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人民生活中的住行
房屋建筑
我国远古时代，人们穴居野处，后来为避风雨，从窑洞中迁移出来，用辛勤的双手，建筑了房屋；又从土阶茅茨而提高到盖清庙明堂。巍峨的宫阙和美丽的园囿，高楼大厦，飞阁连云。
西安出土的汉代齿轮
古代房屋的营造是由简单而到精致的。盖房子修墙开始是用“板筑”，后来就用经过烧制的砖瓦土墼（甓）。汉武帝时期，在长安杜陵南山下有烧砖瓦的数千人规模的窑场 [1]，因而就有非常宏伟壮丽的长安城和长乐、未央等宫殿与陵寝建筑。考古发现的遗物有“层栏叠宇”的支架起来的柱子上的斗拱，有用作建筑房屋的楔形砖石，作为起重转动的铜制轴承、人字形齿轮，以及望若长虹的拱桥和疏通城市内地下污浊脏水作下水道所用的瓦制水管。
一堂二内之制
据《汉书·晁错传》说：“自高后以来，陇西三困于匈奴，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这就是说，一般人家有一明两暗的房子。四川的汉代画像砖上所刻画的富庶人家，除了房屋而外，有小小的庭院。
当然一堂二内，也因贫富而有不同。王充《论衡·别通篇》说：“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为内，内中所有，柙匮所赢，缣布丝帛也；贫人之宅，亦以一丈为内，内中空虚，徒四壁立，故名曰贫。”富人所住的房屋，不但是一堂二内，而且是如《淮南子》所说的“高台层榭，接屋连阁”了。
四川汉画像砖上的庭院图
屋内陈设与用具
关于屋内方位形式，据《释名》所记：“室中，西南隅曰奥，是不见户明、所在秘奥的地方。西北隅曰屋漏，每有亲死者，辄彻屋之西北隅，薪以爨灶煮沐，供诸丧用，若直（值）雨时则漏，遂名之为屋漏。东南隅曰，是幽暗的地方。东北隅曰宦，宦是养的意思，东北阳气始出，布养物也。中央曰中霤［溜］，古者寝（复）穴后室之溜，当今之栋下直室之中，古者溜下之处也。 ”郑玄注《礼记·月令》说： “中溜， 犹中室也。土主中央，古者复穴，是以名室为溜。”我觉得室中央的溜，就是古代人民穴居野处时的火塘。
河南郑州出土的陶住宅（描摹图）
古代钻燧取火，春夏取榆柳之火，秋冬取松柏之火，还有取火于日光的。据《周礼·秋官》司烜注：“天燧，阳燧也，亦名金燧。又以金银为镜，凹其面向日取火，故名鉴燧。”这时候的劳动人民，已经知道由太阳光取火的能源知识。毕竟在古代取火是不容易的，取了火来，必须置诸火塘里，使不易灭。这种情况，到了汉代，虽一般已无火塘，但是取火还是有困难的。如《汉书·蒯通传》说：“……即束缊请火于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争斗相杀，请火治之。’……”又东汉梁鸿和孟光因为烧饭，家中缺火，孟光欲向邻家乞火，梁鸿急劝她不要去，说：“不因人热。”由此可见汉代取火尚不甚普遍，还不是家家有火的。
灶多摆在东西边的房间里。房间的壁上，还开有窗户，有方形的、长方形的、圆形的。[2]那时，纸还没有普遍应用来糊窗户，富人可能用缣帛、绢布来糊窗户，有施以流苏的绮窗。贫苦农民居住的瓮牗，则只能避风雨，谈不到讲究室内的光线问题。
在室内土地或砖地上，铺的是席子，亦名作莞。莞是用草或蒲苇编成的长八尺见方形的席，因质量优劣不同，有硬席和软席之分。席铺在地上，能够移动。尊贵的客人，一个人可坐专席；平常的客人，两三人坐一席。安富尊荣的贵族绅士可累坐八九层席。在学校中，讲学时候，每人坐一席，但主讲人讲得入情入理，驳倒别人学说的时候，就可以夺人之席。如东汉时的学者戴凭，解经不穷，可以重坐五十余席。[3]至于一般的寒士，如薛惇则就“坐无完席”了。
四川汉画像砖上的坐席授经图
屋子里的用具，主要是床。床比较低矮。讲究的人在床周围还设屏风。《汉书·陈万年传》说：“万年尝病，召（其子）咸教戒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杖之……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
床的来源和意义，《释名》说：
人所坐卧曰床。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窄长而卑者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
榻是由北方胡地传来的，因为窄长，占地面较小，可以随便移置，即所谓“徐孺下陈蕃之榻”[4]， 客去可以把榻悬挂起来。其后乃有胡床。胡床的制作，始于赵武灵王时。汉武帝喜坐胡床，至东汉灵帝尤喜欢坐胡床，吃胡食（类似吃西餐），胡床才普遍地推广起来。胡床亦作绳床，是可以折叠的，就好比现在的马扎。因为室内有了床榻和胡床，自魏晋以后才由踵足席地而坐，渐变而为垂足而坐的高坐，至唐宋以后才有椅子。
南京晋墓出土的陶坐榻与凭几
