说”指短篇故事。）《三国演义》的正名应该是《三国志演义》。嘉靖刊本三国演义题书名作《三国志通俗演义》，里面标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陈寿的《三国志》就是《二十四史》里的正史。其实《三国演义》和陈寿《三国志》根本是两部书，性质完全不同。所以这样标题的原因，一是说明这部小说的史料依据，一是还要抬出正史来希望见重于知识阶级。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罗贯中确实在史书里用过一番功夫，做了史书材料和人民口头创作双方融合统一的重编工作。他把向来话本中间离开历史事实太远的部分删去了，并且根据史实的轮廓添加文艺性的描绘。因此《三国演义》获得了所谓“雅俗共赏”的优点。
罗氏原本二十四卷，共分二百四十节，每节用七言单句标目。我们通常阅读的《三国演义》，分一百二十回，以七言或八言两句标目，是清初人毛宗岗的评定本。毛本基本上是罗贯中的原著，只有细节的修改和语文上的修饰，那些修改是有更求完善的企图的。新近作家出版社印行的《三国演义》就是大家熟悉的毛宗岗的修改本。
节选自浦江清《中国文学史稿·明清卷》第一章，“第二节 三国演义”
《水浒传》
胡适
我想《水浒传》是一部奇书，在中国文学史占的地位比《左传》《史记》还要重大的多；这部书很当得起一个阎若璩来替他做一番考证的工夫，很当得起一个王念孙来替他做一番训诂的工夫。我虽然够不上做这种大事业，只好让将来的学者去做，但我也想努一努力，替将来的“《水浒》专门家”开辟一个新方向，打开一条新道路。
简单一句话，我想替《水浒传》做一点历史的考据。
《水浒传》不是青天白日里从半空中掉下来的，《水浒传》乃是从南宋初年（西历十二世纪初年）到明朝中叶（十五世纪末年）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我先说这句武断的话丢在这里，以下的两万字便是这一句话的说明和引证。
我且先说元朝以前的水浒故事。
《宋史》二十二，徽宗宣和三年（西历一一二一）的本纪说：
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又《宋史》三百五十一：
宋江寇京东，侯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清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
又《宋史》三百五十三：
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海州〕，张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这三条史料可以证明宋江等三十六人都是历史的人物，是北宋末年的大盗。“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看这些话可见宋江等在当时的威名。这种威名传播远近，流传在民间，越传越神奇，遂成一种“梁山泊神话”。我们看宋末遗民龚圣与作宋江三十六人赞的自序说：
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及异时见《东都事略》载侍郎侯蒙传，有书一篇，陈制贼之计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有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此自赎，或可平东南之乱。”余然后知江辈真有闻于时者。……（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
我们看这段话，可见：（1）南宋民间有一种“宋江故事”流行于“街谈巷语”之中；（2）宋元之际已有高如、李嵩一班文人“传写”这种故事，使“士大夫亦不见黜”；（3）那种故事一定是一种“英雄传奇”，故龚圣与“少年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
这种故事的发生与流传久远，决非无因。大概有几种原因：（1）宋江等确有可以流传民间的事迹与威名；（2）南宋偏安，中原失陷在异族手里，故当时人有想望英雄的心理；（3）南宋政治腐败，奸臣暴政使百姓怨恨，北方在异族统治之下受的痛苦更深，故南北民间都养成一种痛恨恶政治恶官吏的心理，由这种心理上生出崇拜草泽英雄的心理。
这种流传民间的“宋江故事”便是《水浒传》的远祖。我们看《宣和遗事》，便可看见一部缩影的“水浒故事”。《宣和遗事》记梁山泊好汉的事，共分六段：
（1）杨志、李进义（后来作卢俊义）、林冲、王雄（后来作杨雄）、花荣、柴进、张青、徐宁、李应、穆横、关胜、孙立等十二个押送“花石纲”的制使，结义为兄弟。后来杨志在颖州阻雪，缺少旅费，将一口宝刀出卖，遇着一个恶少，口角厮争。杨志杀了那人，判决配卫州军城。路上被李进义、林冲等十一人救出去，同上太行山落草。
（2）北京留守梁师宝差县尉马安国押送十万贯的金珠珍宝上京，为蔡太师上寿，路上被晁盖、吴加亮、刘唐、秦明、阮进、阮通、阮小七、燕青等八人用麻药醉倒，抢去生日礼物。
（3）“生辰纲”的案子，因酒桶上有“酒海花家”的字样，追究到晁盖等八人。幸得郓城县押司宋江报信与晁盖等，使他们连夜逃走。这八人连结了杨志等十二人，同上梁山泊落草为寇。
（4）晁盖感激宋江的恩义，使刘唐带金钗去酬谢他。宋江把金钗交给娼妓阎婆惜收了，不料被阎婆惜得知来历，那妇人本与吴伟往来，现在更不避宋江。宋江怒起，杀了他们，题反诗在壁上，出门跑了。
（5）官兵来捉宋江，宋江躲在九天玄女庙里。官兵退后，香案上一声响亮，忽有一本天书，上写着三十六人姓名。这三十六人，除上文已见二十人之外，有杜千、张岑、索超、董平都已先上梁山泊了；宋江又带了朱仝、雷横、李逵、戴宗、李海等人上山。那时晁盖已死，吴加亮与李进义为首领。宋江带了天书上山，吴加亮等遂共推宋江为首领。此外还有公孙胜、张顺、武松、呼延灼、鲁智深、史进、石秀等人，共成三十六员（宋江为帅，不在天书内）。
（6）宋江等既满三十六人之数，“朝廷无其奈何”，只得出榜招安。后有张叔夜“招诱宋江和那三十六人归顺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诰敕，分注诸路巡检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后遣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
《宣和遗事》一书，近人因书里的“惇”字缺笔作“悙”字，故定为宋时的刻本。这种考据法用在那“俗文讹字弥望皆是”的民间刻本上去，自然不很适用，不能算是充分的证据。但书中记宋徽宗、钦宗二帝被虏后的事，记载得非常详细，显然是种族之痛最深时的产物。书中采用的材料大都是南宋人的笔记和小说，采的诗也没有刘后村以后的诗。故我们可以断定《宣和遗事》记的梁山泊三十六人的故事一定是南宋时代民间通行的小说。
周密（宋末人，元武宗时还在）的《癸辛杂识》载有龚圣与的三十六人赞。三十六人的姓名，大致与《宣和遗事》相同，只有吴加亮改作吴用，李进义改作卢俊义，阮进改为阮小二，李海改为李俊，王雄改为杨雄：这都与《水浒传》更接近了。此外周密记的，少了公孙胜、林冲、张岑、杜千四人，换上宋江、解珍、解宝、张横四人（《宣和遗事》有张横，又写作李横，但不在天书三十六人之数），也更与《水浒》接近了。
龚圣与的三十六人赞里全无事实，只在那些“绰号”的字面上做文章，故没有考据材料的价值。但他那篇自序却极有价值。序的上半————引见上文————可以证明宋元之际有李嵩、高如等人“传写”梁山泊故事，可见当时除《宣和遗事》之外一定还有许多更详细的水浒故事。序的下半很称赞宋江，说他“识性超卓，有过人者”；又说：盗跖与江，与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迹而不讳者也。岂若世之乱臣贼子畏影而自走，所为近在一身而其祸未尝不流四海？
这明明是说“奸人政客不如强盗”了！再看他那些赞的口气，都有希望草泽英雄出来重扶宋室的意思。如九文龙史进赞：“龙数肖九，汝有九文；盍从东皇，驾五色云？”如小李广花荣赞：“中心慕汉，夺马而归；汝能慕广，何忧数奇？”这都是当时宋遗民的故国之思的表现。又看周密的跋语：
此皆群盗之靡耳，圣与既各为之赞，又从而序论之，何哉？太史公序游侠而进奸雄，不免后世之讥。然其首著胜、广于列传，且为项羽作本纪，其意亦深矣。识者当能辨之。
这是老实希望当时的草泽英雄出来推翻异族政府的话。这便是元朝“水浒故事”所以非常发达的原因。后来长江南北各处的群雄起兵，不上二十年，遂把人类有历史以来最强横的民族的帝国打破，遂恢复汉族的中国。这里面虽有许多原因，但我们读了龚圣与、周密的议论，可以知道水浒故事的发达与传播也许是汉族光复的一个重要原因哩。
二
元朝水浒故事非常发达，这是万无可疑的事。元曲里的许多水浒戏便是铁证。但我们细细研究元曲里的水浒戏，又可以断定元朝的水浒故事绝不是现在的《水浒传》，又可以断定那时代决不能产生现在的《水浒传》。
元朝戏曲里演述梁山泊好汉的故事的，也不知有多少种。依我们所知，至少有下列各种：
（1）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录鬼簿》作《双献头》）
（2）又《黑旋风乔教学》
（3）又《黑旋风借尸还魂》
（4）又《黑旋风斗鸡会》
（5）又《黑旋风诗酒丽春园》
（6）又《黑旋风穷风月》
（7）又《黑旋风大闹牡丹园》
（8）又《黑旋风敷演刘耍和》〔（4）至（8）五种《涵虚子》皆无“黑旋风”三字，今据暖红室新刻的钟嗣成《录鬼簿》为准〕
（9）杨显之的《黑旋风乔断案》
（10）康进之的◎《梁山泊黑旋风负荆》
（11）又《黑旋风老收心》
（12）红字李二的《板踏儿黑旋风》（《涵虚子》无下三字）
（13）又《折担儿武松打虎》
（14）又《病杨雄》
（15）李文蔚的◎《同乐院燕青博鱼》（《录鬼簿》上三字作“报冤台”，“博”字作“扑”，今据《元曲选》）
（16）又《燕青射雁》
（17）李致远的◎《都孔目风雨还牢末》
（18）无名氏的◎《争报恩三虎下山》
（19）又《张顺水里报怨》
以上关于梁山泊好汉的戏目十九种，是参考《元曲选》《涵虚子》（《元曲选》卷首附录的）和《录鬼簿》（原书有序，年代为至顺元年，当西历一三三〇年；又有题词，年代为至正庚子，当西历一三六〇年）三部书辑成的。不幸这十九种中，只有那加◎的五种现在还保存在臧晋叔的《元曲选》里（下文详说），其余十四种现在都不传了。
但我们从这些戏名里，也就可以推知许多事实出来：第一，元人戏剧里的李逵（黑旋风）一定不是《水浒传》里的李逵。细看这个李逵，他居然能“乔教学”，能“乔断案”，能“穷风月”，能玩“诗酒丽春园”！这可见当时的李逵一定是一个很滑稽的角色，略像萧士比亚戏剧里的佛斯大夫（falstaff）————有时在战场上呕人，有时在脂粉队里使人笑死。至于“借尸还魂”，“敷演刘耍和”，“大闹牡丹园”，“老收心”等等事，更是《水浒传》的李逵所没有的了。第二，元曲里的燕青，也不是后来《水浒传》的燕青：“博鱼”和“射雁”，都不是《水浒传》里的事实（《水浒》有燕青射鹊一事，或是受了“射雁”的暗示的）。第三，《水浒》只有病关索杨雄，并没“病杨雄”的话，可见元曲的杨雄也和《水浒》的杨雄不同。
现在我们再看那五本保存的梁山泊戏，更可看出元曲的梁山泊好汉和《水浒传》的梁山泊好汉大不相同的地方了。我们先叙这五本戏的内容：
（1）《黑旋风双献功》。宋江的朋友孙孔目带了妻子郭念儿上泰安神州去烧香，因路上有强盗，故来问宋江借一个护臂的人。李逵自请要去，宋江就派他去。郭念儿和一个白衙内有奸，约好了在路上一家店里相会，各唱一句暗号，一同逃走了。孙孔目丢了妻子，到衙门里告状，不料反被监在牢里。李逵扮作庄家呆后生，买通牢子，进监送饭，用蒙汗药醉倒牢子，救出孙孔目；又扮作祗候，偷进衙门，杀了白衙内和郭念儿，带了两颗人头上山献功。
（2）《李逵负荆》。梁山泊附近一个杏花庄上，有一个卖酒的王林，他有一女名叫满堂娇。一日，有匪人宋刚和鲁智恩，假冒宋江和鲁智深的名字，到王林酒店里，抢去满堂娇。那日李逵酒醉了，也来王林家，问知此事，心头大怒，赶上梁山泊，和宋江、鲁智深大闹。后来他们三人立下军令状，下山到王林家，叫王林自己质对。王林才知道他女儿不是宋江们抢去的。李逵惭愧，负荆上山请罪，宋江令他下山把宋刚、鲁智恩捉来将功赎罪。
（3）《燕青博鱼》。梁山泊第十五个头领燕青因误了限期，被宋江杖责六十，气坏了两只眼睛，下山求医，遇着卷毛虎燕顺把两眼医好，两人结为弟兄。燕顺在家因为与哥哥燕和嫂嫂王腊梅不和，一气跑了。燕和夫妻有一天在同乐院游春，恰好燕青因无钱使用，在那里博鱼。燕和爱燕青气力大，认他做兄弟，带回家同住。王腊梅与杨衙内有奸，被燕青撞破。杨衙内倚仗威势，反诬害燕和、燕青持刀杀人，把他们收在监里。燕青劫牢走出，追兵赶来，幸遇燕顺搭救，捉了奸夫淫妇，同上梁山泊。
