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高遵裕听皇帝说着唐康，心里头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在熙河打拼了十来年，真正和西夏打起大仗来，却没有自己的份了。在外待罪这么多年，眼见着后起之秀一拨拨地起来，心里更不是味道。这时候听皇帝夸唐康是“大将之才”，正失神间，不留神皇帝竟说到自己，不觉一阵慌乱。却听皇帝又说道：“当年公绰取岷州，生怕士卒滥杀百姓冒功，战前下令：生获老幼者与得级同。便是这点仁心，数万人得活。至今岷州还有为公绰立生祠的。唐康年纪轻轻，做事却不肯留半点余地——他一声令下，杀掉这数千人，身上不知背着几万人的怨恨呢。”
但高公纪却不敢说了。只是赵颢笑道：“方才是君正和太后说如今的两件案子。”
赵顼不料太后竟夸起唐康来，他想起刚刚听到高公纪说的半句话，不由狐疑地向高公纪望了一眼。
赵顼忽然夸起高遵裕来，不仅高遵裕，在座所有人都吃了一惊，不知道皇帝心里打的什么主意。高太后对自己家人一向严厉，高遵裕虽然是叔叔，但也不肯假以辞色，因道：“取岷州是王韶的功劳，与他何干？倒是这几万乱军眷属，官家打算如何处置？”
赵顼没想到高太后问的是这个案子，脸上顿时也没了笑容，叹道：“这是人伦惨案。这案子是今年正月陈府的奴婢到开封府告发的——这陈世儒原是国子监的博士，他是陈执中的独生子，他正室李氏是吕公著的外甥女。陈执中不用说，真、仁宗两朝名相，吕家也是本朝数一数二的世族，吕夷简、吕公著都是位极人臣的——谁能料到，这么两个名门望族之后，竟能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弑母案来。开封府已经递进供状，陈世儒夫妇都伏罪——这案子的起因，原来竟是朝廷不合让陈世儒去太湖县当知县！那陈世儒是纨绔子弟，习惯了汴京这个花花世界，到太湖县都觉得是偏远了，为了能回汴京，这夫妇俩竟唆使奴婢用毒药谋杀陈世儒的亲生母亲张氏，张氏一死，陈世儒便可以丁母忧，顺理成章回汴京来！不料奴婢用毒药没毒得死张氏，这夫妇竟半夜用铁钉将张氏活活钉死！”<span class="notetext" data-note="此案便是《包青天》中《铁钉案》之原型，真实历史上，审理此案的时间是元丰元年至元丰三年。小说中与原案略有出入。"></span>
才到保慈宫门口，保慈宫的内侍便已经见着赵顼一行人过来，哗啦啦跪倒一大片，当下有人便要进去禀报，却被赵顼笑着拦住了。他也不带随从，只叫了一个小黄门跟着，缓缓向保慈宫正殿踱去。还未到殿门口，便听到殿中有人高声说道：“……有了这事，才知唐康委实难得……”赵顼听出声音却是高太后的亲侄子高公纪的，心里不由得嘀咕了一下。外戚干政是大忌，高家的人都非常谨慎，从来不愿意沾惹是非，怎么竟在这里说起国事来？他留了神，正欲放轻了脚步，不料一个宫女恰好从殿中退出来，见着赵顼，倒是吓了一大跳，慌慌忙忙跪倒请安。这么一闹腾，里面已知道皇帝到了，赵顼只得快步进殿，却见殿内除了高遵裕与高公纪外，雍王赵颢竟然也在，见他进来，全都跪了下来。赵顼一面给太后请了安，一面笑道：“今日只行家礼，不必太拘礼数。”高太后也笑道：“并没有外臣在，都起来坐了吧。”三人这才起身坐了。赵顼因笑道：“太后刚刚聊什么，还是接着说便是。”
