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第三十二章
1936年1月，按照中共北方局要求，中共北平市委领导北平学联成立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利用放假这一机会南下农村去扩大宣传、唤起民众抗日救国。
宣传团设总指挥部，董毓华任总指挥，宋黎、江明任副总指挥。同时设党团，由彭涛、董毓华、宋黎、江明组成，彭涛任党团书记。
宣传团下分4个团，北平3个团，天津1个团。东城域内各大中学是第一团，由北京大学领导，北大学生韩天石为团长。
总指挥部及所属宣传团队各设宣传、组织、交通、事务、纠察、救护和调查等专责人员。各校参加宣传团的成员多为“一二·九”运动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共500多人。
赵鹏飞在一二·九运动之后，信念更加坚定。本来自己就是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在这样的时候就更应当展现共青团员的榜样作用。
于是赵鹏飞就开始和江婉婷商量，“婉婷姐，现在北平市委领导北平学联成立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想要利用放假这一机会南下农村去扩大宣传、唤起民众抗日救国。那么你知道的，作为共青团员，我是肯定要积极响应的。 ”
江婉婷认真的看着他，“既然你有自己的想法我肯定是会大力支持的，我相信你一定会有所收获的，去吧。”
得到了肯定，赵鹏飞十分高兴。
“姐，等我南下回来之后一定第一时间来这里和你分享南下的经历！”
江婉婷坐在板凳上，手里还拿着报纸。
“好的，你去吧，我相信你！”
第二天，赵鹏飞就收拾了行李跟着宣传团开始南下。
1936年1月2日至4日，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4个团绕过军警监视先后出发。赵鹏飞就跟随在这支队伍里踏上了南下的路程。
1月3日傍晚，北大率领的第一团出发，经固安、霸县、雄县、任丘和高阳，于21日到达保定。
沿途每到一处，宣传团都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演讲，张贴和散发传单，唱救亡歌曲，演抗日救亡戏剧，启发群众爱国热情，播撒抗日救亡种子，还帮助农民建立抗日救国组织。
宣传团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震动了国民党当局，他们指令学校派人去劝说学生回校，下令沿途各地方随时准备镇压学生，还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对宣传团前堵后截。为保存力量，坚持长期斗争，北平市委决定宣传团不再继续南下。
宣传团沿途宣传日军在东北的暴行和华北危急情况，演出歌颂东北义勇军的话剧《打回老家去》，还帮助农民建立抗日救国组织。
宣传团历时3周，徒步700里，促进了广大群众的觉醒，撒下了抗日的火种。宣传团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惧，遭到国民党军警的包围和殴打。
为了保存力量，坚持长期斗争，宣传团到高碑店、保定后，返回北平。后来，在北平地下党领导下，以宣传团为基础，成立了“中国民族解放先锋队”。
二月份的时候，江婉婷从中共北平党组织那里得知东北抗日联军的消息，也知道东北的白山黑水之中还是有很多同胞没有失去抗日的决心。
赵鹏飞自从跟着宣传团南下之后就没有再回北平，而是回到了保定继续学习。
现在北平就只有江婉婷和齐文婷，廖芳珂和许欣怡四个女生。四个人也都成为中国共产党员的发展对象，在进行工作上，这些女生都展现出来前所未有的勇敢。
凛冬已过，时间慢慢来到了五月。
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其为蒋介石氏，实际上宣布了党将“抗日反蒋”政策开始向 “逼蒋抗日”政策转变。
这个消息传到北平的时候江婉婷工作得更加努力，只要蒋介石能够积极抗日，那么自己就决定从北平穿过封锁区，然后到东北去和抗联的同志们共同抗日。
几个月后的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信中强调：“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
同时，为了使全党了解放弃反蒋口号的必要性，1936年9月1日和17日，中共中央先后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明确提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也是在九月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
江婉婷拿着信纸的手都激动的颤抖起来，齐文婷看着她这副样子不禁觉得有些好笑。
大学四年在宿舍里也很少看到江婉婷拿着信纸能高兴这个样子，自己也习惯性的打趣她。
“呦，那么激动，什么好事啊？顾裕华给你寄信啦？”
江婉婷看着她否认道:“不是，比这个事还好！”
这下齐文婷就有点疑惑了，不是顾裕华寄的信，能让江婉婷高兴的还有什么呢。
看着齐文婷一脸愣神，江婉婷自己解释起来，“是中共和东北军签订了协定。”
齐文婷欣喜起来，“这还真是一个好事啊！”
“是啊，文婷，我觉得国共总算快要合作了！”
“太好了，赶紧合作把日本人赶出去。”
但是东北军和中共停火也遭到了蒋介石的不满。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拒绝，两人大吵。
同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龙门的蒋宋别墅为蒋介石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拒绝。蒋介石坚决拒绝其北上抗日的主张，强令其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
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蒋拒绝。
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向蒋介石面报，谓其部下不稳，势难支撑，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蒋同意赴西安，驻华清池。
12月4日，蒋介石在洛阳蒋宋别墅内居住36天后前往西安。
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介石，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
10日，张学良带着白凤翔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936年12月12日宣布动员令。