（4）《还牢末》。史进、刘唐在东平府做都头。宋江派李逵下山请他们入伙，李逵在路上打死了人，捉到官，幸亏李孔目救护，定为误伤人命，免了死罪。李逵感恩，送了一对扁金环给李孔目。不料李孔目的妾萧娥与赵令史有奸，拿了金环到官出首，说李孔目私通强盗，问成死罪。刘唐与李孔目有旧仇，故极力虐待他，甚至于收受萧娥的银子，把李孔目吊死。李孔目死而复苏，恰好李逵赶到，用宋江的书信招安了刘唐、史进，救了李孔目，杀了奸夫淫妇，一同上山。
（5）《争报恩》。关胜、徐宁、花荣三个人先后下山打探军情。济州通判赵士谦带了家眷上任，因道路难行，把家眷留在权家店，自己先上任。他的正妻李千娇是很贤德的，他的妾王腊梅与丁都管有奸。这一天，关胜因无盘缠在权家店卖狗肉，因口角打倒丁都管，李千娇出来看，见关胜英雄，认他做兄弟。关胜走后，徐宁晚间也到权家店，在赵通判的家眷住屋的稍房里偷睡，撞破丁都管和王腊梅的奸情，被他们认作贼，幸得李千娇见徐宁英雄，认他做兄弟，放他走了。又一天晚间，李千娇在花园里烧香，恰好花荣躲在园里，听见李千娇烧第三炷香“愿天下好男子休遭罗网之灾”，花荣心里感动，向前相见。李千娇见他英雄，也认他做兄弟。不料此时丁都管和王腊梅走过门外，听见花荣说话，遂把赵通判喊来。赵通判推门进来，花荣拔刀逃出，砍伤他的臂膊。王腊梅咬定李千娇有奸，告到官衙，问成死罪。关胜、徐宁、花荣三人得信，赶下山来，劫了法场，救了李千娇，杀了奸夫淫妇，使赵通判夫妻和合。
我们研究这五本戏，可得两个大结论。
第一，元朝的梁山泊好汉戏都有一种很通行的“梁山泊故事”作共同的底本。我们可看这五本戏共同的梁山泊背景：
（1）《双献功》里的宋江说：“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绰号及时雨者是也。幼年曾为郓城县把笔司吏，因带酒杀了阎婆惜，被告到官，脊杖六十，迭配江州牢城。因打此梁山经过，有我八拜交的哥哥晁盖知某有难，领喽啰下山，将解人打死，救某上山，就让我坐第二把交椅。哥哥晁盖三打祝家庄身亡，众兄弟拜某为头领。某聚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半垓来喽啰。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东连大海，西接济阳，南通巨野、金乡，北靠青、齐、兖、郓。……”
（2）《李逵负荆》里的宋江自白有“杏黄旗上七个字：替天行道救生民”的话。其余略同上。又王林也说，“你山上头领都是替天行道的好汉。……老汉在这里多亏了头领哥哥照顾老汉。”
（3）《燕青博鱼》里，宋江自白与《双献功》大略相同，但有“人号顺天呼保义”的话，又叙杀阎婆惜事也更详细：有“因带酒杀了阎婆惜，一脚踢翻烛台，延烧了官房”一事。又说“晁盖三打祝家庄，中箭身亡”。
（4）《还牢末》里，宋江自叙有“我平日度量宽洪，但有不得已的好汉，见了我时，便助他些钱物，因此天下人都叫我做及时雨宋公明”的话。其余与《双献功》略同，但无“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的话。
（5）《争报恩》里，宋江自叙词：“只因误杀阎婆惜，逃出郓州城，占下了八百里梁山泊，搭造起百十座水兵营。忠义堂高搠杏黄旗一面，上写着‘替天行道宋公明’。聚义的三十六个英雄汉，那一个不应天上恶魔星？”这一段只说三十六人，又有“应天上恶魔星”的话，与《宣和遗事》说的天书相同。
看这五条，可知元曲里的梁山泊大致相同，大概同是根据于一种人人皆知的“梁山泊故事”。这时代的“梁山泊故事”有可以推知的几点：（1）宋江的历史，小节细目虽互有详略的不同，但大纲已渐渐固定，成为人人皆知的故事。（2）《宣和遗事》的三十六人，到元朝渐渐变成了“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已加到百零八人了。（3）梁山泊的声势越传越张大，到元朝时便成了“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的水浒了。（4）最重要的一点是元朝的梁山泊强盗渐渐变成了“仁义”的英雄。元初龚圣与自序作赞的意思，有“将使一归于正，义勇不相戾，此诗人忠厚之心也”的话，那不过是希望的话。他称赞宋江等，只能说他们“名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故辙”；这是说他们老老实实地做“盗贼”，不敢称王称帝。龚圣与又说宋江等“与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迹而不讳”。到了后来，梁山泊渐渐变成了“替天行道救生民”的忠义堂了！这一变非同小可。把“替天行道救生民”的招牌送给梁山泊，这是水浒故事的一大变化，既可表示元朝民间的心理，又暗中规定了后来《水浒传》的性质。
这是元曲里共同的梁山泊背景。
第二，元曲演梁山泊故事，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但这个共同之点只限于那粗枝大叶的梁山泊略史。此外，那些好汉的个人历史、性情、事业，当时还没有固定的本子，故当时的戏曲家可以自由想象，自由描写。上条写的是“同”，这条写的是“异”。我们看他们的“异”处，方才懂得当时文学家的创造力。懂得当时文学家创造力的薄弱，方才可以了解《水浒传》著者的创造力的伟大无比。
我们可先看元曲家创造出来的李逵。李逵在《宣和遗事》里并没有什么描写，后来不知怎样竟成了元曲里最时髦的一个角色！上文记的十九种元曲里，竟有十二种是用黑旋风做主人翁的，《还牢末》一名《李山儿生死报恩人》，也可算是李逵的戏。高文秀一个人编了八本李逵的戏，可谓“黑旋风专门家”了！大概李逵这个“脚色”大半是高文秀的想象力创造出来的，正如falstaff是萧士比亚创造出来的。高文秀写李逵的形状道：
我这里见客人将礼数迎，把我这两只手插定。哥也，他见我这威凛凛的身似碑亭，他可惯听我这莽壮声？唬他一个痴挣，唬得他荆棘律的胆战心惊！
又说：
你这般茜红巾，腥衲袄，乾红褡膊，腿绷护膝，八答麻鞋，恰便似那烟薰的子路，黑染的金刚。休道是白日里，夜晚间揣摸着你呵，也不是个好人。
又写他的性情道：
我从来个路见不平，爱与人当道撅坑。我喝一喝，骨都都海波腾！撼一撼，赤力力山岳崩！但恼着我黑脸的爹爹，和他做场的歹斗，翻过来落可便吊盘的煎饼！
但高文秀的《双献功》里的李逵，实在太精细了，不像那鲁莽粗豪的黑汉。看他一见孙孔目的妻子便知他不是“儿女夫妻”；看他假扮庄家后生，送饭进监；看他偷下蒙汗药，麻倒牢子；看他假扮祗候，混进官衙：这岂是那鲁莽粗疏的黑旋风吗？至于康进之的《李逵负荆》，写李逵醉时情状，竟是一个细腻风流的词人了！你听李逵唱：
饮兴难酬，醉魂依旧。寻村酒，恰问罢王留。王留道，兀那里人家有！可正是清明时候，却言风雨替花愁。和风渐起，暮雨初收。俺则见杨柳半藏沽酒市，桃花深映钓鱼舟。更和这碧粼粼春水波纹绉，有往来社燕，远近沙鸥。
（人道我梁山泊无有景致，俺打那厮的嘴！）
俺这里雾锁着青山秀，烟罩定绿杨洲。（那桃树上一个黄莺儿将那桃花瓣儿呵，呵，的下来，落在水中，————是好看也！我曾听的谁说来？我试想咱。……哦！想起来了也！俺学究哥哥道来。）他道是轻薄桃花逐水流。（俺绰起这桃花瓣儿来，我试看咱。好红红的桃花瓣儿！〔笑科〕你看我好黑指头也！）恰便是粉衬的这胭脂透！（可惜了你这瓣儿！俺放你趁那一般的瓣儿去！我与你赶，与你赶！贪赶桃花瓣儿。）早来到这草桥店垂杨的渡口。（不中，则怕误了俺哥哥的将令。我索回去也。……）待不吃呵，又被这酒旗儿将我来相迤逗。他，他，他舞东风在曲律杆头！
这一段，写的何尝不美？但这可是那杀人不眨眼的黑旋风的心理吗？
我们看高文秀与康进之的李逵，便可知道当时的戏曲家对于梁山泊好汉的性情人格的描写还没有到固定的时候，还在极自由的时代：你造你的李逵，他造他的李逵；你造一本李逵《乔教学》，他便造一本李逵《乔断案》；你形容李逵的精细机警，他描写李逵的细腻风流。这是人物描写一方面的互异处。
再看这些好汉的历史与事业。这十三本李逵戏的事实，上不依《宣和遗事》，下不合《水浒传》，上文已说过了。再看李文蔚写燕青是梁山泊第十五个头领，他占的地位很重要，《宣和遗事》说燕青是劫“生辰纲”的八人之一，他的位置，自然应该不低。后来《水浒传》里把燕青派作卢俊义的家人，便完全不同了。燕青下山遇着燕顺弟兄，大概也是自由想象出来的事实。李文蔚写燕顺也比《水浒传》里的燕顺重要得多。最可怪的是《还牢末》里写的刘唐和史进两人。《水浒传》写史进最早，写他的为人也极可爱。《还牢末》写史进是东平府的一个都头，毫无可取的技能；写宋江招安史进乃在晁盖身死之后，也和《水浒》不同。刘唐在《宣和遗事》里是劫“生辰纲”的八人之一，与《水浒》相同。《还牢末》里的刘唐竟是一个挟私怨谋害好人的小人，还比不上《水浒传》的董超、薛霸！萧娥送了刘唐两锭银子，要他把李孔目吊死，刘唐答应了；萧娥走后，刘唐自言自语道：
要活的难，要死的可容易。那李孔目如今是我手里物事，搓的圆，捏的匾。拼得将他盆吊死了，一来，赚他几个银子使用；二来，也偿了我平生心愿。我且吃杯酒去，再来下手，不为迟哩。
这种写法，可见当时的戏曲家叙述梁山泊好汉的事迹，大可随意构造；并且可见这些文人对于梁山泊上人物都还没有一贯的、明白的见解。
以上我们研究元曲里的水浒戏，可得四条结论：
（1）元朝是“水浒故事”发达的时代。这八九十年中，产生了无数“水浒故事”。
（2）元朝的“水浒故事”的中心部分————宋江上山的历史、山寨的组织和性质————大致都相同。
（3）除了那一部分之外，元朝的水浒故事还正在自由创造的时代：各位好汉的历史可以自由捏造，他们的性情品格的描写也极自由。
（4）元朝文人对于梁山泊好汉的见解很浅薄平庸，他们描写人物的本领很薄弱。
从这四条上，我们又可得两条总结论：
（甲）元朝只有一个雏形的水浒故事和一些草创的水浒人物，但没有《水浒传》。
（乙）元朝文学家的文学技术，程度很幼稚，决不能产生我们现有的《水浒传》。
附注：我从前也看错了元人的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近年我研究元代的文学，才知道元人的文学程度实在很幼稚，才知道元代只是白话文学的草创时代，绝不是白话文学的成人时代。即如关汉卿、马致远两位最大的元代文豪，他们的文学技术与文学意境都脱不了“幼稚”的批评。故我近来深信《水浒》《西游》《三国》都不是元代的产物。这是文学史上一大问题，此处不能细说，我将来别有专论。
三
以上是研究从南宋到元末的水浒故事。我们既然断定元朝还没有《水浒传》，也做不出《水浒传》，那么《水浒传》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什么人做的呢？
《水浒传》究竟是谁做的？这个问题至今无人能够下一个确定的答案。明人郎瑛《七修类稿》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但郎氏又说他曾见一本，上刻“钱塘施耐庵”作的。清人周亮工《书影》说：“《水浒传》相传为洪武初越人罗贯中作，又传为元人施耐庵作。田叔禾《西湖游览志》又云，此书出宋人笔。近日金圣叹自七十回之后，断为罗贯中所续，极口诋罗，复伪为施序于前，此书遂为施有矣。”田叔禾即田汝成，是嘉靖五年的进士。他说《水浒传》是宋人做的，这话自然不值得一驳。郎瑛死于嘉靖末年，那时还无人断定《水浒》的作者是谁。周亮工生于万历四十年（一六一二），死于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正与金圣叹同时。他说，《水浒》前七十回断为施耐庵的是从金圣叹起的；圣叹以前，或说施，或说罗，还没有人下一种断定。
圣叹删去七十回以后，断为罗贯中的，圣叹自说是根据“古本”。我们现在须先研究圣叹评本以前《水浒传》有些什么本子。
明人沈德符的《野获编》说：“武定侯郭勋，在世宗朝，号好文多艺。今新安所刻《水浒传》善本，即其家所传，前有汪大函序，托名天都外臣者。”周亮工《书影》又说：“故老传闻，罗氏《水浒传》一百回，各以妖异语冠其首，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其致语，独存本传。”据此，嘉靖郭本是《水浒传》的第一次“善本”，是有一百回的。
再看李贽的《忠义水浒传》序：
《水浒传》者，发愤之作也。……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致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最后南征方腊，一百单八人者阵亡已过半矣。又智深坐化于六和，燕青涕泣而辞主，二童就计于混江。……（《焚书》卷三）
李贽是嘉靖、万历时代的人，与郭武定刻《水浒传》的时候相去很近，他这篇序说的《水浒传》一定是郭本《水浒》。我们看了这篇序，可以断定明代的《水浒传》是有一百回的；是有招安以后，“破辽”，“平方腊”，“宋江服毒自尽”，“鲁智深坐化”等事的；我们又可以知道明朝嘉靖、万历时代的人也不能断定《水浒传》是施耐庵做的，还是罗贯中做的。