王珪看着吕惠卿，本来吕惠卿遭难，他未必无幸灾乐祸之意，但此时自己是惟一在场的参政，他亦担心惹出什么事来牵连到自己，沉吟一下，还是劝道：“吉甫，皇上不过让介甫去益州查看地方官员有无欺上瞒下，了解益州局势，这是平常之事。吉甫若坚执己意，恐多有不妥。同殿为臣数十年，下官不敢不言，还望吉甫三思。”
果然，没多久，便见李向安满脸笑容带了诏旨到政事堂要印。接过诏旨，吕惠卿顿时傻了眼——皇帝仿佛是想将他这十年来忘记做的事情一次做完，李向安竟是带了五份诏书过来！连王珪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王珪同情地望了吕惠卿一眼，委婉道：“介甫的偏头痛，皇上已经赐过禁方——是以新萝卜取自然汁，入生龙脑少许调匀，昂头滴入鼻孔。左痛灌右鼻，右痛灌左鼻。听说颇有神效，已经好了。且自介甫居金陵以来，皇上每两月必遣使者慰问，十余年来从无间断，介甫身体好不好，皇上岂能不知？今日皇上接连接见两府大臣，恐是圣意已定——皇上与介甫，君臣之间的情义，相公又不是不知道。此事下官看并无不妥之处。”
自从皇帝接见王珪和石越起，在政事堂当值的吕惠卿便有点心神不宁，但他要讲宰相风度，依然装作没事人一般。上午见过几个换任的通判后，内廷忽然传来消息，王中正不知何故得罪，被赶去北京养病——这对吕惠卿无疑是当头一棒，但王中正是内官，宋朝宰相虽然号称“事无大小，不分内外，皆统之”，但皇帝贬窜内官，他到底不方便追问根底，只得强忍着。但他下了极大的赌注，不惜举荐范纯仁入政事堂，目的就是想替王中正入蜀扫清道路，王中正被贬，他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况此事又牵涉到他的命运，到底也不能当没事发生。待王珪回到政事堂，吕惠卿便想方设法想从他嘴里套点话出来——他知道整个上午，皇帝召见的只有王珪和石越，此事必与他们有关。但王珪却是老滑头，竟是滴水不漏，尽是说些有关太后生辰的不着边际的话。吕惠卿原也知道，随便泄露与皇帝对答的内容，是极犯忌讳的，一旦坐实，这一条罪名，便可以将任何一个宰相贬到天涯海角。但王珪这个“三旨相公”，平日是极会观风的，且素与司马光不和，在政事堂里，还是倾向于自己这一边的。这时候竟半点口风都不漏，本身便昭示出了大问题。
赵顼接见过石越与王珪后，又让内侍将这几日的益州军情急报全部挑出来，仔仔细细再读了一遍，自从种谔病死军中后，种谔的副都指挥使曲贵暂时接掌了宋军的指挥权，但宋军士气低落，面对泸州的西南夷束手无策，仅能自保而已。曲贵每日一报，奏折却全是诉苦——征调来的军粮在仓库里发霉坏掉，运不进前线，真正打仗的士兵只能携带十天的干粮，活动范围有限；地图上看起来极近的地方，却往往要翻越几十座绵延的群山，山林中道路不熟，毒蛇出没，甚至连蚊虫也能致人死命，可宋军却缺医少药，每天都有士兵被毒蛇咬死，而且一进到山中，极容易遭到伏击，几十个敌人在山里袭击，派出几百人追捕，也难见踪影，追敌的宋军反而要损兵折将，死伤大半，以至宋军根本不敢追击夷人；还有诸如山中地形复杂，兵多了施展不开，兵少了等于送死；宋朝州县原本政令便不出城中，官军至此，言语不通，好不容易找到向导，也难以沟通等等……这些抱怨之辞，其实最开始去的宋军将领也曾经说过，结果被赵顼与两府视为畏难塞责之语，批回去狠狠地骂了一通，从此便没有人敢多提这些事情。但此时这些字句看到赵顼眼中，却是另有一番滋味。这个曲贵他是知道的，曲家也是大宋有名的将门，曲贵在先帝时，就在大内做班直，赵顼见过几次，虽然不通文墨，但为人是极忠厚老实的，他即位后，便放出去到熙河挣功名，当时熙河主事者是王韶，李宪是监军，高遵裕是副将，曲贵在高遵裕帐下效力，高遵裕夜破野人关，名动西陲，此战曲贵身中三箭，率先登关，报为首功。