当时没有桌子，只有凭几。凭几是一种窄而长，圆形的凭依物。几的种类有“天子玉几，冬则加绨锦于其上，谓之绨几。公侯皆以竹木为几，冬则以细罽为橐以凭之，不得加绨锦”。[5]其后才发展为凭依和放置物品等各种各样的用途，甚至可以作为防身的武器。三国时东吴有一名将，孙权欲试其勇，在请其赴宴会的时候，坐立未定，使人暗投以兵器。他措手不及，以凭几御之，时人服其勇。[6]
因为古代在室内是席地而坐，为了洁净，入户时必先脱履和袜。到战国以后才不脱袜而脱履。《周礼·曲礼篇》说：“户外有二人履，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又侍于长者，履不上于堂。”秦二世胡亥幼年的时候，极为淘气，“秦始皇时，尝诏置酒飨群臣，且召诸子赐食。食已，诸子先罢，胡亥下阶视群臣所脱履有新而美者，皆践败之而去”。[7]这也可作为升堂脱履的证明。当客人来拜访的时候，主人必须蹑履（穿上鞋）出迎。据《汉书·隽不疑传》，“胜之徙履起迎……不疑［盛服］据地”，就是穿着礼服跪在地上。
室内礼仪
宾主进屋，必先伏地再拜行礼，名为“（音簪）头”，晋挚虞《决略录》说：“小会殿就席，皆头而后坐。头，伏地也。欲起亦先头。”宾主行礼之后，然后就坐。坐亦叫作跽，是把两足踵置于臀下，形同于跪。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一引朱熹著跪坐拜说：
古者坐与跪相类。汉文帝（听贾谊的谈话）不觉膝之前于席。管宁坐不箕股，榻当膝处皆穿。诸所谓坐，皆跪也。盖以膝隐地，伸腰及股卷而不安者，跪也；以膝隐地，以尻着蹠，而体便安者，坐也。今成都府学所存文翁礼殿刻石诸象，皆膝地危坐。两蹠隐然见于坐后帷裳之下，尤足证之。
若是伸着两腿坐在席上，像南粤王尉赵佗魁结箕踞而见汉朝的使臣陆贾，和后汉河间相沈景“到国谒河间孝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赞拜，景恃不为礼”。这种箕踞簸倚式的坐法，是大不恭敬的。
汉朝统治者对于宾主进屋入座的席位，也是很讲究的。“布席”是有等级的。汉景帝宴会时与慎夫人并席而坐，侍臣爰盎就把慎夫人的席位摆在下面，因为皇帝与嫔妃并坐是不合礼制的。[8]
又《汉书·王尊传》说：匡衡等“会坐殿门下，衡南乡，赏等西乡，衡更为赏布东乡席。起立延赏坐，私语如食顷。衡知行临，百官共职，万众会聚，而设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为小惠于公门之下，动不中礼，乱朝廷爵秩之位”。同在一室内，主坐床上，而客坐床下的席位。例如，《东观汉纪·马武传》说：“马武称疾，见杨政，对几据床，欲政拜床下。政入户，前排武，径上床坐。”这也是不合礼的。
室主人要传餐吃饭的时候，侍女们俯身屈膝，举案进食，络绎不绝。汉代古乐府相和歌辞讥讽这种豪强有势人家说：“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郸倡。”[9]辽阳市棒台子发现的第二号墓壁画，有宴饮图的画面，正中画两方榻，榻上各坐一人，旁有侍者传递食物。头后用墨笔书“大婢常乐”。两主人坐榻均置于红色帷帐内，红帷高结，朱带下垂，内露五彩短帘，壁右上方高悬一轮明月的外景。从这张图画中，可以知道汉末到魏初，已由席地发展到踞坐方榻，并可以看出统治阶级尽情享乐豪奢的情况。
汉时的广大贫苦大众所住的房屋，几乎是坐无完席，他们虽然仍席地而坐，可是已没有那种繁文缛节了。这种席地而坐的风俗在秦汉以后相当普遍，一直影响到日本和朝鲜。日本人民至今还保留有席地而坐的习尚。
室内装潢
至于室内的装潢和陈设，屋顶上安置着施以文采的天花板叫作承尘，墙壁上画着五彩山水人物，就是后来唐代的壁画。墙壁上面还施以壁带。《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说：“琅邪孝王京……好修宫室，穷极技巧，殿馆壁带（壁中之横木也），皆饰以金银。”曹操就利用壁带张挂张芝所写的草隶（书），以鉴赏草圣张芝的优美书法。屋内起居之间，还设有层层的帷帐和屏风。《后汉书·马融传》说：“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座间设有雁足灯和青玉五枝灯。“青玉五枝灯，高七尺五寸。下作蟠龙以口衔灯。灯燃则鳞甲皆动，炳烂若列星，而盈于一室”。为了夜间行路照亮还有行灯。
汉长信宫灯
汉雁足灯
门户上面设有铺首，画着飞禽走兽类或狞猛的人物（就是神荼、鬱垒，以防御妖怪和盗贼，即后来的门神），有的是图案画。门上除了雕画铺首而外，在朱门上设了沤丁（钉）。有朱门当然是贵族住家。沤丁每排是九个，随尊卑地位不同，依次递减。沤丁也被认为是可以防御恶鬼的。门户之外，设有像屏风的罘罳。《释名》说：
罘罳，屏之遗像。汉西京，罘罳合版为之，亦筑土为之，每门殿舍前皆有焉。于今郡国厅前亦树之。
汉画像砖中的铺首
祠堂与厚葬风
封建统治者为了传宗接代，保持其万世罔替的江山，对荣宗祭祖、建立祠堂，也特别重视。《汉书·韦玄成传》说：
