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零一章 争向纳税
看来官府合作这个前景，还是很能吸引人的。当然，杨宝财一倒，那空出来的行头位置，也让不少人心生觊觎。衙门放贷条例一出，于民间放贷的打击很大，但是当铺属于法外之地，不受这方面影响。
范进一愣，他原本还想把这个小丫头嫁给继荫，难不成就这么死了？连忙问道：“现在情形如何？”
即使有一些人不怎么想纳税，也得想着要保全生意，或是考虑以后自己不被人打压以及自己怎么去打压别人，是以交税的，就基本都是以甲等纳税户为目标。
“小人在城里有几处产业，地方够大，也够安静。只要老父母认为合适，三天之内就能腾空。老父母高风亮节，小人也要有些表示，这产业县衙门随便用，小人保证分文不收。”
冯邦宁之前在江宁横行霸道，已经是闹得地方不安。好在他之前还懂得搜罗情报，不对体面人家女子动手。这些士绅们虽然讨厌其行为，但是倒不至于太过害怕。但是从昨天他对杨家的女眷动手的事来看，其侵害目标已经开始转向商人，这就让城里商贾不能不担心。
固然万历朝眼下还没到这么丧心病狂的地步，但是对于商人的态度也是不保护不鼓励，尤其没有保护私人财产概念。商人们交了税不但得不到官方的保护或鼓励，反倒有可能因为纳税而被当成肥羊，成为胥吏衙役盘剥的对象。是以纳税积极性不高，对于朝廷也缺乏信任及认同感，也就是情理中事。
虽然眼下解库是高利贷的主要经营模式，但是由于这种事算是愿打愿挨，官府不会对当铺的月息进行追究，一本一利原则也不适用于典当行。所以范进如果真能把民间各种随意借贷打掉，当铺的生意反倒好做，也就难怪一帮人盯着这个行头位置。
可是眼下这么多商人来，杨家却不见动静，范进心里也颇有些纳闷。按说自己昨天帮了他家那么大的忙，杨家不至于愚蠢到不派人来的地步。即使从人情上，这也是万难交代之事。如果不是宋氏……自己早就和别人合作了。他心里如是想着，嘴上则用着另一套说辞。
一上午的光景，商贾来来往往，上元境内数得着的大户，来了七成有余。大家不但主动完税，而且全都抢着去当甲等户。这不光是一个官府保护力度问题，还有一个商业信誉问题。纳税多，证明自己经济实力强，以后和外来商贾做贸易时，提出自己是官府甲等纳税户，这本身就是个实力的证明。反过来，两家店面抢一宗生意，一个是甲等，一个是丙等，客户选择和谁合作就是明摆着的事。
除去交税，另一件要谈的事便是合作。这些商人原本对与衙门合作放贷的事不感兴趣，关键是利息太低。可是现在范进表现出来的强势作风，让他们不得不考虑，如果不和官府合作，以后这放贷生意能否做的下去都还在两论。
几个商贾七言八语说着，所指的都是杨世达平日行止不端或是任意妄为之处。光听言语让人很难想象，这些人昨天还在杨家吃酒，与杨家人称兄道弟。
是以范进的及时出现，算是天降甘霖，救了这些人的命。像张百龄这种家有爱女的，自然要花钱买个平安。
“还好，杨家那位宋娘子厉害着，早防着这一招，有几个婆子专门盯这事，人还没吊上去就被救下来。可是一哭一闹，总归是闹到前面。杨兄年事已高身体多病，听到这事本就窝了一心的火，再听到自家女眷要上吊的事，急怒攻心，竟是中风了。请了城中几位名医前往诊治，虽然可以保住性命，却注定终身瘫痪，神智也不大清楚。以杨老爷如今的情形，自然不能再做行头，他该让贤了。”
再者，经商也好生活也罢，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争讼到官府也是难以避免之事。范进都已经明确表示，要根据纳税多少制定不同级别的保护措施。那一个甲等商户和一个乙等商户打官司，输赢不问可知。
