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告别图腾

    公元前3100年，

    世界上大多数民族还没睡醒的时候，

    纳尔迈就兼并上下埃及，

    建立了“第一王朝”。

    神佑尼罗河

    在氏族时代有巫术的，到部落时代也有图腾。

    比如埃及。

    跟中国、印度、美索不达米亚不同，埃及不是“两河之间”。埃及人只有一条母亲河，那就是尼罗河。在上古时代，尼罗河就像一条珠链，从南到北连缀着大大小小珍珠般几十个聚落。这些聚落，古埃及人叫“斯帕特”（spt），希腊人叫“诺姆”（nomos），中文则翻译为“州”。它们原本是部落，后来变成了国家。古埃及文明，就从这里诞生。

    变成国家的“斯帕特”或“诺姆”，起先是部落国家，也是城市国家。他们都有自己的保护神。其中不少是动物，比如鹰、蛇、狼、公牛、狮子、鳄鱼、朱鹭；也有的“半人半兽”，比如厄勒藩丁的克努姆神，就是羊头人身。

    哈！埃及跟中国一样，也有“羊人”。

    他们的“伏羲时代”或“炎帝时代”，也是群魔乱舞。

    没错，远古原本就是牛鬼蛇神的舞台。他们的鹰神、蛇神、鳄鱼神、朱鹭神等等，最早也都是图腾，甚至生殖崇拜的象征。进入文明时代后，就变成了国家的保护神。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转变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实际上，人类发明图腾的目的原本有两个，一是要“变母系为父系”，二是要“变氏族为部落”。因此，国家一旦诞生，它们就该鞠躬谢幕，就像巫术必须变成科学、宗教或礼乐。

    问题只在变成什么。

    埃及人的选择是把它们变成神。这当然是最顺理成章的。因为图腾原本就极具神秘色彩，是能够让氏族的老祖母神奇怀孕的神秘物。它也原本就享有神的地位和尊崇。比方说，不能吃图腾动物的肉，不能以粗暴、猥亵和戏弄的态度对待它们，它们死后要举行隆重的葬礼等等。

    图腾变神，岂非轻而易举？

    何况对于君主国，这样做最合适，也最合算。因为君主制的要义，就是“主权在君，君权神授”。所以欧洲那些君主登基，都要教皇来加冕。但如果国王是“神的儿子”，那就连授权的程序都不用走了，岂不便当？

    再说这一点都不难。从部落到国家，从图腾到神，对于民众来说，不过是族民变国民，族徽变国徽；对于君主来说，则不过族长变酋长，酋长变国王。图腾，原本就是部落的祖先。酋长，当然是“图腾的儿子”。因此，只要顺便把图腾变成神，就一切ok。埃及的神从动物变成半人半兽，最后又变成人形，道理就在这里。

    这确实神！

    也许，正是依靠这种“神力”，埃及从部落国家到统一王朝，只用了短短几百年。公元前3100年，世界上大多数民族还没睡醒的时候，纳尔迈（美尼斯）就兼并上下埃及，建立了“第一王朝”。跟中国相比，不但时间早得多，进程也快得多。此后至少还要一千年，中国传说中的夏才会出现，而且还只相当于埃及的“诺姆国家”。秦始皇一统天下，则要到两千八百多年以后。那时，埃及早就先后被波斯和马其顿征服，只剩下落日余晖了。[1]

    奇怪！这个“神佑之国”怎么会亡？

    因为埃及的神是图腾变的。

    成败都是它

    图腾不能变成“国家神”吗？

    不能。因为图腾与族民是血缘关系，国家与国民则是公共关系。因此，从原则上讲，变部落为国家，就必须同时变革作为血缘关系纽带的图腾。首先，必须把所有部落的图腾都一笔勾销。然后，要么取其部分重塑一个，比如中国的龙；要么干脆直接另造保护神，比如竞争上岗的雅典娜。

    可惜，埃及没能这样。

    埃及人的做法，是把所有的图腾全部变成了神，正如他们把所有的部落直接变成了国家。于是，原来有多少部落，后来就有多少诺姆；原来有多少图腾，后来就有多少神。如果这诺姆是部落联盟，那么，同一诺姆还会有许多神。再加上后来创造添加的，古埃及的神据说竟有两千之多。