凡祖宗庙在郡国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并为百七十六所。又园中各有寝、便殿……
因之形成建立祠堂的风气。皇亲贵族、地主官吏，莫不建立祠堂，以维护其封建宗法传统。
王符《潜夫论·浮侈篇》说：“庐舍祠堂崇侈上僭，宠臣贵戚、州郡世家，每有丧葬都官属县各当遣吏奉车马，帷帐贷假侍客之具，竞为华观。”这些贵族官僚生前极尽享受奉养，死后还想骑在人民的头上，过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们不但活着要享乐，死了还要上天堂，把这些奢侈品带到地下棺材里去，遂养成厚葬之风。王符还说：“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镂玉匣，檽梓楩楠；良家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这种风气经西汉杨王孙反对厚葬，曾想以身作则举行裸葬 [10]，到了后汉统治者觉得奢侈得太不像样子，便下了禁令。但是他们当中的某些人自己不能身体力行，而要叫别人听他们的命令，自然是一纸空文，虚应故事，起不了任何作用。由于厚葬风气盛行，那些奸商负贩，遂有专门制造“桐马偶人”的。“器用如生人的泥车狗马”，雕饰得极为逼真和精细，作为陪葬的用品。
武梁祠石刻阙铭
东汉地主豪门竞相厚葬，成为一种风气，商人负贩就拿这些随葬用品，囤积居奇。地主豪门死了人，要用着的时候就要出高价，才能买到。商人们因之大发横财，真是骇人听闻。[11]《后汉书·赵咨传》中记载，赵咨深感厚葬之非，就说道：“国资糜于三泉，人力单于郦墓，玩好穷于粪土，伎巧费于窀穸，自生民以来，厚终之弊，未有若此者。”据调查，解放前后全国各地发现的汉墓约有两千多处。魏晋以来史籍上所记载的汉代古墓也是屡见不鲜的，如郦道元《水经注》所记载的：《济水》篇有汉平狄将军扶沟侯朱鲔墓，北有石庙； 《洧水》篇有弘农太守张伯雅墓，获小城东有司徒盛允墓碑，延熹中立；《比水》篇有汉日南太守胡著墓；《滍水》篇有汉安邑长尹俭墓；又《济水》篇金乡山有司隶校尉鲁峻墓，水南有汉荆州李刚墓。唐宋而后，汉墓历代皆有发现，到清乾隆以来所发现的山东金乡武梁祠石室的汉画像，孝堂山、两城山的石刻汉画像，河南南阳石刻汉画像，四川成都附近所发现的汉画像砖，乃至长沙马王堆轪侯墓的汉画，和出土的文物，以及洛阳附近所出土刑徒砖，把当时贫富悬殊的现象，豪门贵族奢侈的生活，和劳动人民被残酷压榨的情况，无不如实地反映出来。当然，那些做下里作的贾贩，为投豪门贵族的嗜好，把平日生活用具，甚至淫秽猥亵的图画和玩物，与送葬不相干的东西，也埋葬进去，更可以看见东汉地主阶级奢靡的风气。这些遗留下来的汉代绘画，内容大都是当时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封建社会的秩序和满足自己的享受和嗜好，宣扬君君、臣臣封建思想和中庸之道的法宝，用来维护封建宗法社会的传统。对于劳动人民，他们则视为统治者的奴仆，使他们从思想上不敢来反抗。男女本来是平等的，可是如班昭作《女诫》，提倡男尊女卑，三从四德，来蒙蔽愚化人民。但是，劳动人民是有志气的，他们在这些绘画中创作了勇于征服自然的灿烂的画面，如羿射九日。此外，有劳动人民耕种、纺织、煮盐、鼓铸等发展生产的图画，使历史上已经被遗忘了而又极为雄伟的可泣可歌的故事，从而在汉代石刻中保存下来。劳动人民创作的精神，于此可以概见了。
汉画像砖中的农猎图
汉画像砖中的捕鱼图
汉画像砖中的舂米图
首都长安的建设
房屋的建置，连接起来，就成为栉比鳞次的热闹的都市。在汉代，有长安和洛阳两个大的首都。西汉建都于长安，东汉建都于洛阳，即所谓东西二京。其他还有临淄、任城、邯郸、太原、成都、昆明等大的都市，遍及全国。在历史上最有名的长安，城墙总长六十五里，经纬各十五里，城内除了巍峨的宫阙、寺庙、官署、园囿而外，有通衢街肆（大的叫作街，小的叫作里），以及官吏和市民所住的住宅。四周围着高大的城墙，开列了十二个城门。从东南向西北数，第一个门为霸城门，门为青色，故又叫作青城门。青城门外有广陵人邵平种瓜的瓜园，瓜味甚美。邵平在秦朝曾封为东陵侯，到汉代成了布衣，以种瓜为业，因之号为东陵瓜。其次就是清明门（藉田门）、 宣平门（东都门）、洛城门（高门） 、 厨城门 、便门（横门） 、覆盎门（端门、杜门）、鼎路门（安门）、 平门（西安门） 、 章城门（光华门） 、 直城门（直门） 、雍门（西城门）共十二门。洛阳也建有上东、上西、雍门、广阳、开阳、谷门等十二门。东汉时，在开阳门外建立有大学校，就是“鸿都太学”。太学前刻着有名的熹平（172——177年）时的石经。每个城门口都设有城门楼，环绕着城门的土台就是后来的瓮城。城外四周围环绕着护城河。我们设想在两千年前，登上长安城门楼四望，可以看见宫阙崇峙，闾阎扑地。再往远眺，就可以看见幽美的曲江和青翠的终南山，在春暖花开的时候，真是百花斗艳，绿柳荫浓。长安之春何等美丽，引人入胜呀！班固《两都赋序》所谈的“建金城而万雉，呀（音段，大的意思）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列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张衡《西京赋》所说的“廓开九市，通门带阓，旗亭五重，俯察百隧”。[12]形容当时繁荣的景象，是很到家的。