到了金圣叹，他方才把前七十回定为施耐庵的《水浒》，又把七十回以后，招安平方腊等事，都定为罗贯中续做的《续水浒传》。圣叹批第七十回说：“后世乃复削去此节，盛夸招安，务令罪归朝廷而功归强盗，甚且至于裒然以忠义二字冠其端，抑何其好犯上作乱至于如是之甚也！”据此可见明代所传的《忠义水浒传》是没有卢俊义的一梦的。圣叹断定《水浒》只有七十回，而骂罗贯中为狗尾续貂。他说：“古本《水浒》如此，俗本妄肆改窜，真所谓愚而好自用也。”我们对于他这个断定，可有两种态度：（1）可信金圣叹确有一种古本；（2）不信他得有古本，并且疑心他自己假托古本，“妄肆窜改”，称真本为俗本，自己的改本为古本。
第一种假设————认金圣叹真有古本作校改的底子————自然是很难证实的。我的朋友钱玄同先生说：“金圣叹实在喜欢乱改古书。近人刘世珩校刊关、王原本《西厢》，我拿来和金批本一对，竟变成两部书。……以此例彼，则《水浒》经老金批校，实在有点难信了。”钱先生希望得着一部明板的《水浒》，拿来考证《水浒》的真相。据我个人看来，即使我们得着一部明板《水浒》，至多也不过是嘉靖朝郭武定的一百回本，就是金圣叹指为“俗本”的，究竟我们还无从断定金圣叹有无“真古本”。但第二种假设————金圣叹假托古本窜改原本————更不能充分成立。金圣叹若要窜改《水浒》，尽可自由删改，并没有假托古本的必要。他武断《西厢》的后四折为续作，并没有假托古本，又何必假托一部古本的《水浒传》呢？大概文学的技术进步时，后人对于前人的文章往往有不能满意的地方。元人做戏曲是匆匆忙忙地做了应戏台上之用的，故元曲实在多有太潦草、太疏忽的地方，难怪明人往往大加修饰，大加窜改。况且元曲刻本在当时本来极不完备：最下的本子仅有曲文，无有科白，如日本西京帝国大学影印的《元曲三十种》；稍好的本子虽有科白，但不完全，如“付末上见外云云了”，“旦引倈上，外分付云云了”，如董授经君影印的《十段锦》；最完好的本子如臧晋叔的《元曲选》，大概都是已经明朝人大加补足修饰的了。此项曲本，既非“圣贤经传”，并且实有修改的必要，故我们可以断定现在所有的元曲，除了西京的三十种之外，没有一种不曾经明人修改的。《西厢》的改窜，并不起于金圣叹，到圣叹时《西厢》已不知修改了多少次了。周宪王、王世贞、徐渭都有改本，远在圣叹之前，这是我们知道的。比如李渔改《琵琶记》的《描容》一出，未必没有胜过原作的地方。我们现在看见刘刻的《西厢》原本与金评本不同，就疑心全是圣叹改了的，这未免太冤枉圣叹了。在明朝文人中，圣叹要算是最小心的人。他有武断的毛病，他又有错评的毛病。但他有一种长处，就是不敢抹杀原本。即以《西厢》而论，他不知道元人戏曲的见解远不如明末人的高超，故他武断后四出为后人续的，这是他的大错。但他终不因此就把后四出都删去了，这是他的谨慎处。他评《水浒传》也是如此。我在第一节已指出了他的武断和误解的毛病。但明朝人改小说戏曲向来没有假托古本的必要，况且圣叹引据古本不但用在百回本与七十回本之争，又用在无数字句小不同的地方。以圣叹的才气，改窜一两个字，改换一两句，何须假托什么古本？他改《左传》的句读，尚且不须依傍古人，何况《水浒传》呢？因此我们可以假定他确有一种七十回的《水浒》本子。
我对于“《水浒》是谁做的”这个问题，颇曾虚心研究，虽不能说有了最满意的解决，但我却有点意见，比较的可算得这个问题的一个可用的答案。我的答案是：
（1）金圣叹没有假托古本的必要。他用的底本大概是一种七十回的本子。
（2）明朝有三种《水浒传》：第一种是一百回本；第二种是七十回本，第三种又是一百回本。
（3）第一种一百回本是原本，七十回本是改本。后来又有人用七十回本来删改百回本的原本，遂成一种新百回本。
（4）一百回本的原本是明初人做的，也许是罗贯中做的。罗贯中是元末明初的人，涵虚子记的元曲里有他的《龙虎风云会》杂剧。
（5）七十回本是明朝中叶的人重做的，也许是施耐庵做的。
（6）施耐庵不知是什么人，但决不是元朝人。也许是明朝文人的假名，并没有这个人。
这六条假设，我且一一解说于下：
（1）金圣叹没有假托古本的必要，上文已说过了，我们可以承认圣叹家藏的本子是一种七十回本。
（2）明朝有三种《水浒传》。第一种是《水浒》的原本，是一百回的。周亮工说，“故老传闻，罗氏《水浒传》一百回，各以妖异语冠其首”，即是此本。第二种是七十回本，大概金圣叹的“贯华堂古本”即是此本。第三种是一百回本，是有招安以后“征四寇”等事的，亦名《忠义水浒传》。李贽的序可为证。周亮工又说，“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其致语，独存本传”，当即是此本（说见下条）。
（3）第一种百回本是《水浒传》的原本。我细细研究元朝到明初的人做的关于梁山泊好汉的故事与戏曲，敢断定明朝初年决不能产生现有七十回本的《水浒传》。自从《宣和遗事》到周宪王，这二百多年中，至少有三十种关于梁山泊的书，其中保存到于今的，约有十种。照这十种左右的书看来，那时代文学的见解、意境、技术，没有一样不是在草创的时期的，没有一样不是在幼稚的时期的。且不论元人做的关于水浒的戏曲。周宪王死在明开国后七十年，他做杂剧该在建文、永乐的时代，总算“晚”了。但他的《豹子和尚自还俗》与《黑旋风仗义疏财》两种杂剧，固然远胜于元曲里《还牢末》与《争报恩》等等水浒戏，但还是很缺乏超脱的意境和文学的技术（这两种，现在董授经君刻的《杂剧十段锦》内）。故我觉得周亮工说的“故老传闻，罗氏《水浒传》一百回，各以妖异语冠其首”的话，大概是可以相信的。周氏又说，“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其致语，独存本传”。大概这种一百回本的《水浒传》原本一定是很幼稚的。
但我们又可以知道《水浒传》的原本是有招安以后的事的。何以见得呢？因为这种见解和宋元至明初的梁山泊故事最相接近。我们可举几个例。《宣和遗事》说：“那三十六人归顺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诰敕，分注诸路巡检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后遣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元代宋遗民周密与龚圣与论宋江三十六人也都希望草泽英雄为国家出力。不但宋元人如此。明初周宪王的《黑旋风仗义疏财》杂剧（大概是改正元人的原本的）也说张叔夜出榜招安，宋江弟兄受了招安，做了巡检，随张叔夜征方腊，李逵生擒方腊。这戏中有一段很可注意：
（李撇古）今日闻得朝廷出榜招安，正欲上山报知众位首领自首出来替国家出力，为官受禄，不想途次遇见。不知两位哥哥怎生主意？
（李逵）俺山中快乐，风高放火，月黑杀人，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千自由，百自在，可不强似这小官受人的气！俺们怎肯受这招安也？
（李撇古）你两个哥哥差见了。……你这三十六个好汉都是有本事有胆量的，平日以忠义为主。何不因这机会出来首官，与官里出些气力，南征北讨，得了功劳，做个大官，……不强似你在牛皮帐里每日杀人，又不安稳，那贼名儿几时脱得？
这虽是帝室贵族的话，但这种话与上文引的宋元人的水浒见解是很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水浒》的百回本原本一定有招安以后的事（看下文论《征四寇》一段）。
这是第一种百回本，可叫作原百回本。我们又知道明朝嘉靖以后最通行的《水浒传》是《忠义水浒传》，也是一种有招安以后事的百回本。这是无可疑的。据周亮工说，这个百回本是郭武定删改那每回“各以妖异语冠其首”的原本而成的。这话大概可信。沈德符《野获编》称郭本为“《水浒》善本”，便是一证。这一种可叫作新百回本。
大概读者都可以承认这两种百回本是有的了。现在难解决的问题就是那七十回本的时代。
有人说，那七十回本是金圣叹假托的，其实并无此本。这一说，我已讨论过了，我以为金圣叹无假托古本的必要，他确有一种七十回本。
又有人说，近人沈子培曾见明刻的《水浒传》，和圣叹批本多不相同，可见现在的七十回本《水浒传》是圣叹窜改百回本而成的；若不是圣叹删改的，一定是明朝末年人删改的。依这一说，七十回本应该在新百回本之后。
这一说，我也不相信。我想《水浒传》被圣叹删改的小地方，大概不免。但我想圣叹在前七十回大概没有什么大窜改的地方。圣叹既然根据他的“古本”来删去了七十回以后的《水浒》，又根据“古本”来改正了许多地方（五十回以后更多）————他既然处处拿“古本”作根据，他必不会有了大窜改而不引据“古本”。况且那时代通行的《水浒传》是新百回本的《忠义水浒传》，若圣叹大改了前七十回，岂不容易被人看出？况且周亮工与圣叹同时，也只说“近日金圣叹自七十回之后断为罗贯中所续，极口诋罗”，且不说圣叹有大窜改之处。如此看来，可见圣叹对于新百回本的前七十回，除了他注明古本与俗本不同之处之外，大概没有什么大窜改的地方。
我且举一个证据。雁宕山樵的《水浒后传》是清初做的，那时圣叹评本还不曾很通行，故他依据的《水浒传》还是百回本的《忠义水浒传》。这书屡次提到“前传”的事，凡是七十回以前的事，没有一处不与圣叹评本相符。最明白的例如说燕青是天巧星，如说阮小七是天败星，位在第三十一，如说李俊在石碣天文上位次在二十六，如说史进位列天罡星数，都与圣叹本毫无差异（此书证据极多，我不能遍举了）。可见石碣天文以前的《忠义水浒传》与圣叹的七十回本没有大不同的地方。
我们虽不曾见《忠义水浒传》是什么样子的，但我们可以推知坊间现行的《续水浒传》————又名《征四寇》，不是《荡寇志》，《荡寇志》是道光年间人做的————一定与原百回本和新百回本都有很重要的关系。这部《征四寇》确是一部古书，很可考出原百回本和《忠义水浒传》后面小半部是个什么样子。李贽《忠义水浒传序》记的事实，如大破辽，灭方腊，宋江服毒，南征方腊时百八人阵亡过半，智深坐化于六和，燕青涕泣而辞主，二童就计于混江，都是《征四寇》里的事实。《征四寇》里有李逵在寿张县坐衙断案一段事（第三回），当是根据元曲《黑旋风乔断案》的；又有李逵在刘太公庄上捉假宋江负荆请罪的事（第二回），是从元曲《李逵负荆》脱胎出来的；又有燕青射雁的事（第十七回），当是从元曲《燕青射雁》出来的；又有李逵在井里通到斗鸡村，遇着仙翁的事（二十五回），当是依据元曲《黑旋风斗鸡会》的。看这些事实，可见《征四寇》和元曲的《水浒》戏很接近。最重要的是《征四寇》叙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王庆遭高俅陷害，迭配淮西，后来造反称王的事（二十九至三十一回）。这个王庆明明是《水浒传》今本里的王进。王庆是“四寇”之一；四寇是辽、田虎、王庆、方腊；“四寇”之名来源很早，《宣和遗事》说宋江等平定“三路之寇”，后来又收方腊，可见“四寇”之说起于《宣和遗事》。但李贽作序时，只说“大破辽”与“灭方腊”两事；清初人做的《水浒后传》屡说“征服大辽，剿除方腊”，但无一次说到田虎、王庆的事。可见新百回本已无四寇，仅有二寇。我研究新百回本删去二寇的原因，忽然明白《征四寇》这部书乃是原百回本的下半部。《征四寇》现存四十九回，与圣叹说的三十回不合。我试删去征田虎及征王庆的二十回，恰存二十九回；第一回之前显然还有硬删去的一回；合起来恰是三十回。田虎一大段不知为什么删去，但我看王庆一段的删去明是因为王庆已变了王进，移在全书的第一回，故此一大段不能存在。这是《征四寇》为原百回本的剩余的第一证据。《征四寇》每回之前有一首荒谬不通的诗，周亮工说的“各以妖异语冠其首”，大概即根本于此。这是第二证据。《征四寇》的文学的技术和见解，确与元朝人的文学的技术和见解相像。更可断定这书是原百回本的一部分。若新百回本还是这样幼稚，决不能得晚明那班名士（如李贽、袁宏道等）那样钦佩。这是第三证据。
以上我主张新百回本的前七十回与今本七十回没有什么大不同的地方；新百回本的后三十回确与原百回本的后半部大不同，可见新百回本确已经过一回大改窜了。新百回本是嘉靖时代刻的，郎瑛著书也在嘉靖年间，他已见有施、罗两本。况且李贽在万历时做《水浒序》又混称“施罗两公”。若七十回本出在明末，李贽决没有合称施、罗的必要。因此我想嘉靖时初刻的新百回本已是两种本子合起来的：一种是七十回本，一种是原百回本的后半。因为这新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是两种本子合起来的，故嘉靖以后人混称施、罗两公，故金圣叹敢断定七十回以前为施本，七十回以后为罗本。
因此，我假定七十回本是嘉靖郭本以前的改本。大概明朝中叶时期————当弘治、正德的时候————文学的见解与技术都有进步，故不满意于那幼稚的《水浒》百回原本。况且那时又是个人主义的文学发达的时代。李梦阳、康海、王九思、祝允明、唐寅一班人都是不满意于政府的，都是不满意于当时社会的。故我推想七十回本是弘治、正德时代的出产品。这书大概略本那原百回本，重新改做一番，删去招安以后的事；一切人物的描写，事实的叙述，大概都有许多更改原本之处。如王庆改为王进，移在全书之首，又写他始终不肯落草，便是一例。若原百回本果是像《征四寇》那样幼稚，这七十回本检直不是改本，竟可称是创作了。