不管是商税正课，还是丁役根本派不到他头上。早早捐了个内阁中书头衔，就是为了不交税。自己大概有五年没有见过他给衙门交过一文钱的税，现在主动上门纳税，这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最惨的则是天启年间盐商吴养春，以五十万白银助军饷，结果因为出钱太多，被朝廷认为是肥猪，不但不嘉奖，反把其父子三人关押在监牢里迫害致死，其妻妾亲族皆被追缴产业，以至于家破人亡。
同样经营典当行的徽人汪子敬昨天也是在杨家吃寿酒的，他在典当业的声势仅次于杨家，算是保二争一。他摇头道：“县尊如此说，莫非不知杨家出事了？”
“出事？什么事？本官怎么一点耳闻也没有。”
即使没有女儿的，也有儿媳妇。这同样要考虑个安全问题，冯邦宁行事生冷不忌，成了亲的妇人也被他坏了好几个，并不安全。张百龄还不曾走，就又有几个城内商贾、大户纷纷上门，要做的事都是一样：交税。
汪子敬摇头道：“各行行头由同业公推而出，首重资望，次看窝本。这行头本来就是一行里的翘楚，要为本行定规矩谋福利的，不是朝廷官职，哪能搞父死子继？杨世达年纪太轻，资望不足以服众，他爹一倒，这行头轮不到他坐了。”
范进提出的按纳税额度进行不同程度保护的政策，对于这些商人来说，就是最大的善政。他们未必相信官府的节操，但是大多愿意相信范进。毕竟之前牛痘的事，这些人都算是受益人，打冯邦宁的事，也是他们亲身经历。这样的人，总归是比普通官僚可信一些。
陈、刘两人本来作为陪席就坐，一起应酬说笑。当凌春荣说完这件事，范进发现两人神色都是一变，心内暗笑：你们固然惹不起冯保，但也同样惹不起张居正。现在才知道害怕，有点晚了。这凌景华是个妙人啊，有他在就省了自己口舌。有这个消息，上元的士绅，就不怕不和自己合作。
明朝当下的奢靡之风，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商人带动起来。而商人之所以一方面逃避税款，一方面又挥金似土，大肆挥霍的原因，也与朝廷对商贾近似掠夺的处置方式有关。
范进摇着头，表示着自己收税不是要钱，不能随便乱收。交也要交个道理，收也要收个明白，不能被人误会。张百龄连忙道：“老父母您放心吧，草民在家里不知算过几次了。草民名下五个绸缎庄，还有那些织机，都应该按上户纳税。这些银子加一起，怎么也够了甲等。银两已经让下人运来的，请您安排人点收就是。只是小女那边……”
“上元县乃至整个江宁城，解库的行头都是杨家，万事做生不如做熟。不管是估价也好，还是收债也好，杨家都比较熟悉。本官看来，这放贷的事还是应该找杨员外合作比较妥当吧？”
“也难怪了，今天早晨出的事，许是县尊还未得到消息。还不是昨天那场事闹的，明明是个喜事，差点变成了丧事。那位表小姐虽然未曾真的被辱，但是于名节上总是有伤损，加上年纪小心路又窄，昨天夜里竟是偷偷投缳。”
“这件事本官也很为难啊。其实昨天那些话，就是本官酒后吐真言，说早了。本来按本官想，甲等纳税户只设三十家，剩下的即使交够了钱，也只能归入乙等，最多称为乙上。各位员外也知道，衙门的力量是有限的，就那么些人手，不可能对所有人都全天候保护，以当下衙门的力量怕是只能保护二三十家安全。可是谁让本官一时失口了，现在已经无从逆转，只好自认倒霉。但是放贷的事，就不能一错再错了，各行皆有行头，这利行也该有个行头才是。”
行头是公推不假，可官府支持谁，谁就能在角逐中获取优势，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何况范进这么个强势的县令，他说一句话，更是有着巨大影响。有了这个因素在，这些商人也就更加努力地讨好范进，税金加上大家自愿入股的银两，只一上午光景，县衙库房里筹到的银子就超过八千两。时下开个当铺也用不了这么多窝本，用来做放贷款的资金已经足够。