汉熹平石经残石
《三辅黄图》说：
《庙记》云：“长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门夹横桥大道，市楼皆重屋。”“旗亭楼，在杜门大道南。”又有柳市、东市、西市，当市楼有令署，以察商贾货财买卖贸易之事，三辅都尉掌之。直市在富平津西南二十五里，即秦文公造。物无二价，故以直市为名。
市肆之外，有住人的八街九陌。大的叫街，长安有香室街，夕阴街、尚冠前街等。小巷叫作闾里，“长安闾里一百六十个，室居栉比，门巷修直。有宣明、建阳、昌阴、尚冠、修城、黄棘、北焕、南平、大昌、戚里”等里，万石君石奋就住在长安的戚里。洛阳则有长寿、万岁、上马等街。[13]仲长统《昌言·理乱》篇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14]这种豪族所居的宅第，与贫民所住的陋巷，可以作贫富悬殊的对比。
这里要附带说及的就是阙。晋崔豹《古今注》说：
阙，观也，于前所以标表宫门也。其上可居，登之可远观，人臣将朝，至此则其阙，故谓之阙。其上皆画云气仙灵，奇禽怪兽，以示四方。苍龙白虎。玄武朱雀，并画其形。
《广志》说：
阙，缺也，门两边缺然为道也。
这种阙的建筑，不但用之于帝王的宫殿里，而且在陵墓的外边建设有两个石阙或三个石阙。就是官僚地主的住宅庭院，见于四川汉画像砖中的，也设有阙。阙是为了可以登高瞭望、看宅护院的。
除了阙的建筑，还有坞壁。据劳幹《居延汉简考释》说：坞壁，就是边塞上围着烽燧台所建筑的壁垒。实际上，到西汉后期郡国各地方皆建有坞壁。其初是统治者为了保卫边疆设置有坞壁，与储藏食粮财物的邸阁同时并存。《后汉书·西羌传》说：“诏魏郡、赵国、常山、中山缮作坞候六百一十六所。”《顺帝纪》：“永和五年九月，令扶风、汉阳筑陇道坞三百所，置屯兵。”后来各地的豪族大姓为了保护其掠夺得来的财产，怕农民造反，无不建立坞壁，派人看宅护院，监视人民的行动，以崇高其威严。《后汉书·马援传》“缮城郭，起坞候”，注引《字林》：“坞，小障也，一曰小城。”在王莽末年，地主大姓就逐渐地建筑起坞壁来。《后汉书·李章传》说：“时赵、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赵纲遂于县界起坞壁，缮甲兵，为在所害。”又《后汉书·董卓传》说：“筑坞于郿，高厚七丈，号曰：‘万岁坞’，积谷为三十年备。”自己曾对人说：“事成，雄踞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虽有这样高厚的坞壁，然终逃不了燃脐的下场。
汉画像砖中的凤阙
汉“郿”字瓦当
汉代的贾区，就是市井，或者说是市廛。应劭《风俗通》说：“俗言市井者，言至市鬻卖，当须至井上洗濯，令鲜洁，然后市。案二十亩为一井，今因井为市。”在一个市井的贾区，周围设有阛阓，阛是市之墙垣，阓是市之门户，里边开设着店肆。崔豹《古今注》卷上说：“肆所以陈货鬻之物也，肆陈也；店所以置货鬻之物也，店置也。”在东、西二京等大都市内，有好些个热闹的贾区和市肆，小县城则仅设有一个贾区。至于村镇上，只有在丘墟的空场上作定时的集会，即所谓趁墟。在四川广汉出土的东汉市井画像砖和新繁出土的东汉市井画像砖，就表现了汉代郡县贾区的具体形象。至于班固所形容的“九市开场”，比这小市井要繁盛得多。从广汉的汉画像中看出，市旁边有楼，楼上置有鼓，凡是开市和闭市的时候，监门的卒吏击鼓，以时启闭。新繁的汉画像中，所画的市井比广汉的要大一些，前一排是肆，是做买卖的房屋，后面的是廛，也可以说是仓库，为贮藏物品的地方。廛设于交通要道的驿站上，为行军储备之用。贮藏粮食物品的大仓库，叫作邸阁，是由官府所建置，见于王国维先生所著的《观堂集林·别集·邸阁考》。在市中心区所建筑的楼阁是管理贾区的“街弹”所居住的地方。店肆中间行人走路或立而聚谈的地方，就是班固在《西都赋》中所说的“货别隧分”的街市。《周礼》地官里宰注有“若今街弹之室”，疏云：“汉时在街置室，捡弹一里之民。”这等于清末、民国初年的警察和今天的公安部门来维持街道上的秩序，以防发生事故。1930年间，河南鲁山县发现有汉都乡正卫弹碑残石，碑文中有“纪弹之利”语。近人许敬参解释：卫，即《汉书》张晏注“监门军之正卫”；弹，即街弹。我认为卫弹可能是人名，然确有街弹这个设置，因之不能不加以说明。至于长安是汉代的首都，还设有维持地方治安的执金吾这个官职。金吾就是大棒。《古今注》说：“以铜为之，黄金涂两面，谓为金吾。”维持治安巡城的御史手里执着大棒来督责行人，只有到过元宵佳节的时候，叫市民尽情欢乐，看灯游玩，所以叫作金吾不禁之夜。