    不对吧？几十个诺姆，怎么会有两千多神？

    有两个原因。首先，他们的神原本就多，差不多每个村社就有一个，类似于我们的土地公公。其次，古埃及人对待宗教的态度极其开放和开明。他们不但一视同仁地看待其他诺姆的神，就连外国的神来了，也愿意与之共进晚餐。

    好嘛！这么多神，谁说了算？

    主神。

    埃及的主神也有两种。一种是地方性的，一种是全国性的。那么，谁是全国性的主神？哪个诺姆是江湖老大，他们的神就是主神。比如荷鲁斯，原本是提尼斯的保护神。提尼斯的国王纳尔迈（美尼斯）“一统天下”后，荷鲁斯就成了上下埃及共同的主神。当然，为了让大家都接受，必须在这只鹰的头上加一个太阳，因为太阳神是古埃及人都崇拜的。

    后来，底比斯变成老大了，底比斯的阿蒙就成了主神。阿蒙曾经有过各种形象，有时是一只鹅，有时是一条蛇，有时是一头羊。但最后，它的头顶也升起了一轮红日。

    也就是说，只要自己的神变成了全埃及的太阳神，就坐稳了江山。但，老大是轮流坐庄的。于是古埃及就会有许多主神，甚至许多个太阳神——拉、荷鲁斯、阿蒙、阿吞等等。

    这就意味着“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岂能不乱？

    更何况，无论谁当法老，都得坚持“君权神授”，也都得巴结讨好神庙和祭司。神庙和祭司如果强势，法老就会从神子变成神奴。比如十八王朝有一位女王跟她儿子（同时也是她的堂兄弟）争权夺利，后来把她儿子扶上王位的就是祭司。[2]

    显然，王朝后期的祭司就像中国东汉的外戚、晚唐的宦官，有废立皇帝之权，至少不难架空法老。最后，阿蒙神庙的某个祭司干脆篡夺了王位，埃及也从此进入“后王朝时期”。[3]

    说起来这也是法老们自作自受。因为神庙和祭司原本就是他们自己养肥的，谁知道竟会尾大不掉？问题是他们又不能不仰仗神庙和祭司。因为他们统治的合理性，政权的合法性，都来自神，而且是图腾变成的神。

    神权政治，注定只能饮鸩止渴。

    古埃及政治的成败，也全在图腾变神。

    那么，它就不能变成别的什么吗？

    能。比如罗马。

    法治罗马

    罗马人用法律替代了图腾。

    这并不奇怪，因为罗马本身就是奇迹。

    没错，罗马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时，起初是一点都不显眼的。公元前753年罗马开始建城那会儿，埃及人早就盖起了金字塔，波斯人早就发明了拜火教，印度的《吠陀本集》早已完成，中国则进入了东周。就连希腊，也已经举办了六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时的罗马，算什么呢？

    蕞尔小邦。

    罗马的弱小，甚至让他们躲过了许多劫难，因为没人把他们放在眼里。然而很快，他们就让世界刮目相看。勃然雄起的罗马，扫平了意大利，占领了西班牙，征服了阿拉伯，把诸多文明古国尽收囊中。马其顿、叙利亚、希腊、埃及，都变成了罗马的行省，迦太基甚至还被改名为阿非利加。[4]

    由此，罗马得到了一个雅号——“世界的征服者”。

    不过，尽管罗马人把地中海变成了自己的内湖，但如果仅此而已，他们也顶多只是英勇善战的骑兵，开疆辟土的汉子，甚至杀人如麻的武夫。然而罗马对世界的贡献，却不在武化，而在文化。至少在西方人那里，罗马绝不仅仅只是一座城市，一个国家，一段历史，更是一种文化和精神。