11日晚，蒋介石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参加晚宴，晚宴期间，蒋介石宣读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
同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12月12日清晨进行兵谏。
12日5时，东北军奉命到华清池捉拿蒋介石，蒋介石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
同时，十七路军扣留了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正式爆发。
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
同日，中共中央做出的重要决定明确七项“我们的任务”，其中包括拥护张学良、杨虎城的革命行动，立即在西安召集抗日救亡代表大会，防止日本乘机发动侵略，发动抗日派、严防亲日派，稳定与争取各实力派积极站在抗日救亡方面，争取英、美、法三国的谅解与赞助等。任务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号召人民及救亡领袖，要求南京明令罢免蒋介石，并交人民审判。
12日23时30分，南京中央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方面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另一方面任命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
12日晚，宋美龄在上海收到西安发生事变的消息，就邀请澳籍友人端纳到寓所，与孔祥熙共商，端纳对于西安一行，认为义不容辞，即随同宋美龄乘夜车前往南京。
13日8时，宋美龄致电张学良，告知端纳拟飞西安，端纳也同时电告张学良。
15日，《申报》《大公报》《益世报》等100多家报馆通讯社联署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共同宣言》； 同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紧急宣言。
16日，国民政府劝诫张学良投降无效后，中国各界函电交驰，要求讨伐，遂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双方同时向西安进行压迫。空军随即展开轰炸西安近邻城市，并逐渐转向西安。张学良乃允许拘扣的蒋鼎文先返回洛阳，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
同日，清华大学教授会发表朱自清、闻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同日南京时事月报社、中苏文化月刊社、妇女共鸣社等217家杂志社以及中国妇女爱国同盟会、南京市妇女会、南京市妇女文化促进会、妇女共鸣社、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妇女文化月刊社等妇女团体联合通电讨伐张学良。
17日，北京大学全体教授发表对陕变宣言谴责张学良。
西安事变在国内的影响是巨大的，远在南京的顾裕华和胡振华也得知了蒋介石被扣押的消息。
刚开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顾裕华的内心是很受震撼的。
一来，是对蒋介石被扣押这件事情的震撼。二来，是西安事变以后对于国共双方的关系有着很深刻的思考。
胡振华和顾裕华相处了那么多年，也是发现了顾裕华的眼神逐渐放空。
“裕华，你在想什么？”
胡振华的声音打断了思绪放空的顾裕华，顾裕华坦白的说道:“我是在想既然现在西安那边发生这样的事，那么以后中共方面和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事情呢。”
“确实，这样一来，国共合作又能加快议程了。不过我是真的讨厌孔祥熙夫妇，宋子文和蒋委员长夫妇。”
“哎呦我靠，振华，这话可别在这里说啊！小心隔墙有耳，嘘！”
顾裕华在中央军校学习的这几年也是非常明白这里对于言论监管的严厉的，就立刻摆了摆手示意胡振华小声谈论这样的事情。
要是放在以前，自己刚刚考进中央大学或者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个暑假。那个时候自己年轻气盛，绝对会说出比现在胡振华说的更不能说的话，但是经过将近十年的动荡的打磨和战争的洗礼，顾裕华说话都不会再有正值年轻气盛时的样子了。
“不过你说的确实对，我也不喜欢，他们真的是典型的资产阶级顽固分子。我可听说孔祥熙夫妇凭借着其特殊身份疯狂捞金呢。”
胡振华听到这里更加生气了，“是啊，我要被他们气死了，国难当头不想着如何解决，在这里疯狂捞金，这像什么样子。”
“我跟你说，我爹还有顾伯伯，江叔叔也要被他们气死了。”
顾裕华无奈的摇了摇头，“所以我们得好好训练，到时候毕业出来抗日救亡。”
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主张，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基础。
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停止了”安内攘外“政策，迫使国民政府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它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它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提前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分裂到统一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由这一系列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
同时，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生存与喘息休整、壮大的机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西安事变的发生和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作用。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军也因此名垂青史，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