汉画像砖上的市场图
亭障关隘
都亭和乡亭
长安的十二门外和洛阳的二十四街及十二门设有亭。亭在汉代是一种普遍的设置，在都市所建立的叫作都亭，在乡间所建立的叫作乡亭，或曰邮亭。《风俗通》说：
汉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今语有亭留、亭待，盖行旅宿食之所馆也。亭亦平也，民有讼诤，吏留办处，勿失其正也。
《汉书·百官公卿表》说：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盗贼。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
卫宏《汉旧仪》说：
设十里一亭，亭长亭侯，五里一邮，邮间相去二里半，司奸盗。亭长持三尺板以劾贼，索绳以收执盗。
汉高祖刘邦初起兵时曾做过泗上亭长，“乃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现代的薛城）治之”[15]。亭的职责主要的是“求捕盗贼，承望都尉”。亭长下面有两名卒，“一为亭父掌开闭扫除；一为求盗，掌逐捕盗贼”“楚东海之间，亭父谓之亭公，卒（求盗）谓之弩父”[16]。刘邦就是被派去戴着竹皮冠追捕盗贼的。汉代的亭长或亭父，一般“皆冠赤帻，衣绛衣，持兵械及绳”。亭长多是由“材官楼船”（工兵和水兵）和年五十六岁以上的退伍军人，回到乡里才得当选。亭长或亭父的职责为课射练武。求盗亦名游徼，也叫作循行（汉画像上有循行这个名词），出去游行查访，刺探人民的行动。附带着我们要说的还有伍伯。《释名》说：
汉画像砖寺门击鼓图
五百，本为伍伯。伍，当也；伯，道也，使之导行当道伯中，以驱除也。今俗呼行杖人为五百。
这就说明亭长、亭父的设置，是统治者专为镇压人民和监察人民的行动；而伍伯是专为贵族官吏马前车后执杖举旗跑来跑去供驱使。亭是为统治者往来便利，到处可以供给食宿，而不是为人民的。
亭的建筑规模，至少较一般人民所居住的一堂二内之制的房屋较为大些。都市的亭，且建筑有楼阁，以供官吏住宿，亭壁间画有人物图像，如在王莽时曾为着通缉汉光武帝刘秀的哥哥刘伯升，把他的画像悬挂在亭的壁间，作为告诫。又如劝课、农桑时，就在亭的墙面上悬挂训令，立定制度，布告给农民。还画有鸟兽、祥瑞图像之类，可壮观瞻。亭的庖厨里饲养着鸡、豕，以供膳食。亭旁边还立鼓，以警戒出入。我记得有一幅曲阜汉石刻画像上画着一只小狗，在那里听着击鼓。最近在四川彭县汉墓中发现墓砖上有“寺门击鼓”的图画，就更为确切了。
《汉书·尹赏传》如淳注说：“旧亭传于四角面百步筑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余，有大板贯柱四出，名曰桓表，县所治夹两边各一桓。陈宋之俗，言桓声如和，今犹谓之和表。”颜师古注说：“即华表也。”现在古建筑中尚可以看见这种形象。
汉代亭的设置，东到乐浪，西到居延，是很普遍的。《后汉书·大秦国传》引《汉书》说：“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连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终无盗贼寇警。”这种亭当然不是到处建设得都这样的精美。《后汉书·左雄传》说：“见非不举，闻恶不察，观政于亭传，责成于期月。”这是说明统治者修缮亭传是专为着外表的美观来迎接来往的官吏，以夸耀其政绩；而一般平民要得亭长的款待，是没有份的。亭长就是专为着迎接官吏和欺压小民的。《后汉书·逢萌传》说：“（萌）家贫，给事县为亭长。时尉行过亭，萌候迎拜谒，既而掷楯叹曰：‘大丈夫安能为人役哉？’遂去之长安学，通《春秋》经。”作亭长的须看来往过客，其行动是否阔绰，或者是否是上边所指定的使亭长接待的官吏。如果行客穿的衣服褴褛就要遭到亭长的青白眼。晋皇甫谧《高士传》说：“桓帝以安车征韩康。康辞安车，乘柴车先行至亭。亭长以征君当过，发人牛修道桥，及见康车，以为田叟也，夺其牛。”又《后汉书·赵孝传》说：“尝从长安还，欲止邮亭。亭长先时闻（赵）孝当过，以有长者客，扫洒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长不肯内，因问曰：‘闻田禾将军子当从长安来，何时至乎？’孝曰：‘寻到矣。’于是遂去。”
汉画像砖上的亭长迎候图
逆旅
亭既然是专为接待官吏而设的，那么为了其他行人的便利，私人遂设立了逆旅。《太平广记》卷五十九引《集仙录》说：
梁母盱眙人也，寡居无子，舍逆旅于平原亭。客来投憩，咸若还家。客还钱多少，未尝有言。
又《汉武故事》记载：
上尝至柏谷，夜投亭宿，亭长不纳。及宿于逆旅，逆旅翁谓上曰：“汝长大多力，当勤稼穑，何夜行动众？此不欲为盗则淫耳。”上默然不应。因乞浆，翁曰：“正有溺，无浆也”。以此深刻地嘲讽了忝居人上、游手好闲的统治者。