    那么，罗马留给世界最宝贵的遗产是什么？

    基督教，罗马法。

    也许，这才是罗马征服世界的利器，以及她永垂不朽的原因。是的，自从安东尼和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兵败自杀，屋大维被称作“奥古斯都”，延续了五百年的罗马共和国就终结了。之后的罗马帝国，跟中国的两汉并驾齐驱。她先是兴盛，后是分裂，最后灭亡。西罗马帝国，亡于中国的南北朝那会儿；东罗马帝国，亡于中国明朝的景泰年间。[5]

    罗马的日子，够长的了。

    这么长的日子，那么大的地盘，靠什么来维持和维系？

    契约。

    作为“希腊人的好学生”，罗马人把希腊人建立的契约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基督教和罗马法，都是它的集中表现。基督教，就是“与神签约”。签约有两次，先签的叫“旧约”，后签的叫“新约”。罗马法，则是“为人立法”。立法也有两种，一种叫“公法”，一种叫“私法”。公法是处理国家事务的，私法是处理国民关系的。有了公法和私法，国家与国民，就各安其分，各得其所，不至于乱成一团。尤其是国民，既有安全感，又有自由感。因为当他们需要安全的时候，有法律保护；需要自由的时候，又公私分明。

    国家的功能，被罗马法成功地体现。罗马作为国家，又岂能不成功？

    明确界定“公私两权”，合理处分公权力和私权利的法典，叫《民法大全》。它是由东罗马帝国来完成的。那个时候，中国是南有南梁，北有北魏；欧洲则兵戎相见，烽火连天。这不能不让人感慨系之！是啊，罗马人似乎天生就有法律头脑和法律兴趣。他们竟然想出这种办法，来管理那庞大复杂的国家，而且在只剩下半壁江山时还乐此不疲。

    法治，也许是罗马的秘密所在。[6]

    当然，法律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没有罗马军团的铁蹄，这一切都可以免谈。罗马，其实就像法国画家热罗姆笔下的共和政体：壮硕的女神左手拿着橄榄枝，右手拿着钢刀，身后是一头随时都可能怒吼的狮子。

    但，这跟图腾又有什么关系呢？

    并非图腾的图腾

    罗马法与图腾的关系，在于“身份认同”。

    的确，图腾制度创立的初衷，原本是“变母系为父系，变氏族为部落”。但正如黑格尔所说，手段总是会高于目的。因此，当图腾当真出现时，便有了一个意外的功能。

    这就是界定族民的身份。

    界定是一点都不困难的。鹰图腾的部落成员，都说自己是“鹰的后代”；龙图腾的部落成员，都说自己是“龙的传人”。鹰是鹰，龙是龙，这就是“区别”；你也是鹰，我也是鹰，这就是“认同”。这跟后来说“我是英国人，你是法国人”，或者“都是炎黄子孙，爱国不分先后”没什么两样。说“法老是荷鲁斯的儿子”，也不奇怪。

    部落能够变成国家，图腾功不可没。

    但，图腾变成神，好理解；变成法，或者由法来替代，想不通。图腾是神秘的和具象的，法律则是理性的和抽象的。图腾，怎么会变成法，又怎么能变成法？

    秘密在人。

    马克思说得非常清楚：人到世间来没有带着镜子，他怎么知道自己是人？只能通过他人来证明。比方说，保罗是人。彼得发现自己跟保罗一样，因此彼得知道自己是人。

    但，这种方法靠不住。

    靠不住是显然的。是啊，彼得要靠保罗证明，那么保罗又靠谁来证明？靠彼得吗？那就成了“相互论证”。于是保罗只能靠乔治，乔治只能靠玛丽，玛丽只能靠彼得，彼得只能靠保罗。这又成了“循环论证”。而且，只要其中一个“不是人”，整个证据链就会断裂，结果大家都不是人。

    人的确证，如何实现？

    只能靠“超人”。换句话说，这个证明者必须是人，否则不能提供证明；又必须超越一般人，否则不能证明所有的人。

    图腾便正好符合这个标准。

    没错，所有的图腾都是“族的祖先”，因此是“人”。所有的图腾都是动物、植物或者自然现象（比如电闪雷鸣），因此“不是人”。所有的图腾都神圣而神秘，因此是“超人”。

    可惜，图腾局限严重。它只认本族，不认他族；只认族民，不认国民。罗马当年面临的，便正是这个问题——他的国民是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这就太难办了！使用本族图腾吧，其他民族不认；保留各族图腾吧，天下分崩离析；干脆不要图腾吧，又无法认同身份。