这个七十回本是明朝第二种《水浒传》。我们推想此书初出时必定不能使多数读者领会，当时人大概以为这七十回是一种不完全的本子，郭勋是一个贵族，又是一个奸臣，故更不喜欢这七十回本。因此，我猜想郭刻的百回的“《水浒》善本”大概是用这七十回本来修改原百回本的：七十回以前是依七十回本改的，七十回以后是嘉靖时人改的。这个新百回本是第三种《水浒》本子。
这第三种本子————新百回本————是合两种本子而成的，前七十回全采七十回本，后三十回大概也远胜原百回本的末五十回，所以能风行一世。但这两种本子的内容与技术是不同的，前七十回是有意重新改做的，后三十回是用原百回本的下半改了凑数的，故明眼的人都知道前七十回是一部，后三十回又是一部。不但上文说的李贽混称施、罗二公是一证据，还有清初的《水浒后传》的“读法”上说“前传之前七十回中，回目用大闹字者凡十”。现查《水浒传》的回目果有十次用“大闹”字，但都在四十五回以前。既在四十五回以前，何故说“前七十回”呢？这可见分两《水浒》为两部的，不止金圣叹一人了。
（4）如果百回本的原本是如周亮工说的那样幼稚，或是像《征四寇》那样幼稚，我们可以断定他是元末明初的著作。周亮工说罗贯中是洪武时代的人，大概罗贯中到明末初期还活着。前人既多说《水浒》是罗贯中做的，我们也不妨假定这百回本的原本是他做的。
（5）七十回本一定是明末中叶的人删改的，这一层我已在上文（3）条里说过了。嘉靖时郎瑛曾见有一本《水浒传》，是“钱塘施耐庵”做的。可惜郎瑛不曾说这一本是一百回，还是七十回。或者这一本七十回的即是郎瑛看见的施耐庵本。我想：若施本不是七十回本，何以圣叹不说百回本是施本而七十回本是罗本呢？
（6）我们虽然假定七十回本为施耐庵本，但究竟不知施耐庵是谁。据我的浅薄学问，元明两朝没有可以考证施耐庵的材料。我可以断定的是：施耐庵绝不是宋元两朝人，他绝不是明朝初年的人，因为这三个时代不会产出这七十回本的《水浒传》。从文学进化的观点看起来，这部《水浒传》，这个施耐庵，应该产生在周宪王的杂剧与《金瓶梅》之间。————但是何以明朝的人都把施耐庵看作宋元的人呢？（田汝成、李贽、金圣叹、周亮工等人都如此。）这个问题极有研究的价值。清初出了一部《后水浒传》，是接着百回本做下去的（此书叙宋江服毒之后，剩下的三十几个水浒英雄，出来帮助宋军抵御金兵，但无成功；混江龙李俊同一班弟兄，渡海至暹罗国，创下李氏王朝）。这书是一个明末遗民雁荡山樵陈忱做的（据沈登瀛《南浔备志》；参看《荡寇记》前镜水湖边老渔的跋语），但他托名“古宋遗民”。我因此推想那七十回本《水浒传》的著者删去了原百回本招安以后的事，把《忠义水浒传》变成了“纯粹草泽英雄的水浒传”，一定有点深意，一定很触犯当时的忌讳，故不得不托名于别人。“施耐庵”大概是“乌有先生”，“亡是公”一流的人，是一个假托的名字。明朝文人受祸的最多。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王行、孙蕡、王蒙都不得好死。弘治、正德之间，李梦阳四次下狱；康海、王敬夫、唐寅都废黜终身。我们看了这些事，便可明白《水浒传》著者所以必须用假名的缘故了。明朝一代的文学要算《水浒传》的理想最激烈，故这书的著者自己隐讳也最深。书中说的故事又是宋代的故事，又和许多宋元的小说戏曲有关系，故当时的人或疑施耐庵为宋人，或疑为元人，却不知道宋元时代决不能产生这样一部奇书。
我们既不能考出《水浒传》的著者究竟是谁，正不妨仍旧认“施耐庵”为七十回本《水浒传》的著者，————但我们须要记得，“施耐庵”是明朝中叶一个文学大家的假名！
总结上文的研究，我们可把南宋到明朝中叶的《水浒》材料做一个渊源表如下：
四
自从金圣叹把“施耐庵”的七十回本从《忠义水浒传》里重新分出来，到于今已近三百年了（圣叹自序在崇祯十四年）。这三百年中，七十回本居然成为《水浒传》的定本。平心而论，七十回本得享这点光荣，是很应该的。我们现在且替这七十回本做一个分析。
七十回本除“楔子”一回不计外，共分十大段：
第一段————第一至第十一回。这一大段只有杨志的历史（“做到殿司制使官，因道君皇帝盖万岁山，差一般十个制使去太湖边搬运花石纲赴京交纳。不料洒家……失陷了花石纲，不能回京。”）是根据于《宣和遗事》的，其余都是创造出来的。这一大段先写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被高俅赶走了。王进即是《征四寇》里的王庆，不在百八人之数；施耐庵把他从下半部直提到第一回来，又改名王进，可见他的著书用意。王进之后，接写一个可爱的少年史进，始终不肯落草，但终不能不上少华山去；又写鲁达为了仗义救人，犯下死罪，被逼做和尚，再被逼做强盗；又写林冲被高俅父子陷害，逼上梁山。林冲在《宣和遗事》里是押送“花石纲”的十二个制使之一；但在龚圣与的三十六人赞里却没有他的名字，元曲里也不提起他，大概元朝的水浒故事不见得把他当作重要人物。《水浒传》却极力描写林冲，风雪山神庙一段更是能感动人的好文章。林冲之后，接写杨志。杨志在困穷之中不肯落草，后来受官府冤屈，穷得出卖宝刀，以致犯罪受杖，迭配大名府（卖刀也是《宣和遗事》中有的，但在颖州，《水浒传》改在京城，是有意的）。这一段连写五个不肯做强盗的好汉，他的命意自然是要把英雄落草的罪名归到贪官污吏身上去。故这第一段可算是《水浒传》的“开宗明义”的部分。
第二段————第十二至第二十一回。这一大段写“生辰纲”的始末，是《水浒传》全局的一大关键。《宣和遗事》也记有五花营堤上劫取生辰纲的事，也说是宋江报信，使晁盖等逃走；也说到刘唐送礼谢宋江，以致宋江杀阎婆惜。《水浒传》用这个旧轮廓，加上无数琐细节目，写得格外有趣味。这一段从雷横捉刘唐起，写七星聚义，写智取生辰纲，写杨志、鲁智深落草，写宋江私放晁盖，写林冲火并梁山泊，写刘唐送礼酬谢宋江，写宋江怒杀阎婆惜，直写到宋江投奔柴进避难，与武松结拜做兄弟。《水浒》里的中心人物————须知卢俊义、呼延灼、关胜等人不是《水浒》的中心人物————都在这里了。
第三段————第二十二回到第三十一回。这一大段可说是武松的传。涵虚子与《录鬼簿》都记有红字李二的《武松打虎》一本戏曲。红字李二是教坊刘耍和的女婿，刘耍和已被高文秀编入曲里，而《录鬼簿》说高文秀早死，可见红字李二的武松戏一定远在《录鬼簿》成书之前，————约在元朝的中叶。可见十四世纪初年已有一种武松打虎的故事。《水浒传》根据这种故事，加上新的创造的想象力，从打虎写到杀嫂，从杀嫂写到孟州道打蒋门神，从蒋门神写到鸳鸯楼、蜈蚣岭，便成了《水浒传》中最精彩的一大部分。
第四段————第三十一回到第三十四回。这一小段是勉强插入的文章。《宣和遗事》有花荣和秦明等人，无法加入，故写清风山、清风寨、对影山等一段，把这一班人送上梁山泊去。
第五段————第三十五回到第四十一回。这一大段也是《水浒传》中很重要的文字，从宋江奔丧回家，迭配江州起，写江州遇戴宗、李逵，写浔阳江宋江题反诗，写梁山泊好汉大闹江州，直写到宋江入伙后又偷回家中，遇着官兵追赶，躲在玄女庙里，得受三卷天书。江州一大段完全是《水浒传》的著者创造出来的。《宣和遗事》没有宋江到江州配所的话，元曲也只说他迭配江州，路过梁山泊，被晁盖打救上山。《水浒传》造出江州一大段，不但写李逵的性情品格，并且把宋江的野心大志都写出来。若没有这一段，宋江便真成了一个“虚名”了。天书一事，《宣和遗事》里也有，但那里的天书除了三十六人的姓名，只有诗四句：“破国因山木，兵刀用水工。一朝充将领，海内耸威风。”《水浒传》不写天书的内容，又把这四句诗改作京师的童谣：“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见三十八回）”这不但可见《宣和遗事》和《水浒》的关系，又可见后来文学的见解和手段的进化。
第六段————第四十二回到第四十五回。这一段写公孙胜下山取母亲，引起李逵下山取母，又引起戴宗下山寻公孙胜，路上引出杨雄、石秀一段。《水浒传》到了大闹江州以后，便没有什么很精彩的地方。这一段中写石秀的一节比较是要算很好的了。
第七段————第四十六回到第四十九回。这一段写宋江三打祝家庄。在元曲里，三打祝家庄是晁盖的事。
第八段————第五十回到第五十三回。写雷横、朱仝、柴进三个人的事。
第九段————第五十四回到五十九回。这一大段和第四段相像，也是插进去做一个结束的。《宣和遗事》有呼延灼、徐宁等人，《水浒传》前半部又把许多好汉分散在二龙山、少华山、桃花山等处了，故有这一大段，先写呼延灼征讨梁山泊，次请出一个徐宁，次写呼延灼兵败后逃到青州，慕容知府请他收服桃花山、二龙山、白虎山，次写少华山与芒砀山：遂把这五山的好汉一齐送上梁山泊去。
第十段————第五十九回到七十回。这一大段是七十回本《水浒传》的最后部分，先写晁盖打曾头市中箭身亡，次写卢俊义一段，次写关胜，次写破大名府，次写曾头市报仇，次写东平府收董平，东昌府收张清，最后写石碣天书作结。《宣和遗事》里，卢俊义是梁山泊上最初的第二名头领，《水浒传》前面不曾写他，把他留在最后，无法可以描写，故只好把擒史文恭的大功劳让给他。后来结起帐来，一百零八人中还有董平和张清没有加入，这两人又都是《宣和遗事》里有名字的，故又加上东平、东昌两件事。算算还少一个，只好拉上一个兽医皇甫端！这真是《水浒传》的“强弩之末”了！
这是《水浒传》的大规模。我们拿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个大规模，可得两种感想。
第一，我们拿宋元时代那些幼稚的梁山泊故事，来比较这部《水浒传》，我们不能不佩服“施耐庵”的大匠精神与大匠本领；我们不能不承认这四百年中白话文学的进步很可惊异！元以前的，我们现在且不谈。当元人的杂剧盛行时，许多戏曲家从各方面搜集编曲的材料，于是有高文秀等人采用民间盛行的梁山泊故事，各人随自己的眼光才力，发挥水浒的一方面，或创造一种人物，如高文秀的黑旋风，如李文蔚的燕青之类；有时几个文人各自发挥一个好汉的一片面，如高文秀发挥李逵的一片面，杨显之、康进之、红字李二又各各发挥李逵的一片面。但这些都是一个故事的自然演化，又都是散漫的，片面的，没有计划的，没有组织的发展。后来这类的材料越积越多了，不能不有一种贯通综合的总编，于是元末明初有《水浒传》百回之作。但这个草创的《水浒传》原本，如上节所说，是很浅陋幼稚的。这种浅陋幼稚的证据，我们还可以在《征四寇》里寻出许多。然而这个《水浒传》原本居然把三百年来的水浒故事贯通起来，用宋元以来的梁山泊故事做一个大纲，把民间和戏台上的“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的种种故事做一些子目，造成一部草创的大小说，总算是很难得的了。到了明朝中叶，“施耐庵”又用这个原百回本作底本，加上高超的新见解，加上四百年来逐渐成熟的文学技术，加上他自己的伟大创造力，把那草创的山寨推翻，把那些僵硬无生气的水浒人物一齐毁去；于是重兴水浒，再造梁山，画出十来个永不会磨灭的英雄人物，造成一部永不会磨灭的奇书。这部七十回的《水浒传》不但是集四百年水浒故事的大成，并且是中国白话文学完全成立的一个大纪元。这是我的第一个感想。
第二，施耐庵的《水浒传》是四百年文学进化的产儿，但《水浒传》的短处也就吃亏在这一点。倘使施耐庵当时能把那历史的梁山泊故事完全丢在脑背后，倘使他能忘了那“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的故事，倘使他用全副精神来单写鲁智深、林冲、武松、宋江、李逵、石秀等七八个人，他这部书一定格外有精彩，一定格外有价值。可惜他终不能完全冲破那历史遗传的水浒轮廓，可惜他总舍不得那一百零八人。但是一个人的文学技能是有限的，决不能在一部书里创造一百零八个活人物。因此，他不能不东凑一段，西补一块，勉强把一百零八人“挤”上梁山去！闹江州以前，施耐庵确能放手创造，看他写武松一个人便占了全书七分之一，所以能有精彩。到了宋江上山以后，全书已去七分之四，还有那四百年传下的“三打祝家庄”的故事没有写（明以前的水浒故事，都把三打祝家庄放在宋江上山之前），还有那故事相传坐第二把交椅的卢俊义和关胜、呼延灼、徐宁、燕青等人没有写。于是施耐庵不能不潦草了，不能不杂凑了，不能不敷衍了。最明显的例是写卢俊义的一大段。这一段硬把一个坐在家里享福的卢俊义拉上山去，已是很笨拙了；又写他信李固而疑燕青，听信了一个算命先生的妖言便去烧香解灾，竟成了一个糊涂汉了，还算得什么豪杰？至于吴用设的诡计，使卢俊义自己在壁上写下反诗，更是浅陋可笑。还有燕青在宋元的水浒故事里本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施耐庵在前六十回竟把他忘了，故不能不勉强把他捉来送给卢俊义做一个家人！此外如打大名府时，宋江忽然生背疽，于是又拉出一个安道全来；又如全书完了，又拉出一个皇甫端来，这种杂凑的写法，实在幼稚的很。推求这种缺点的原因，我们不能不承认施耐庵吃亏在于不敢抛弃那四百年遗传下来的水浒旧轮廓，这是很可惜的事。后来《金瓶梅》只写几个人，便能始终贯彻，没有一种敷衍杂凑的弊病了。