后来为取河州，高遵裕与王韶、李宪意见不和，结果证明是高遵裕在理，赵顼便起意渐渐让高遵裕开始独当一面，曲贵便一直追随高遵裕，都是以死战建功，但报上来的功劳却是极少。直到高遵裕被贬，枢府才发现他一直被高遵裕压制，但是曲贵却从未为自己申辩过。高遵裕败事后，他族兄曲珍因事面圣，特意写信问他有没有事要代为禀奏，他反倒为高遵裕分辩，说高遵裕在西北多年，功大于过。这么一个忠直之人，说他畏难塞责，实是难以置信。赵顼心里不是不明白，这些难处，若是种谔还在，便只好哑巴吃黄连，他当初许下海口，此时怎敢自打嘴巴？其余的将领，明明见着前任被申诉了，哪里还敢分说半句？且打了败仗再来说这些话，朝廷亦无人肯信。也只有曲贵这样的人，才敢说实话。
“开封府已经锁拿了陈家二十余口。朕原本还顾念着陈执中是几朝的老臣，只有这么一个独子，杀一个陈世儒不可惜，可叹的是陈执中从此绝后，想给他留一脉香火……”赵顼苦笑道，“不过当时却被陈绎顶了回来，这是人伦大恶，不能不穷究，不能不严办！”
第一道诏旨，范纯仁拜相，是吕惠卿自己推荐的，想想刚才皇帝召见的人，便知道两府皆不反对，虽然如此一来，吕惠卿在政事堂便又多了一个强大的政敌。但他哑巴吃黄连，亦只得强作笑颜，和王珪一起副署。第二道诏旨，韩维为枢密副使也是传言已久的事情，吕惠卿与他并无直接的利害冲突，倒也不觉意外。但接下来几道任命，却让吕惠卿目瞪口呆。接下来三道旨意，分别是以高遵裕为泸州知州；以太府寺卿李陶为鸿胪寺卿；以开府仪同三司、荆国公王安石为益州路巡边观风使！
正想着，却听高太后叹道：“汴京的确是个繁华世界，因为不想离开汴京连官都不肯当的事，我也听过不少。曾布、蔡确，听说到了南海，便是一镇诸侯，南海各国国王见了他们，都要毕恭毕敬；要权有权，要钱有钱，可还是一心想着回汴京，就算不当官也甘愿。我自小便在宫里长大，也不知道外间和汴京到底有多大区别。不过刚刚听公绰说起西南夷那地方，竟是一个州城方圆不过三里，有一千户人聚居，便是极繁华的所在，又有瘴气，人沾上便死，西南夷向来不服管教，朝廷的政令出不了州城之外，地方官上任之前，都要先写好遗书，更有人千方百计躲避差遣——若比起来，太湖县真是天堂了。陈世儒也是宰相的子侄，唐康也是宰相的子侄，为何区别竟这么大？”
赵顼说到后面，已是咬牙切齿，保慈宫里的宫女，听到皇帝亲口说出这起人伦惨剧，一个个吓得脸色惨白。高太后原本将信将疑，怎么也不肯相信这世间竟有这样匪夷所思之事，这时听到赵顼亲口证实，脸都气白了，嘴唇气得直发抖，哆嗦道：“这种人还留他做甚？这种人还留他做甚？！”
这番议论却不对高太后的胃口，她不悦地说道：“官家熟读经史，自古以来，可见过严刑酷法能出太平盛世的？石越也是书呆子，诸葛亮那是乱世之法，岂足为万世师？”
“官家不用疑心有人来这干请。”赵顼的表情早已落到了高太后眼中，“是我自己问起唐康的事情。外边的事情，原本我不应当问。不过听到有人说，要杀田烈武、李浑，要问唐康的罪——官家，忠义之士，是杀一个少一个的。唐康、田烈武、李浑，这几个人何足道？但杀了这些人，会不会叫忠臣义士寒心？官家要三思。陈世儒这样禽兽不如的东西，官家还想着陈执中的香火，官家难道就不念石越、文彦博的情面？田烈武、李浑，虽不是名门，可也都是烈士之后——他们的行事，哪里是陈世儒能比的？”
“官家这是仁厚之心。治国便要这样，到底要以宽为政……”