    幸亏罗马人想到了法律。

    法律为什么就能代替图腾呢？因为罗马法包括公法和私法，私法又包括人法、物法和诉讼法。人法的意义，就是从法律的角度界定了什么是人。罗马法规定，法律意义上的人有三个条件：第一是具备人格，第二是享有权利，第三是承担义务。其中，第一条又最重要。因为没有人格，就不可能享有权利，也谈不上承担义务。

    人格表现于法律，就是权利，即身份权。身份权有三种：自由权、市民权、家族权。自由权是基本人权，市民权是罗马公民的特权，家族权则实际上是父权。一个人，如果没有家族权，就不是“男子汉”；没有市民权，就不是“罗马人”；没有自由权，那就“不是人”。

    反过来也一样。[7]

    这就可以实现“身份认同”。因为一个自由人只要被授予市民权，他就是罗马人。同样，这也便于国家治理。因为只要剥夺一个人的身份权，他就可能成为“孤魂野鬼”，甚至“人民公敌”。那可真是人人得而诛之，死无葬身之地。[8]

    只不过，这一切都是通过“界定法律地位”来实现的，因此是地地道道的“以法治国”。而且，这个人原来属于哪个国家、民族、阶级，都变得不再重要。正如只要皈依佛门，就是“佛教徒”；接受洗礼，就是“基督徒”。

    宗教，是没有国界的国家。

    法律，是并非图腾的图腾。

    既创造了法律（罗马法），又创造了宗教（基督教），罗马人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当然永垂不朽。

    认祖归宗

    罗马法确实让人叹为观止。

    这是一个逻辑严密、思路清晰的系统。公法与私法，私法更重要；人法、物法、诉讼法，人法更重要；具备人格、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人格更重要；自由权、市民权、家族权，自由更重要。安全、自由、身份认同，都能通过法律地位来实现，岂非“不是图腾，胜似图腾”？

    事实上，法律也是“超人”。法律为了人、属于人，由人制定也由人执行，因此是“人”。法律抽象普适、铁面无私、六亲不认，因此“不是人”。法律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所有人在它面前都一律平等，因此是“超人”。

    这就堪称“不是神祇，胜似神祇”。以法律代图腾，当然比“以神祇代图腾”棋高一着、智胜一筹。

    那么中国人呢？

    图腾在中国又变成了什么？

    祖宗。

    众所周知，祖宗崇拜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传统社会的中国人，最高的人生目标就是“光宗耀祖”，最起码的社会义务则是“传宗接代”；而一旦犯了错误，遭遇惨败，受到制裁，则“愧对列祖列宗”。祖宗，能管我们一辈子。

    那么，什么是祖宗？

    最老的父亲。

    实际上，祖的甲骨文字形，就是一根露出龟头勃然雄起的阴茎。它也就是“且”，起先是男性生殖崇拜的象征。这样的象征物，世界各地都有，只不过在中国叫“祖”。石制的叫石祖，陶制的叫陶祖。后来这东西越做越大，就从雕塑变成了建筑。印度的塔，埃及的方尖碑，其实都是。

    氏族变成部落以后，生殖崇拜就变成了图腾崇拜；部落变成国家以后，图腾崇拜又变成了祖宗崇拜。祖，则一贯到底。图腾和祖宗都是男性的，祖当然要坚守岗位。只不过在图腾时代，它要变成动物，比如蛇、鸟、牛、羊、龙等等。但骨子里，还是那话儿。

    显然，祖，是父系制度和男权政治的象征。

    但，图腾是把男性生殖崇拜神圣化，祖宗则是把图腾崇拜世俗化。所以“祖”的形制和意义都要变。在氏族时代，它就是生殖器；到部落时代，就变成象征物；到国家时代，则变成了宗庙和神主。