我这两种感想是从文学的技术上着想的。至于见解和理想一方面，我本不愿多说话，因为我主张让读者自己虚心去看《水浒传》，不必先怀着一些主观的成见。但我有一个根本观念，要想借《水浒传》做一个具体的例来说明，并想贡献给爱读《水浒传》的诸君，做我这篇长序的结论。
我承认金圣叹确是懂得《水浒》的第一大段，他评前十一回，都无大错。他在第一回批道：
为此书者之胸中，吾不知其有何等冤苦，而必设言一百八人，而又远托之于水涯。……今一百八人而有其人，殆不止于伯夷、太公居海避纣之志矣。
这个见解是不错的。但他在“读法”里又说：
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等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水浒传》却不然。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只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故其是非皆不谬于圣人。
这是很误人的见解。一面说他“不知其胸中有何等冤苦”，一面又说他“只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这不是绝大的矛盾吗？一面说“不止于居海避纣之志”，老实说就是反抗政府，一面又说“其是非皆不谬于圣人”，这又不是绝大的矛盾吗？《水浒传》绝不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的人做得出来的书。“饱暖无事，又值心闲”的人只能作诗钟，做八股，做死文章，————决不肯来做《水浒传》。圣叹最爱谈“作史笔法”，他却不幸没有历史的眼光，他不知道《水浒》的故事乃是四百年来老百姓与文人发挥一肚皮宿怨的地方。宋元人借这故事发挥他们的宿怨，故把一座强盗山寨变成替天行道的机关。明初人借他发挥宿怨，故写宋江等平四寇立大功之后反被政府陷害谋死。明朝中叶的人————所谓施耐庵————借他发挥他的一肚皮宿怨，故削去招安以后的事，做成一部纯粹反抗政府的书。
这部七十回的《水浒传》处处“褒”强盗，处处“贬”官府。这是看《水浒》的人，人人都能得着的感想。圣叹何以独不能得着这个普遍的感想呢？这又是历史上的关系了。圣叹生在流贼遍天下的时代，眼见张献忠、李自成一班强盗流毒全国，故他觉得强盗是不能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圣叹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故能赏识《水浒传》。但文学家金圣叹究竟被《春秋》笔法家金圣叹误了。他赏识《水浒传》的文学，但他误解了《水浒传》的用意。他不知道七十回本删去招安以后事正是格外反抗政府，他看错了，以为七十回本既不赞成招安，便是深恶宋江等一班人。所以他处处深求《水浒传》的“皮里阳秋”，处处把施耐庵恭维宋江之处都解作痛骂宋江。这是他的根本大错。
换句话说，金圣叹对于《水浒》的见解与做《荡寇志》的俞仲华对于《水浒》的见解是很相同的。俞仲华生当嘉庆、道光的时代，洪秀全虽未起来，盗贼已遍地皆是，故他认定“既是忠义便不做强盗，既做强盗必不算忠义”的宗旨，做成他的《结水浒传》，即《荡寇志》，要使“天下后世深明盗贼忠义之辨，丝毫不容假借”（看《荡寇志》诸序。俞仲华死于道光己酉，明年洪秀全起事）！俞仲华的父兄都经过匪乱，故他有“孰知罗贯中之害至于此极耶”的话。他极佩服圣叹，尊为“圣叹先生”，其实这都是因为遭际有相同处的缘故。
圣叹自序在崇祯十四年，正当流贼最猖獗的时候，故他的评本努力要证明《水浒传》“把宋江深恶痛绝，使人见之真有狗彘不食之恨”。但《水浒传》写的一班强盗确是可爱可敬，圣叹决不能使我们相信《水浒传》深恶痛绝鲁智深、武松、林冲一班人，故圣叹只能说“《水浒传》独恶宋江，亦是歼厥渠魁之意，其余便饶恕了”。好一个强辩的金圣叹！岂但“饶恕”，简直是崇拜！
圣叹又亲见明末的流贼伪降官兵，后复叛去，遂不可收拾。所以他对于《宋史》侯蒙请赦宋江使讨方腊的事，大不满意，故极力驳他，说他“一语有八失”。所以他又极力表章那没有招安以后事的七十回本。其实这都是时代的影响。雁荡山樵当明亡之后，流贼已不成问题，当时的问题乃是国亡的原因和亡国遗民的惨痛等等问题，故雁荡山樵的《水浒后传》极力写宋南渡前后那班奸臣误国的罪状；写燕青冒险到金兵营里把青子黄柑献给道君皇帝；写王铁杖刺杀王黼、杨戬、梁师成三个奸臣；写燕青、李应等把高俅、蔡京、童贯等邀到营里，大开宴会，数说他们误国的罪恶，然后把他们杀了；写金兵掳掠平民，勒索赎金；写无耻奸民，装作金兵模样，帮助仇敌来敲吸同胞的脂髓，这更可见时代的影响了。
这种种不同的时代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见解，也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作物————这便是我要贡献给大家的一个根本的文学观念。《水浒传》上下七八百年的历史便是这个观念的具体的例证。不懂得南宋的时代，便不懂得宋江等三十六人的故事何以发生。不懂得宋元之际的时代，便不懂得水浒故事何以发达变化。不懂得元朝一代发生的那么多的水浒故事，便不懂得明初何以产生《水浒传》。不懂得元明之际的文学史，便不懂得明初的《水浒传》何以那样幼稚。不读《明史》的《功臣传》，便不懂得明初的《水浒传》何以于固有的招安的事之外又加上宋江等有功被谗遭害和李俊、燕青见机远遁等事。不读《明史》的《文苑传》，不懂得明朝中叶的文学进化的程度，便不懂得七十回本《水浒传》的价值。不懂得明末流贼的大乱，便不懂得金圣叹的《水浒》见解何以那样迂腐。不懂得明末清初的历史，便不懂得雁荡山樵的《水浒后传》。不懂得嘉庆、道光间的遍地匪乱，便不懂得俞仲华的《荡寇志》。————这叫作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
节选自胡适《〈水浒传〉考证》，标题为编者所加1
《西游记》
胡适
民国十年十二月中，我在百忙中做了一篇《西游记序》，当时搜集材料的时间甚少，故对于考证的方面很不能满足自己的期望。这一年之中，承许多朋友的帮助，添了一些材料；病中多闲暇，遂整理成一篇考证，先在《读书杂志》第六期上发表。当时又为篇幅所限，不能不删节去一部分。这回《西游记》再版付印，我又把前做的《西游记序》和《考证》合并起来，成为这一篇。
一
《西游记》不是元朝的长春真人邱处机做的。元太祖西征时，曾遣使召邱处机赴军中，处机应命前去，经过一万余里，走了四年，始到军前。当时有一个李志常记载邱处机西行的经历，做成《西游记》二卷。此书乃是一部地理学上的重要材料，并非小说。
小说《西游记》与邱处机《西游记》完全无关，但与唐沙门慧立做的《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常州天宁寺有刻本）和玄奘自己著的《大唐西域记》（常州天宁寺有刻本）却有点小关系。玄奘是中国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他二十六岁立志往印度去求经，途中经过了无数困难，出游十七年（六二八——六四五），经历五十多国，带回佛教经典六百五十七部。归国之后，他着手翻译，于十九年中（六四五——六六三），译成重要经论七十三部，凡一千三百三十卷（参看《改造》四卷一号梁任公先生的《千五百年前之留学生》）。慧立为他做的传记————大概是根据于玄奘自己的记载的————写玄奘的事迹最详细，为中国传记中第一部大书。传中记玄奘的家世和求经的动机如下：
玄奘，俗姓陈，缑氏人。兄弟四人，他第四。他的二哥先出家，教他诵习经业。他后来也得出家，与兄同居一寺。他游历各地，访求名师，讲论佛法，后入长安，住大觉寺。他“既遍谒众师，备飡其说；详考其义，各擅宗途；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并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
这是玄奘求法的目的。他后来途中有谢高昌王的启，中有云：
……远人来译，音训不同；去圣时遥，义类乖舛；遂使双林一味之旨分成当现二常，他化不二之宗析为南北两道。纷纭争论，凡数百年。率土怀疑，莫有匠决。玄奘……负笈从师，年将二纪，……未尝不执卷踌躇，捧经侘傺；望给园而翘足，想鹫岭而载怀，愿一拜临，启伸宿惑；虽知寸管不可窥天，小蠡难为酌海，但不能弃此微诚，是以束装取路。……
这个动机，不幸被做《西游记》的人完全埋没了。但传说中玄奘路上经过的种种艰难困苦，乃是《西游记》的种子。我们且引他初起程的一段：
于是结侣陈表，有诏不许。诸人咸退，唯法师不屈。既方事孤游，又承西路艰险，乃自试其心以人间众苦，种种调伏，堪任不退。然始入塔启请，申其意志，愿乞众圣冥加，使往还无梗。……遂即行矣，时年二十六也。……时国政尚新，疆场未远，禁约百姓不许出蕃。……不敢公出，乃昼伏夜行。……〔出〕玉门关，……孑然孤游沙漠矣。惟望骨聚马粪等，渐进，顷间忽见有军众数百队，满沙碛间，乍行乍息，皆裘毼驼马之像，及旌旗槊毡之形；易貌移质，倏忽千变；遥瞻极著，渐近而微。……见第一烽，恐候者见，乃隐伏沙沟，至夜方发。到烽西见水，下饮盥讫，欲取皮囊盛水，有一箭飒来，几中于膝；须臾，更一箭来。知为他见，乃大言曰，“我是僧从京师来，汝莫射我。”……
第一烽与第四烽的守者待他还好，放他过去。下文云：
从此已去，即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是时顾影唯一心但念观音菩萨及《般若心经》。初法师在蜀，见一病人，身疮臭秽，衣服破污，愍将向寺，施与饮食衣服之直。病者惭愧，乃授法师此经，因常诵习。至沙河间，逢诸恶鬼奇状异类绕人前后；唯念观音，不得全去；即诵此经，发声皆散；在危获济，实所凭焉。
下文又云：
行百余里，失道，觅野马泉，不得。下水欲饮（下字作“取下来”解），袋重，失手覆之。千里之资，一朝斯罄！……四顾茫然，人马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虽遇如是，心无所惧；但苦水尽，渴不能前。于是时，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口腹干焦，几将殒绝，不能复进，遂卧沙中。默念观音，虽困不舍，启菩萨曰，“玄奘此行，不求财利，无冀名誉，但为无上道心正法来耳。仰惟菩萨慈念群生，以救苦为务。此为苦矣，宁不知耶？”如是告时，心心无辍。至第五夜半，忽有凉风触身，冷快如沐寒水，遂得目明；马亦能起。体既稣息，得少睡眠；……惊寤进发，行可十里，马忽异路，制之不回。经数里，忽见青草数亩，下马恣食。去草十步，欲回转，又到一池，水甘澄镜彻。下而就饮，身命重全，人马俱得稣息。……此等危难，百千不能备叙。……
这种记叙，既符合沙漠旅行的状况，又符合宗教经验的心理，真是极有价值的文字。
玄奘出流沙后，即到伊吾。高昌国王麹文泰闻知他来了，即遣使来迎接。玄奘到高昌后，国王款待极恭敬，坚留玄奘久住国中，受全国的供养，以终一身。玄奘坚不肯留，国王无法，只能用强力软禁住他；每日进食，国王亲自捧盘。
法师既被停留，违阻先念，遂誓不食，以感其心。于是端坐，水浆不涉于口，三日。至第四日，王觉法师气息渐惙，深生愧惧，乃稽首礼谢云，“任法师西行，乞垂早食。”法师恐其不实，要王指日为言。王曰，“若须尔者，请共对佛更结因缘。”遂共入道场礼佛，对母张太妃共法师约为兄弟，任师求法。……仍屈停一月，讲《仁王般若经》，中间为师营造行服。法师皆许，太妃甚欢，愿与师长为眷属，代代相度。于是方食。……讲讫，为法师度四沙弥，以充给侍；给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袜等各数事，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还二十年所用之资。给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遣殿中侍御史欢信送至叶护可汗衙。又作二十四封书，通屈支等二十四国，每一封书附大绫一匹为信。又以绫绢五百匹，果味两车，献叶护可汗，并书称“法师者，是奴弟，欲求法于婆罗门国。愿可汗怜师如怜奴，仍请敕以西诸国给邬落马递送出境”。
从此以后，玄奘便是“阔留学”了。这一段事，记高昌王与玄奘结拜为兄弟，又为他通书于当时镇服西域的突厥叶护可汗，书中也称玄奘为弟。自高昌以西，玄奘以“高昌王弟”的资格旅行各国。这一点大可注意。《西游记》中的唐太宗与玄奘结拜为弟兄，故玄奘以“唐御弟”的资格西行，这一件事必是从高昌国这一段因缘脱胎出来的。
二
以上略述玄奘取经的故事的本身。这个故事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件极伟大的故事；所以这个故事的传播，和一切大故事的传播一样，渐渐的把详细节目都丢开了，都“神话化”过了。况且玄奘本是一个伟大的宗教家，他的游记里有许多事实，如沙漠幻景及鬼火之类，虽然都可有理性的解释，在他自己和别的信徒的眼里自然都是“灵异”，都是“神迹”。后来佛教徒与民间随时逐渐加添一点枝叶，用奇异动人的神话来代换平常的事实，这个取经的大故事，不久就完全神话化了。