“有这等事？本官倒是不曾听说。可即便如此，杨老爷总有子肆。”
等到吃午饭时，几位士绅谁都没走，尤其凌春荣还要和范进叙交情，更是要小酌几杯。这人是个社交场上健将，天生自来熟，几杯酒下肚就与范进称兄道弟，连范家搬到京师的事，也顺着酒说了出来。
“六小姐？这可是好事，不知女塾一月要多少束修，小人愿意先交一年。”
“这女塾是本官为县里百姓谋的福利，不会收一文钱。就是现在还在找地方。”
张百龄这当也道：“是啊，杨家这几年运势不好，不是生意失利，就是仓房着火。前年光一场火，就烧了上千匹绸缎。后来听说就是杨世达染指手下机户的娘子，为本夫所知，与他争斗不过，放火自尽，结果引了一场回禄。这样的人，怕是很难支撑起家业，至于做行头，那就更谈不到了。”
再者这是个连冯邦宁都敢打的人，怕不是海瑞第二，自己再执行过去的利率，多半也难逃官府的追究，从这一点上考虑，也只能认怂。是以一些商人交了税，便向范进商讨着，自己能不能成为官府指定合作商。
这也是范进放上元县的一个优势，有深厚群众基础，尤其是在士绅这个阶层里，他有着足够好的人缘。如果是像邹元标那样放到贵州某个汉夷杂居之地，他纵然有通天手段，也难以发挥出多少作用。
弘治年间，珠宝商人冯谦，王通，李祥，王智，夏线儿以莫须有罪名下狱籍没家产，而在另一条时空线里，万历年间的富翁姚辇因为没有子嗣，死后诸侄争产诉于官，最后朝廷下了命令将姚家全部家产充公……天启年间吴金薄借款两百万于朝廷，朝廷不但不归还欠款反把吴下监。
“好说，本官最近准备开一个女塾，教授县内闺秀刺绣女红，诗词文章。两位千金若是在家中烦闷，可来女塾读书，一群年龄相仿的女子在一起，可以谈天解闷，想来就可以开解胸怀。再者，魏国公府六小姐也会到女塾中就读，两位小姐若是与六小姐交上朋友，还可以到大功坊那边去玩。不但上元县内保她们平安无事，就是到了江宁县，也很安全了。”
正因为有这些例子，商人们才变得不爱存钱，反正钱存下来，也不能保证儿孙靠着父祖积蓄安渡一生，还不如在自己这辈就花掉，总好过便宜朝廷。由这些人带动的奢靡风，反过来又影响了天下，导致明朝奢靡之风越来越严重。
这些人虽然头上往往也有个官衔，或是捐了个监生，但只是为了逃避税收用的手段，在体制里根本就不能被算做官员。冯邦宁可以给他们面子，也可以不给，都没毛病。如果铁了心对这些人家女眷下手，他们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眼下的大明商品经济受行会影响很大，各行业都有行头。想要从事这个行业经营，首先就得得到行头允许，否则是不允许入市的。像是江宁丝织业，行头就是张百龄。典当行的行头，则是杨宝财。
陈、刘两人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张百龄主动上门纳税？这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这人虽然有钱，但是整个江宁都出了名的悭吝。他在户部有关系，并不太在意县衙门的权威，自己又有把铁算盘，把账目算得精到。
后世人谈起明朝这个时代的税收，往往指责商贾逃税，却忽略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商人交税后，是否能获得对等的服务。明朝本来实行的是低税重赋役制度，把服役视为人的义务。而随着时代发展，原有的服役制度已经推行不下去，渐渐改为折银，但是思路上并没有跟进。认为商人交的税银都是活该，只想着索取，没想着为商人服务，依旧把对方视为肥羊，也就导致两下的关系渐渐成为敌对。