当时各地方的官吏除了住宿于邮亭，还侵占了私人所经营的逆旅。应劭《风俗通》说：“大匠应慎上言：‘百郡计吏，观国之光，而含逆旅，崎岖私馆，贡篚之物，朽湿暴露’。”
大概逆旅这种设备，其来甚久，始于秦汉，到了晋初仍普遍地流行，“时以逆旅逐末废农，奸淫亡命，多所依凑”。晋武帝想把它废除掉，改为“十里置一官樆，使老小贫户守之”。潘岳上疏谏曰：
谨按逆旅，久矣其所由来，行者赖以顿止，居者薄收其值，交易贸迁，各得其所，官无役赋，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无末费。语曰：“许由辞尧之命，而舍于逆旅。”魏武诗曰：“逆旅整设，以通商贾……近畿辐凑，客舍亦稠，冬有温庐，夏有凉荫，刍秣成行，器用取给，疲牛必投，乘凉近进，发槅写鞍，皆有所憩”……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樆之所乏也。[17]
从这篇文章中，颇可以看出当时逆旅的情况。
驿
《释名》说“驿马三十里一置”。所谓“三十里一置”，置就是驿，也可以叫作邮。许慎《说文》：“邮境传书舍也。”《风俗通》：“汉改邮为置。置者度其远近之间置之也。”大概是十里一亭，三十里一驿。为了传递文书，还设有驿马。《后汉书·酷吏王温舒传》记载：“（王）温舒为河内太守，令县具私马五十匹为驿，自河内至长安，凡三十里有驿，举天下为千六百三十九驿。”这种亭驿几乎遍及全国。从长安一直到西域的海西，以及国内重要交通地点，都设有亭驿。
烽燧之制
为了保卫边陲，防御敌人入侵，要塞还设有烽燧，即所谓亭障之制。在西域边区，建立烽燧，驻扎军队，建筑了坞障，如同小城一般。坞外边四周围皆埋有尖木桩，作为防卫的障碍物，叫作“虎落”。守卫烽燧的官吏，有戊己校尉和候官，他们率领大批戍卒，每月支领现金和谷物，并可带家属，家属也领有赡养的费用，如居延汉简有《戍卒家属廪名籍》。但是戍卒守卫、出征，家属只能在烽燧坞壁之内。徐苹方著有《居延考古发掘的新收获》，载于《文物》1978年第1期，可以参考。
新疆罗布淖尔烽火亭复原示意图
《汉书·贾谊传》说：“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后汉书·马成传》说：“（成）缮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桥，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陉，中山至邺，皆筑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东观汉纪》说：“隧候之事虽殊，其地则一也。”又《后汉书·王霸传》说：“将弛刑徒六千余人，与杜茂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
关隘
各要害地区还设有关口。在汉代，为了保卫首都长安，在华山之东的崤函地带，设有函谷关，在关以东叫关东，以西叫关中。身居关中，靠近都城，就觉着很为荣幸。汉武帝时楼船将军杨仆，南征北战，自以为立有大功，耻为关外之人，就请政府把函谷关由现在河南灵宝县迁移到河南新安，由西往东移关约三百里。[18]在汉代国都的东北部沿着秦代的长城，设有居庸关（居庸关在汉代还是一个水陆交通的道路），西北部设有嘉峪关。出西域的要道上还设有玉门关和阳关。
玉门关遗址
凡是来往行人，经过关者，必须持有通行证，当时叫作传。
《后汉书·礼仪志》说：“传以木为之者谓之棨，以帛为之者谓之。”汉魏以后用纸做的叫作过所。在西域边区屯戍的士卒，到市场上去买卖应用的物品，必须经过烽燧上官吏的许可，领取符传。据《居延汉简》（编号36、3）上记载：“官封符为社市贾□（区）……过鸣河里广地为窥私市张掖酒泉。众□行合已□□……门鄣河津金关毋苛止录后便敢言之。”这可见当时符传的形状。屯戍的戍卒入市买物尚须持许可证，那么一般人士的入关更需要持通行证了。如今发现汉代士大夫和一般人民过关，所持符信的样子叫作“棨信”，由士卒高插在棨戟上，以便把守关口的戍卒可以看见，取此昭信，而便于检查。西汉青年军事家终军从江南到长安，经过函谷关，就把他所持的去掉，显示了求取功名入关的决心。[19]
《说文解字》说：“燧，塞上亭守熢火者也。”又说：“熢燧，候表也。边有警则举火。”是燧指亭燧的建筑，而熢（烽）指其所举的候表。燧常就亭而设置，每燧相去之间约十里。在城鄣（郭）里复加筑燧台以通烽火。据《通典》烽燧篇称：“台高五丈，下阔二丈，上阔一丈。”台面广丈四尺。就是上面所说的亭障之制。从近人劳幹《居延汉简考释》所编次整理的敦煌诸候隧的名称，如玉门都尉下有大前都候官，西部候下有富昌、广武、步昌、凌胡、厌胡、广昌、大前都七燧，就可以知道当时在地理上候燧位置的分配。烽燧的形状，《汉书·贾谊传》文颖注：“边方备胡作高土橹（为无顶之屋），橹上作桔皋，桔皋头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举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积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烟曰燧。”