即如上文所引慧立的《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一段说：
从此已去，即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是时顾影唯一心但念观音菩萨及《般若心经》。初法师在蜀，见一病人，身疮臭秽，衣服破污，愍将向寺，施与饮食衣服之直。病者惭愧，乃授法师此经，因常诵习。至沙河间，逢诸恶鬼奇状异类绕人前后；虽念观音，不得全去；即诵此经，发声皆散；在危获济，实所凭焉。
这一段话还合于宗教心理的经验；然而宋朝初年（西历九七八）辑成的《太平广记》，引《独异志》及《唐新语》，已把这一段故事神话化过了。《太平广记》九十二说：
沙门玄奘，唐武德初（年代误）往西域取经，行至罽宾国，道险，〔多〕虎豹，不可过。奘不知为计，乃锁房门而坐。至夕开门，见一老僧，头面疮痍，身体脓血，床上独坐，莫知来由。奘乃礼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经》一卷，令奘诵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开辟，虎豹藏形，魔鬼潜迹，遂至佛国，取经六百余部而归。其《多心经》，至今诵之。
我们比较这两种记载，可见取经故事“神话化”之速。《太平广记》同卷又说：
初奘将往西域，于灵岩寺见有松一树。奘立于庭，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长。若吾归，即却东回，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指，约长数丈。一年，忽东回。门人弟子曰，“教主归矣”。乃西迎之。奘果还。至今众谓此松为摩顶松。
这正是《西游记》里玄奘说的“但看那山门里松枝头向东，我即回来”（第十二回，又第一百回）的话的来源了。这也可证取经故事的神话化。
欧阳修《于役志》说：
景祐三年丙子七月，甲申，与君玉饮寿宁寺（扬州）。寺本徐知诰故第；李氏建国，以为孝先寺；太平兴国改今名。寺甚宏壮，画壁尤妙。问老僧，云，“周世宗入扬州时，以为行宫，尽圬漫之。惟经藏院画玄奘取经一壁独在，尤为绝笔。”叹息久之。
南唐建国离开玄奘死时不过二百多年，这个故事已成为画壁的材料了。我们虽不知此画的故事是不是神话化了的，但这种记载已可以证明那个故事的流传之远。
三
民国四年，罗振玉先生和王国维先生在日本三浦将军处借得一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影印行世。此书凡三卷，卷末有“中瓦子张家印”六个字。王先生考定中瓦子为宋临安府的街名，乃倡优剧场的所在（参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又卷十五），因定为南宋“说话”的一种。书中共分十七章，每章自有题目，颇似后世小说的回目。书中有诗有话，故名“诗话”。今抄十七章的目录如下：
□□□□（原文如此）第一。（全阙）
行程遇猴行者处第二。
入大梵天王宫第三。
入香山寺第四。
过狮子林及树人国第五。
过长坑大蛇岭处第六。
入九龙池处第七。
“遇深沙神”第八。（题阙）
入鬼子母国处第九。
经过女人国处第十。
入王母池之处第十一。
入沉香国处第十二。
入波罗国处第十三。
入优钵罗国处第十四。
天竺国度海之处第十五。
转至香林寺受《心经》第十六。
到陕西王长者妻杀儿处第十七。
我们看这个目录，可以知道在南宋时，民间已有一种《唐三藏取经》的小说，完全是神话的，完全脱离玄奘取经的真故事了。这部书确是《西游记》的祖宗。内中有三点，尤可特别注意：
（1）猴行者的加入。
（2）深沙神为沙和尚的影子。
（3）途中的妖魔灾难。
先说猴行者。《取经诗话》中，猴行者已成了唯一的保驾弟子了。第二节说：
僧行六人，当日起行。法师语曰：“今往西天，程途百万，各人谨慎。”……偶于一日午时，见一白衣秀才，从正东而来，便揖和尚：“万福，万福！和尚今往何处？莫不是再往西天取经否？”法师合掌曰：“贫僧奉敕，为东土众生未有佛教，是取经也。”秀才曰：“和尚生前两回去取经，中路遭难。此回若去，千死万死。”法师曰：“你如何得知？”秀才曰：“我不是别人。我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我今来助和尚取经。此去百万程途，经过三十六国，多有祸难之处。”法师应曰：“果得如此，三世有缘，东土众生获大利益。”当便改呼为“猴行者”。
此中可注意的是：（1）当时有玄奘“生前两回取经，中路遭难”的神话。（2）猴行者现白衣秀才相。（3）花果山是后来小说有的，紫云洞后来改为水帘洞了。（4）“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一句，初读似不通，其实是很重要的；此句当解作“八万四千个猕猴之王”（说详下章）。
第三章说猴行者曾“九度见黄河清”。第十一章里，他自己说：
我八百岁时到此中（西王母池）偷桃吃了，至今二万七千岁不曾来也。
法师曰：今日蟠桃结实，可偷三五个吃。
猴行者曰：我因八百岁时偷吃十个，被王母捉下，左肋判八百，右肋判三千铁棒，配在花果山紫云洞。至今肋下尚痛，我今定是不敢偷吃也。
这一段自然是《西游记》里偷吃蟠桃的故事的来源，但又可见南宋“说话”的人把猴行者写得颇知畏惧，而唐僧却不大老实！
唐僧三次要行者偷桃，行者终不敢偷，然而蟠桃自己落下来了。
说由未了，下三颗蟠桃，入池中去。……师曰，“可去寻取来吃。”猴行者即将金镮杖向盘石上敲三下，乃见一个孩儿，面带青色，爪似鹰鹯，开口露牙，向池中出。行者问，“汝年几多？”孩曰，“三千岁。”行者曰，“我不用你。”又敲五下，见一孩儿，面如满月，身挂绣。行者曰，“汝年多少？”答曰，“五千岁。”行者曰，“不用你。”又敲数下，偶然一孩儿出来。问曰，“你年多少？”答曰，“七千岁。”行者放下金镮杖，叫取孩儿入手中，问和尚，“你吃否？”和尚闻语心惊，便走。被行者手中旋数下，孩儿化成一枚乳枣，当时吞入口中。后归东土唐朝，遂吐出于西川，至今此地中生人参是也。
这时候，偷蟠桃和偷人参果还是一件事。后来《西游记》从此化出，分作两件故事。
上段所说“金镮杖”，乃是第三章里大梵天王所赐。行者把唐僧带上大梵天王宫中赴斋，天王及五百罗汉请唐僧讲《法华经》，他“一气讲完，如瓶注水”。大梵天王因赐予猴行者“隐形帽一事，金镮锡杖一条，钵盂一只，三件齐全”。这三件法宝，也被《西游记》里分作几段了。（《诗话》称天王为北方毗沙门大梵天王。这是“托塔天王”的本名，梵文为vai" sravana，可证此书近古。）
《诗话》第八章，不幸缺了两页，但此章记玄奘遇深沙神的事，确是后来沙僧的根本。此章大意说玄奘前身两世取经，中途都被深沙神吃了。他对唐僧说：“项下是和尚两度被我吃你，袋得枯骨在此。”和尚说：“你最无知。此回若不改过，教你一门灭绝。”深沙合掌谢恩：“伏蒙慈照！”深沙当时哮吼，化了一道金桥；深沙神身长三丈，将两手托定，师行七人便从金桥上过，过了深沙。深沙诗曰：
一堕深沙五百春，浑家眷属受灾殃。金桥手托从师过，乞荐幽神化却身。
法师诗曰：两度曾经汝吃来，更将枯骨问无才。而今赦法残生去，东土专心次第排。
猴行者诗曰：谢汝回心意不偏，金桥银线步平安。回归东土修功德，荐拔深沙向佛前。
《西游记》第八回说沙和尚在流沙河做妖怪时，“向来有几次取经人来，都被我吃了。凡吃的人头，抛落流沙，竟沉水底。惟有九个取经人的骷髅，浮在水面，再不能沉。我以为异物，将索儿穿在一处，闲时拿来顽耍。”这正是从深沙神一段变出来的。第二十二回，木吒把沙和尚项下挂的骷髅，用索子结作九宫，化成法船，果然稳似轻舟，浪静风平，渡过流沙河。那也是从《诗话》里的金桥银线演化出来的。不过在南宋时，深沙的神还不曾变成三弟子之一。猪八戒此时连影子都没有呢。
次说《诗话》中叙玄奘路上经过许多灾难，虽没有“八十一难”之多，却是“八十一难”的缩影。第四章猴行者说：
我师莫讶西路寂寥，此中别是一天。前去路途尽是虎狼蛇兔之处。逢人不语，万种恓惶；此去人烟，都是邪法。
全书写这些灾难，写的实在幼稚，全没有文学的技术。如写蛇子国：
大蛇小蛇，交杂无数，攘乱纷纷。大蛇头高丈余，小蛇头高八尺，怒眼如灯，张牙如剑。
如写狮子林：
只见麒麟迅速，狮子峥嵘，摆尾摇头，出林迎接，口衔香花，皆来供养。
这种浅薄的叙述可以使我们格外赏叹明清两朝小说技术的惊人的进步。
我们选录《诗话》中比较有趣味的一段————火类坳头的白虎精：
……只见岭后云愁雾惨，雨细交霏。云雾之中，有一白衣妇人，身挂白罗衣，腰系白褶，手把白牡丹花一朵，面似白莲，十指如玉。……猴行者一见，高声便喝：“想汝是火类坳头白虎精，必定是也！”妇人闻语，张口大叫一声，忽然面皮裂皱，露爪张牙，摆尾摇头，身长丈五。定醒之中，满山都是白虎。被猴行者将金镮杖变作一个夜叉，头点天，脚踏地，手把降魔杵，身如蓝靛青，发似硃沙，口吐百丈火光。当时白虎精哮吼近前相敌，被猴行者战退。半时，遂问虎精甘伏未伏。虎精曰，未伏。猴行者曰，“汝若未伏，看你肚中有一个老猕猴。”虎精闻说，当下未伏，一叫猕猴，猕猴在白虎精肚内应，遂教虎开口吐出一个猕猴，顿在面前，身长丈二，两眼火光。白虎精又云，我未伏。猴行者曰，“汝肚内更有一个。”再令开口，又吐出一个，顿在面前。白虎精又曰未伏。猴行者曰，“你肚中无千无万个老猕猴，今日吐至来日，今月吐至来月，今年吐至来年，今生吐至来生，也不尽。”白虎精闻语，心生忿怒；被猴行者化一团大石，在肚内渐渐会大；教虎精吐出，开口吐之不得，只见肚皮裂破，七孔流血。喝起夜叉，浑门大杀，虎精大小粉骨尘碎，绝灭除踪。
《西游记》里的孙行者最爱被人吃下肚里去，这是他的拿手戏，大概火类坳头的一个暗示，后来也会用分身法，越变越奇妙有趣味了。我们试看孙行者在狮驼山被老魔吞下肚去，在无底洞又被女妖吞下去；他又住过铁扇公主的肚里，又住过黄眉大王的肚里，又住过七绝山稀柿衕的红鳞大蟒的肚里。巧妙虽各有不同，渊源似乎是一样的。
以上略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大概。这一本小册子的出现，使我们明白南宋或元朝已有了这种完全神话化了的取经故事；使我们明白《西游记》小说同《水浒》《三国》一样————也有了五六百年的演化的历史：这真是可宝贵的文学史料了。
四
说到这里，我要退回去，追叙取经故事里这个猴王的来历。何以南宋时代的玄奘神话里忽然插入了一个神通广大的猴行者？这个猴子是国货呢？还是进口货呢？
前不多时，周豫才先生指出《纳书楹曲谱》补遗卷一中选的《西游记》四出，中有两出提到“巫枚祗”和“无支祁”。《定心》一出说孙行者“是骊山老母亲兄弟，无支祁是他姊妹”。又《女国》一出说：
似摩腾伽把阿难摄在瑶山上，若鬼子母将如来围定在灵山上，巫枝祁把张僧拿在龟山上。不是我魔王苦苦害真僧，如今佳人个个要寻和尚。
周先生指出，做《西游记》的人或亦受这个巫枝祁故事的影响。我依周先生的指点，去寻这个故事的来源；《太平广记》卷四六七李汤条下，引《古岳渎经》第八卷云：
禹理水，三至桐柏山，惊风走雷，石号木鸣，五伯拥川，天老肃兵，不能兴。……禹因鸿濛氏、章商氏、兜卢氏、犂娄氏，乃获淮涡水神，名无支祁，善应对言语，辨江淮之浅深，原隰之远近；形若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雪牙，颈伸百尺，力逾九象，搏击腾踔，疾奔轻利。……颈锁大索，鼻穿金铃，徙淮阴之龟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
这个无支祁是一个“形若猿猴”的淮水神，《词源》引《太平寰宇记》，说略同。周先生又指出朱熹《楚辞辨证·天问》篇下有一条云：
此间之言，特战国时俚俗相传之语，如今世俗僧伽降无之祈，许逊斩蛟蜃精之类，本无稽据，而好事者遂假托撰造以实之。
据此，可见宋代民间又有“僧伽降无之祈”的传说。僧伽为唐代名僧，死于中宗景龙四年（七一〇）。他住泗州最久，淮泗一带产生许多关于他的神话（《宋高僧传》十八，《神僧传》七）。降无之祈大概也是淮泗流域的僧伽神话之一，到南宋时还流行民间。
但上文引曲词里的无支祁，明是一个女妖怪，他有“把张僧拿在龟山上”的神话。龟山即是无支祁被锁的所在，大概这个无支祁，无论是古的今的，男性女性，始终不曾脱离淮泗流域。这是可注意的第一点，因为《西游记》小说的著者吴承恩（见下章）是淮安人。第二，《宋高僧传》十八说，唐中宗问万回师，“彼僧伽者，何人也？”对曰，“观音菩萨化身也。”《僧伽传》说他有弟子三人：慧岸，慧俨，木叉。木叉多显灵异，唐僖宗时，赐谥曰真相大师，塑像侍立于僧伽之左，若配飨焉。传末又说“慧俨侍十一面观音菩萨傍”。这也是可注意的一点，因为在《西游记》里，慧岸和木叉已并作一人，成为观音菩萨的大弟子了。第三，无支祁被禹锁在龟山足下，后来出来作怪，又有被僧伽（观音菩萨化身）降伏的传说；这一层和《取经诗话》的猴王，和《西游记》的猴王，都有点相像。或者猴行者的故事确曾从无支祈的神话里得着一点暗示，也未可知。这也是可注意的一点。