半晌，高太后才忍住笑，道：“石越这么一个一本正经的人，居然也会作弄人。”
“石越！”他在心里恶狠狠地念出这个名字，眼前一阵模糊，那三份诏令，似乎化成了石越那冷静的面孔，嘴角边带着一丝轻蔑的嘲讽。
这话已然是说得极直白了。两府大臣没有人反对，吕惠卿却坚持反对，是本来皇帝还以他无私，反见有私了，只能更增皇帝之疑。面圣反对，不仅于事无补，反是自掘坟墓。这些道理，以吕惠卿之智，岂有想不到的？但这时他只觉大势已去，方寸全乱。听了王珪之言，默然半晌，终于再次拿起案上的毛笔，在诏书上艰难地写上自己的名字。王珪见他署了名，在心里叹了口气，接过笔来，在下面亦签上自己的名字，交还吕惠卿。眼见着吕惠卿默然钤上相印，王珪亦不禁生出一种兔死狐悲之感，他有意宽慰几句，却又觉无法择辞，动了动嘴唇，终是什么也没说出来。
说罢，赵颢一本正经地坐好，道：“前几天我听到一个笑话，说是石越提举编敕所，编敕所的官员便好讲《论语》，因说到七十二贤哪些家里有钱，有个官员便说公西赤家里定是极有钱的，众人问他出自何典，他道：‘诸君不闻语云：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众人都很拜服，夸他学问好。有人便跑去告诉石越，道某君《论语》读得好，石越听完，慢慢抬头，看了那人一眼，说了一句话——太后、官家猜猜石越说的是什么？”
吕惠卿只觉得一阵晕眩。
“这一军之众，也并非全部作乱。凡不肯附逆而被杀的，照例进忠烈祠祭祀，自不必论；逃走的也法外开恩，赦免其家属——不过这些也难以甄别，只能少冤枉一人算一人。其余眷属，死罪可免，但流放是免不了的。只是这人实在太多了，朕想借着太后寿辰，下一道德音，凡家里有五十二岁以上老人的，一律赦免不问……”
吕惠卿默然良久，终是难以甘心。掷笔道：“反正不急在一时。范纯仁、韩维为执政，我辈都要面圣道贺的，不如等见过皇上再说。”
他话未说完，连保慈宫里的宫女、内侍，也都忍不住掩嘴偷笑起来。高太后更是笑得打跌，赵顼也是一面笑一面直摇头。
赵顼这话一出口，众人便已知道他根本无意再兴起波澜，几千家被谪戍，一定会搞得河北路鸡犬不宁，而且这么拖家带口远赴异地他乡，这不同于移民——朝廷是不可能给钱的，路上少说也要死一半以上的人，到了他乡还要面临种种更艰难的问题，最后能活下来的，能有十之二三，就算是不错了。但这道德音一下，几乎等于便是赦免了六七成甚至更多的叛军眷属。这于稳定人心，自然是有好处的。而且理由也冠冕堂皇，朝廷也保持了尊严。
他话音方落，便听到扑哧一声，高公纪已经先忍俊不禁，大声笑了出来。高太后与赵顼一愣，也都回过味，齐声大笑。高遵裕虽不明所以，却也只得跟着嘿嘿直笑。
而最致命的，却是王安石的任命！
高太后想了一会儿，摇摇头，望着赵顼。赵顼也笑着摇头。赵颢又看高遵裕与高公纪，高遵裕倒也罢了，反正这并非所长，干脆懒得动脑筋；高公纪却是外戚中少有的学问好的人，不由得皱眉沉思，却再也想不出来。
“吕相？吕相……”王珪的唤声让吕惠卿回过神来，他看了一眼王珪，只觉此人面目可憎，但他已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勉强挤出一丝笑容，道：“今日见的人太多了，有点不舒服。这一封诏令……”他推出王安石的那封诏令来，道：“介甫最近患了偏头痛，益州瘴疠地……这恐非朝廷优待老臣之礼。禹玉看呢？”