又张宴注：“于昼举燧，夜举火也。举燧有四种方法：一曰表，或作熢，以缯布为之，色赤与白；二曰烟；三曰苣火；四曰积薪。”《通典》兵五说：“城上立四表以为候视，若敌去城五六十步，即举一表，冲梯逼城举二表，敌若登梯举三表，欲攀女墙举四表。夜即举火如烽。”《唐六典》：“凡烽候所置，大率相去三十里，其放烽有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随贼多少而为差焉。近畿烽二百七十所。”到了唐代，边塞上每日初夜放烟一炬，谓之平安火。唐代诗人杜甫的诗句“夕烽来不近，每日报平安。塞上传光小，云边落点残”[20]，描写日暮烽火的形象，真是精细入微了。
交通运输工具
在汉代，全国除了设有亭障邮传，还辟有广阔的大道，即所谓驰道。驰道由长安到各郡国，四通八达，虽不能说是路的两旁“隐以金椎，树以青松”，可是由西南部的益州，“东至京师，去就安隐（稳）”，东北可以直抵幽燕。[21]登到长安的城楼上，可以远望去赵国邯郸的要道。[22]汉景帝的宫妃才人们，有许多是燕赵佳人、邯郸歌妓，常登到宫阙的城楼上，在苍烟迷茫中遥望邯郸的家乡。东西各地的货物，云集京师，燕赵巴渝的歌舞，都来到都下，这都全凭车马和其他水陆交通工具了。
陆路交通运输工具
交通工具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当西汉初年，丞相还只能乘牛车，自汉武帝时通西域以来，大宛的骏马，所谓汗血天马来到长安，在国内迅速繁殖起来。《汉旧仪》说：
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马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头，择取教习。给六厩牛羊无数，以给牺牲。
民间也有养私马的，还有驴、骡、骆驼，多用之于骑乘和驾车。[23]到后来，也都成为载重行远的工具。
汉陶牛车
汉代的马车与牛车是有所区别的。马车是一种小车，用以载人；牛车是一种大车，用以载物。到了汉末，天下大乱，兵马仓皇，马数骤减，牛车之用渐广，遂代马车而做乘人的车。这种牛车修饰得很为讲究，而且安稳，一般仕女们都喜欢乘牛车，于是汉末洛阳河边上，就看见那些游手好闲的士大夫们乘着牛犊车去游春了。[24]
汉代车的种类是很多的，当时乘车也有等级的，所谓“建其斿旐尊卑，上下各有等级”[25]。《后汉书·舆服志》记载，皇家御用的有玉辂、乘舆、金根、安车、立车等类。都市内一般官吏以及市民所应用的有轺车、辎车和骈车。原来汉代的车有立乘和坐乘之分，轺车就是一种立乘轻便的车子。《汉书·平帝纪》说：“立轺并马。”是两匹马拉的车子。服虔注说：“轺音遥，立乘小车也。”《释名·释车》说：“轺，遥也，遥望也。四向远望之车也。”但是近来发现的汉石刻或砖刻画像轺车也有坐乘的，因为轺车四面没有帷帐，就是坐着也可以眺远的。后来又发展而为两面有扶手横板的轺车，叫作施耳轺车。轺车是一种无顶的敞篷车，若是遇到下雨，就没有办法，所以在车厢当中设一如伞的车盖，安插在车厢的中间，有雨可以避雨，无雨可以遮太阳，并随时可以取放下来。《周礼》夏官疏说：车盖有两种意思，一为御雨，一为表尊，就是分别等级，显示尊贵。平常的车盖高大约三尺，大官僚们，如河内太守黄霸，皇帝为了表示对他的重视，命他所坐乘轺车的车盖高一丈 [26]，比寻常的车盖要高三倍。车盖既然可以取下来，在途中遇见朋友的时候，就可以坐在一起用来遮太阳，彼此谈心，所以在当时有“白首如新，倾盖如故”的谚语。至于有篷可以载重、可以卧息的车，就是辎车和骈车。《释名》说：“辎、之形，有邸曰辎，无邸曰。”邸就是后辕，因为四面都有屏蔽，所以《释名》又说是“妇人所乘牛车也”。汉代的安车就是辎、车的一种。还有一种轻车，就是用于战争的戎车。车上无盖，中心竖立大斧的叫作斧车。还有武刚车，也是作战用的车辆。《汉书·卫青传》说：“青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从五千骑，往当匈奴。”在军队中特设有一种车身狭而长的快车，叫作追锋车。《资治通鉴》卷七十四载：“司马懿疑京师有变，乃乘追锋车昼夜兼行，自白屋至洛阳四百余里，一宿而至。”
汉石刻画像辎车桥行图
武梁祠汉画像鼓吹车
汉木轺车复原示意图
总之，车辆的使用大有贫富悬殊的区别。桓宽《盐铁论》散不足篇说：“富者连车列骑骖贰辎”，“中者微舆短毂，烦尾掌蹄。”中人之家犹且如此，贫苦的农民就无法乘车了。