以上是猜想猴行者是从中国传说或神话里演化出来的。但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也许连无支祁的神话也是受了印度影响而仿造的。因为《太平广记》和《太平寰宇记》都根据《古岳渎经》，而《古岳渎经》本身便不是一部可信的古书。宋元的僧伽神话，更不消说了。因此，我依着钢和泰博士（baror avon stael holstein）的指引，在印度最古的纪事诗《拉摩传》（ramayana）里寻得一个哈奴曼（hanuman），大概可以算是齐天大圣的背影了。
《拉摩传》大约是二千五百年前的作品，记的是阿约爹国王大刹拉达的长子，生有圣德和神力；娶了一个美人西妲为妻。大刹拉达的次妻听信了谗言，离间拉摩父子间的爱情，把拉摩驱逐出去，做了十四年的流人。拉摩在客中，遇着女妖苏白；苏白爱上了拉摩，而拉摩不睬他。这一场爱情的风波，引起了一场大斗争。苏白大败之后，奔到楞伽，求救于他的哥哥拉凡纳，把西妲的美貌说给他听，拉凡纳果然动心，驾了云车，用计赚开拉摩，把西妲劫到楞伽去。
拉摩失了他的妻子，决计报仇，遂求救于猴子国王苏格利法。猴子国有一个大将，名叫哈奴曼，是天风的儿子，有绝大神通，能在空中飞行，他一跳就可从印度跳到锡兰（楞伽）。他能把希玛拉耶山拔起背着走。他的身体大如大山，高如高塔，脸放金光，尾长无比。他替拉摩出力，飞到楞伽，寻着西妲，替他们传达信物。他往来空中，侦探敌军的消息。
有一次，哈奴曼飞向楞伽时，途中被一个老母怪（surasa）一口吞下去了。哈奴曼在这个老魔的肚子里，心生一计，把身子变的非常之高大；那老魔也就不能不把自己的身子变大，后来越变越大，那妖怪的嘴张开竟有好几百里阔了；哈奴曼趁老魔身子变的极大时，忽然把自己身子缩成拇指一般小，从肚里跳上来，不从嘴里出去，却从老魔的右耳朵孔里出去了。
又有一次，哈奴曼飞到希玛拉耶山（刚大马达山）中去访寻仙草，遇着一个假装隐士的妖怪，名叫喀拉，是拉凡纳的叔父受了密计来害他的。哈奴曼出去洗浴，杀了池子里的一条鳄鱼，从那鳄鱼肚里走出一个受谪的女仙。那女仙教哈奴曼防备喀拉的诡计，哈奴曼便去把喀拉捉住，抓着一条腿，向空一摔，就把喀拉的身体从希玛拉耶山一直摔到锡兰岛，不偏不正，刚刚摔死在他的侄儿拉凡纳的宝座上！
哈奴曼有一次同拉凡纳决斗，被拉凡纳们用计把油涂在他的猴尾巴上，点起火来，那其长无比的尾巴就烧起来了。然而哈奴曼的神通广大，他们不但没有烧死他，反被哈奴曼借刀杀人，用他尾巴上的大火把敌人的都城楞伽烧完了。
我们举这几条，略表示哈奴曼的神通广大，但不能多举例了。哈奴曼保护拉摩王子，征服了楞伽的敌人，夺回西妲，陪他们凯旋，回到阿约爹国。拉摩凯旋之后，感谢哈奴曼之功，赐他长生不老的幸福，也算成了“正果”了。
陶生（john dowson）在他的《印度古学词典》里（页一一六）说：“哈奴曼的神通事迹，印度人从少至老都爱说爱听的。关于他的绘画，到处都有。”除了《拉摩传》之外，当第十世纪和第十一世纪之间（唐末宋初），另有一部《哈奴曼传奇》（hanuman nataka）出现，是一部专记哈奴曼奇迹的戏剧，风行民间。中国同印度有了一千多年的文化上的密切交通，印度人来中国的不计其数，这样一桩伟大的哈奴曼故事是不会不传进中国来的。所以我假定哈奴曼是猴行者的根本。除上引许多奇迹外，还有两点可注意。第一，《取经诗话》里说，猴行者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花果山自然是猴子国。行者是八万四千猴子的王，与哈奴曼的身份也很相近。第二，《拉摩传》里说哈奴曼不但神通广大，并且学问渊深：他是一个文法大家；“人都知道哈奴曼是第九位文法作者。”《取经诗话》里的猴行者初见时乃是一个白衣秀才，也许是这位文法大家堕落的变相呢！
五
现在我可以继续叙述宋以后取经故事的演化史了。
金代的院本里有《唐三藏》之目，但不传于后。元代的杂剧里有吴昌龄做的《唐三藏西天取经》，亦名《西游记》。此书见于《也是园书目》，云四卷；曹寅的《楝亭书目》（京师图书馆钞本）作六卷。这六卷的《西游记》当乾隆末年《纳书楹曲谱》编纂时还存在，现在不知尚有传本否。《纳书楹曲谱》中选有下列各种关于《西游记》的戏曲：
《西游记》六出：《撇子》，《认子》，《胖姑》，《伏虎》，《女还》，《借扇》。（《续集》三）
又《西游记》四出：《饯行》，《定心》，《揭钵》，《女国》。（《补遗》）
《俗西游记》一出：《思春》。
我们看这些有曲无白的词曲，实在不容易想象当日的原本是什么样子了。《唐三藏》一出，当是元人的作品。但我们在这一出里，只看见一个西夏国的回回皈依顶礼，不能推想全书的内容。只有末段临行时的曲词说：
俺只见黑洞洞征云起，更那堪昏惨惨雾了天日！愿恁个大唐师父取经回，再没有外道邪魔可也近得你！
从末句里可以推想全书中定有“外道邪魔”的神话分子了。
吴昌龄的六本《西游记》不知是《纳书楹》里选的这部《唐三藏》，还是那部《西游记》。我个人推想，《唐三藏》是元初的作品，而吴昌龄的《西游记》却是元末的作品，大概即是《纳书楹》里选有十出的那部《西游记》。我的理由有几层：
（1）这部《西游记》曲的内容很和《西游记》小说相接近。焦循《剧说》卷四说：
元人吴昌龄《西游》词与俗所传《西游记》小说小异。
小异就是无大异。今看《西游记》曲中，《撇子》一折写殷夫人把儿子抛入江中，《认子》一折写玄奘到江州衙内认母，《饯行》一折写玄奘出发，《定心》一折写紧箍咒收服心猿，《伏虎》《女还》二折写行者收妖救刘大姐，《女国》一折写女国王要嫁玄奘，《借扇》一折写火焰山借扇：都是和《西游记》小说很接近的。《揭钵》一折虽是演义所无，但周豫才先生说“火焰山红孩儿当即由此化生”，是很不错的。十折之中，只有《胖姑》一折没有根据。但我们很可以假定这十折都是焦循说的那部“与《西游记》小说小异”的吴昌龄《西游记》了。
（2）吴昌龄的《西游记》曲，颇有文学的荣誉。《虎口余生》（《铁冠图》）的作者曹寅曾说：
吾作曲多效昌龄，比于临川之学董解元也。（见焦循《剧说》四）
我们看《纳书楹》所引十折，确然都很有文学的价值。最妙的是《胖姑》一折，全折曲词虽是从元人睢景臣的《汉高祖还乡》（看《读书杂志》第四期末栏）脱化出来的，但命意措辞都可算是青胜于蓝。此折大概是借一个乡下胖姑娘的口气描写唐三藏在一个国里受参拜顶礼临行时的热闹状况。中说：
（《一緺儿麻》）不是俺胖姑儿心精细，则见那官人们簇拥着一个大擂槌。那擂槌上天生有眼共眉。我则道，匏子头，葫芦蒂；这个人儿也忒煞跷蹊！恰便似不敢道的东西，枉被那旁人笑耻。
……
（《新水令》）则见那官人们腰屈共头低，吃得个醉醺醺脑门着地；咿咿呜，吹竹管；扑冬冬，打着牛皮。笑他一会，闹一会。
……
（《川拨棹》）好教我便笑微微，一个汉，木雕成两个腿；见几个武职他舞着面旌旗，忽剌剌口里不知他说个甚的，妆着一个鬼：————人多，我也看不仔细。
……
这种好文字，怪不得曹楝亭那样佩服了。这也是我认这部曲为吴昌龄原作的一个重要理由。
如果我的猜想不错，如果《纳书楹》里保存的《西游记》残本真是吴昌龄的作品，那么，我们可以说，元代已有一个很丰富的《西游记》故事了。但这个故事在戏曲里虽然已很发达，有六本之多，为元剧中最长的戏（《西厢记》只有五本）。然而这个故事还不曾有相当的散文写定，还不曾成为《西游记》小说。当时若有散文《西游记》，大概也不过是在《取经诗话》与今本《西游记》之间的一种平凡的“话本”。
钱曾《也是园书目》记元明无名氏的戏曲中，有《二郎神锁齐天大圣》一本，这也是猴行者故事的一部分。大概此类的故事，当日还不曾有大规模的定本，故编戏的人可以运用想象力，敷演民间传说，造为种种戏曲。那六本的《西游记》已可算是一度大结集了。最后的大结集还须等待一百多年后的另一位姓吴的作者。
七
《西游记》的中心故事虽然是玄奘的取经，但是著者的想象力真不小！他得了玄奘的故事的暗示，采取了金元戏剧的材料（？），加上他自己的想象力，居然造出一部大神话来！这部书的结构，在中国旧小说之中，要算最精密的了。他的结构共分作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齐天大圣的传（第一回至第七回）。
第二部分：取经的因缘与取经的人（第八回至第十二回）。
第三部分：八十一难的经历（第十三回至第一百回）。
我们现在分开来说：
第一部分乃是世间最有价值的一篇神话文学。我在上文已略考这个猴王故事的来历。这个神猴的故事，虽是从印度传来的，但我们还可以说这七回的大部分是著者创造出来的。须菩提祖师传法一段自然是从禅宗的六祖传法一个故事上脱化出来的。但著者写猴王大闹天宫的一长段，实在有点意思。玉帝把猴王请上天去，却只叫他去做一个未入流的弼马温；猴王气了，反下天宫，自称“齐天大圣”；玉帝调兵来征伐，又被猴王打败了；玉帝没法，只好又把他请上天去，封他“齐天大圣”，“只不与他事管，不与他俸禄”！后来天上的大臣又怕他太闲了，叫他去管蟠桃园。天上的贵族要开蟠桃盛会了，他们依着“上会的旧规”，自然不请这位前任弼马温。不料这馋嘴的猴子一时高兴，把大会的仙品仙酒一齐偷吃了，搅乱了蟠桃大会，把一座庄严的天宫闹得不成样子，他却又跑下天称王去了！等到玉帝三次调兵遣将，好容易把他捉上天来，却又奈何他不得；太上老君把他放在八卦炉中炼了七七四十九日，仍旧被他跑出来，“不分上下，使铁棒东打西敲，更无一人可敌，直打到通明殿里，灵霄殿外！”玉帝发了急，差人上西天去讨救，把如来佛请下来。如来到了，诘问猴王，猴王答道：
花果山中一老猿，……因在凡间嫌地窄，立心端要住瑶天。灵霄宝殿非他有，历代人王有分传。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
他又说：
他（玉帝）虽年劫修长，也不应久住在此。常言道，“交椅轮流坐，明年是我尊。”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若还不让，定要搅乱，不得清平！
前面写的都是政府激成革命的种种原因；这两段简直是革命的檄文了！美猴王的天宫革命，虽然失败，究竟还是一个“虽败犹荣”的英雄！
我要请问一切读者：如果著者没有一肚子牢骚，他为什么把玉帝写成那样一个大饭桶？为什么把天上写成那样黑暗、腐败、无人？为什么教一个猴子去把天宫闹的那样稀糟？
但是这七回的好处全在他的滑稽。著者一定是一个满肚牢骚的人，但他又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故这七回虽是骂人，却不是板着面孔骂人。他骂了你，你还觉得这是一篇极滑稽，极有趣，无论谁看了都要大笑的神话小说。正如英文的《阿梨思梦游奇境记》（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虽然含有很有意味的哲学，仍旧是一部极滑稽的童话小说（此书已由我的朋友赵元任先生译出，由商务出版）。现在有许多人研究儿童文学，我很郑重地向他们推荐这七回天宫革命的失败英雄“齐天大圣传”。
第二部分（取经因缘与取经人物）有许多不合历史事实的地方。例如玄奘自请去取经，有诏不许；而《西游记》说唐太宗征求取经的人，玄奘愿往。这是一不合。又如玄奘本是缑氏人，父为士族，兄为名僧；他自身出家的事，本传记叙甚详；而《西游记》说他的父亲是状元，母亲是宰相之女。但是状元的儿子，宰相的外孙如何忽然做了和尚呢？因此有殷小姐忍辱报仇的故事造出来（参看《太平广记》一二二陈义郎的故事），作为玄奘出家的理由。这是二不合。但这种变换，都是很在情理之中的。玄奘的家世与幼年事迹实在太平常了，没有小说的兴趣，故有改变的必要。况且玄奘既被后人看作神人，他的父母也该高升了，故升作了状元与相府小姐。玄奘为经义难明，异说难定，故发愤要求得原文的经典。这种考据家的精神，是科学的精神，在我们眼里自然极可佩服；但这也没有通俗小说的资格，故也有改变的必要。于是有魏征斩龙与太宗游地府的故事。这一大段是许多小故事杂凑起来的。研究起来，很有趣味。袁天罡的神算，自然是一个老故事（参看《太平广记》七六，又二二一）。秦叔宝、尉迟敬德做门神，大概也是唐人的故事。泾河龙王犯罪的故事，已见于唐人小说。《太平广记》四一八引《续玄怪录》，叙李靖代龙王行雨，误下了二十尺雨，致龙王母子都受天谴。这个故事是很古的。唐太宗游地府的故事，也是很古的。唐人张鷟的《朝野佥载》有一则（王静庵先生引《太平广记》所引）云：
唐太宗极康豫。太史令李淳风见上，流泪无言。上问之，对曰，“陛下夕当晏驾。”……太宗至夜半，奄然入定，见一人云，“陛下暂合来，还即去也。”帝问君是何人，对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见判官，问六月四日事，即令还。向见者又迎送引导出。淳风即观乾象，不许哭泣。须臾乃寤。及曙，求昨所见者，令所司与一官，遂注蜀道一丞。
此事最有趣味，因为近年英国人斯坦因（stein）在敦煌发见唐代的写本书籍中，有一种白话小说的残本，仅存中间一段云：