吕惠卿握着笔管的手微微颤抖着。皇帝果然起了疑心——高遵裕为泸州知州，泸州还在西南夷手中，宋军虽然迟早会夺回，但没有不先任命经略使，反先任命泸州知州的道理。重新起用高遵裕，皇帝就是给他一个机会，这个人不会受朝中任何一党的控制，他去益州，是做皇帝的耳目。
赵顼叹了口气，伸出手来揉了揉太阳穴。益州的形势，真是扑朔迷离。朝廷公卿，一些人说得益州明天就要出王小波、李顺了，他听得明白，意思就是指吕惠卿误国，还是不脱党争的形迹；一些人却信誓旦旦，说益州只是将领无能，只要调动精兵强将进剿，祸乱平息不过反掌之间。赵顼总觉得若归咎于政策的失误过于勉强——熙宁归化在荆湖南路就推行得极顺利，有几处洞蛮不服，当地的屯田厢军就剿平了。若说地理形势，难道益州与湖南就差这么多？湖南路也到处都是山，一样也有瘴气。说到底，还是将领无能，败军误国。曲贵说的纵然属实，但绝不可能没有办法解决。
虽然赵顼刻意缓和，赵颢又打着圆场，但这些话，高太后心里依然是不以为然的，吕惠卿这样的人高居左仆射，是什么国家之福？是祸患无穷才是真的。现在的国势，又哪里称得上什么“政通人和”？她也知道这个皇帝儿子现在是威望极高的时候，皇帝在取得很大的功绩后变得刚愎自用，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最后被狠狠地摔下来，这样的事情，不用说远了，隋唐五代现成的例子便多的是。她是颇听了些议论的，越听便越发觉得赵顼太过于急功近利，灭夏之后，国力竟有点强弩之末的样子，可如今赵顼却还是一腔的雄心壮志，野心反倒是越来越大了。而且又开口法令，闭口规矩的，总让人感觉少了那种体恤下情的心意——以唐康的身份，唐康、田烈武、李浑等人的行为，打着国法无亲的旗号，关进御史台、枢府的狱中，那是极容易的，但皇帝怎能全然不顾石越、文彦博的面子？全然不顾天下忠臣义士的感受？仅仅只是发还石越和文彦博的谢罪折子，下旨抚慰他们，这能有多大的意义？高太后知道这些事情，一般的大臣生怕自己踏进漩涡中，避之惟恐不及，是断断不敢说的。她这才不避嫌疑，想劝劝赵顼，至少在定罪之前，让他们先回家待罪，不要一直关在狱中——这也是给天下一个姿态，不料她还没来得及说出来，赵顼便已经滴水不漏地堵了回来，又把话题岔开，从言辞语气中，倒有猜忌自己“干政”的意思，母子相疑至此，真是让人灰心。这时候这些心意她也不愿说了，太后与皇帝争执，这样的事情传出去也不好听，当下只勉强笑道：“外面的事，我有什么放不下心的。不过是母子叙叙闲话，你便能说出这么多话来……”
他满腹心事地等到下午，又听到消息，皇帝走马灯似的接连召见文彦博、冯京、司马光、王安礼、范纯仁，吕惠卿更是几乎如坐针毡——偏偏这时几个湖北路来的官员还絮絮叨叨拿着一点芝麻蒜皮的小事说个没完。他心里虽然不耐烦，却也不好发作，又找不到借口离开，只得心不在焉地有一搭没一搭地问着话，心里只想着是不是皇帝打算除范纯仁观风使，一面盘算着怎样才能合情合理地把这诏旨给堵回去。但没多久，几个翰林学士被召了进去——吕惠卿心里的石头落了一半，按大宋现在的制度，观风使这样的差遣，知制诰草诏就可以了，翰林学士在这时候进去，多半是要有大除拜了——皇帝打算让范纯仁拜相了。但想到范纯仁要进政事堂，吕惠卿心里又变得五味杂陈。