在西汉晚期，劳动人民创造发明了用人力推着走的独轮车，叫作鹿车。《太平御览》卷七七五引《风俗通义》说：“鹿车窄小，裁容一鹿也。”史树青认为：在我国井上汲水多用辘轳，或称鹿卢，是轮轴类的引重转动器，那么鹿车就是一个有轮轴的车，应劭所解释的未免有些望文生义了。这种见解是正确的。因为这种鹿车不用牛马而能行走，一个人可以推运，所以俗称这种车为不吃草的牛（木牛），能流转的马（流马）。[27]诸葛亮在西蜀与蒲元、廖立集体研究，为了解决山区崎岖山路的运输问题，就采用这种独轮车，于是传说诸葛亮发明了木牛流马，而实际上是积累劳动人民经验而创造出来的。当时贫寒的读书人坐不起辎，就多乘这种鹿车。《后汉书·列女鲍宣妻传》：“宣之妻桓氏与宣共挽鹿车归乡里。”又《后汉书·独行列传·范冉》：“冉遭党人禁锢，遂推鹿车载妻子，捃拾自资，或寓息客庐，或依宿树荫，如此十余年，乃结草室而居焉。”晋刘伶常着袒服而乘鹿车。若是连鹿车都没有的，则只有自己挑着担子行路。《后汉书·赵孝传》说：“孝常白衣步擔（担），从长安还止邮亭。”贫寒士人生活尚且如此，那么劳苦大众行路就更难了。
汉画像独轮车
水上运输工具
汉代造船业已相当发达。汉朝政府在长安设立有船司空，为官营手工业专门造船的机构。唐王勃《滕王阁序》说：“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舳。”青雀、黄龙都是汉晋以来所使用的船名。
在军事上用的有楼船，汉代杨仆曾做过楼船将军。狭而长的小船叫作艨艟，以为冲突敌船之用。在江上航行最快的叫作赤马船，船身是正赤色，其快如马，这就是沿及到明代所使用的大红船 ，也叫作满江红。[28]撑船的船夫穿黄色衣服，戴黄色帽子，通常称为黄头郎。[29]
当时造船已经用粮食的重量来估算舟船的载重量。《释名》卷二十五释船说：五百斛以上还有小屋，曰斥候，以视敌进退也。三百斛曰。，貂也，貂短也。江南所名短而广、安不倾危者也。二百斛以下曰艇。艇，挺也，其形径挺，一二人所乘行者也。如近来在长沙汉墓中所发现的木船模型，棹达十六个，至少有二十人才能驾驶。广州汉墓中发现的陶舟模型，舟尾有舵，舟首有锚，舟上设有颇多的舱房，看来可以航海。[30]
汉代木船复原图
汉陶舟
在汉画像砖上，还有画着钓鱼的小舟，漂荡水上，颇有悠然的神气。又《后汉书·邓训传》说：“令长史任尚将之，缝革为船，置于箄上以度河，掩击迷唐庐落大豪。”可知今天我国西北黄河上游所用的皮筏子，是由汉代流传下来的。
总之，在汉代，我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包括衣食住行等，确实相当发达。这都是当时劳动人民自己创造的。但是我们看到，在封建社会内等级制度很严，处处待遇不公平，地主官僚住的是高楼大厦，吃穿是锦衣玉食，劳动人民却住的是蓬户瓮牗，吃的是粗粒糠秕，衣不蔽体。劳动人民衣不得暖，食不得饱，顾不到在居住和交通等项问题上发展其积极性。千百年来，劳动人民在最低的条件下过日子，是苦不堪言的。由于阶级压迫，人身不得自由，加重了时代的局限性。我们回顾历史，明了“大辂之制，始于椎轮”，后继之人要继承先业，更向前发展，把社会更往前推进一步。若是光对在古代坟墓里发现的帝王将相奢侈的用品赞叹不止，而没有注意到当时封建社会贫富悬殊、不平衡的现象和劳动人民的杰出创造精神，那就不是以主人翁自居，就是被统治者牵着鼻子走了。为了发扬祖国文化的传统，正如郭沫若同志所说“加强自己的劳动，为今天和今后，创造出更新更美的世界”，是颇为正确的。
[1] 《后汉书·董卓传》《东观汉记》。
[2] 王仲殊：《汉代物质文化概况》，《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
[3] 《后汉书·戴凭传》。
[4] 《后汉书·陈蕃传》。
[5] 《周礼》。
[6] 《三国志》。
[7] 《资治通鉴补》。
[8] 《汉书·爰盎传》。
[9]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相和歌辞九·相逢行》。
[10] 《汉书·杨王孙传》。
[11] 《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
[12] 《昭明文选》。
[13] 佚名：《三辅黄图》等。
[14] 《后汉书·仲长统传》。
[15] 《汉书·高帝纪》。
[16] ［东汉］应劭：《汉官仪》。
[17] 《资治通鉴补》卷八十一。
[18] 《汉书·杨仆传》。
[19] 《汉书·终军传》。
[20] 《杜工部诗集》卷六。
[21] 《史记·贾山传》《汉鄐君开褒斜道摩崖刻石》。
[22] 《汉书·张释之传》。
[23] ［西汉］陆贾：《新语》。
[24]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
[25] 《后汉书·舆服志》。
[26] 《汉书·黄霸传》。
[27] 史树青：《有关汉代独轮车的几个问题》，《文物》1964年第6期。
[28] ［清］魏崧：《壹是纪始》卷二十，舟车类“满江红始于明”条。
[29] 《汉书·枚乘传》注。
[30] 王仲殊：《汉代物质文化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