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潘祎飞离婚后
潘祎飞跟卞玉梅离婚后，他冲破了婚姻的枷锁，走向自由的独立世界。没了家庭的束缚，他像逃出笼子的小鸟一样自由地飞翔。
潘祎飞是镇西人，是文革中最后一批被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在市里师范学院读了三年大专。
毕业后，按照“哪儿来回哪儿去”的政策，即分配到镇中学当教师。
他很快与村里罗姓家的姑娘罗桂英结了婚，生了一双儿女。在大女儿八岁那年，他被调到镇政府专管文教卫生工作，即文教专干。
从此，他无论走到哪个乡或哪个村，检查文教卫生工作，都有人请他吃吃喝喝。相应地求他办事的人也多了起来。
有一次在乡下卫生所检查工作，潘祎飞认识了一名叫冯莉的女护士。因丈夫在镇邮电局上班，她想调到镇上医院，和丈夫在一起生活，好照顾老人和娃娃上学，求他帮忙调到镇卫生院。
冯莉不知请他吃了多少次饭，他就是不办事。总是以各种借口一拖再拖。后来冯护士琢磨是不是没给他送钱所致？所以她就悄悄地给他塞了一千块钱。岂料他死活不收。
她还以为潘祎飞嫌送钱送的太少。第二次，冯护士请他在家里吃了饭，直接给他塞了三千块钱。可他还是不收。
并耐心给她解释说：“小莉啊，不是我不给你办，目前镇医院确实按定编已经满员了。等有机会，我一定想办法把你塞进去。老子说话算话，你放心吧！”
时间一长，二人之间很熟悉了。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直到他们二人偷情了一次后，潘祎飞才上心给她办理调转的事。
等到冯莉调到镇医院后才豁然明白：潘祎飞不贪财，而是贪色。
只要跟他睡一觉，没有办不成的事。
潘祎飞心里清楚：贪财收了钱，事办成了，人家一旦反目，一纸状子告到纪检委。不但吐出来，没收了钱财，还会把自己搞得身败名裂。甚至还会砸掉自己的铁饭碗。
贪色就不一样，找找乐子，拔了萝卜窝窝在。只要对方愿意，也没得啥子，互相安逸了一把，这叫互利共赢。
只要把对方想办的事办成，让她说，她都说不出口。他掌握了求他办事女人的心态后，特别热衷于为女人办事。
几年中，他利用工作之便，屡屡得手。有几个未婚、已婚的女人都让他白睡过。
潘祎飞尝到了甜头后，对在家种地的婆娘越来越不感兴趣了。
看她日趋人老肌黄的面孔，左看右看都不顺眼，在家当个保姆，都有碍观瞻。不足三年他就跟婆娘罗桂英离了婚。
女儿判给了前妻，儿子判给了他。只因儿子太小，仍由前妻代养。一双儿女每月只付给前妻300块钱生活费，便完事大吉了。
后来，偶尔一次，潘祎飞去刘家岭村小学检查，遇上了卞玉梅，同居了一两次，就闪电般地结了婚。
按说，他们二人的结合是很幸福的一对。一个是国家公务员。一个是事业单位的人民教师。职业稳定，经济收入可观，应该是许多人羡慕的家庭。
而潘祎飞是个不甘寂寞的人。这样稳稳当当、平平淡淡的生活对他来讲没有什么色彩，没有新鲜感。
用他的话来讲，天天守着一个女人过日子没意思。
恰好一天，他领着女儿出去耍，碰到熟人打牌三缺一，邀他陪着耍上一阵子。他担心自己手气差，怕输钱，不太愿意。
于是那个老熟人没话找话地问他：“老潘，你领着这个女娃子是哪家的？”
“老子的。”
“怎么一点不像你？”
潘祎飞瞟他一眼，没再搭理他。可他在心里听到这话比扇他一耳光都厉害。顿时脸上黑里透红，感到很不自在。
其实，男人活在世上，最忌讳的就是两件事：一是戴绿帽子，二是替别人养野种。
潘祎飞是个有学问的人，对这两件事理解得最深。
回家后，他第一次问卞玉梅，娃子是不是他的。显然碰了壁，为此还跟她争吵一次。由于没有证据，不仅没有镇住她，反倒被她骂了一顿才收场。
后来，一次老同学在镇上聚会，他因喝酒耍赖，被罚酒三杯。又被同学奚落了一顿：“你个龟儿子，你结婚老子来喝了你的喜酒。后来你娃儿满月，老子又去喝了满月酒。前后不足八个月，你跟我们大家说说，你是啥子时间给你婆娘点的种？你要是老实交代，这三杯酒就免罚了。”
潘祎飞在心里一盘算：是呀，他跟卞玉梅第一次上床，到这娃子出生就是不足七个月。娃子又不是早产，怎么来的这么快？
他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脸上一阵燥热。幸好脸上黝黑，硬是变成紫葡萄色。
于是，他一仰脖子将一杯酒灌下肚里，接着两杯、三杯。他心里窝着火，回到家里对卞玉梅下了狠手……
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卞玉梅竟然这么轻易地，就承认了娃子的来历。他咽不下这口气，下了狠心跟卞玉梅离了婚。
现在好了，潘祎飞没有啥子负担。只要每月按时给前妻寄去娃子的生活费300块，其他啥子事他都不用管了。
两个娃子也争气，一个在镇上念初中，一个念小学，离他很近，但他们从不找潘祎飞，像是没了这个父亲。
因此，他逍遥自在。
工作之余，在宿舍里没事干，急得心发慌，手痒痒，到处东游西逛。唯一的消闲就是用打麻将来打发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