吕惠卿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对于王安石，他实有一种莫名的忌惮。吕惠卿能有今日之地位，全靠着王安石的赏识与擢用；吕惠卿的全部政治资源，依赖的还是王安石这面旗帜……曾经，在王元泽还活着的时候，吕惠卿心里便充满不安，他小心地保留着与王安石交往的一切证据，为的便是以备“万一”。在王元泽死后，王安石罢相，虽然表面上吕惠卿对王安石尊敬有加，但也时刻担心着皇帝会重新起用王安石——因为他知道，只要这样的事情发生，他辛苦经营来的地位，便会在一夜之间拱手送人。他用尽办法巩固自己的地位，努力标榜自己与王安石的区别，却始终无法逃避王安石的阴影。无论他做什么，他都是“新党”，而“新党”，则永远是王安石的党。这种感觉让吕惠卿极不舒服，如非朝堂之上还存在着有司马光、石越这样的劲敌，考虑到王安石有朝一日也许会是极重要极有用的棋子，使得吕惠卿竭力克制自己的冲动，他早就对王安石下手了。风遗尘整理校对。
“倒是儿臣该打了。”赵颢笑道，“太后寿辰将至，还老说这些一本正经的事，官家整日操劳国事，在崇政殿听这些也听厌了，到这来还听这些——倒不如说笑话。我先说一个。”
赵颢因缓缓说道：“却见石越一脸肃然，问道：‘你怎知不是子路借与他的？’”
“阴险小人！”吕惠卿在心里咒骂着，手中的笔却始终无法落下去。自己要亲自给自己的死刑判决书签发核准令，是该觉得讽刺，还是该觉得残酷？但是，他能拒绝吗？他素有的勇气与智慧，在面对那个名字的时候，就已经面目全非。
太府寺卿李陶，是吕惠卿的同乡、门生、亲信。太府寺是大宋仅次于户部的中央财政机构，在发行交钞后，其地位更是日渐重要。石越在太府寺时便兼任参知政事，韩维亦由此而升任枢副，使得太府寺在诸寺监中，更被视为“要津”。而鸿胪寺“不过”是总管全国番夷部落事务及海外殖民、藩属国事务的机构。名义上虽在太府寺之上，实际却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自从石越与韩维去职后，太府寺卿就一直被吕惠卿的亲信占据着。此时忽然将李陶“升为”鸿胪寺卿，让吕惠卿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再怎样算计也没用了。
想到这里，赵顼不由感觉有点可惜。原本高遵裕是他寄予厚望的，可是却搅和着一堆烂事，从曲贵的事看，还有点妒贤嫉能。心胸不广，怎能让下面的人卖命？有一回他和石越说起他以文臣抚陕的事，石越说他其实别无所能，就是两条，一是不怕死，他一个文官，三品重臣，尚且不怕死，下面的兵将就没有怕死的道理；一是不贪功忌能，下面的将官知道主帅不会拖后腿，自己的功绩，朝廷一定会知道，打起仗来就有劲头。赵顼对此深以为然，当年韩绛误事，就是为了怕死。高遵裕是不怕死的，但若妒贤嫉能，就难成大器。
但这颗预备的棋子，吕惠卿自己都害怕使出来的棋子，却被石越用了。而且是被用来对付自己。吕惠卿知道这肯定是石越搞鬼，这样的手腕，根本不是文彦博、司马光使得出来的。
高太后脸上却是没了笑容，肃容问道：“官家，那陈世儒案究竟是怎么回事？”
赵顼这时自觉心里明镜似的，益州观风使的人选之争，说到底还是党争。但要顾全文、马等人的面子，也不能当益州什么事也没有，而且成都粮价暴涨，这里面的确透着蹊跷。所以，既要谨慎一点，又不能被党争利用。倘若万一真的有事，也要镇得住场面——石越说的是有道理的。不过，真正关系到西南局势的，赵顼以为倒是经略使的人选。
高太后的这番话，赵顼却不以为然，他摇头笑道：“石越曾和朕说过诸葛亮治蜀之事，不审势则宽严皆误——本朝真、仁宗两朝，便是以宽为政的，到朕手里，应当严一严了，否则文恬武嬉，必致千载之患。”