“判官懆恶，不敢道名字。”帝曰，“卿近前来。”轻道，“姓崔名子玉。”“朕当识。”言讫，使人引，皇帝至院门，使人奏曰，“伏维陛下且立在此，容臣入报判官速来。”言讫，使者到厅前拜了，启判官，“奉大王处，太宗是生魂到领，判官推勘，见在门外，未敢引。”判官闻言，惊忙起立。（下阙）（引见《东方杂志》十七卷，八号，王静庵先生文中）
这个故事里已说判官姓崔名子玉。我们疑心那魏征斩龙及作介绍书与崔判官的故事也许在那损坏的部分里，可惜不传了。崔判官的故事到宋时已很风行，故宋仁宗嘉祐二年加崔府君封号诏有“惠存滏邑，恩结蒲人；生著令猷，没司幽府”等语（引见《东方杂志》，卷页同上）。这个故事可算很古了。
如果上文引的《纳书楹曲谱》里的《西游记》是吴昌龄的原本，那么，殷小姐忍辱复仇，唐太宗征求取经人，等等故事由来已久，不是吴承恩新加入的了。
第三部分（八十一难）是《西游记》本身。这一部分有四个来源。第一个来源自然是玄奘本传里的记载，我们上文已引了最动人的几段。那些困难，本是事实，夹着一点宗教的心理作用。他们最能给小说家许多暗示。沙漠上光线屈折所成的幻影渐渐的成了真妖怪了，沙漠的风沙渐渐的成了黄风大王的怪风和罗刹女的铁扇风了，沙漠里四日五夜的枯焦渐渐的成了周围八百里的火焰山了，烈日炎风的沙河渐渐的又成了八百里“鹅毛飘不起”的流沙河了，高昌国王渐渐的成了大唐皇帝了，高昌国的妃嫔也渐渐的成了托塔天王的假公主和天竺国的妖公主了。这种变化乃是一切大故事流传时的自然命运，逃不了的，何况这个故事本是一个宗教的故事呢？
第二个来源是南宋或元初的《唐三藏取经诗话》和金元戏剧里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故事。这些故事的神话的性质，上文已说明了。依元代杂剧的体例看来，吴昌龄的《西游记》虽为元代最长的六本戏，六本至多也不过二十四折；加上楔子，也不过三十折。这里面决不能记叙八十一难的经过。故这个来源至多只能供给一小部分的材料。
第三个来源是最古的，是《华严经》的最后一大部分，名为《入法界品》的（晋译第三十四品，唐译第三十九品）。这一品占《华严经》全书的四分之一，说的只是一个善财童子信心求法，勇猛精进，经历一百一十城，访问一百一十个善知识，毕竟得成正果。这一部《入法界品》便是《西游记》的影子，一百一十城的经过便是八十一难的影子。我们试看《入法界品》的布局：
（1）文殊师利告善财言，“善男子，于此南方，有一国土名曰可乐，其国有山名为和合；于彼山中，有一比丘名功德云。汝诣彼问，云何菩萨学菩萨行，修菩萨道，乃至云何具普贤行。”……
（2）功德云比丘告善财言，“善男子，南方有国名曰海门，彼有比丘名曰海云。汝应诣彼问菩萨行。”……
（3）海云比丘告善财言，“善男子，汝诣南方六十由旬，有一国土名曰海岸，彼有比丘名曰善住。应往问彼云何菩萨修清净行。”……
（4）善住比丘言，“善男子，于此南方，有一国土名曰住林，彼有长者名曰解脱。汝诣彼问……”这样一个转一个的下去，直到一百一十个，直到弥勒佛，又得见文殊师利，遂成就无量大智光明，“不久当与一切佛等，一身充满一切世界。”这一个“信心求法，勇猛精进”的故事，一定给了《西游记》的著者无数的暗示。
第四个来源自然是著者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了。上面那三个来源都不能供给那八十一难的材料，至多也不过供给许多暗示，或供给一小部分的材料。我们可以说，《西游记》的八十一难大部分是著者想象出来的。想出这许多妖怪灾难，想出这一大堆神话，本来不算什么难事。但《西游记》有一点特别长处，就是他的滑稽意味。拉长了面孔，整日说正经话，那是圣人菩萨的行为，不是人的行为。《西游记》所以能成世界的一部绝大神话小说，正因为《西游记》里种种神话都带着一点诙谐意味，能使人开口一笑，这一等就把那神话“人化”过了。我们可以说，《西游记》的神话是有“人的意味”的神话。
我们可举几个例。如第三十二回平顶山猪八戒巡山的一段，便是一个好例：
那呆子入深山，又行有四五里，只见山凹中有一块桌面大的四四方方青石头。呆子放下钯，对石头唱个大喏。行者暗笑，“看这呆子做甚勾当！”原来那呆子把石头当作唐僧、沙僧、行者三人，朝着他演习哩。他道：“我这回去，见了师父，若问有妖怪，就说有妖怪；他问什么山，我若说是泥捏的，锡打的，铜铸的，面蒸的，纸糊的，笔画的，————他们见说我呆哩，若说这话，一发说呆了。我只说是石头山。他若问甚洞，也只说是石头洞。他问什么门，却说是钉钉的铁叶门。他问里边多少远，只说入内有三层。他若再问门上钉子多少，只说老猪心忙记不真。”……
最滑稽的是朱紫国医病降妖一大段。孙行者揭了榜文，却去揣在猪八戒的怀里，引出一大段滑稽文字来。后来行者答应医病了，三藏喝道：
你跟我这几年，那会见你医好谁来？你连药性也不知，医书也未读，怎么大胆撞这个大祸？
行者笑道：
师父，你原来不晓得，我有几个草头方儿，能治大病。管情医得他好便了。就是医死了，也只问得个庸医杀人罪名，也不该死，你怕怎的？
下文诊脉用药的两段也都是很滑稽的。直到寻无根水做药引时，行者叫东海龙王敖广来“打两个喷嚏，吐些津液，与他吃药罢”。病医好了，在谢筵席上，八戒口快，说出“那药里有马……”行者接着遮掩过去，说药内有马兜铃。国王问众官马兜铃是何品味，能医何症。时有太医院官在傍道：
主公，兜铃味苦寒无毒，定喘消痰大有功。通气最能除血蛊，补虚宁嗽又宽中。
国王笑道：用的当，用的当。猪长老再饮一杯。
这都是随笔诙谐，很有意味。
我们在上文曾说大闹天宫是一种革命。后来第五十回里，孙行者被独角兕大王把金箍棒收去了，跑到天上，见玉帝。行者朝上唱个大喏道：
启上天尊。我老孙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遇一凶怪，把唐僧拿在洞里要吃。我寻上他门，与他交战。那怪神通广大，把我金箍棒抢去。……我疑是天上凶星下界，为此特来启奏，伏乞天尊垂慈洞鉴，降旨查勘凶星，发兵收剿妖魔，老孙不胜战栗屏营之至！
这种奴隶的口头套语，到了革命党的口里，便很滑稽了。所以殿门旁有葛仙翁打趣他道：
猴子，是何前倨后恭？
行者道：不是前倨后恭，老孙于今是没棒弄了。
这种诙谐的里面含有一种尖刻的玩世主义。《西游记》的文学价值正在这里。
节选自胡适《〈西游记〉考证》，标题为编者所加2
《红楼梦》
浦江清
《红楼梦》有两个作者，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是高鹗等所补。
《红楼梦》产生的时代和曹雪芹对创作动机的表述
《红楼梦》产生在清乾隆年间，是封建社会从繁荣到崩溃的时期。书中所写的一个贵族家庭的没落，也反映整个时代走向没落，是封建社会的末期。在西洋，初期资本主义已经抬头，在中国，尚是清代统治国力强盛的时期，然而外强中干。乾隆的好大喜功和几次南巡，开了淫靡之风，清代统治慢慢走上下坡路。
书中写贾府常用外国东西。贾府是贵族世家，薛家是商业资本的家庭。
在这时，一般满贵族家庭，都已汉化。子弟们靠世袭官爵，不拘于科举出身，故而过着悠闲的生活。公子哥儿们的嗜好，俗一点的是声色、荒淫、赌博、禽鸟、唱戏、弄官做；雅一点的是喜欢构园亭、作诗词、刻书，讲究花木、禽鸟、古董、书画。曹雪芹生长于这种家庭，所以写出这样一部小说来描绘他自己熟悉的家庭生活。
当他终日忙忙在这热闹场中，生活享受很好的时候，是写不出深刻的文艺作品来的：乃是在他家败以后，自己穷愁潦倒，方始能够写这样一部伟大小说。冷静中回忆热闹，有留恋与幻灭的矛盾心理。
《红楼梦》产生在太平盛世，不是流离战乱的年代，书中没有战争，没有忠臣烈士，只写家庭琐碎，儿女私情。集中写一个家庭、几个女性。在《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金瓶梅》《儒林外史》以外，别树一帜。
《红楼梦》产生于古典文学和艺术成熟的时期，古典文学和艺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诗词、小说、戏曲、音乐、绘画、园亭结构等为贵族和名士所欣赏。纳兰性德的词，诗歌中主神韵的王渔洋、主性灵的袁枚，音乐、戏曲包括昆曲，比如《桃花扇》《长生殿》对作者都有影响，书法、绘画，如倪云林、唐寅、文徽明、祝枝山、清初以山水画著称的四王等，都为作者所熟知。作者对此雅事，无不精通，加之以灯谜、酒令、花草、禽鸟、烹饪，乃至医道等，也无不知晓。《红楼梦》书中有诗、词、曲、骚、赋。可谓古典文学的教本。书中也有谈庄子哲学、谈禅的话题。总之，包罗万象，内容极其丰富。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艺术最成熟的作品，也是最后的殿军。它孕育着反封建的、民主个人自由主义的思相。
《红楼梦》总结了上起《诗经》《楚辞》、汉乐府、六朝的宫体诗、《世说新语》，下至于唐人小说、宋元白话小说、《西厢记》《牡丹亭》乃至于书画、园亭、医道、优伶等艺术和人生的种种方面。《红楼梦》是小说中的巨擘，是整个社会的最高艺术创造，是一幅详尽的图画，包括贵族生活和平民生活。
《红楼梦》也合于中国最早小说的传统。桓谭《新论》中说：“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
小说家需要多方面的知识，不是单写几个人物故事的。
写痢头和尚、跛足道人、甄士隐等，似《列仙传》；
写贾母、探春、李纨等，作为治家典型；
写贾雨村、贾政是官鉴；
写宝黛是言情；
写柳湘莲、尤三姐是奇仪。
作者是一洒脱人物，怀才不遇，自伤好比女娲补天未用的一块顽石，不合流俗。
一生崇拜女性，情痴，有情爱而未团圆的遗憾。
在全书开头部分，作者透露了其写作《红楼梦》的动机：
（1）本身经历过富贵家庭的生活，伤悼这个家庭由盛而衰、没落无可挽救的情况。
（2）本人流落穷困，“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但深于感情，为性情中人，不慕热利，颇佩“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故特为闺阁立传，作《金陵十二钗》一书，所写女子或有才，或有貌，一概红颜薄命，随着这个家庭的没落而没落。
（3）作者深感于向来才子佳人的书，都不真实。“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如戏中小丑一般。……大不近情，自相矛盾。”《红楼梦》作者自云所写系“半世亲见亲闻的这几个女子……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只愿世人当那醉余睡醒之时，或避事消愁之际，把此一玩，不但洗了旧套，换新眼目，却也省了些寿命筋力。”（第一回）作者又借贾母之口批评才子佳人书，“开口都是乡绅门第，父亲不是尚书的，就是宰相。……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绝代佳人。只见了一个清俊男人，不管是亲是友，想起他的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像个佳人。……凡有这样的事，就只小姐和紧跟的一个丫头”。（第五十四回）
《红楼梦》为反庸俗的才子佳人书而作。它的作风是现实主义的。虽然不是历史上的真实，乃是情理上的真实，真正的文艺创作，合乎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法则。
《红楼梦》作者不借汉唐名色，无朝代年纪可考，假托作天上一块石头，被女娲氏锻炼后，已经通灵，可大可小，自来自去，被僧道携带到尘世来一番，到昌明隆盛之邦（中国），诗礼簪缨之族（官宦），花柳繁华地（京都），温柔富贵乡（贵族家庭，公子小姐们的情爱生活）经历一番，得到觉悟、忏悔。
“无才补天、幻形人世，被那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引登彼岸。”这些经历，刻在石头上，空空道人见了抄录下来，就是《石头记》这部书。
作者自言此书内容是家庭琐事，闺阁闲情，无大贤大忠，有痴情故事。大旨不过谈情，绝无伤时淫秽之病。
《红楼梦》同别的小说一样有“因缘”。此书在程本中石头化为神瑛侍者（在警幻仙子处），瑛＝石＝宝玉，与绛珠仙草有一段灌溉之恩及在尘世以眼泪报答的一段公案。在戚本中神瑛侍者是一人，而此石变为通灵宝玉，夹带入世，成为宝玉所衔的玉。石是玉，侍者是宝玉前身。大概是修改而未定者。
此书人物所处时代，作者未说明何朝，但书中第二回谈到“近日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假定在明代，书中绝不述及清代。
书中提到金陵省，无此省名。大观园在京都（刘姥姥和妙玉的话里都说到长安），而实在是北京，但南北景物都有，如竹、梅、桂是南方植物。
第十五回“王凤姐弄权铁槛寺”文中有长安县、长安府、长安节度使。
凡此种种，系作者故弄狡狯，迷离其词。
八十六回，薛蝌呈子有“胞兄薛蟠，本籍南京，寄寓西京”语，坐实长安，乃续作所写，实非雪芹原意。
节选自浦江清《浦江清讲明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