    宗庙就是祖先的祭殿，神主则是祖先的牌位。神主应该是先有的，办法是把对氏族有开创之功的男性祖先之符号刻在石祖或陶祖上。后来祖宗越变越多，性器也不再堂皇，就换成石牌和木牌，但仍然叫“祖”。为了供奉神主，又盖起了房子，这就是“祖庙”或“宗庙”，简称祖和宗。宗字上面那个“宀”（读如棉），就是房子；下面那个“示”，就是牌位。

    神主和宗庙，就是“祖”的新概念。神主就像图腾一样重要，宗庙则像祭坛一样崇高。因此，建立氏族或家族，都要先建庙。以祖庙为中心，族长率族而居，叫做“籍”。祖立则籍立，祖在则籍在，祖毁则籍亡，叫“毁庙灭籍”。

    这样的籍，当然就叫“祖籍”。

    进入国家时代以后，祖庙或宗庙又成了国家的象征。以祖庙为中心，国君率民而居，叫做“国”。祖立则国立，祖在则国在，祖毁则国亡，叫“毁庙灭国”。

    这样的国，当然就叫“祖国”。

    后面的结论便顺理成章：华夏既然是“祖宗之国”，也就不会是天国、神国或者法治国。

    那么，华夏的体制是什么？

    家天下

    还是先看埃及。

    埃及的部落变成国家后，很快就天下一统、中央集权了。而且，是统一在神的旗帜之下。至高无上的是太阳神，他是上下埃及共同的保护神，与上下埃及共同的君主法老相对应，叫什么名字则另当别论。

    太阳神之下，是全国性的“方面神”，比如尼罗河神（奥西里斯）、手艺神（普塔）、妇女神（尼费塞斯）。他们对应着中央政府各部门，相当于中国的“六部尚书”。

    地方上，首先是上埃及和下埃及各有一个保护神，然后是各地区又有各地区的保护神，对应着各地方官。也就是说，埃及的神也是有“行政级别”的。他们的级别会随着王朝的更替而调整，甚至形象都会跟着变化。

    显然，古埃及的政治体制，是“人神同构”。

    中国则是“家国一体”。国是放大的家，家是缩小的国。君臣官民都是父子，四海之内皆为兄弟。君父、臣子、父母官、子弟兵，真是“好大一个家”。[9]

    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跟埃及一样，也是从部落直接变成国家的。我们并没有像希腊人那样，炸毁氏族血缘组织，然后“按照地区来划分居民”，由公民重新组成国家。但是，我们又没有像埃及人那样，把图腾变成神，而是变成了祖宗。因此，族民变成国民以后，依旧四世同堂，照样认祖归宗。

    实际上，中国古代国家的建立和管理，一直就是家族式的。从西周到春秋，是三个层次的家族：天子的王族，诸侯的公族，大夫的氏族。它们也分别叫做王室、公室和氏室。秦汉以后，只剩下皇室和皇族。但在地方上，尤其是在广大农村，仍然祠堂遍地，家谱续传。一个人要想安身立命，依靠的还得是父老乡亲。

    这就叫“天下为家”，也叫家天下，或家国体制。

    家天下，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它解决了一个西方学者认为两难的问题：要家庭还是要族群。按照他们的研究，家庭是族群的天敌。但凡家庭稳固的地方，族群一定松散；如果性交自由，则个体自然成群。因此，要么开放家庭，给个体更多自由；要么发明一种更高级的形式，把家庭融化在其中。[10]

    中华的家国体制，就是这样一种“更高级的形式”。

    如此说来，这种体制是最好的？

    对不起，世界上没什么最好，只有最合适。对于传统社会的中国人，它也许是合适的。这种制度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清末，就是证明。但传统社会解体后，中国人六神无主，张皇失措，道德滑坡，不知何去何从，同样是证明。

    看来，还是黑格尔说得对：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反过来也一样。因此，一种东西如果曾经长期存在，那就一定有它的合理性。同样，如果它居然能够毁于一旦，则肯定有不合理性。更何况，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罗马城墙上刻的这句话，说得一点都不错。

    显然，问题不在“好不好”，而在“为什么”。

    那就回顾一下夏商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