赵颢笑道：“太后有所不知，本朝三个姓石的学士、执政，都是些诙谐人。石曼卿是个‘石学士’——有一回马夫不小心，把他从马上摔下来，吓得半死，他爬起来拍拍衣服，慢条斯理道：‘幸好我是石学士，若是瓦学士，岂不被摔得粉碎？’石中立也是个趣人，当员外郎时，和同僚去看御苑的狮子，听说那狮子每日要吃羊肉十五斤，有人便感叹：‘我们这些人也算是郎曹，生活反比不上一只野兽。’石中立责怪道：‘你怎的不知本分？它是园中狮，我们不过是园外狼，怎么可以相提并论？’”
“太后放心，朕已经知会苏颂了，不多久便能决案。”赵顼一面宽慰着高太后，眼角间却瞥见赵颢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他心里顿时感觉一阵别扭，忽然想起苏颂回自己的话：“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宽，亦不敢谕之使重。”这是当面给了自己一个软钉子。虽然赵顼信得过苏颂不会枉法，但总觉得不太舒服。这时不免又莫名其妙泛起疑心来，陈执中与吕公著门生故吏遍朝野，难保没有人抱着和自己一样的想法，想为陈家留一脉香火……
“西夏还占据河西走廊，眼见着要兼并西域，恢复国力，他日难保不又成中国之患；幽蓟尚在胡虏之手，河北门户洞开，全无塞防可言——史书上亦不曾见哪个太平盛世是这样的。”赵顼愤然道，话脱口而出，才发觉自己语气太重，忙又转圜笑道：“外间之事，太后尽可放心。朝廷最可惧者，不是以宽以严，而是怕陷入唐代牛李党争那样的局面。今司马光与吕惠卿都能和衷共济，国家之福，莫过于此。”
这样的感觉，弥漫于吕惠卿的心中。
“太后说得极是。”赵顼这时已经明白扯出陈世儒案，不过是个引子。太后根本还是想为唐康等人说情，若是后妃，他早就直斥为“干政”了，但太后地位却大不相同，当下只得堆满笑容，耐心解释道：“以朕的本心，当然不愿处罚他们。不过国家自有法度，总要依着规矩来才行。否则，既不能服众，开了先例，更是后患无穷。擅调兵、擅杀，都是关系极大的事。唐康这人，朕以为是有大将之才的，果敢、坚忍，也有担当。他这个年纪，到戎州那种地方当官，换成旁人，还不知怎么个哀天怨地，到了任上，要么自暴自弃，要么百般钻营想着早日逃离苦海，偏他就能做出番事业来，这已是能为人之所不能了。只是年纪毕竟太轻了，有点心高气傲，目中无人，在戎州时，与上司、同僚都相处不好，益州四司衙门便没少弹劾他——如今更加是胆大妄为了，几千人，说杀就杀了。朕看公绰为将时，也不是他这般好杀的……”
千算万算，却没算到石越。
“陈绎说的是正理。可惜也死了……”
高遵裕可以设法收买、交易；李陶的任命，也可以设法阻扰，还可以在新太府寺卿任命上做文章——但王安石为益州路巡边观风使，却几乎在一瞬间，让吕惠卿丧失了斗志！
一想起高遵裕来，赵顼忽然想到高遵裕因赦还京，今日正要进宫觐见太后，他瞥了一眼殿角的座钟，估摸着高遵裕此时正在保慈宫。他心思一动，起身道：“去保慈宫。”
本来太后、皇帝相争，虽然还是温声细语，但殿中众人却早已吓得脸色惨白，这时候气氛缓和，高遵裕、高公纪还是不敢多话，只赵颢笑道：“官家也说了是‘不审势则宽严皆误’，今日之势，正是要宽严相济。太后看今日的局面，实是开国百年以来未有的，官家恢复河西，不仅从此陕西又变成腹地，而且亦是一雪四朝之耻，这等功业，休说仁祖时范仲淹、韩琦们办不到，便是数遍古今帝王，亦惟有汉光武能相比。朝廷内也是君明臣贤、政通人和，太后尽可高枕无忧，只要安享太平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